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 顾准先生，岁末的寒风又将翻开12月3日的日历，预告您远去天堂42周年。1974年这月这日，您的灵魂挣脱肉身，从人间炼狱飞升天堂。尽管您的骨灰撒在了您生前选定的北京三里河，您的衣冠冢在万安公墓一个少为人知的角落，但我坚信天则大道，一个在严酷漫长的诛心反智时代给中国知识界保住最后一点尊严的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圣徒，“拆下肋骨当火把”的先驱，理当是免签进入天堂的尊贵选民。     在我向您献上衷心的敬意，深切缅怀时，也自报家门。我，名叫郑兢业的读书人，是您众多读者中的一个。在您的精神火把照引下，在冲出“东方专制主义”历史长夜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我勉强算是个踉跄在队尾的追随者。 再说下我的“省籍”和“市籍”。 我的“省籍”相当响亮。如果说，“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是执政集团喋喋不休吆喝声最高的国家形象广告词，那么，我所在的省份，总好充当飞得最快，率先给最高当局叼去“捷报”的那只喜鹊，源源不断给国家“形象广告”提供最艳丽的胭脂口红。这里，是全国“打右派”运动中猎获最多地方、全国第一个孽生人民公社的地方、全国最先冒出大锅饭狼烟的地方、全国第一个放飞粮食高产“卫星”的地方、全国大饥荒肇始的地方、全国饿杀人最惨烈的地方，也是顾准先生在苦役与饥饿的摧折中，冒着坐牢甚至杀头危险，写出《商城日记》的地方。 《商城日记》“顾准名单”中杨学廉先生的“市籍”，就是我当下生存的城市郑州。     杨学廉的儿子杨起初，不仅是我的酒友文友，精神兄弟，也是广义上的狱友。我们都曾因“反革命言论罪”判刑入狱，只是获刑时间有别，服刑监所各异。杨起初没少嫉妒我的“狱运”，按原判刑期，我比他长13年，他却比我多关三年。我多次用“鏊子理论”安慰他：我们都是强权鏊子上的烙饼，在鏊子上怎么被翻来倒去，烧烤多久，与运气基本无关，一切取决权力的魔手。     顾准先生，突然说起半个世纪前与您一起蒙冤受难的杨学廉，您也许一时想不起与他同台演绎过的历史悲剧，容我稍作提示：您1959年在河南商城铁佛寺水库劳改营当“工蚁”，挑土担石把腿累瘸后，官家怕出人命，把您调到菜园组做了“菜园顾”。同在水库工地的杨学廉能从您形容的“盆子”挪到下菜棚种菜，也与怕出人命有关。 “菜棚杨”来自郑州，是河南省商业厅给您送来的“右派”难友。难以承受的饥饿和苦役，使他在绝望中视生命如敝屣。仅仅因为别人碰了他的眼镜争辩了几句，就被人猛扇一顿嘴巴子。他咽不下这样的屈辱愤而自杀，被人发现死愿难尝，调到菜园组继续承受磨难。 杨学廉虽不是《商城日记》中的重要角色，您对他的着墨不过四五处，但他的名字和故事，却写在了公开出版的《商城日记》首页。您在1959年10月14日开篇第一段写道—— 日来杨、何对我照顾备至……杨学廉实际上已垮…… 10天后您又写道：没有钱，只剩二元，杨学廉打碎了碗，借去五角。没钱去医院。再坚持下去。 12月25日： 开始处理东西。 准备把撒尿的一套东西送给杨学廉。 12月29日： 杨学廉来打饭时要他把痰盂和罐子拿走了。 向杨永华买胡萝卜，三毛钱买了五六斤。杨永华与杨学廉二人亲挖，杨永华登账，杨学廉证明。 从账本上看，杨柔远买了萝卜，每斤一角……我的账登记的是三斤，也是每斤一角。 顾准先生，杨学廉最后一次出现在您日记里，是他与另一杨合谋，以低于“公价”一半的价钱，或者说用造假账的办法，冒着被人发现了必受惩罚的风险，私下卖给您五六斤胡萝卜。     谈起《商城日记》，难免勾起您对尘世苦厄的回忆，但忆苦伤魂不是我的初衷。您在世时，心，一碎再碎，魂，一破再破，此刻，唯愿晚辈的心语，能给您的魂灵带来些许慰籍。     我想，每个穿越精神荒原的先行者，无不期待追随者的身影；漫漫长夜中点燃生命当火炬的思想先驱，都希望身后响起同道的足音。为记录、守护、捍卫历史真相，宁愿成为历史祭坛牺牲的圣徒，哪个不是为了唤起此世与后人的历史良知？破冰船无惧撞击冰山暗礁，还不是为了后来的船队打通航道？ 顾准先生，您身后不乏追随者的身影，同道的足音，有担当有良知的“史官”，跟随在破冰船后的船队与孤舟。 今天，我只能给您讲一二我视野里追随您的身影，我身边几个富有历史良知的“史官”。 您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成就，常人实难与您同行共创，只有在惊叹中仰望走得太远攀升太高的背影。您在《希腊城邦制度》探索中抵达的高度，在中国政治哲学领域，罕有与您奇峰并立的。然而，您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却是每一个愿意追随您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学，都能做的。                      二 您当年不会想到，您在饥饿与苦役的挣扎中，在随时都可能被人揭发出卖，随时都可能陷狱夺命的危境中记录下的人类饥饿史、人魂裸舞史，您在人身历尽摧折心魂饱受凌辱的“文革”岁月写出的政治哲学经典，会对一个在您去世两年后才出生的女子，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这位女子名叫柴静，是很多国人当然也是我深为敬重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柴静为您写下题为《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纪念长文。