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世界史上最荒唐最窝囊最无耻最卖国的战争》（十）

“抗美援朝”给中共党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是，承受灾难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中共的权贵们，而是可怜可悲的中国人民。       除了以上所述，进一步探讨，“抗美援朝”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一   数百万中国人轮番奔赴朝鲜前线，为他国（苏联朝鲜）保家卫国侵略韩国而卖命送死，本身就是天大的灾难，天大的罪恶。而数千人竟然被活活冻死、数千战俘长达20多年受折磨，更是罪大恶极。   这场罪恶战争，一共死了100万中国人！（这个问题，后面有专题论证）   二    “抗美援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另一场重大灾难是“镇压反革命”。   在人权至上的文明现代民主国家里，没有群体罪。可是，极端反动邪恶的毛泽东，制造了一个反革命群体罪（反革命罪1997年废除）。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 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召进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 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毛认为，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 来了，“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 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同日同时，中共中央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 右倾偏向的紧急指示》（两个指示合称“双十”指示）。显然，重点是“纠正右倾偏向”。该“紧急指示”指出：   “许多人以为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产生了麻痹思想，对反革命破坏活动丧失了警惕，放松了镇压。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 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   该指示虽然也提出了“防右的同时必须防左，反对逼供和禁止肉刑，必须注重证据，不 轻信口供” ——行文的时候，毛泽东常常表现出“两点论”的特点；然而，他却是个典型 的“重点论”者，强调突出重点。该指示的重点是，严厉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坚决纠正镇压反 革命中的右倾偏向，尖锐指出：这是立场问题。   该“指示”提出，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 门的头子。打击对象一共有17种人。   但直到1951年2月下旬，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全国范围的镇反运动，对运动对象—— 反革命分子，特别象“恶霸”一类反革命分子，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更没有量刑标准。   最致命的是，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特意加了两句话：“简化诉讼程序，抓紧处理历史 积案”——这是整个“双十指示”的关键所在。   因此，生杀大权失去了控制，准确地说，是有意地不控制。这样，杀人权竟一下子从 中央下放到了区、乡一级，甚至下放了土改工作队和村农会的手里——在毛泽东“宁左勿 右”、“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过一人”的思想主导下，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形势下，激情燃烧代替了法律！个人意志代替了法律！任何一个头头脑脑一点表示就可以索走一条性命，任何一个贫下中农的一句随口之言，也可以使一个人身首异处。仅仅因为吃过剥削饭，杀！仅仅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差，杀！仅仅因为历史上小有污点，杀！ 仅仅因为一点点个人恩怨，杀！被杀之人中，历史反革命是主要部分，也有上中农、中农， 甚至有下中农、贫农，甚至有孕妇、有孩子！——“双十指示”颁布以后，一场世界史上 和平时期规模空前的大镇压大屠杀迅速展开，腥风血雨霎时席卷全中国大陆各个角落。   1951年2月21日，毛泽东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了对反革命 分子的惩处标准。这时距开始进行镇反运动已达1年。因为杀人权早已遍地开花，《条例》 并没有对全国各地的狂杀滥杀起到实际约束作用。相反，由于毛泽东在2月的中共中央指示 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 停得太早。”因此，此后镇压反革命运动进入了最高潮。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6/Oct/1028201628-5b.JPG" width="549" height="258" alt="" />   整个大屠杀运动，1950年10月10日启动，至1953年11月，长达三年。   所谓“反革命”，其实就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主要是蒋介石时代的从政从军人员—— 其中，大多都是抗日英雄，民族精英。另外指对新政权不满的人员。   **     “镇反”一共杀了多少人？   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镇反”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制了120万。   其时，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   究竟屠杀了多少人？历来说法不一，但有几个重要的参考数字——   1、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 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   2、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透露从1950年至1952年杀了70万反革命分子，之后 三年又杀了不足8万。也就是80万左右。   但历来的统计数字都是假的，就像右派的统计数字是55.7万，实际是300多万。   3、毛在1956年4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 要的。”   4、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则是杀了100万。   5、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透露从1948年至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死。   6、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   “国军被害者约300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140万人。”   7、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   1949年——1952年，有280万人被毛处死；   1953年——1957年，有350万人被杀。      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117万6000人；在华中和华 南，一个月内则死了150万人。   9、内务部长谢觉哉在镇反报告中提及：“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 200多万土匪”。   由此结论：   狭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0月——1953年11月），杀了300—400万左 右（包括200万土匪）。     