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文革之研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半个世纪以前，我是小学五年级，但我现在依稀记得当年聆听高音喇叭广播516通知的情况，特别是斗批改三字，记忆尤深。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年头，我辈若无所动作，愧对时代。 毛主席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困惑我们两三代人的问题。文革后，无论是朝廷股肱重臣还是市井升斗小民都搞不懂，毛为什么要自毁其统治基础，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半个世纪后，笔者认为自己想通了。笔者认为文革是毛在人造大灾难后为维持身后地位搞得新一轮政教合一的革命；然而毛的一系列严重失算招致满盘皆输。 本文的研究包括几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方式，进程和结果。笔者假定读者知晓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主要事件，因此重点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分析评论。本文的论点是笔者一家之言，欢迎辨驳。 <h3>一 文革动机的版本</h3> 文革的动机有三种说法。 一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遭二茬罪，是官方和毛左的说法。请相信这种鬼话的人就此打住，甭往下读了，本文不是为您写的。还有些西方左派把毛的文革想象为建立理想公平社会，此辈臆梦，不住挂齿。 二曰毛与刘少奇权力之争，国外的一些中国通如此认为。似乎有点影子，但全然不对。洋人不懂中国国情，他们以为毛刘是上下级。非也，毛刘本质上是君臣关系，君对臣可生杀予夺。猫鼠之间无权力可争。 三曰防中国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文革的真实动机是防止中国赫鲁晓夫在其百年之后作秘密报告。笔者读辛子陵关于62年七千人大会的长文始见此说；李不平的“俞正声，毛泽冻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厚非吗？”一文亦持此说。笔者苦心琢磨多年，同意。反修防修是鬼扯，但严防根除中国的赫鲁晓夫确是毛文革的真实动机。 <h3>二 毛的心病</h3> 作秘密报告须有坏事可报。毛是我党的再造之父，没有毛这个大流氓，我党无人可敌蒋介石这个做君子之想的小流氓。49年建国，变匪为官，封妻荫子，我党同志无不感恩戴德。虽然运动不断，党内挨整的不少，但毕竟没有斯大林式的内部大清洗，所以毛不担心苏式秘密报告。但毛也有心病，天大的心病：数千万人丧生的三年大饥荒！（笔者有意避免使用一个数字，哪怕以千万为单位，以免对死者不敬。今天没人知道这个死亡数字，皆因人民的好总理周下令销毁了它！） 刘对毛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仅此一句，毛不但知道刘是赫鲁晓夫，还知道秘密报告的内容，刘鄢得不亡。但正如毛本人说的，他动下小拇指即可打到刘，为何要搞文革如此大的阵仗？ 文革的必要性是因为毛发现中国潜在的赫鲁晓夫人数庞大，非仅刘一人，再加彭真，陈云也不止，大概有N x（7000 – M）人。此处，7000 是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N 是指与会者的同僚，M 是林彪等军方人士，。他可以用小拇指搞掉刘，彭，陈，周少奇，但接上来的依然会是张，李，王少奇。在我党历史上，后任领袖以策略错误为由否定前任以自立是惯例，何况你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处境与59年的庐山会议的有很大差异。59年饥荒初现，情况还不太严重。尽管庐山会议相当多的的与会者实际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毛一发雷霆之怒，几乎所有的人一夜转向，自刘少奇以下，无不落井下石。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更是毛的批彭干将。而到了62年，大饥荒已尽显无遗。