我今天特意提起柴静，是想向您重述她在纪念文章中那两句让我万般感慨也非常认同的话——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权力狂妄，也没权力虚无。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 顾准先生，我今天特别想向您转述柴静这句话：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 并愿意再向您重复一遍：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您的精神后代。 略谈一点柴静这个精神后代的故事，您听了会很欣慰。她曾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主持人和新闻调查记者。自愿离开央视后，写了一本名叫《看见》的书。她用这本书的版税，自费拍摄了一部长逾百分钟的环保公益专题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 当下中国，是世界公认天下无敌的第一雾霾大国，雾霾强国。若找中国雾霾严重性的参照系，很多地区不亚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伦敦。近闻一幽默高手拿雾霾开涮：白天找不到北京，夜里找不到平壤。白天，北京被雾霾吞进肚里；夜里，平壤因电力奇缺黑灯瞎火深藏夜幕。 2015年2月28日，深度调查雾霾成因，全面揭示雾霾危害，诚告每个“霾国”人该如何应对的《穹顶之下》，在中国视频网站开播，当天就人气爆棚，观众近亿人次。 被《穹顶之下》启蒙的亿万国民突然醒悟，把惊愕愤怒的目光聚焦在政灾人祸上，沸腾的民怨山呼海啸，直冲霾源。 当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政治疯病，至今未能痊愈，隔三差五疯病发作。过去发泄在阶级斗争上的邪劲，移情别恋在了经济虚胖上。为充胖壮脸不惜断子绝孙的毁灭式“发展”迷妄，不仅一再重演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蠢行恶事，也让国人饱受雾霾之祸。 当下的北京，是名扬世界的“霾都”，在浓霾锁城昼夜难分且不知何时得见天日的苦熬中，“大风已过张家口”的讯息，不待证实真假，就会成为“悲京”人的最大福音。在雾霾肆虐季节，见一回像点样子的蓝天白云，除了老天爷垂怜格外开恩，就得等到北京有“重要会议”，或搞国家庆典，抑或承办重要国际活动。权力当局为确保想要天蓝时天就得蓝，往往提前几周乃至数月，严厉整治北京周边百里甚至千里的大气污染源。     “柴旋风”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出当局预料，3月6日就遭封杀了《穹顶之下》。 封杀，让有良知的人更加钦敬柴静激赞柴静，让突然警醒的人们愈加愤怒地追究霾源质疑政府，也让“造霾”一族装足了怨毒的炸药，点燃了报复的炮捻。     因为柴静指出了谁是雾霾的“亲妈”，谁是雾霾的“奶娘”，谁是“霾儿”、“霾孙”，“霾妈”“霾娘”等一竿子造霾家族强势反击，污蔑柴静受境外敌对势力指使，用雾霾说事，恶意丑化抹黑中国。更有甚者，构陷她是美国间谍…… 顾准先生，您看，在您去世几十年后，您的精神后代仅仅揭示点雾霾真相，依然难逃冷箭与陷阱……                              三     顾准先生，我接着给您讲王晓林女士，她不仅是您的精神后代，也是您的同道挚友孙冶方先生的精神后代。她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志愿者，她用整整五年时间研究您的人生来路，思想脉络，学术成就、精神矿脉、灵魂沉升，写出长达60万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 正是在读了《顾准和他的时代》后，激发我要对您说说“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的强烈愿望。这部去年夏在香港出版的书，至今难以进入中国大众视野。当局对它不喜欢的“境外”图书的明阻暗截，很少有打瞌睡的时候。我有幸成为“小众”，得益于“郑州思想沙龙”与中国思想界广泛持久的交流。 顾准先生，郑州思想沙龙里的一群思想者，亦是您的精神后代。这个沙龙已存在21年，自1995年代起，由郑州独立学者邵晟东先生发起，几位心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人不时聚在一起，探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哲学、历史、宗教、人口、两岸关系、时事热点、国际形势等问题。虽然后极权时代与您经历的极权鼎盛时期的政治情势比起来，也算地上爬到席子上——强一篾，但善思的头脑，拒绝合唱的人，依然是权力当局的眼钉肉刺。然而，思想沙龙虽屡历风雨，不仅思想的星火没被扑灭，且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深、越远，相继有一百多位中外思者学人在此交流讲学。 