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胡适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当代一位年轻的学者说:“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一百年 ”（熊培云：错过胡适一百年。我也读过并喜欢他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自己对社会历史学缺乏知识与智慧，自然没有那样的眼界。 从网上索得，《胡适全集》有洋洋洒洒几十本。其中享誉最高的北大版《胡适文集》（十二册），我至今还没有购得。然而，最近闲暇在家陪母亲，随心所欲漫游网络，零零散散地读了一些胡适的文章和相关书籍资料，也颇有感触。胡适对于我是一个曾经尘封的世界，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他，是一本丰富厚重有趣的百科全书，触发你思考社会，感悟人生。 尤为有趣的是，胡适的后辈同乡和学生，时任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的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由英文翻译）执笔，执笔者不但为此书写了比口述内容更冗长的注释和评论，还为此书作序和译后感。仅此“序言”，唐德刚一下笔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在刊物《传记文学》上连载十集，只好将其结集成书，取名《胡适杂忆》，并请朋友夏志清教授为该书作序。结果夏所作的“序”之“序”，又是补充评价，又是分析推论，其篇幅与原文相当，又自成了一本书，必得请熟知胡适的另一位教授周策纵为其写序。所有这些篇章，既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又有独特精到的分析评论，读来既鲜活生动幽默诙谐，又文采斐然深刻独到，令人不舍释卷。 还有两本书，《我们的朋友胡适》, 包括许多熟知胡适的人写下的篇章，和反映那个时代的诸多社会精英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对认识胡适和胡适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大环境工作生活小环境，深有裨益与趣味。 胡适的理念 胡适生于1891年。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赴美留学,至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而回国。他曾于1946年担任北大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后来他寓居美国，直到1958年当选为第三任中研院院长而回到台湾。1962年72岁的胡适在院士会议结束送客时因心脏病发作而逝。 胡适教授在哲学和文学诸多方面颇有建树，也热心于国家政治民主诉求自由梦想，希望能在中国实施西方世界（美国）的那一套政选制度。因而，他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对大陆与台湾的去留选择，并不是简单的拥护谁反对谁，而是与他的基本理念一致。 在抗战的烽火期间和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在当时的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力邀下，他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1938-1942），常在美加各地巡回演说，为中国寻求道义和经济支持，自身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8年他出任美国大使时，《纽约时报》称，“胡适之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人民既有的友好关系更能增进。”而在他1942年去职时，《纽约时报》表示惊讶，“重庆国民政府寻遍中国，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他一九三八年来美上任，美国友人对他的期望甚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却又超过大家对他的期望。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如果说对于他的去职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坚拒国民党政府邀请他担任国府委员，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甚至包括蒋介石愿意让出的总统高位，而最终只接受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职位。只因为，胡适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独立自由之身份。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他认为，暴力革命只可能导致“极权”。在极权政治下，人们不但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选择沉默的自由。这就是何以1949年他没有选择留在共产党中国的原因。 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自由主义为了尊敬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 因而，他认为“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正当的途径。 他一向主张和缓渐进的改良。他曾经希望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框架内，中国共产党能放弃武装军队，而成为一个反对党派，与国民党共存。