高中干部的潜意识里都感到三面红旗搞坏了，而毛批彭右倾 使情况更糟。七千人大会 上刘少奇作为第二号人物公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会者都甚以为是（在网上读到一回忆文章。62年某县开三级干部会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当传达刘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会场上一片几十秒的静默，继而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毛清楚地认识到，这七千人虽嘴上不敢明说，但都认为他应为大饥荒负责。仅管林彪跳出来强力护驾，但纯属强辞夺理，无以服人。 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之辈因其管辖的地区死人太多，灰头土脸，甚至下台。毛没有庐山会议时强大气场，故强压怒火，引而不发。 有一点必须明白，无论七千人大会前后，也无论一线二线，毛没有丧失任何权力。但毛丧失了另一宝贵的东西：永远正确的光环。毛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马克思+斯大林+秦始皇，光芒万丈的千古一帝。仅建立一个新朝代太小儿科，他要的是改造中国和改变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建国后，他不与民休养生息，外与苏联争雄，内有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不断，终酿巨祸。此时，身前的绝对权力他有了，身后的声誉遗产是他考虑主要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八个月后，饥荒有所缓和，毛开始反击。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吓破了所有人的胆,人人噤若寒蝉，七千人大会后稍许宽松的气氛荡然无存。毛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确是金玉良言。一句话就把身前全管了，接着就该管身后了。但这可不容易，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管得了身前，怎么管得了身后？毛自有办法：宗教。 <h3>三 文化大革命：建立毛氏新教派</h3> 宗教不是低级的迷信，一个宗教有自己的逻辑和语言系统，外部的不适用。宗教需要两个基本要素，终极目标和教义经典。创立一个全新的宗教费时费事，借助已有的，成立旁支或独立教派，事半功倍。一个典范是伊斯兰教。 它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终极目标， 却以古兰经为教义。而教主（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但身前和身后都有绝对权威，一千多年，不容置疑。这正是毛需要的。我不认为毛要当神，因神不管人世。他要当教主。 64年毛开始在马克思的庙宇里修建毛氏分殿，以下简称毛教。马克思许诺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人间天堂，马教经典是资本论。毛教的经典当然是其雄文四卷外加小红书，但其终极目标颇费思量。 毛长于破坏短于建设，大饥荒后再谈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只能令人尴尬。但因马克思仍被奉为祖师，共产主义不可被彻底放弃，只是被推至无穷远 。因此终极目标不见于毛教的语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为“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我记得清楚，64-65年前后，我们的宣誓口号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全社会的时尚有了根本的变化：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一天吃五顿；64年，以贫穷为美；以粗鄙为荣，以舒适为耻，以凶狠为勇，以善良为恶。糠菜窝窝头比土豆烧牛肉更有利于（思想）健康。