王晓林家在北京，2013年秋，她为写《顾准和他的时代》到您的受难之地商城采访时，得知郑州市一位名叫李素立的高校教师，一个月前也来采访过1959年那场大饥荒。她结束商城采访特意来到郑州，见到了郑州思想沙龙的李素立。两个顾准的后代一见如故，李素立是河南反右运动、信阳事件的民间研究者，他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资料库提供给王晓林参考。 此书出版后，郑州思想沙龙开了个小型作品研讨会。     我手里这部《顾准和他的时代》，是作者赠给思想沙龙的。作为思想沙龙的参与者，我也有幸获得转赠。虽然我两次错过向王晓林当面请教、鞠躬致敬的机会，但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尤其是在品读过大作后，我对作者敬意有加。 王晓林能唤起我真诚的敬意，不仅因为她写出了《顾准和他的时代》，更钦敬工科出身的王晓林，此前对政治、历史学并没太多热情的王晓林，在“顾准热”降温多年之后才知道顾准名字的王晓林，能写出这样一部深刻独到的大书。     直到您去世23年，她写《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时，始知顾准。 初涉顾准的精神世界，激起王晓林晚享宝贵精神资源的强烈遗憾：直到2007年还不知道“顾准”为何方神圣，枉和他同时代了二十多年。可眼前突然就出来了个顾准。他是谁？他何以如此？他的故事又何以如是发生？这事不弄清楚，不得安宁。     “不得安宁”的王晓林自此沉心融魂在阅读顾准中。深读顾准后，她生出这样深刻的感悟：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可能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 因读懂顾准而“不一样的”王晓林，决意做一次比阅读顾准更艰难的精神跋涉：她要重写顾准，写从历史深处走来，挺立在自己心里的那个顾准。 顾准先生，在王晓林重新寻找您，书写您的跋涉中，您的六弟陈敏之先生，您的学生吴敬琏先生，您的好友张曙光先生等亲朋，无不倾心倾力做王晓林的路径指引者，历史向导，学术指导，相关资料提供者。还有许多热心捧柴的众人，并非您的亲朋，他们的热情相助，让王晓林感动不已。尤其是她到您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商城采访时，火车抵达信阳，有当地年轻的“顾准后代”开车接应，在商城寻找当年与您一起服苦役的铁佛寺劳改营幸存者，陌生的路人热情引路。王晓林在后记中写道：好像凡事只要事关顾准，总有人愿意帮忙，总有人想为此人做点什么。 当然，官方除外。他们不仅绝不肯“做点什么”，还害怕、阻挠民间“做点什么”，凡调查采访涉及官方的恶迹兽行，一定躲不过红灯、横杠。全民大饥荒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信阳事件”的档案，依然死死攥在官家手心，深恐民众知道那段“光辉历史”的底细。 顾准先生，王晓林写作此书的“第一推动力”，是您非常非常熟悉的人。我相信，您一听这个名字，她鲜活的形象，会像春燕般穿越时空，旋即飞到您面前。我一说她大名叫徐方，您立马会想起她小名咪咪。是的，就是那个您一生中最难忘、最珍视的忘年交咪咪；那个您生命严冬中不断给您送来春风细雨的咪咪；那个在您第二次流放河南，她随右派妈妈一起到息县同受磨难的咪咪；那个借着年纪尚小容易躲过监管者和告密者目光，悄悄从“女营”跑到“男营”，把奶粉择机掖在您铺盖卷里悄悄离开的咪咪；那个在您被污化成“政治垃圾中的垃圾”，她却把您拜为导师、敬为英雄、由衷崇拜的咪咪；那个在您距生命尽头仅剩半个月，您渴望亲情最后的抚慰而不得，她在1974年11月18日给您的信中真情诚言愿做您女儿的咪咪…… 顾准先生，每每想到您离世前的境况，离世的时间，我就痛惜不已。即使在“文革”把您“革”得体伤累累、心碎魂破的日子，您仍暗发誓愿：一定要比“那个人”活的长！可叹天不假年，您这个誓愿抱憾落空。假如，假如您能再熬持一年零十个月，挺过1976年9月9日“大救星”陨落，“那个人”再也没本事“救”中国，没机会“解放”世界，自证“万寿无疆”是庸众哄骗“救星”的画饼，水晶棺装殓了栽死的“太阳”也装殓了他的时代，天安门广场变成“毛家坟”，升级版秦政从此式微，您就不会在离世前17天，再被“政治勒索”、“精神勒索”一回——流着屈辱的泪水，在“认错书”上签名了。您接受勒索，忍受屈辱欲换来最后看一眼老母和儿女的生求死愿，也不致破灭得那样彻底了。 顾准先生，在王晓林重新寻找您的艰难跋涉中，虽然不乏同道们助力的援手，但曾紧随您贴身前行的精神后代咪咪，却是王晓林启程上路时最热忱的激励者，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个由顾准做媒、心魂相契的知音，被王晓林视为“第一推动力”。咪咪身在异国，二人不便面晤，咪咪通过电邮，给作者提供了数万字的追忆、交流文字。 王晓林用五年心血写成的《顾准和他的时代》，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写在宪法里的言论自由，依然是纸上发黄的画饼；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出版自由，仍是老婆饼里的“老婆”。顾准的名字虽然不在当班出版警察彻底封杀的黑名单，却在冷藏之列。“中国特色”之特，自然彰显在“法网”之特上。