「港獨」問題：結果視乎過程多於因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個地方、一群人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以至形成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及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一個幾個階段翻來覆去、短則幾十年、長則千百年的事。<div> </div>不論長短、不論多少階段，這是一個內外歷史偶然與必然、個人與群體、主觀人為與客觀自然的多層疊加、轉化和質變的過程，靜態因素和動態過程交織對流。歷史悲鬧劇，常產生於全面、絕對的自信and/or全面、絕對的不信邪。 現代世界起於文藝復興，由個人和群體的解放及重組而成的新「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到「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到「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客觀上的結構轉型和需要，以及主觀上的要求與認同。這個歷史大變遷起於西方、回溯千年，擴散全球。過程中，人類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人的主觀能動與客觀自然環境，對立與融會、交流與互補、轉化與質變。 靜態因素包括（1）四周和內部的世界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2）內部地理政經社會歷史因素及條件，正反雙方的主觀能動、異質和同質的差異，（3）外來直接間接、有關係或沒關係者的壓力或助力。（4）是動態過程，包括內外正反各方對整個問題的認識及取態、在這三層面的軟硬進退互動過程。 四層面中，最重要的可能是（3）與（4）；動態「過程」把靜態「因素」的慣性打破（反向亦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反向亦然），化「無」為「有」（反向亦然）。現代中國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是二百年來在西方這「外來現代化」的壓力一下、中外「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才產生的。現在香港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問題，主要也是中國壓力下、中港（與世界）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催生的。 百多年來「幾個香港」 百多年香港是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交流、衝突與融會中的交接點、中轉站和變壓器，以自己的方式、走有別中國大陸的路，把中外古今的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香港向世界開放、和世界接軌，順應現代化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華洋冒險家難民移民在自由秩序中求生存、競爭和格鬥，私字當頭、無意間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較少代價換回較高政經社會及文化成效，能中國所不能；在在都是歷史的罕見例外、香港新生一個「類現代」新社會和文化，有本身獨特「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特色特性，與中國的政經人文體制與質素差距千百年計，並從香港的「類現代性」構思香港、中國和世界。 香港內部地理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混雜，同質性弱、差異大，有一定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但實體性低，水平和完整性不足，難以鑄煉成民族和國家。百多年來，直至今天，香港各階段有「幾個香港」、「幾個中國」和「幾個世界」。大多數港人是華人、自認中國人，但各階段「中國人」的虛虛實實內涵定義大不同。「香港人」名詞、意識和身分認同是國共內戰後49年中共建制立極前後才出現，六七暴動是第一個分水嶺，「香港人」成為主流詞彙，七八十年代隨着經濟起飛及轉型、影視報刊流行曲大眾媒體及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而廣傳、鞏固和提升，七、八十年代達到第一個高峰。 「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和自我認同高漲不足十年，爆發九七前途問題，「香港人」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創出新高峰。過渡期間，中國全盤計劃、全面推行「非實體化」和「去實體化」香港，傾國之力把「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壓下去、把「中國人」拔上來。二三十年來，「香港人」和「中國人」意識和身分認同的比例拉近，但祇是量的對比。2003年以來，兩種意識和身分認同量的對比變化不大，但質量密度大增。近六七年，小部分「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打破禁忌，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趨向「民族和國家」。 中國角度香港最多是工具 可能除了孫中山，中國幾朝掌權者從來沒有、不可能準確認識和肯定百多年香港。從今天中國的角度看，香港除了歷史國恥、就是人慾洋毒橫流藏污納垢的化外之地，最多只是工具，此外「不是東西」。港人珍之重之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對中國官民是侵犯官威、僭越主權、損自尊、傷感情，都是數典忘宗、反中亂港、犯賤餘孽，「馬照跑、舞照跳」是任由港人墮落，但港人幾十年不是全部完全聽話，不斷自由放任、添煩添亂，必須換心換腦、全面改造，才算回歸。 回歸後初期，中國把唯心主觀、知識貧乏的「利用香港、改造香港」大計交由「港人」董建華「治港」，自以為十足「港事港辦」、認認真真落實「一國兩制」，卻危機無日無之，難以有效管治。中國和董建華及曾蔭權，不但讀不懂「香港書」，而且是顛倒坐標、錯置標準，對倒讀「香港書」，把香港先進作落後，把中國的落後作為先進。 中國治港勞苦難成，不是自我撥亂反正，而是擴大面積、加大力度、增加資源系統化細緻強推錯誤模式。2003年後中央改變對港策略，組建龐大「第二治港隊伍」、直接協理香港管治事務和選舉，要港人「交心」。開放改革取得階段性奇效，中國更看不到香港百多年攢取的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新世代官僚忘其所以、看到「香港」的按內地的認知和標準扭曲和否定。「基本法」中對港人的政制承諾不斷跳票，2014治港白皮書如金鋼罩重新包裝「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自由自治和法治廉政受重創。 中港互走極端對抗升級 如今中國對港按五千年天朝傳統與「具中國特色」民族主義、蘇俄專政體制和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的三結合，完全照搬中國內地一套政經社會民族國家概念和決策思維，單方單向單邊片面強推；但香港百多年個體主義和自由多元開放，不是全面封閉式社會，壓力仍會激發若干反作用。中港陷入各方互走極端和對抗升級的漩渦中。 三四十年來「反中亂港」的泛民，多數在「中國人」心理禁區中抗爭，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二代，少數捅破心理禁區，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奔向「公民/文明民族」（civil nation），冀保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 歷史上，涉及統獨問題，動態過程往往比靜態因素更關鍵；不少個案是靜態因素俱備，但正反各方處理問題的過程比較理性寬容，可以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沒有走到質變的決裂點，可以把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找到各方可接受的新「均衡、公義、正常」（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臻於雙贏多贏。反之，靜態因素不足，但因處理不當，幾番互動後「弄假成真」，成敗都幾敗俱傷。香港可能正是這樣。 吸納方為上策 「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是現代世界的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中國如為反香港「民族/自決/獨立」而反「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不但為香港「民族/自決/獨立」壓力/助力，更是逆五百年世界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而行，也叛離二百年無數志士仁人（包括一些中共黨員）初衷。處理香港「本土/民族/自決/港獨」問題，上上之策是中國把香港百多年來積攢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吸納入中國，既保存香港又滋養中國。這樣中國跟香港回歸現代，是中國對香港、對中國和對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生存的必由之路。 香港恍惚正處於大躍進至文革那樣錯誤方向上、十多年二十年的歷史轉折彎路，醞釀又一個歷史悲鬧劇。 往下怎樣，視乎中港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中國主權大權，享完全決定權、也負完全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