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時代已經結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當代美國政壇上，基辛格是壽命最長，政治影響力也最長的政客——雖然基辛格自一九七七年之後就從未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重要公職，但其影響力之大超過了所有卸任國務卿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甚至超過大部分卸任總統。我親身經歷的一個事實是：二零一二年，當我在紐約的一個基金會發表演講時候，主辦方居然要求我將一句譴責基辛格的話刪去，在擁有言論自由的美國，批評基辛格在四十多年前主導的“倒向中國”的政策居然是一件犯忌的事情。 基辛格影響的美國總統不止是尼克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亞太政策數十年來基本沒有擺脫基辛格畫下的圓圈。基辛格只要一息尚存就不願退出歷史舞臺，提出帝國轉向、熱捧中國崛起的英國學者尼尔·弗格森在《基辛格对川普的忠告》一文中指出，基辛格對川普的對華外交政策提出忠告：“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在此基礎上，甚至可以“组建中美俄威权主义联盟”。 在跟候任總統川普會晤後，九十五嵗的基辛格不辭辛勞地飛赴北京，與習近平等中國領導層會面。基辛格似乎仍然在中美之間長袖善舞，但仔細一看新聞報道，就知道此一事件並非其“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標誌，而讓人發出“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之質疑——川普沒有將當天晚些時候要跟蔡英文通話的“秘密”告訴基辛格，基辛格也不是川普任命的、向習近平傳話的“信使”。老姦巨猾的基辛格在一生中算計了無數敵人和朋友，最終卻被川普擺了一道，也算是作繭自縛、罪有應得。以目前川普及其團隊主要人物的思想脈絡和公開言論來看，基辛格的“與狼共舞”的“忠告”不會被採納。基辛格的世代已經結束了。   “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四十五年前，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基辛格時，基辛格承認“中國是我取得成功的極其重要的因素”。然而，基辛格沒有說出來的實情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幫助毛澤東鞏固政權、繼續殘害數億民眾以及對台灣的背叛之上。毛澤東唯利是圖，並不持守真左派的意識形態，昨天還在詛咒美國是邪惡的敵人，一夜之間就跟“萬惡的美帝”打得火熱，將在中美之間穿針引線的基辛格當作“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在周恩來作陪的國宴上大啖山珍海味，也不會深究這是一場人肉盛宴：有多位漁民被驅使冰層之下捕撈鮮魚而被活活凍死。 基辛格吃著中國人的人血饅頭得以延年益壽，至今他仍在吃老本：1966年6月（文革发动之初）建立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日前在紐約舉行盛大酒會慶祝五十歲生日。基辛格在会上警告，如果美中两国不能合作，紧张会加剧，世界将分裂为拥中和拥美两派，并早晚会失控。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該組織的会长欧伦斯，在向参加庆祝餐会的500多位嘉宾致辞时，用中文字正腔圆地念了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美國之音如此評論說：“嘉宾们的掌声显示了大家都理解了会长的潜台词，也反映了美中关系所面临的压力。” 我不曾身臨其境，卻遠遠地聞到一股納粹集中營焚燒屍體的氣味。在西方的公眾場合，誰敢公然背誦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言論呢？迎接他的必然是倒彩和噓聲，甚至會被法律追究。然而，歐倫斯堂而皇之地背誦毛語錄，並且贏得了掌聲。他和與會的嘉賓們都病了，而且病得不輕。毛澤東難道比希特勒仁慈和善良嗎？毛澤東難道跟希特勒不是同一類獨裁者嗎？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毛澤東屠殺的人數之多，超過了希特勒和斯大林而名列世界第一。 歐倫斯背誦毛語錄，在這群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中並非驚世駭俗之舉。早先基辛格訪問重慶，與薄熙來相見歡。薄熙来问基辛格：“您如何看待毛主席？”基辛格脫口而出：“我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毛主席，我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战略家。”那麽，希特勒不也是“偉大的政治戰略家”嗎？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也是“偉大的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嗎？或許，基辛格心中的真實想法是：猶太人是高等人，希特勒不能隨意屠殺高等人；中國人是低等人，毛澤東可以隨意屠殺低等人。