网眼尺寸几何，何时缩放，任由“法老”随心所欲。早些年在大陆出版的《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著作，设若放在当下，更难成为“漏网之鱼”。因而，作者想在大陆出版的一切努力，所有援手的推助，都未能钻过那张网眼稠密的铁网。     所幸，香港的“网眼”比大陆的“网眼”尺寸大些，2015年6月，分上下两卷的《顾准和他的时代》，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关于这部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晓林这样定位：如果说当前最全面的一套四册《顾准文存》是一种“竖”的纵览顾准的结构，那么本书则是一种“横”的和立体的解读顾准的结构……试图完整地覆盖主人公一生的三个层面——时代的、个人的和精神的，向读者介绍中国大陆1949年以降少有的、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政治哲学家。    我很认同作者这个表述，若让我浓缩一句《顾准和他的时代》的“读后感”，我将这样说：王晓林这个迟来的顾准精神后代，经过五年的长途跋涉，已超拔同道中人，是我敬其高慕其远的前锋。 顾准先生，除了这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告慰，王晓林外婆的骨灰，也安葬在万安公墓，与您的衣冠冢，只隔着两个墓区。自知道顾准，追寻顾准起，每到清明祭扫，您与她外婆的墓前，都有王晓林献上的追缅与鲜花……                         四     顾准先生，您的精神后代多在思想坎途上孤独探路，少有相携结伴同行。王晓林在采访途中，在作品研讨会上，不仅结交了郑州思想沙龙的一帮朋友，还颇具戏剧性地结识了杨学廉的儿子杨起初。“菜园顾”当年大概不会想到吧，在您谢幕商城的人间悲剧半个多世纪后，“菜园杨”的后代，会在《顾准和他的时代》作品研讨会上与作者相会，重读顾准，共忆顾准，追赶顾准。 顾准先生，杨学廉的儿子，应该说是您的早期同道。您与他的父辈同在商城时，他也在学校当稳了“小右派”。一个中学生能搭上反右运动的末班车，既因做了坦言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亦受右派父亲的株连。     中共建政前，杨学廉在台湾银行业供职。1950年代，他不顾朋友同事的劝留，决然回到“新中国”。在紧接而来的镇反运动中他虽没被“镇”，却也从此成了“蒋匪特务嫌疑”。苦海中扑腾到反右运动，谨言慎行的“特务嫌疑”仅仅因为一句“农村农民苦”的“反动言论”，被河南省商业厅打成右派。     就商业厅这个小天地而言，杨学廉还真算不上最冤枉的，他至少说过“农民苦”。与他同住一个家属院的同事，“右派”帽子挣得更邪乎。“大鸣大放”期间此人得病住院，他出院时，巧遇单位因完不成毛泽东要求的打右派指标，急如猫追着的老鼠。他成了反右领导小组的救星，被指定为右派分子，成为单位反右捷报的句号。他申辩：我没“鸣放”何以“右派”？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倒说了实话：指标完不成，总不能让我当右派，你出身不好，说不说都一样。     杨学廉的儿子比他父亲晚一年当上“小右派”。1958年，年仅13岁的杨起初和全班同学参加“丰产试验田”劳动，途中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发“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喜讯”。略识常识心直口快的杨起初冲口而出：净吹牛逼，连麦秸称上也没7000斤。 跟他一起抬箩筐的同学，当即向带队的于老师举报了刚听到的“反动言论”。在现场组织的批判会上，于老师率先挖掘杨起初的反动根源：你继承了右派父亲的衣钵，敌视、反对大跃进，是不折不扣的小右派…… 杨起初没有屈服，竟在课时笔记上留墨明志：头可断，志不变。 新“罪行”又被邻座同学告发，对小右派一场接一场的思想围剿语言霸凌，升级为随时施暴的武力征服。 顾准先生，您与杨学廉种菜的间歇，不知他给您讲没讲过，他家正在上演悲情连续剧。他的妻子不肯屈从街道办事处的劝诫施压，拒绝与丈夫离婚。被赶出工作的药厂后，为养家糊口，只得四处打零工。岂料厄运未了横祸又至，她给蔬菜公司卸车时，不幸从卡车上甩下，摔成重伤后久卧病榻，使“老右派”、“小右派”扎堆的杨家雪上加霜。 您与杨学廉差点累死饿毙参与修建的铁佛寺水库，虽没成为你俩的亡命之地，却成了上千“工蚁”自掘的坟墓。您1959年12月9日脱身铁佛寺水库工地5个月零9天后，杨学廉意外逃生的5月18日当天晚上，溃坝的铁佛寺水库吞噬了两千多鲜活的生命。     杨学廉能侥幸躲过死劫，恰逢商业厅把发配商城的右派调到原阳农场。他白天回郑州办手续，当晚就发生了溃坝事件。          顾准先生，当您在“史无前例”的历史浩劫中被“红卫兵”从京郊农场的窝棚拖出，按倒在地后剃出个那个时代“经典”的阴阳头，狂殴出的累累伤口散发的血气弥漫在最残暴的岁月，杨学廉也闻到了“文革”的血腥气。不过，这血气不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而是来自他的儿子杨起初。 从“特务嫌疑”到“右派分子”，再到铁定在册的“牛鬼蛇神”，杨学廉被强权征服了。