（笔者上的小学是大城市里军队院校的子弟校，经济条件都很好，人人皮鞋，胶鞋或布鞋。65年突然间男孩大兴赤脚穿草鞋，土产店买的，八分一双，后涨至一毛二。据说一校工会用龙须草打草鞋，我们都羡慕不已。） 毛教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用恐怖把中国统治得如铁桶一般是不言而喻的，但重点是政权永远不得落入异类之手，党的路线不得丝毫偏离毛式社会主义。林彪一针见血点明关键：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政变讲话,  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是63年至65年，毛搞了一系列的动作：九评宣判赫鲁晓夫为历史罪人；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重塑他永远正确的形象；学习雷锋活动树立圣徒榜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宣扬毛著为圣经；社教运动扭转国家的方向从经济复苏到反“资本主义道路”。毛的政治能力是难以置信的，仅3年时间，毛完成了从略有瑕疵的领袖到全知全能的教主的华丽蜕变。 人们的记忆全部清零，几年前的的大饥荒，好像从未发生过！ （在经济上，毛变聪明了。工业大跃进偃旗息鼓，农村退到高级社的经营规模，政策悄悄的回到58年以前。但在政治上，三面红旗犹如他头顶上美艳的癞疮，又红又肿，任何人碰不得。） 65年末，毛教分殿初具规模。在我军的带领下，万民膜拜如仪。但这是否足以千秋永续？不，因为还没有政教合一。毛熟读古书，必知史上的三次灭佛。若无政权支撑，一个宗教难免风雨飘摇。宗教要站得住，必须政教合一。有人不解，49年后，我国就已是政教合一，为何又要政教合一？原因是彼政教合一非此政教合一。彼教是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善人民生活属应有之意；彼政之人的多数，不管效果如何，真诚地为此奋斗。此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彼政的人不能胜任，该换班了。用列宁的话说，既要用满嘴胡言的新领袖代替尚有常人之见的老领袖。 <h3>四 政治大革命：新生政权</h3> 66年五月，狠批三家村后，毛的权势如日中天，毛教崇拜几近狂热，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开始。但实际上，这是文化大革命（创立毛教）的尾声，政治大革命（建立新政教合一政权）的开始，文革实际变为政革。笔者循规蹈矩，仍用文革一词，但加“”以示区别。以下“文革”意为政治大革命。 虽然五一六通知说要打走资派，挺吓人，但又说要斗批改，听起来好象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但该通知有一条细则人们当时没有充分理解其深意：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文革”领导小组。请注意这个青字，其实这隐喻了毛的 “文革”意图：吐故纳新。 “文革”开始时进展的很顺利。毛先给各级领导玩了个阳谋，先放任他们用反右和四清的套路领导“文革”，再指责他们压制群众的革命造反，一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砸翻了所有的当权派。此后“文革”如火如荼，在革命群众中涌现了众多先锋闯将，主要是大中学生和少许年青工人，毛教的狂热之徒。他们虽是奉旨造反，但能建立组织，有群众基础 ，可谓脱颖而出，正是毛意中的代彼之此。其中一些人在资反路线时受压挨整，是毛解救了他们，更勇为毛“文革”义无反顾的马前卒。 （有些文革参与者称，他们的文革有别于毛的文革，称为“人民文革”。的确，当时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如临时工组织要求转正，下乡知青组织要求返城。还有些人激愤于在当时普遍贫困的社会里官僚阶层享受的特权，更有少数人醉心于巴黎公社式的平等社会。虽然有人的文革夹带了以上“私货”，但是笔者认为尚不足以称“人民文革”。他们的语言和面貌是毛式的，归罪任何他们不满的现象于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很小，而且在清查516后被镇压，影响消失殆尽。） 67年初，党的现任高中级官员或正被火烧或已被打倒，毛着手实施 “文革”的真实意图，夺权：摈弃已有的机构，重组各级政权，老中青相结合，称革命委员会。