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賀獨立工會運動先驅“全紅總”五十歲生日

<div>   近年來忙於文學寫作，深居簡出，閉門謝客，一般不接受采訪，不參加會議，感覺老之將至，有壓力感。但這次紀念“全紅總”五十週年的會議，我還是中斷寫作，遠渡重洋。一則方圓兄盛情難卻，二則對“全紅總”舉旗造反半世紀理當表達由衷的敬意。</div> 我與“全紅總”工人運動無關。那時我還是清華附中頭號“反動學生”，剛從一場毒打中活過來。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張取締“全紅總”的大佈告，位置在天安門廣場西側，長安街南側的一面灰色磚牆上。時間大約是1966年底67年初。當時極為震驚，因為從《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之後，民間造反組織風起雲湧，當局怎麼會突然對一個工人組織大下殺手？這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是背道而馳的。正因為這種震驚不解，我牢牢記住了“全紅總”這個名字，並在內心深處有同情之感：我與這些工人是難兄難弟，都是受迫害、隨時可能被鎮壓的異類。我今天來，就是想為“全紅總”做一個歷史的見證。我的見證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八九民運被鎮壓之後，我挑着木匠工具，背着破被子卷在民間逃亡。後來，最瘋狂的全國大搜捕浪潮稍落，掩護我的朋友說：你畢竟是一個作家，不能老在農村流浪，還是要恢復寫作。於是回城，隱藏於斗室，在89年底，完成一部自傳《歷史的一部分》，回顧了自己從馬列毛紅色教育中覺醒的精神歷程，同時以大量篇幅追述了剛剛成為歷史的八九民運。這是關於八九民運的第一部可靠的回憶錄。在寫文革部分，我記錄了“全紅總”被鎮壓的這張佈告，至少可以作一個旁證。逃離中國大陸後，我才比較全面地了解到“全紅總”的偉大壯舉，也才明白中共當年何以獨對“全紅總”大下殺手：因為這個工人組織從一開始就脫離了毛澤東利用民眾運動打倒政敵的文革設計，而表現出爭取自身權益的獨立傾向。 我與方圓兄年齡相近，當時尚不滿二十歲。文革期間除北京外，我還親歷了四川、廣西、貴州運動，願意在這裡向各位提供一些直接的觀察。 成都工人造反兵團： “全紅總”被鎮壓之後，1967年1、2月間成都的文革運動如火如荼，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成都軍區的軍頭們派一個連強行進駐戰旗歌舞團，要逮捕軍內造反派，但這些軍人隨即被工人和學生圍困在文工團大院裡。一天夜裡，我和幾位清華井岡山赴蓉戰鬥隊的同學到戰旗歌舞團商量對策，忽然戰旗的造反派頭頭得到報告，在他們的宣傳車上發現了一台軍用報話機，估計是群眾從軍人手上搶的，扔到了他們宣傳車上。為了防止軍區栽贓，他們決定立即上繳軍區，吹哨全團集合。被圍困在大院裡的軍隊以為是解決他們的信號，拼死向外突圍，造反派工人學生則拼命堵。當時場面很混亂，搞不清誰要抓誰。為了保護我們這幾個北京學生，戰旗的造反派幫我們翻牆而出。到了街上，我發現到處都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的人。從文工團大院衝出來的士兵們被工人和市民幾人抓一個，又扭送到院子裡。已經是午夜時分，工人們一卡車接一卡車地火速趕來，每個路口下一車人，分兵把守，迅速控制了整個地區。這件事令人難忘，第一次看到工人造反派的組織能力和力量。事後，軍隊發動聲勢浩大的“二月鎮反”運動，全川大肆逮捕造反派工人、學生，僅成都一地被逮捕人數高達3萬餘人。 宜賓紅旗抬工大隊： 幾個月後，四川形勢逆轉，再次翻身的造反派又舉起自己的旗幟。1967年盛夏，四川“內戰”進入鼎盛時期。宜賓是焦點，被稱為“突破口”。保守派在軍隊支持下圍攻造反派，宜賓城陷入重重包圍。我們幾個清華井岡山的同學隨一個北京醫療隊進入圍城，聲援紅旗派。我被分配到“抬工大隊”，這是一個用長矛大刀武裝起來的造反派自衛組織，戰鬥力最強，舍生忘死。所謂抬工，就是碼頭上的搬運工，是最低層的工人。我親眼所見，他們勞動時渾身赤裸，僅在胯下拴了塊比巴掌大一點的遮羞布，可謂最貧困、最低賤者。他們起來造反，反對黑暗的“十七年”，針對的正是中共的剝削壓迫。我們的任務是宣講“兩條路線鬥爭史”，試圖扭轉他們的“工團主義”傾向，要把他們的反抗納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也就是為毛的權力鬥爭火中取栗。但他們執拗地只為自身解放而奮鬥。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這些學生錯了，工人們直覺式的反抗是對的。誰說文革中群眾組織是“跪着造反”？宜賓工人就是“趁機造反”。 我回憶這些文革經歷，是想說明一個事實：文革中確實存在人民反抗暴政的因素，不管它的自覺程度高不高。“全紅總”、“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宜賓紅旗”正是其傑出代表。十年前，文革四十週年時，方圓寫了篇全面回顧“全紅總”的大文章：《從全紅總談人民文革》。直到今天，我認為仍然是一篇對“全紅總”工人運動分析得最全面、深刻，並富於理論深度的好文章。又十年過去，我們在這裡紀念“全紅總”成立於被鎮壓50週年。50年是一個漫長的歲月，大家能聚集在澳洲來開這個紀念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當年20歲上下的年輕人，50年之後已經70來歲，再過10年就是80歲，還能不能來開六十週年紀念會就難說了。 我這麼說，不表示我悲觀。一點也不悲觀。僅僅是承認這個自然現象，而不是懷疑自由工會運動是否後繼無人。也許用不着再等10年，中國獨立工會運動就會以另一種我們今天難以預測的形式再度興起，就像壓抑已久的岩漿猛烈噴發。因此，我們今天紀念“全紅總”不是紀念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而是紀念先行者們當年英雄式的反抗，紀念他們所付出的代價，紀念一個正義事業通常會遭到的挫折與蒙難。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會懷疑，未來中國一定會興起強大的獨立工會運動，而今天在海內外公開或秘密存在的各類工人組織和工黨，必然發展壯大，成為左右中國走向，穩定亂局的強大政治黨派。 一個有意思的巧合：1980年，“全紅總”被鎮壓13年後，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幾起幾落，終於發展壯大，推動並實現了波蘭的半自由選舉，從而一舉結束了波蘭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選舉日，恰好是中國民主運動遭到鎮壓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失敗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從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徹底失敗，最後死定。一種是經由失敗的中途站，走向最後的勝利。因此之故，最後勝利之前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光榮的失敗，不僅值得紀念，還值得慶賀。因此之故，在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舉旗和失敗的第五十個週年，我從太平洋另一邊趕來，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向“全紅總”表達敬意，向當年二十啷噹歲的無畏的先驅們表達敬意。我堅信，歷史終將承認你們建樹的豐功偉績！   2016年11月8日於堪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