这个一再被蛇咬住的不幸之人，不仅在文革时期，直至在以后的余生中，总是战战兢兢躲避一切“井绳”。他的儿子却恰恰相反，他死不认罪，抵死抗暴。 顾准先生，尽管您经历了也耳闻目睹过很多荒谬绝伦的事，然而，杨起初在文革中的奇绝遭遇，或许您闻所未闻。 再荒诞的“日记犯”，其“反动罪证”，也该在自己的日记里吧，而杨起初的“日记罪”，唯一的“罪证”，却在别人的日记里。     在我读过的所有史书和中外文学作品里，几乎都用“冰冷”形容脚镣。然而，伺候杨起初的特制大镣，却是“趁热”戴到脚脖子上的。 为尽早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杨起初初中毕业就做了省建筑公司工人。神不知鬼不觉，辖区公安机关在他身边物色了个“卧底”。一到文革“轰轰烈烈”，他多年毫无设防的“亲密工友”张卫生，就亮出了《猎人日记》。 那家伙三年前就开始暗记杨起初的“反动言论”——     1964年某月某日，我在工地对杨起初说，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犯错误调走啦，杨起初说，他可不是犯错误，是犯罪！信阳事件饿死几十万人，在封建社会要杀头……     1966年10月2日下午，杨起初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通通不放过，比朱元璋火焚庆功楼还厉害……     1967年某月某日，杨起初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没错，大跃进实际上是胡球来。     仅仅依据《猎人日记》，就把杨起初定为“现行反革命”。审讯中他申辩，这是有预谋的政治迫害，专案组的书记员回敬：这不是迫害，这是猎人逮狐狸，猎人要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被逮的“狐狸”先在厂里接受“群众专政”。他不服“群专”出逃后进京上访。一从北京回来，就被关进厂晒图室。姓阳的专案组负责人命令铁工队立马打付二十斤大镣。这付赶制的大镣工艺毛糙，带着氧气切割的飞边毛刺，尚存高温切割的余热，就上了杨起初的双脚。     他以绝食抗议，坚持到第七天下午，是姓阳的送给他的“好消息”，使他负气不再绝食：你绝食的情况，我们已上报市公安军管会，军管会明确表态，反革命绝食，饿死活该，为国家节约粮食越多越好！另外，我给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强烈要求判处你死刑的呈文最近就要批复，到那时，绝食饿死算便宜你，饿不死，得崩了你…… 姓阳的让他继续“节约粮食”的高论，使他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我不能称了你们的愿，偏偏要多吃点粮食。 顾准先生，在杨学廉的儿子“趁热”戴镣那阵，毛泽东又弄出个“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战略部署”。当您从北京被“部署”到息县“五七干校”时，同被归类为“社会垃圾”的杨学廉，也从郑州扫到信阳确山县。他儿子所在的建筑公司，也在重新“部署”之列，准备搬迁到南阳山区。 杨学廉临行前去“探监”，儿子现身专案组门口前，脚镣的哗啦叮当声先行预告。他只看了儿子一眼，就老泪横流着背过脸。带毛刺的脚镣，把他儿子的脚脖撕咬得血肉模糊，他不忍再看。专案组那个姓阳的还嫌场面不够刺激，再添把火：杨起初，已经死到临头，有什么遗言，赶快说两句。 杨学廉一听这话面如死灰，浑身急剧抽搐起来，从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 在建筑公司“搬迁南阳山区”的短暂闹剧上演中，杨起初成了烫手山芋，专案组向郑州市军管会强烈要求尽快判处死刑。     杨起初戴着建筑公司的“陪嫁”——那付带毛刺的大镣，押进公安局看守所“死囚”独居室。 所幸，他没有从“死囚”变成冤魂。虽然专案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民意”没被市公安军管会“伸张”，他却从“群专”待遇升级为正式囚徒，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收监“改造”。 顾准先生，像您经过商城的地狱之旅后不再畏惧任何苦厄一样，进出过死囚号的杨起初，脊梁和髌骨也更为坚硬。在三门峡劳改队，面对牢警的刁难欺辱，他敢当众躺倒在地罢工抗议，还参与策划、冒险协助一个政治犯难友成功出逃。 在劳改队全体政治犯转押洛阳监狱后，杨起初意外获得一桩“借子弹费”的秘密。 顾准先生，即使在黑暗暴虐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处以火刑或绞刑后，没有留下一例向死者家人索要“柴火费”和“绳索费”的记录。而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却发生了向被枪决的政治犯家人索要“子弹费”的“创举”。 在我所知的此类中国式“创举”中，您曾长期生活过的上海，三“创”中就占了两“创”，而这两个给家人欠下“子弹费”的人，都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过。 至今已知的因反文革第一个遭公开枪杀的，是上海的刘文辉先生。他因书写传播所谓的“反动小册子和传单”被捕，1967年3月23日被枪杀。  