毛原想以这些造反领袖为主体，结合进少量不得志的旧官员。可毛还不太信的过这些不知底细的造反派领袖，只给他们副主任或常委之衔，倒赐那些被结合的旧官员正职。笔者认为旧官员本应该是过度性的，因为除了几位主动造反的如刘格平王效禹几人，他们很难比被打倒前任们更精通毛教。只因造反派领袖太青太愣，毛要待他们成熟后再扶正。 一年时间里，在中央文革的奋斗下，各级革委会均已成型，“文革”的任务好象完成了。但事情有点不对头。 <h3>五 诸多失算</h3> 这些被结合进来的旧官员多是文革前官场的失意者，大都刚被解放，好似咸鱼翻身，再掌权力的滋味远胜甘露，欲放手不能。因为其政治经验和行政资源远胜造反派领袖，他们牢牢占据权力的中心，全然不给造反派领袖们机会。更糟糕的是，围绕着革委会的利益分配，造反派组织间的互斗愈演愈烈,  造反领袖们反而离权力的中心越来越远。 67年初夺权伊始，不同激进程度的组织争权夺势打成一团。开始时还只用棍棒钢钎，蠢货江青居然赞扬文攻武卫，火上浇油，致使武斗蔓延，升级为枪炮大战，形势迅速恶化。毛过度自信，初期似乎没有把局势的混乱太放在心上，甚至说出形势大好，武斗锻炼群众有利战备之类的昏话。但武斗迅速遍布全国，各级革委会压不住，局面明显失控。毛并非喜爱永久的混乱，当意识到情况不妙时，他开始急速刹车。应该说再混乱的局面毛都可以重新强制控制住，但所花的政治成本要大的多，纵魔容易收魔难。笔者认为这是毛此后的一系列失算开始。 自断臂膀 67年7月的武汉陈再道事件给毛一个警醒。当极需军队帮助稳定形势的时候，他看到了军队的深度不满。为了消除军队的不满，他一下就以反军的罪名拿掉了中央文革的红的发紫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时代，大人物一夜倒台比比皆是，没人认为这几个小爬虫完蛋有什么特别。但是此事意义重大，因为它预示了中央文革的消亡。 中央文革自516成立起就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事实上的党中央，如果没有意外，它将是中央级的革委会。中央文革里，江青康生当然是核心，军机大臣，而王关戚是承上启下章京行走。他们虽是笔杆子出身，但上通下达，都有相当强的办事能力。他们是京官，毛的近臣，有皇帝侍从的天然优势。若暇以时日，多加历练，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江青日后继承大位的心腹臂膀。而外来者张春桥姚文元终不入流，因为京帮（包括军帮）视海帮为异类。 三员干将的下台导致中央文革的无限风光不在，逐渐无疾而终。而中央文革的消亡使江青失去自己的权力平台，变成咋咋唬唬的孤家寡人。周恩来曾谦卑对江青说，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貌似恭顺，实包祸心：不肯让渡事权。而毛因缺少有掌管全局能力的毛教新人取代周，后果很严重。 自撤柴薪 “文革”高峰里，毛驱动大中学生这群毛教狼奶喂大的群氓摧毁旧世界得心应手，但在建设新世界时，他们则成了不稳定因素。尤其是67-68年的武斗中，他们舞枪弄棒，基本不受控。68年下半年，武斗渐告平息，但要最终稳定局面，决不可再让近千万灌输了造反意识的年轻人无所事事，满街乱串。但大学关门，工业停滞，去处何在？毛大手一挥，在光冕堂皇的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遣送大学生军训，驱赶中学生下乡，街上顿时清静了。 虽是快刀斩乱麻，但此举极大的损害了毛教本身。大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本是毛教的主要信徒群体。而毛的宗教革命成功，非但没有给冲锋陷阵的教徒带来现实利益，反而把他们打进地狱，再虔诚的信徒也难以承受。而且下乡插队的学生亲眼目睹农村的现实与他们被灌输的宣传间的天壤之别，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上当受骗。虽只有极少数的人认真思考，变成持不同政见者，但绝大部分变得玩世不恭。这时甭再指望他们誓死捍卫毛主席了。毛教丧失了基本信徒群。 另外，与此同时，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因为其失去群众基础，革委会里的造反组织的领袖们处于更困难的境地。他们本是某组织的代表，现在组织不存，他们何以自立。 自毁干城 毛只所以敢于瘫痪党的各级组织，搞得天下大乱，是因为他有恢复稳定的最后工具，军队。