他后来也曾建议国民党分化为两（几）个党来互相制约。他有生之年终未能实现他的理想，然而，他去世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该让他含笑九泉。 他一生反对共产主义，但也常常批评国民党政府。早年，针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他撰文驳斥：“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他还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一说。 后期在台湾，胡适对蒋介石有很多“诤言”，如劝蒋要勇于认错，要下诏罪己，不要连任第三任总统，要容忍反对党，要废除总裁制，要和平转移政权，要有言论自由，要有“一千个诤臣”等等。他是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始人，为播种自由民主与蒋政府抗争十一年，虽然未能逃脱杂志停刊和另一创始人雷震入狱的后果。国共两党都一度将他看作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当蒋介石得知他逝世时，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思想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坚持自由主义的思想，愈死不变。他晚年有一句名言，“宽容比自由更重要。”通常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自身的自由，而宽容强调的是容忍和尊重不从众的少数人的自由。 有人赞誉，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位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一介书生的他，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新文化运动 说胡适名满天下并非言过其实，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展望杂志》的“全球一百名人录”就包括胡适的大名。而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初露头角，却早在1916年。 1916年，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此文在中国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特别受到北京大学文学教授陈独秀和钱玄同的关注赞赏与支持。1917年，二十七岁的胡适应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从此，他鼎力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并身体力行，声誉如日中天，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新文化运动的宗师”。 读《文学改良刍议》（1916）一文，他提倡的白话文写作的八个要点包括：（1）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讲求文法；（4）不无病呻呤；（5）务去滥调套话；（6）不用典故（狭义生僻之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这在当时那个充斥着晚清遗留的文风僵化言语艰涩内容空洞的文言文八股文的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就是今天，这些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受益匪浅。 我还喜欢胡适的另一篇早期文章《论短篇小说》，它给出了短篇小说非常明晰的定义和翔实的介绍，对今日的小说初学者（如我类）仍然有启蒙意义。当代的短篇小说已是汗牛充栋，且不论品质高下。然而，仅仅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之初，倡导白话文之始，虽然中国早已有了《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的长篇名著，国内却鲜有短篇小说的概念和作品。首先，此文给出短篇小说的界说（定义），即“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恰如树木的一个横截面，或人生极精彩的一小段”。文章列举数个中外实例加以说明和阐释，包括一些古代寓言散文和韵文（叙事诗），如《列子。汤问》（愚公移山），陶潜的《桃花源记》，《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古诗《上山采蘼芜》，杜甫《石壕吏》，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等等），均已奠定短篇小说的基础和雏形。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始终身体力行，自己带头并坚持写白话文，作白话诗。他认为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而大大小小人物的人生记录将为史家留下各种史料。因而他到处劝说自己的老辈朋友，比如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等人写自传，自己也写下了《四十自述》，后来又用英中文发表了<胡适口述自传》。他甚至还亲自为一些早逝的普通人写传略。他的文字极为通俗清晰，论理逻辑，堪称典范。他一生非常勤奋笔耕不辍，方方面面的著作极为丰厚。此外，在他和他的同仁的推动下，上世纪早期（1920），由西方引进的“标点符号系统”得以在中国立法和推行。 