行刑当天，其父在恐惧与悲痛中昏厥，当夜他家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砸得一片狼藉，其母发疯自杀未遂。当这地狱般的场景成为回忆时，刘家竟没一个人确切记得辖区公安机关向他们索要了多少“子弹费”。刘文辉的母亲恍然记得是两毛，他的姐姐却说是一毛五。 上海公安机关向林昭家索要的“子弹费”数额，她家却记得确切。被后人誉为“20世纪中国圣女”的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秘密枪杀后，隔天的5月1日，她的家人被索去五分钱“子弹费”。 上海的两宗“子弹费”，已相继进入国人和世界的视野，而杨起初从洛阳监狱带出的“借子弹费”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此事虽写进了他的生命之作《发疯的大墙》里，由于此书在香港出版难进大陆，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借子弹费”的惨剧，至今知者寥寥无几。  1970年，安阳地区公安军管会判处一个14岁男孩死刑。“罪行”不过是在批斗其父的大会上，悲愤难抑的孩子向对父施暴的群氓扔了一块砖头，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判处死刑。屠杀少年的同伙向孩子家人索取一角二分钱子弹费时，他家拿不出这笔钱，又不敢开口向本村人借，只得到邻村的“黑五类”家借来一角二分“子弹费”。     杨起初决心把自己的经历和所闻留给历史。自1999年动笔写冤狱纪实《发疯的大墙》，从初稿、修改、定稿历时12年。在香港出版前，他就在打字社每次自印三五十本，以成本价在街头自卖，卖完了再印。 他在此书结尾写道：凝聚着我血水、汗水、泪水，为那暗无天日的时代，留下民不聊生，令人发指的社会生活场景与历史画面。把那可诅咒的时代，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杨起初不仅用文字做“钉子”，把该上耻辱柱的国耻钉上去，他还随时随地用语言和行动坚持“钉”事。     每当我跟杨起初小酌，提起他在开封市当“义务解说员”的故事，总要再敬他一杯酒。 顾准先生，您生前应该知道刘少奇的死期，却不可能知道亡地，更难想象他死后的故事。1969年10月27日，刘少奇从北京转到河南开封北土街10号院秘密关押，27天后惨死，化名就地火化。当历史之手把它鏊子上的烙饼反面翻成正面后，凄凄夺命之地又变成了“刘少奇纪念馆”——红色旅游景点兼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某日杨起初来到刘纪念馆“接受教育”，当女解说员声情并茂地讲到刘少奇是被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致死时，杨起初断然打断解说员的话头：你说的不对，他们即使有此歹心，也没有整死国家主席能量，刘少奇蒙冤惨死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在一片愕然中，他有根有据，慷慨激昂地把刘少奇的真实死因讲给大家。他话音一落，竟是掌声潮起。 这拨人刚走，又进来一帮大学生，杨起初又主动接上话茬。他没想到，结束第二场“义务解说”时，连那个当初满脸尴尬无奈的女解说员，也随大流给抢她话语权的人鼓了几掌。 现实生活中丰产的新谎言，为续写伪历史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毒料。杨起初即时拆穿谎言还原真相，已经成为极具个性的行事风格。这个顾准的精神后代，此生当定了《皇帝的新装》童话里那个稚童。                          五     顾准先生，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写下的《商城日记》，是读者公认的最具历史良知、最富历史担当精神、最有历史价值、也最震撼人心的文字。后人所说的“历史特别青睐顾准”，首先涵括了您不幸与“有幸”，置身于这场旷世劫难的发源地和重灾区，并在死神眼皮底下写下炼狱实录。 虽然您在严密监控下难以看到劳改营之外的景象，然而，仅仅从身边的所见所闻里，也知道一些“福地”之外的惨状。 您在1959年12月17日写道：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工地民工，才来上班，身上有人民币四元余。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杨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黄渤，则上举五人即是。 春荒可怕，商城42万人口，麦收前能保存35万已经是大好事情了。 离商城有期，我不至成饿殍。别人也有同样想法。 顾准先生，在饿了、肿了、倒了、死了成为右派劳改营“新常态”的关口，中科院怕全国知名的“大右派”饿死引发国际关注，您才意外离开夺命之地。 然而，侥幸逃离死地的您，决不肯就此翻过这一页。 您在1959年12月27日记中写道：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顾准先生，我的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年轻朋友，河南当代史民间研究者李素立先生，也是一位重写这段历史的人。 