在67-68年局面几近失控时期，毛给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但只有支左和军管有实际意义。人们都知道毛要军队支左真是乱点鸳鸯谱。军队视造反为阶级敌人翻天，恨得半死，故对支左的任务，不得已而为之，心里老大不满。但军管才是双刃剑，最终既伤了军队也伤了毛，值得研究。 军管，或曰军队干政，从狭意到广意分四种形式，军管，军宣队，军队主官兼任地方主官和军头入阁。除了少数要害部门被直接军管，军管大部分以第二，三种出现。很多纷争不断的单位派入军宣队，如早期的工作组一样代行一切权力。而在省市级，委派驻军政委任当地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力求令行禁止。军管果然有效，69年初，天下大定。九大时，毛让中央文革余孽江康陈张姚和军队大员黄吴叶李邱都进入政治局。 天下大定，但在地方层面的“文革”成果也基本损失殆尽。这些军人可不比那些被结合进来的旧官员优柔寡断，他们借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把造反领袖们赶出革委会，不少人投入监狱。到头来，新生革命政权里只剩下军官和老干部，这可不是毛教的理想国。 更糟糕的是，虽然军队介入地方完全是毛的主意，但看见军队人员遍布中央和地方， 毛疑心生暗鬼，担心林彪的势力变得太大了。更更糟糕的是，九大后，政治局形成了“文革”派和军队派。两派在一个屋檐下办差，矛盾骤起。军队派自认是跟毛打天下的嫡系，打心眼里瞧不起没有根基却飞扬跋扈的“文革”派。而毛的本意却仅要军队派给“文革” 派保驾护航，因为“文革”派才是毛教的衣钵传人， 两派在70年的庐山会议上公开冲突。冲突的缘由听起来很荒唐，但毛看到了军队派对“文革”派露骨的敌意。显然，一旦他不在了，军队派会象宰小鸡似的收拾掉“文革”派。毛毫不犹豫地决定拿掉林彪和军队派（此事与67年的二月逆流非常相似：任何人挑战“文革”派就是挑战毛，自找倒霉）。 后来发生了913，不多赘述。后果是林彪和军队派垮了，军队对他的忠心大打折扣，他本人也丢了脸面，一蹶不振。神是不能流血的，教主是不能有错的。 <h3>六 林彪的接班人位置之谜</h3> 笔者想探讨一下毛林的关系。林一直是毛信任倚重的，林也不负毛望，在七千人大会上和建立毛教中都是功劳盖世。毛搞“文革”需要林的保驾护航也是当然的，但在“文革”伊始就把林封为副统帅，铁定的接班人，有点邪。笔者以为毛从未真正认定林是其接班人，理由有四。 林的健康不足以胜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日常工作的重负。很难设想国家最高领导人每天仅工作一两个小时。 林说到底是个常人丘八。不管读多少书都不可能是博大精深的毛思想体系的衣钵传人。 林有点令人摸不透。林表现自己一直是毛的简单追随者，但1966年5月18日的政变讲话表明他深不可测。他看透了毛，叫毛不太舒服。所谓毛在66年7月给江青的一封信真假难辨，但也非空穴来风。毛起疑了。 林对“文革”表现消极。用林自己的话说，被动，被动， 再被动。被动是为了自保，让毛少犯嘀咕；若他主动了，有抢班夺权之嫌，还可能中招犯错，很危险。但毛以对“文革”的态度划线，林显然不合格。 鉴于此，笔者一直不解，毛为什么到九大还把林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一万有变，如何圆场？也许毛早已想好了解决方式：令林在适当的时刻以健康原因辞职。就林而言，70年庐山会议后，境况日下，他为什么不主动称病辞职，给毛个方便，自己也落个全尸？也许是刘少奇的覆巢之鉴使他欲退不能。 笔者还要为林彪辨诬一二。913后官方指责林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大逆不道。国家主席的位置是怎样成色，毛曾戏言，让陈永贵当，林有必要如此糟践自己吗？更重要的是，除了几个非洲军人独裁小国，世界上极少见国家元首兼任国防部长，林时任国防部长，他若当国家主席正好予毛以借口去其国防部长的职务，孰轻孰重，林彪能搞不清楚吗？这样的指责纯属欲加之罪！ 林彪的私德尚可，但绝非善良之辈，有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若统治中国，或可与民休养生息，但依然会是个黑暗的王朝。 <h3>七 机关算尽太聪明 ……</h3> 913后，军队势力全面退潮，旧官员大部分复任，在省市级，衙门的成分已与“文革”前无甚区别，在中央一级，“文革”成果是一锅夹生饭。“文革”派虽是处在半悬浮状态，但在毛一边倒的庇护下，倒也没有明显的对手。