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天作答————回应周时奋的《天问》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文化名家周时奋曾任宁波市文化局局长。他集画家、作家、学者、官僚于一身，也算是才艺官运俱佳的幸运儿。大不幸的是他得罪了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最终被控受贿罪锒铛入狱。在四年铁窗生涯中周秘密记叙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荒唐经历。从专制政权的幕后观察共产党地方诸侯是如何垄断发言权、操纵公检法打击异己迫害无辜的。作者把自己的遭遇远比古骚屈原，外比苏联死刑犯布哈林、内比中国冤大头彭德怀、刘少奇。铁幕之内他不敢引颈长啸，只能暗点笔墨作书《天问》。出狱后周时奋不能发表其狱作。直到2016年9月黄兴国在天津落马，这部尘封十多年的《天问》才得见天日。而周时奋已经在2012年10月1日含恨病逝，《天问》已成怨鬼呜咽、隔世迴音了。              1，   郑重的起誓     开卷行文第一行字，周时奋就是一串隆重的起誓：   “我对佛爷、上帝和列祖列宗起誓，我在以下所述的一切，凡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绝对都是真实。     我的起誓也包括对在九泉下有知的马克思老先生。这位充满着人道精神的伟大学者，他的生前恐怕不会想到的，在他身后的某些所谓的信徒们所做的，正是对他的学说极大讽刺——”   神佛上帝、列祖列祖、九泉下有知的马克思—-一个共产党员把圣灵偶像，共产始祖这些唯心、唯物水火不容的角色一古脑拉来当作自己誓言的见证者，可以想象周时奋在精神上已经身陷绝境，他在呼唤一切可能的精神寄托。   唯一没有被呼叫的是中共魁首毛泽东的幽灵。这不是一个疏漏，在周时奋看来正是毛泽东抛弃了马克思人道精神，建立了一个冤狱层出不尽的专制制度，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极大讽刺。   文化大革命之后，黄口小儿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我向毛主席保证。”  他们却不知道，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烂仔。发誓赌咒是毛泽东麻痹敌人的政治手腕，承诺许愿是发动群众的领导艺术。一旦目的达到转身变脸。例如为了免遭蒋介石“剿共”的灭顶之灾。1937年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一片忠诚，跃然纸上。然而在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转危为安之后，1939年毛泽东派潘汉年暗中与日寇联络，密谋联日反蒋，把中日双方民族存亡战争，看成日、蒋、我三国誌；毛泽东许愿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可是一旦他登上天安门，却建立一个比蒋介石更专制野蛮的政权——-几次历史关头，毛泽东背信弃义自食其言，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家。   以毛泽东的名誉做保证，实在不如指着路边茅房做保证更可靠。茅房还有污秽了自己方便了众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毛泽东总是牺牲群众成就个人功名事业。毛泽东思想要是能掺进一些“茅房精神”，国人不致于如此多灾多难。   周时奋摒除谎言大师毛泽东参与宣誓仪式，彰显《天问》一书立言叙事的真实可靠。       2,“ 组织上要办的事情，哪有办不到的？”   这是一位张姓纪委对刚被双规的周时奋说的话。张纪委还巧妙地发挥毛语录：“你想想好，共产党是最讲认真的，一认真，我们什么都敢做。”   说到“组织上”，不由得要议论一番。所谓“组织”，只不过是用“人”编织起来的一面大网。共产党是卓越的手工编织艺术家。把“人”当作一根根纤维纵横编织起来，形成弥天大网覆盖中国。这张大网有着束缚人民和全方位捞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功能。各级党魁则把握着网的纲要部位，纲举则目张。