广义的“镇压反革命”是从1948年——1955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透露的数字 比较权威，即400万。实际数字估计为600——800万。   三   “抗美援朝”带给中国人民的第三大灾难是，确立了文化专制——思想言论禁锢制度。   这一与历史大潮背道而行的思想文化制度是反动邪恶的马恩列斯社会主义机体构成的要件：两大社会制度较量泾渭分明优劣自见，不欺骗愚民不实行言论禁锢制度，怎能巩固极权统治？   实行文化专制——思想言论禁锢制度的前提是，闭关锁国。中共党国确定这一制度的起点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   请看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韩战与中国国运》文中的一段论述：   ……筆者在這里只想補充其中的一個缺憾，那是多數分析中很少涉及的：韓戰的內政影響。    實際上，中國國內的政治气氛与韓戰的戰時空气及其後遺症是有很大關系的。    戰火一起，美國已是敵國，崇美就是叛國。在這种總體的政治氛圍下，叫你批判崇美恐美的思想、批判“親美”的胡适，你還能不批？     不過，少數精微敏感的知識分子是不在此例的。他們已深切感受到了韓戰對國運和自身命運的惡劣影響，并以詩文作了歷史見證。史家陳寅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余英時先生在分析陳寅恪1953年所寫的一首詩時指出：試讀《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一律的前半段：“墨儒名法到陰陽， 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戎尚聞連湞水， 文章唯是頌陶唐。”——湞水指朝鮮，此時韓戰尚未結束(停戰協定要到同年七月才簽字)，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已加緊到了無法透气的地步。他們無論屬於何家何派，都變成了閉口的‘啞羊’，除了歌頌共產党之外，再也不能發出別的聲音了。”(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第48-49页)。余先生還指出：“陳(寅恪)先生的這兩首詩(指和)特別隱晦，這當然是談韓戰已犯時忌，而他本人對韓戰所持的觀點更是犯了‘欠斫頭’的大罪。關於談韓戰犯忌，我們可以舉出一個最明顯的例證。《論再生緣》之末附有《感賦二律》，其第二首第六句‘清丘金鼓又振振’下原注說：‘《再生緣》敘朝鮮戰爭。’這是海外出版的原本的寫法，可以覆按。但是在大陸後來印行的本子中，這句話卻改成‘《再生緣》敘戰爭事’，‘朝鮮’兩字已經不見了。我們無法斷定是誰改的。但‘朝鮮戰爭’字樣触犯時忌卻從這一修改得到了完全的證實。”(同上注，第78-79页)     由上面可以看出，韓戰這一事態在中國織成了何等森嚴的文网！陳寅恪先生當時是名滿天下德高望重的大史學家，中共也曾三番五次恭請他赴北京任學界領銜之職。但是，就連他，也須如此异常隱晦曲折地做詩為文，遑論他人！但陳寅恪先生作為中國知識界的脊梁，他的可貴和不朽在於，在文网森嚴舉世滔滔風雨如晦的險境中，他以中國文化代言人的身分，在一旁冷靜地審視和裁判了中共政權的作為，并隱晦曲折但忠實嚴正作了歷史的記錄，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和歷史文獻。這确是“惊天地，泣鬼神”之舉。    實際上，就僅僅從陳寅恪的詩史中，我們也不難看出，韓戰對於毛式高度鉗制性的“一言堂”的形成，對於中國“一邊倒”的左翼極權的政治方向，是起了相當關鍵的建构作用的。根本的重要之點是，它造成了一种彌漫全國的濃烈的政治气氛——非黑即白、非敵即友，不容置疑，無須講理的意識形態气氛。從此，中國在這种嚴酷政治气氛的籠罩下，鴉雀無聲，在左翼極端的路上越滑越遠，以至不可收拾。    ……     之後的事是眾所周知的：中國進入了毛澤東極端意識形態化的“快車道”：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風，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鍋飯導致的大飢荒，反右傾，反修防修反擊帝修反的大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其意識形態的邏輯頂點——史無前例的反文明的文化大革命。從此，中國在封鎖起來的籠子里瘋狂旋轉，失去了進入國際主流秩序的歷史机會。    韓戰，正是這种政治極端化的催化劑和凝固丸。     四   “抗美援朝”带给中国人民的重大灾难，还有一大项：毛泽东建立了专门剥削农民欺压农民的一系列制度。   “人人（政治）平等、反对压迫”是民主革命的主张；“反剥削，消灭三大差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宣传的宏伟革命目标。从抗美援朝开始，毛泽东统统反其道而行之。   (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单独剥削农民的恶制度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斯大林。他指出，“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这种超额税“我们把它叫做‘剪刀差’”(《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5页)。——这种极其不合理不道德的现象，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才能形成制度。作为单独剥削农民的这种反动邪恶制度产生于苏联。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2年，为了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和偿还军火债务，毛泽东借鉴苏联的经验，建立了这项制度，并且将它确定为中共党国的基本经济国策。     这项基本制度的实质是：针对农民，农业税以外残酷的剥削掠夺。政府利用国家暴力，强行将农产品价格压低，同时硬性提升工业产品价格，从而形成了工农业产品背离实际价值的巨大价格差。   这项制度对农民的剥削有多么惨重？   举个例子，毛泽东时代农民种植小麦千辛万苦，最后磨成面零售定价0.08元一斤（500克），收音机匣子，成本价不足10元，零售定价100多元，是当时中国殷实家庭三大件之一。   再举个例子——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临沂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如1982年我国农业各税收入是29.4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而该年度农产品价格转移总额是740亿元，农业总产值是278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083亿元。那么，套用剪刀差的绝对量测算公式：（740÷2785）×1083，可以得出，1982年国家通过价格渠道从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量是288亿元。1982年农民剪刀差绝对量负担，是当年农业各税税收29.4亿元的9.8倍，与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1212.3亿元之比是23.8％。农业各税与剪刀差绝对量之和是317.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6.2％。”   中共党国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项恶制度，从贫苦农民身上一共拿走了多少钱？   《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指出：   —-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估计，30年来在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的农民税赋高达8000亿元。   —-有关部门测算，1951至1978年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   —-雷锡易等人认为，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向工业转移的剩余超过6320亿元，加上农业税贡献共计7264亿元。扣除国家给农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的资金1730亿元，农业实际向工业净提供资金5534亿元，平均每年205亿元。   —-江苏省农调队课题组认为，通过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1978年以前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大约6000亿元，年均240亿。仅江苏一个省，1978年以前就被剪刀差剪去农业剩余400亿，相当于这一时期江苏省农民纯收入的1/3。   <h1><span style="font-size: 12p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    </h1>   1952—1978，中共党国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一共从贫苦农民身上掠走了6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当年，许许多多农民劳动力（不算老人小孩），干一天活的工分值只有五六分七八分，富裕生产队也不过几角钱。农民的苦难可想而知。——这项恶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年。   对此，彼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宣传的呢？说什么“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牺牲”。至今有些学者还在为这项恶制度进行诡辩。请问：农民自愿吗？为什么权贵们、工人阶级不共同做出牺牲？为什么农民单方面做出牺牲以后得不到任何回报，却反而备受歧视？   如果把这笔单独掠夺农民的巨款退回去，钱归原主，中国农民（1976年约8亿农民）人均可分750元（相当于2010年代约7.5万元——推算方法如下）。早些年，我们的父老乡亲还会那样贫苦吗？   ** 顺便提一下农业税，1950年代全球许多国家都已经废止，可是，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党国，直到2003年才予以终止。1949-2003年中国农民交了3945.66亿元的农业税。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2010年代10万亿人民币。     （二）统购统销——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配套创立的恶制度   这项制度也是针对农民。   为了保障实行剪刀差制度，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随后，中共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该决议，简称“统购统销”.遂成中共党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注：农业税——公粮[明税]称为“征收”；其余部分，系“剪刀差”——余粮[暗税]，称为“征购”）   【“统购统销”的背景】：   1、“抗美援朝”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如前所述。   2、“抗美援朝”造成了粮食销量大增（也有其他原因，但战争的因素是主要的）。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销售的需要。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粮食部长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   3、“抗美援朝”造成了粮食出口大增。沉重的债务，迫使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大量出口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如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   **   粮食，与新政权的生死存亡攸切相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受到了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推行的“余粮收集制”的深刻影响。即政府对粮食全面垄断，禁止私人买卖，用暴力手段把农民手中的余粮全部集中起来，交由国家储备并有计划地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市民。   【“统购统销”的历史性巨变】：   1、全面取缔存在了数千年的自由市场，也取缔了社会上的所有慈善机构。   因而扼杀了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动力，也阻断了粮荒之时农民取得食物的自由通道。特别是，农民自古以来自由买卖的权利被粗暴剥夺，只能任由国家低价强行征购过头粮。   2、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   1949年以前，中国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9196/69196.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章乃器</a>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宣称：“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笔者注：这是错误的）   【“统购统销”的特点】：   国家利用暴力强制定价定量，向农民强行征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1、价格，普遍比市场价格降低25% 左右。   2、粮食征购定量超负荷——   （1）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   如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余粮征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4%。（引自《统购统销》“百度百科”注释）   （2）征购量不断增加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以上所述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字，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提高。（引自《统购统销》“百度百科”注释） （3）逼迫农民忍饥挨饿交粮   1962年1月27日，中共党国主席刘少奇坦言：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710201/14267643.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载《<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04822/1904822.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刘少奇选集</a>》下卷，北京，<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7406/37406.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人民出版社</a>，1985年，第441－442页)   ——这里，不能不问一句：城里人是人，难道农民不是人吗？为什么反而让种粮食的人挨饿受罪？——既然粮食不足，为什么要停止城市用粮的进口？为什么反而要出口粮食？ 【“统购统销”暴力下的罪恶】：   1、农民不堪重负（举例）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5645/6331772.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港口镇</a>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16867/3216867.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购粮证</a>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029539/5032244.