但毛清楚的知道，“文革”并不很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毛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每况愈下，虽他说了文革每七八年一次，他已无精力再有大的动作。 毛自知来日无多，逐步安排后事。74年，他召回邓小平，因为邓曾是反右和九评的总指挥，与他心通。邓不及林聪明，或误解了毛的意图，复职后立即大刀阔斧整顿“文革”后期的乱象，过早暴露了他对“文革”的仇恨，毛当然不能容忍，再贬之。邓后，毛放弃让任何强人辅佐接班的打算，转而安排一个能使先天不足的“文革”派可以驾驭的高层。入阁的政治局成员特点有三： 五湖四海。除了不可替代的汪东兴，其他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没有山头，没有人脉网络，一盘散沙。 人尽中年。没有老同志，只有中青年。江青的资格即便不是最老的也是之一。军队本来最讲资历，但毛赶走叶剑英，跳过其他元帅大将，指定上将陈锡联执掌全军。这当然不是因为毛喜欢他们风华正茂，而是无人可以持更老的资格成为江青发号施令的障碍。 弱势群体。无人有显赫政绩，无人有辉煌历史。老干部者如吴德， 名不经传，而名人新秀陈永贵，却一屁股屎（据报曾是汉奸狗腿子）。他们知道自己资质平平，之所以有当时的高位，完全是非常时期毛的破格提携。此时此地他们无非份之想，只有维维诺诺听江的指挥。 但是因为“文革”派始终缺乏直接管理整个国家的能力，毛不得不给他们找了个总管家，华国锋（不要纪登奎，纪在中央的时间已太长，不易驾驭）。出于毛惯用但独特的政治算计，他又授予这个过渡人物以正职。 华国锋到处炫耀毛的六字手书，“你办事，我放心”，其实这纸条正好表明毛对华的真实定位：办事，在清宫剧里曰办差。江青后来揭露该纸条不全，华国锋隐藏了后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笔者相信她的话。毛清楚地表明了谁是老板舵把子。 毛选择华显然不是因其天资聪慧，而是看上了他忠厚老实。但请注意，华是县大队出身，此类游击队当年不会少干绑架暗杀的勾当，擅使非常手段。也许大流氓对小痞子的工作方式不太熟悉，而任何无知都是致命的。以后的故事众所周知，不多赘述，文革和“文革”以与毛伟大战略部署完全相反的方式和结果结束了。 <h3>八 文革评价</h3> 76年10月的宫廷政变标志毛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失败，毛教分殿像纸牌屋一样，顷刻崩塌，被大风刮得踪影全无。毛的心病，几千万人致死的大饥荒，也昭然若揭。但情况并不那么糟糕。 昭然若揭仅仅意味着藏不住，而官方从来不曾揭过什么。如此中外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惨剧，当局至今没有任何公开的文献给个交代。由此看来，毛犯了个天大的傻，文革白折腾了，完全没必要：中国没有赫鲁晓夫！邓比赫鲁晓夫聪明，毛即党，骂毛即骂党骂自己。至于文革，官方也曾羞羞达达地承认毛在四人帮的利用下犯了错误，可是忘了说明是什么错误，多大的错误。小平指示，宜粗不宜细， 又云“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但比起他的伟大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能对毛做如此评价，其人良心的分量是微不足道的。 文革的结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经济上从毛式专制社会主义变成邓式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从绝对极权主义变为相对权威主义。文革前，党对国家的统治主要靠恢恢天网般的党组织，水银泻地；文革后，党的组织从未从“文革”初的解构性打击中真正恢复，人们失去了对其的敬畏，现在党的统治只能靠警察和盖世太保了，对社会的控制较之前差之甚远，这是文革的成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还生活在类似文革前17年的高压锅里和绞肉机里。从这一点，也只有从这一点，文革在中国现代史有正面作用，巨大的正面作用。 鉴此，笔者认为对于中国人民，除了文革中的死难者，文化大革命如此的灾难，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