党魁被称为“组织上”，普通党员倒是没有称为“组织下”，而是用一句行话概括：“加入组织”了。   共产党官员以“组织上”的身份控制着他属下的命运，同时他自己的命运又被他的“组织上”所控制。   周时奋很快意识到要整治他的“组织上”就是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   周时奋熟悉党内斗争的黑暗：“组织上”所用的方法和手段，依旧是逼供 诱供、制造假口供。你不能不依他，若是不依他们的话说，你就是顽抗，就要把你的家人抓进来，弄得你“家破人亡”。宁波方言——”“河摆烂摊”。    这位柔弱的知识分子为了妻子和儿子安全，为了免遭酷刑折磨，决定按照组织上要求的罪名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周时奋毕竟还是有心计的，在交代中仔细设计好一些“伏笔”，准备将来翻案。比如，他承认接受了某人送上门的贿款，然后随手放到床下的抽屉里去了；另一笔臧款全部存到农业银行账户了—– 事实上他家的床根本没有抽屉的结构，而农业银行存款，只要查证银行业务记录，也会容易确定根本没有这笔存款。周时奋故意坚持某个编造的受贿数额，过了一段时间，周时奋发现纪委人员已经逼迫检举人陈鲁更改口供以和他“对上口”。陈鲁被纪委隔离一段后释放，他对亲友曝料是纪委人员逼迫他陷害周时奋的，结果陈鲁又被逮捕关押，而且不准陈鲁在开庭时出庭对质——   尽管周时奋的受贿案漏洞不少，从纪委到公检法对此视而不见，周时奋依然被判入狱4年。这是一个清官（或相对清廉）反被贪官治的官场丑闻。       3，共产党的纠错模式    共产党魁全面控制公、检、法，让公、检、法丧失独立功能和互相监察作用。使得制造冤案相当容易，而平反一个冤案却异常的艰难。   让我们观察几宗冤案昭雪的例子：   ＊ 彭德怀、刘少奇无辜蒙冤，天下有识之士洞若观火。然而绝大多数缄默其口，少数敢言者不是入狱就是被枪毙。1976年，毛泽东被掏空了五脏六腑制成动物标本之后，邓小平才有胆量为彭、刘翻案，却没有勇气正视毛泽东是制造冤狱主凶的事实，共产党宣传把残酷迫害的罪行转嫁于“四人帮”，走狗代主人受过，上演一幕当代“打龙袍”。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做为刘少奇专案的组长，做了好多落井下石的批示，助纣为虐。但是官方喉舌一向禁言周恩来在制造刘少奇冤案中的恶劣行径，极力维护他作为共产党招牌人物的形象。   邓小平为彭、刘平反固然是一个历史进步。但是邓小平依旧没胆量去告诉人民一个真实的历史。 邓小平用实用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对毛做评价，遗害至今。   ＊　石家庄聂树斌被控强奸杀人，1995年被枪毙。其父母上访20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2005年，连续杀人犯王书金 在河南供称，1994年石家庄的强奸杀人案是其所为。河北省公检法极力否认王书金作案，维护枪决聂树斌的合法性。 直到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因为严重违纪落马，2014年12月聂树斌案才移到山东高级法院复审。结果又发现聂树斌案案中有案，牵涉国家政法部门涉嫌活摘聂树斌器官的反人类罪行，是掩盖还是揭露，山东高院蹉跎不定，屡屡延期开庭。 迫于全国舆论，或许能够改判聂树斌无罪，但是聂树斌案涉及的案中案如何切割处理，仍然棘手。要擦干净河北政法系统乃至国家政法系统身上的屎，只是张越一人落马还不够，必然牵涉“组织上”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割鼻子、割耳朵都要丢了党的脸面的严重问题。   ＊　类似案件发生在内蒙。2005年，连续杀人犯赵志红交代了在呼和浩特奸杀一妇女的罪行，而另一位18岁的青年呼格吉勒图已经作为凶手被枪毙9年了。   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撰写重葬“呼格吉勒图的“墓志铭”记录此事： —— 呼格负罪名而草葬于野。父母忍辱十年。哀状不可言。二零零五年十月。命案真凶现身。呼格之冤方显于天下。令华夏震惊。然案牍尘封无所动，又逾九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呼格无罪。 —-     在呼格吉勒图已经被明确证明是冤死的情况下，法院装聋作哑不给平反，真是岂有此理！但是共产党就可以把这种“岂有此理”的状态继续维持9年。   