用胡适自己的话，他在推行新文化运动中，认清自己“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练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胡适与鲁迅 同为上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最顶级的大师级人物，人们难免将胡适与鲁迅相比。 人们一般认为，胡适是一位思想启迪者，而鲁迅则是以笔为刀枪的斗士。或者可以说，两人世界观的最本质差别在于，对于社会与时代的弊病，鲁迅崇尚革命，而胡适主张改良。 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学起读鲁迅，对他的许多篇章耳熟能详，只是近年来，我们才或多或少了解和阅读胡适。确实，无论仅仅就文字而言，还是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我喜欢读鲁迅与胡适，胜过他们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比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他们的文字精准练达力透纸背，内容读来耐人寻味引人共鸣。胡适的温暖，鲁迅的冷峻，都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两位大师一生的关系却颇耐人寻味。胡适和鲁迅的交往始于1918年，两人同时任教于北大，共同倡导新文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和民主，他们用文字密切配合互相呼应。鲁迅比胡适年长十岁，而胡适的出名却早于鲁迅。 胡适的坦率真诚的性格尽人皆知，而鲁迅似乎对胡适自始怀有戒心。他曾经这样说，办《新青年》时，陈独秀象个开着的房间，说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而胡适像个关着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却让人生疑（大意）。后来，因鲁迅卷入的一些文坛争端，他与作为中间劝说者的胡适绝交。此后的许多年里，鲁迅多次撰文言辞刻薄地攻击胡适，显得没有度量，其中最恶意的莫过于“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云云。这种僵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 而胡适却始终真诚赞美鲁迅，早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当鲁迅的《狂人日记》，《随感录四十一》和《中国小说史略》发表，他都给予了热烈的赞赏和高度的评价。即使在对方恶语相向之时，胡适也从不曾公开回应。鲁迅死后，胡适回应他人对鲁迅的攻击时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他甚至接受许广平的推荐邀请，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也许胡适自己的这段话最能说明他的为人，“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们有恩了，我自然更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这后一句多少有点调侃性质） 婚姻与爱情观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是胡适追悼会上蒋介石的挽联。这前半句，无疑指的是胡适的婚姻。据说，大学者的胡适与乡村小脚女子江冬秀的婚姻被看作是“民国七大奇事之一”。 胡适的婚姻，不能不从他的母亲说起。胡适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缠脚的农家女儿，十七岁时嫁给一位大她三十岁在外做官崇奉程朱理学的男人做填房，从此有了胡适。父亲很爱他们，亲教他们母子识字。然而，在他不足四岁时父亲逝世，二十三岁的寡母从此独自养育他成人。胡适对他的寡母又敬又爱格外孝顺。他后来撰文回忆，我“做人的训练”，“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 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 在胡适十三岁离开故乡去上海求学前，在母亲的安排下，他与十四岁的江冬秀订婚。十九岁那年，他不顾母亲的催促，以家中无钱办婚事和自己无力养家为由，推延了成婚。此后他作为中国官费生到美国求学七年。1917年取得哲学博士后，时年27岁的胡适回到故乡与从未谋面的乡村女子江冬秀成婚。从此，他在这个婚姻中度过了一生，尽管传闻他生命中有过几个红颜知己。 胡适的婚姻有爱情吗？几十年里，妻子确实照顾了他的衣食住行，然而婚姻生活绝不止于吃饭穿衣。留学期间，他还在家信中鼓励她放开小脚，学习识字写信。尽管两人的差距，也许那时候他还憧憬和期待她终能上进和改变，从而缩小这个距离。他自然无法预料到由于这种差距造成的后来婚姻中的种种烦恼。试想，一个是受过中西文化熏陶，嗜诗书有思想的大学者，一个是连写信都言语不通谈吐无物，只迷醉于打麻将的小脚村妇，何来共同语言与趣味？按说，她与胡适生活几十年，一个聪明智慧的女子应该也能够一步一步提高和充实自己，缩短两人的距离，甚至成为文书和助手。然而，似乎不是这样。据说，胡适在台湾中研院当院长时，一方面要保持老院长蔡元培定下的不准在公房打牌的传统，另一方面江冬秀却酷爱在家招朋友打麻将，而让胡适左右为难。胡适在临终前不久，还曾因此嘱托秘书为他在院外买一所房子来解决这一矛盾。 胡适是一个十分容忍的人。几十年中，胡适有一些诗文谈及他的婚姻和妻子，多半是以一种打趣自嘲的口气，其中一首诗云：“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他喊道： ‘(哼)！又做什麽诗了？’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那貌似幽默，实则令人啼笑皆非的不和谐与“秀才遇到兵”的无奈，与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断我心头的人影”（胡适：秘魔崖月夜）所表达的情深深意绵绵，恰似天渊。 