在给您说李素立如何“重写”这段历史时，有必要先说说另一位“重写”者杨继绳先生。杨先生曾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退休后潜心追索全民大饥荒的史实。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长达70万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是当下国内国际研究同行公认的全景式的、史料翔实的、客观严谨的、令人信服的权威论著。像中国的所有大事件、大数据都有官方、民间、国际调查组织提供的不同版本一样，大饥荒究竟饿杀多少人，数字打架尤为激烈。在官方数字瘦子与国际调查组织数字胖子的对打中，杨继绳给出的3600万，是认可度最高的。     顾准先生，杨继绳以自己的历史良知、历史担当，还原了3600万饿殍堆起的巨大尸山，而李素立要做的，是把大数据还原为具体村庄、家庭、个人，扒开尸山一角，弄清每一具饿殍姓甚名谁。 李素立是抱持着这样的史观和人道情怀走进历史深处的：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尽量记下当年先辈们的那些苦难，尽量搜集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他们是如你、我一样有感情和人格尊严的人，不是虫子，不是供某些“伟大人物”进行某种“伟大实验”的小白鼠。 真正的信史不仅需要宏观的历史脉络和数据，也同样需要大量真实、丰富、具体的细节；文献、数据重要，故事、案例同样重要。口述研究，对于大饥荒研究的深化、细化和实证化，意义重大。我们每挖掘一个真实的案例，就结结实实地给谎言钉上了一枚棺钉。 研究历史，不外乎两种素材，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活的档案”，即亲历者的叙述。在目前档案受控制的情况下，后者的挖掘更显得弥足珍贵。尤其关键的是，前者只要不被蓄意销毁，总有得见天日的一天，而“活的档案”则有“期限”——人的寿命限制。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们正在日益加速凋零。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现在还有不少当事人尚未谢世，还可以找他们去求证。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学问和智慧，需要的是敬畏生命、直面历史的良知。 顾准先生，您不会想到，在您离开商城半个多世纪后，您的精神后代李素立心怀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深耕细作这段泪浸血泡的历史。我还要特别相告：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讲，他都是您曾写过的这段历史的续写者。在商城采访时，部分受访者，他都是按您《商城日记》“顾准名单”中提供的线索找到的。他随身携带《商城日记》，当然不只为“按图索骥”，有顾准血凝命铸的文字在身，有顾准的灵魂一路相伴，是他迎难前行中随时汲取的力量源泉。     自2013年8月起，李素立利用寒暑假，三次到商城采访，在累计60多天的采访中，受访者不下200人，走进过的自然村近80个，探寻挖掘出大量第一手史实，累计写下25万多字采访记。 第三次到商城采访，主题是探寻“死绝村”。他在《饿乡纪程：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的开篇写道：在研究商城大饥荒资料时看到：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全区死绝5万多户，毁灭自然村庄1万多个。商城县的“死绝村”达453个。真有这么多“死绝村”？他急切寻找答案。2015年7月29日，他从郑州乘车来到商城，在石桥镇一家自行车修理摊上买了辆旧自行车当代步工具，开始20余日的探寻之旅。 白天，他执着的足迹留在官道乡陌，村口田头，瓜棚牛舍。夜里，在简陋廉价的旅店听当天的采访录音，修正现场错记，补写漏记。这次采访的原始记录达96000多字。 “死绝户”是“死绝村”的前提也是恶果。他8月12日中午在双椿铺枣林岗采访时这样记录： 黄先台家，6口，死完。 吴月红家，6口，死完。 胡新青家，2口，死完。 张恩苏家，6口，死5人。 胡新焕家，6口，死4个。 王会超家，5口，死完了。 在探寻“死绝村”时，人吃人，自然而然地成了“带”出的话题。 顾准先生，由于当时所处生存环境限制，您对右派劳改营之外的饿国所知有限，您在《商城日记》中没有涉笔过“死绝村”，而对人吃人的现象，只在1959年12月22日记中有数行文字——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顾准先生，丈夫吃妻子姑母吃侄女，还不算最丧天理人伦的，连虎毒不食子的上苍律令，也在“伪人”的“英明领导”下，让人类给颠覆了。李素立的采访记里有这样的记录—— 鄢岗徐寨黄楼的张明信十三岁的孩子死了，他架着干柴，烧他小孩的肉吃。最后他们家绝户了。  鄢岗冯寨大队的退伍军人付得民死去，妻子吃了他屁股上的肉。女儿死后，这女人又吃了女儿的肉。  鄢岗镇一男子曾在公社当会计，有一天傍晚下班时经过甄油坊，看见一个人关着门杀自己的孩子吃。他去报案，把这人抓起来了。  