不义能够公然压迫无辜，在于参与制造冤案的官员和警察都赫然在位或光荣升迁。2014年，侦破呼格案而荣立2等功的警察局长冯志明因贪腐渎职被调查（受贿450万元，来源不明财产3400万元）邪恶势力同盟终于被冲垮了。   以上实例告诉人们：在中国即使被冤枉的证据十分充分，未必能启动平反程序。因为冤案就是忽略证据、贯彻“组织上”的意志形成的。只要”组织上”健在，案就是铁案。所以中国平反冤案的先决条件，就是制造冤案的官员死亡——包括实际的生物生命的死亡或者虚拟的政治生命的死亡。     4，人性终究要战胜党性   既然制造冤案的官员的死亡成为平反冤案的先决条件，申冤无望的民众自然盼望着制造了冤案的“组织上”速死。如果冤案由地方制造的，他们就诅咒省市的党委书记早死——如周时奋之诅咒黄兴国；如果冤案由中央主导制造的，他们也就毫不含糊地诅咒总书记、党主席早死——如王光美、刘源之诅咒毛泽东。   人们会马上指出我的错误，说王光美出狱不久还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源最近还说毛伯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不坏－－－－－ 对此我只能说以正常的人性而言，王光美、刘源应该诅咒毛泽东。如今王、刘母子反而为杀夫弑父的凶手美言，只能说一党专制的毒素已经让那些接近权力核心的人们丧失正常人性了。以至于当他们自己受迫害时，也丧失了正常人的反应。   王、刘母子属于一时失势的特权阶层。失势前他们是这个权力的重要操盘手，失势后还处心积虑想再次依附到这个权力核心上去，他们的思维判断经常不是出于人类良知而是处于维护一党专制的条件反射。   同样习近平母子也在“人性”和“党性”之间挣扎着。十三岁的习近平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曾在中央党校和杨献珍等几个大黑帮一起押上台批斗。他被迫戴着一顶沉甸甸的铁制高帽子，弯腰同时不得不用双手托起帽沿。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在台下参加批斗会，也一起举手呼口号打到习近平！一个下雨的傍晚，习近平跳窗逃出专政队，他饥肠辘辘，结果齐心不但没有给儿子饭吃，反而冒雨去检举儿子的出逃。习近平绝望地哭着冲出家门消失在雨淋淋的夜色中——那时候，习近平还只是一个少不经事、口无遮拦的孩子，他替父亲喊冤叫屈、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都是人性的真实表达；而齐心对儿子的大义灭亲，是用“党性”扼杀”人性”的恶劣表演。   据说这件事成为齐心的永远心痛，追悔当年对儿子太冷酷了。历经沧桑，始得人性复归。从另一个角度说，在齐心老革命那里，“党性”已经败给“人性”。     习近平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他的步步登高，他感到强调党性，让尽可能多的人“姓党”，能加强自己的地位。只需要把当年的的组织原则由绝对服从毛泽东，变为绝对服从习近平就妙在其中了。“专制”这个狗东西，当它的刀刃对准自己的时候，多么恐惧！当握着它的把柄把刀刃对准别人的时候，奶奶的，还真是豪爽！   人的本性是追求公平正义、向往真善美的。而“党性”本质是追求一党利益的帮会信条。历史已经证明，党魁还会劫持”党性”，约束全党为一人利益服务，使得“党性”堕落到道德至低点。 用“党性”摧残“人性”，已渐渐被人们所不齿。    5，代天作答   周时奋的狱作《天问》，从形式上他在把呼吁抗辩之声上奏天庭，实际上他一直希望能在民间出版，把心中不平诉诸读者，把评判权交付大众。正是：苍天无语论是非，人心有尺量冤枉。   我有一简短评介，权且当成“代天作答”。说给周时奋愤愤不平的灵魂：   “天下没有免费的民主自由，天下也没有免费的专制独裁。”   前半句话是说人们争取民主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没有抗争的决心，那就等于把自身自由权利交给专制者了—- 后半句警告专制者不可能永远享受红色特权，如果他们不顾死亡诅咒也要把持特权的话 ，他们只能伴着专制制度一起死亡 ——   人们将会把崇敬献给那些勇敢展现自己人格的壮士， 把鄙夷留给压制人性的倒行逆施者。 人们对于周时奋以屈服换来较轻的迫害或者理解，或者争议，但对他留下了专制政权幕后运作的资料会毫无疑义地表示感谢。     10-25-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