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黄道霞</a>、余展、王西玉主编：《<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436341/11779380.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a>》，北京，<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356316/5389592.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中共党史出版社</a>，1992年，第231－232页)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2、逼迫交粮，血案累累（举例）   与统购统销相伴而生的不止是饥饿、灾荒，还有令人发指的酷刑和虐杀.   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自然施加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519505/11866280.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新会县</a>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24745/3224745.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高要县</a><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74090/8143666.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第九区</a>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5074/1115074.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a>，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38839/2238839.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a>：《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6471/136471.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郓城县</a>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32144/1032144.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杨庄集</a>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59823/259823.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兰溪</a>、寿昌、<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29517/11078372.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建德</a>、<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763/15168779.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汤溪</a>、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27394/427394.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刑讯逼供</a>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70358/13646755.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龙游县</a>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760/18700356.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衢州</a>地委副书记到<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8370/418370.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开化县</a>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436341/11779380.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a>》，第244页)   3、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全国农村年年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1953年以后，种粮食的人们陷入了长期半饥饿状态，逢到歉年，农村闹饥荒是必然的后果。   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在《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文中披露：   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农民口粮被政府严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因缺粮而逃荒甚至饿病的情况，时有发生。1954年，因发生全国性的灾荒，就曾导致几千万农民缺粮、断粮，不少省份都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其他年份，因国家太大，所谓“插花”式的这里旱、那里涝，出现广西那样的局部饥荒，屡见不鲜。　　   比如，就在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春天，就发生了大面积的春荒，一度有16个省都出现了农村缺粮、断粮，农民逃荒、饿死的情况。　　   可以说，“统购统销”也是造成1958——1962年大饥荒的一个基本因素。   （三）实行农业、土地公有化， 中国农民成了典型的现代农奴    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之初，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很大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a href="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43039/2743039.htm" target="http://baike.baidu.com/_blank">粮食统购统销</a>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农业、土地公有化，不仅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剥夺了土地使用权，加上不久以后的社队办劳教， 中国农民成了典型的现代农奴。   不过，经济公有化主要是马列主义教旨使其然，故本文不予细述。   （四）割裂城乡，导致政治经济二元制，广大农民成了法定的次等公民   由于“抗美援朝”沉重的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中国城乡差距大大拉开，产生了制度性的城乡割裂；由于制度性的城乡割裂，不久以后，又自然地产生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全体国民划分成了“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大等级，史无前例的歧视压迫剥削农民。从而，中华民族的主体——广大农民成了法定的次等公民。   世界史至今（21世纪），全球实行这项反动邪恶制度的只有三个国家：毛共中国首创，流氓国家朝鲜随之，第三个是非洲小国贝宁。   **   综上所述，不言而喻：“抗美援朝”把中国人民害惨了！毛泽东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害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