婚前胡适长期在上海和美国生活，追求新文化新思想，却为何多年不解除这原本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约？我想这主要出于胡适对寡母的敬爱与体谅，不肯违抗母亲的旨意；再说，游子在外，乡下的媳妇有代儿在侧陪伴服侍老母的便利。善良如他，也对经年等他而拖成了老姑娘的女方有歉意，故而最终选择成婚。 为什么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为不协调的婚姻所苦，却没能像他同时代的文人如鲁迅与徐志摩，或一介武夫蒋介石等人一样离婚？比如，大孝的蒋介石就在母亲去世后断然离婚。 据说，母亲去世后，胡适苦于夫妻之间性情和知识层次的巨大差异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他在三十三岁那年（1924）曾提出离婚。而妻子江冬秀即刻从厨房操起一把菜刀，说要离婚就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善良温和的胡适从此没有再提离婚。确实，较之鲁迅与徐志摩，胡适此时因为孩子而有了更多的顾虑。他有诗云：“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想来他常常用这样的道理开导自己说服自己，将婚姻中的这种不自由当作自己的选择，也就无怨无悔了。 多年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负旧约，是一种可佩服的事……，是一个大牺牲……。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这段话道出了他最真实的心理基础。善良如他，倘若有意或无意伤害了他人，将一辈子受到良心谴责，故而宁愿选择辜负自己委屈自己。这种不幸婚姻中的两难境地，我们许多普通人都能体会。 然而，胡适从不以“道德君子”自诩来说教他人。恰恰相反，也许正因为自己的挣扎与无奈，他格外钦佩和赞赏好友徐志摩对自由爱情幸福的追求。当年徐志摩因离婚再婚几乎身败名裂失去一切，最后又因飞行事故而英年早逝。胡适在悼词中这样说：“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 “我的朋友”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最敬仰的是胡适的人格魅力。 从所有的照片可见，这位谦谦君子永远带着真诚的微笑。现实生活中，他待人诚恳友善热情，无论对朋友同事下属学生甚或陌生人。他的为人，受到所有生活在他身边的人们的赞誉。 胡适有一个雅号“我的朋友”。这是因为，无论在言谈中还是文字中，胡适提到某个同事学生下属熟人，他一概称之为“我的朋友XX”。因而，无论熟知他的朋友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为自豪。 据说，在台北任中研院院长期间，他常常在院外周边散步，同遇见的每一个农人微笑打招呼，没人知道这位慈祥儒雅的老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院长。有一次，一个菜农进他的院子卖菜，他请人坐下休息喝茶，适逢有院士教授来找他讨论工作，他这样介绍那位农人：“这位是我的朋友XX。” 而他对“我的朋友”远不止于一个微笑一句问候。1919年，林语堂以半官费身份留学美国前，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并校方）曾与他约定，林语堂学成归来到北大任教。在国外，当林语堂遭遇家人病患和其它变故而求贷无门走投无路时，他冒昧请求私人关系并不密切的胡适帮助，试图通过他向北大校方借贷一笔钱。原本对自己这过分要求不抱希望的林语堂，却前后收到汇款共两千美元，解了燃眉之急。当几年后他如约归国去北大任教，要向校长蒋梦麟归还借款时，校长一头雾水，经查明后告诉他：“那是胡适自己的钱。”可胡适从来没有对其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说明或提及此事，甚至没有在日记上记上一笔。 几十年中，他以类似的方式帮助过顾颉刚，陈寅恪，吴晗，李敖等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学者。只要他得知别人有困难，不论对方有没有向他求助，他都会悄无声息地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体贴和顾及对方的尊严与颜面。曾为胡适任驻美大使时秘书的傅安明先生回忆，那几年胡适每月都会托他去为需要帮助的学人汇款，那些钱基本来自胡适的工资和演讲费。 即使是那些与自己道不同的文坛朋友，胡适仍然不离不弃地对他们保持着良善真诚热情。胡适与陈独秀是安徽同乡和北大同事，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胡适始终以情谊为重，在陈独秀几度身陷牢狱之灾和后来落魄之时，他联络同道同仁，冒着风险鼎力营救和帮助；在周作人因“汉奸文人”而遭受惩处之危难时刻，胡适仍以朋友之谊，不遗余力地给予切切实实的帮助。 他早年的秘书傅安明这样描述，“胡先生对生平助人之事，是终身不提一字的。我亲眼看到他关怀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受到他同等的尊重。人有一长，他赞不绝口，人有过失，他温语婉劝，从不说一句刻薄话，也从不在脸上表露出丝毫不悦之色。”一个人能在身后得到下属这样的评价，胜过任何崇高规格的盖棺定论或言辞华丽的墓志铭。 长期担任教授院长外交官等职的胡适原本工薪丰厚，但由于经常对朋友的慷慨解囊相助，他一生可称之为清贫，以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美国半退休赋闲期间经济拮据。当他在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四年之后病逝时，只留下私人存款不足两百美元。 1962年，当胡适逝世的噩耗传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事朋友甚至路人都黯然神伤潸然泪下。他出葬那天，千人垂泪万人空巷，送葬者达三十万之众！ 这个世界上，有几人能比他更为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