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朝壓迫下革新保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人大釋法，成為事實。北京已經肆無忌憚，以「中央權力」之名，長驅直入香港。自釋法的消息傳出，面對強權壓迫，身邊朋友都有無力感之嘆。我個人對此不太感意外，不是我已經麻木了，而是香港人應該能看通今次釋法，不過是這幾年來天朝治港格局的延伸──北京既要緊握香港管治權，又要利用香港為其政權服務，就要用盡《基本法》下的「中央權力」，劃下一度又一度的權力紅線，方能兩者兼得。因此白皮書（重新劃定中港權力關係）、831決定（就特首普選劃下紅線）、以至釋法（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劃下紅線）等等，都是在這個劇本下，或遲或早都會出現的情節。真正令我慨嘆的是，青年新政的盲動冒進，既自行糟蹋了正面確立其路線的機會，也讓北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輕鬆劃下新的權力紅線。主權移交十九年後，《基本法》的缺憾已經充份暴露。《基本法》所建立的自治制度，其根本問題是欠缺「憲制性保障」（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所謂「憲制性保障」，是指保障自治的憲制條文，用以防止中央隨意干預。例如，《奧蘭群島自治法令》（Act on the Autonomy of Aland）中，設有「奧蘭代表團」（Aland Delegation）的對等仲裁機制（由奧蘭議會和芬蘭中央政府各派兩名代表，加上奧蘭總督合共五人組成），和雙重修憲門檻（任何對奧蘭自治法令的修改，必須同時得到奧蘭議會和芬蘭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格陵蘭自治法令（Act on Greenland Self-Government）中，則確認了格陵蘭人為國際法下享有自決權的「人民」（People），並設有七人仲裁機制（由格陵蘭政府和丹麥政府各派兩人，以及丹麥最高法院三名法官組成）。《基本法》既未設有任何明確的「憲制性保障」，又讓全國人大掌握凌駕性的釋法權（第158條）和修法權（第159條）、以至中央政府握有緊急狀態宣佈權（第18條），即等同說香港自治的實際範圍，最終取決於北京是否「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如果北京堅持單邊主義，全國人大除了釋法外，理論上亦可以修改任何《基本法》條文，甚至在一夜之間廢掉整份《基本法》。以往民主派的設想，是一方面寄希望於「民主中國」，期望中國民主化後，會為香港自治帶來更大保障；另一方面則爭取與北京對話，希望建立中港良性互動關係。但隨着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這些設想都已經脫離現實。由於《基本法》並無有效的「憲制性保障」，當北京不再自我克制後，干預之手隨即長驅直進，香港幾乎無險無守。天朝中國全面進襲，激化了香港人的守土自決意識，反對陣營出現了「內部自決」（傳統泛民）、「外部自決」（眾志列陣）、「香港獨立」（青年新政 / 本民前 / 香港民族黨）以至「香港建國」（熱血公民）等不同路線。各路線對香港前途雖有不同主張，共通點都是追求香港的真正自主，拒絕臣服於天朝中國。但由於當前中港實力懸殊，所有路線的推進，實際上都處於膠着。在天朝壓迫下，香港人如何革新保港？1939年，佛朗哥政權統一西班牙，即時廢除加泰隆尼亞的自治地位，並且厲行同化政策，加泰隆尼亞書藉被銷毀，加泰隆尼亞語被禁止公開使用，加泰隆尼亞的領袖被監禁或被流亡。面對政權壓迫，加泰隆尼亞人並無埋怨「XX已死」，而是咬緊牙關抵抗到底；先後透過成立各種民間組織，在政權以外開拓民間社會，以捍衞加泰隆尼亞人的主體意識，包括發動「童軍運動」（Scout Movement）讓青少年學習加泰隆尼亞文化、成立文化組織「Òmnium Cultural」提倡加泰隆尼亞文學創作、組織「新歌運動」（New Song Movement）創作加泰隆尼亞語流行曲、利用天主教會宣揚加泰隆尼亞文化等等。加泰隆尼亞人就是這樣，頑強抵抗了佛朗哥政權三十多年，並透過經營在政權外的民間社會，壯大了加泰隆尼亞的本土運動。結果當1975年佛朗哥政權結束、西班牙重建民主之時，加泰隆尼亞的本土運動已經全面復興，遂能一舉爭取到重建自治政府。在天朝壓迫下，香港人需要有智慧、耐性和堅毅；要在鎂光燈外，耐心開拓民間社會，以社會包圍政權的戰略，推進本土民主運動。時間永遠站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一方。也許《基本法》的「類憲制性保障」，是第5條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以及第158條規定任何修改「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但何謂「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及「基本方針政策」，一直未有清晰界定。（作者為《香港革新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