商城二中的胡先生说：他曾结伴到三里坪葛窑村同学冯宜甫家，冯的父亲刚饿死，冯的母亲告诉他们，屋后山上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放在缸里慢慢吃。并说，他们那里，天黑了没人敢走路；两人行路，没人敢走在前面，因为后面的人随时都可能把前面的人杀了充饥…… 顾准先生，在全民大饥荒中，死绝户、死绝村、人吃人，不仅信阳地区有，商城县有，仅就“群众性”人吃人而言，像商城同样严重的地区有的是。 1959——1960年间，甘肃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 四川在李井泉的治下比其它省份多吃了一年大锅饭，导致“天府之国”饿死人数占全国饿死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人相食也更惨烈，尤其在吃女娃上，吃出了我所知道的最高的“百分比”。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有491 口人，在1959 年12 月至1960 年11 月间，竟虐杀并吃掉7 岁以下的女童48 名，占全队同龄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     在冰冷的“大数据”中，埋葬着一户户灭绝的家庭；在阿拉伯数字堆成的“百分比”里，一个个鲜活生命变成了分子分母。 后人有责任找到、更应该永远铭记这样的历史“细节”。 地域广阔的吃人惨象，也催生出半明半暗的人肉市场的空前“繁荣”。     顾准先生，您在商城以一毛一斤的账面价格买胡箩卜的一个月前，您十年后再度流放的河南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一个叫张文儒男子，1959年11月间卖人肉时被抓，在群殴中一命呜呼。他被人下毒手往死里打，不是恨他没人性卖人肉，而是同行恨他价格太低，一斤人肉他只卖三角钱，让别人也卖不上价。他是当成扰乱人肉行情的“害群之马”被打死的。 我所知道的比三斤胡萝卜高一些的人肉价格，是冒充熟“牛肉”的人肉，每市斤一元六角，冒充“熊骨”的人骨，每市斤一元五角。 李素立结束“死绝村”专题采访时，没像前两次来商城采访那样，把用过的旧自行车处理掉。他在采访笔记最后一页写道：22上午11点40从商城出发，骑自行车，大约19点20左右到达小茴店，住下。第二天早5点20，继续赶路，下午16点20左右到周口家里，整个行程约500多华里。 李素立老家在河南周口，暑假期间，他先到商城采访20余日后，才从采访地骑车回老家探望亲人。 李素立对大饥荒的研究超越了河南本土。2016年暑假，他先乘车到达豫东的永城县，在那里买了辆旧自行车代步。结束永城采访，又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安徽省濉溪县铁佛镇采访。完成在濉溪县的采访任务后，直接骑车返回郑州。盛夏酷暑流了多少汗水，经历多少艰辛，我是从他皮肤的颜色上读出一些的。 8月13日下午，郑州思想沙龙例行聚会时，我见到了一路骑行500多华里，两天前才从安徽归来的李素立。他上着半袖体恤，下穿大裤衩，暴露的肌肤黑里透红，有人开玩笑说：黑人朋友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了。除了黑得惊人，腿上还有多处血痂，那是归途中摔伤的留痕。那个下午，我总忍不住一读再读烈日酷风紫外线给他做的“新衣”，对这个只有白牙保持着原色的兄弟，心生无尽敬意。 我平日总是躲避照相，生怕观者受审丑疲劳之苦。聚会结束时，我请思想沙龙的刘真大姐拍了张我与李素立的并肩合照，刻意留个“历史”存照。 我给此照命了个图题：一个抢救历史记忆者的精神雕像。                      六     顾准先生，我也极想成为您的精神后代。虽然我脚步缓慢，却也跟在队尾不肯停脚。我断断续续用22年时间，边研究边书写，弱蚕吐丝般写出了以大饥荒和以文革为题材的两部文稿。这两部八易其稿的生命之作，当下不过是给存量众多的“抽屉文学”添了一点增量。但我坚信：今天被雪藏的“抽屉文学”，终将会在春风吹绿大地，历史冰雪消融之时得见天日。     我还坚信：不论哪片国土上的专制统治集团，其权力大厦都靠两根主要支柱撑持：一根是武力；一根是谎言。武力支柱的寿终，必然与谎言支柱的末日相伴。谎言的克星是常识和真相，口中笔端流泻出的常识真相虽无雷声剑鸣，却有春风化石、涓流移山的伟力。不管是谁做了那个忠于自己眼睛的稚童，说出皇帝的新装是老皱丑陋的人皮，都能唤起民众对皇帝皇权荒谬荒诞的质疑、嘲笑、唾弃。失去从未穿过的“新装”，暴露在众目之下的愚蠢丑陋的权力化身，定然加速奔向坟墓。 个人作为虽然言轻力微，然而，不管谁揭掉一张狼身上披着的羊皮，就等于扒掉专制大厦上的一块砖头，揭去一点泥皮，抠出一线缝隙。当谎言这根柱子千疮百孔倾斜倒塌之时，武力支柱分崩离析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因为我这样坚信，才会这样选择，这样坚持。我的两部书稿写着相同的作者题记—— 我生命的意义和为文理念，可简化为四个字：有话要说。说出该说的真相，必说的真话，想说的真情，是我过往的不息追求，也是我余生的终极目的。 顾准先生，我给你说的这几个用各自的方式“重写”历史的精神后代，能给您带去一点安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