他的種族主義的思想不正跟希特勒如出一轍嗎？ 作為當晚“为美中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终身成就奖”得主，基辛格警告說，世界和平与进步有赖于美中双方不仅尊重而且调整各自核心利益、以使双方进行合作的能力：“如果这种合作不能发生，那么紧张就会加剧……我们现在正处于历史的重大关头。”他建议当选总统川普在其政府里任命一位负责所有对华关系的特别顾问，并建立美中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联络渠道。那麽，什麽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呢？中共宣稱，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國的社會制度，包括永遠維持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模式。由此可知，基辛格的潛臺詞是說：一定要遷就中國，習近平最怕的字就是“亂”，習近平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是可以理解的。當年，西方民主國家對希特勒在國境內屠殺猶太人視而不見，如今西方民主國家也可以不管中國政府如何淩虐本國人民，只要中共願意在若干國際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就足夠了。 這場晚宴的高潮不是基辛格的演講，而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作演讲。崔不点名地警告敢于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人，“任何以其他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图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与会者不会弄错崔天凯此话所指何为：候任總統川普跟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並在推特上質疑“一個中國”的政策，被中共當局視為觸動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是一個可恥的反美集會，這是一群“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他們同時收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的贺电——這再次表明奧巴馬與習近平穿同一條褲子。   基辛格曾經押寶在薄熙來身上   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先后70次到中国，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是私人访问。他積累了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私交”。前幾年，基辛格一度押寶在薄熙來身上——他是薄熙來垮臺前接見的最後一名重量級的西方政治人物。以基辛格敏銳的嗅覺，居然沒有嗅出中共上層你死我活的鬥爭氣氛，居然沒有發現薄熙來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對他洋洋自得的“中國通”身份真是莫大的嘲諷。 當時，2011年9月号的香港《镜报》刊登了特约记者奥西的文章《基辛格的重庆印象》，对基辛格在重慶访问的行程进行全景式“聚焦”呈现。基辛格到重慶的“深度之旅”，除了與他認為可能成為未來中國的領導人之一的薄熙來拉近關係之外，還有更為現實的考量：基辛格念念不忘的是其家族和其服務的美國大企業在重慶的投資——他到重慶是爲了確保這些投資獲得更大的回報。官商勾結的黑幕，需要調查記者順藤摸瓜才能水落石出。 基辛格在重慶访问期间，高度赞扬薄熙来的同時，也不忘搬出習近平來為之背書：“我了解到，习近平副主席在当选为军委副主席后的第一站就是重庆，他在重庆整整呆了3天。他高度评价了重庆的发展。”基辛格看好薄熙來——薄熙來在平庸的中共官場具有明星般的魅力，儘管其作為頗具爭議，但他敢於打破常規，也從不遮掩問鼎最高權力的野心。在野心勃勃這一點上，基辛格跟薄熙來是同一類人。如果薄熙來與習近平在黨內展開相對公平的競爭，薄熙來一定能戰勝習近平。儘管如此，基辛格知道習近平已被中央內定爲胡錦濤的接班人，此中格局很難突破。為了不惹惱習近平，他在讚揚薄熙來時，也將習近平拉來作為虎皮。 基辛格不吝於用最美好的語言讚美薄熙來治理重慶的政績：“我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中国改革刚刚开始，重庆是一个又穷、又脏、又破的城市，一点都不吸引人。重庆人家里没有电视，他们在街头围在一部电视机前，像看露天电影一样看电视。我第二次是带着太太来重庆的。那个时候的重庆看不见几座高楼，也没有高速公路，是一座没有绿色的阴暗城市。我们住的扬子江酒店条件也十分简陋，跟我今天住的洲际酒店有天壤之别。”他將這些變化都歸功於薄熙來，認為薄熙來已經是中國的一名傳奇人物：“我见过薄熙来给大连带来的变化，今天我又看到了他给重庆带来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消灭了那些脏乱破的旧房子，在这些贫民窟式的居民区，兴建了时尚的新型住宅小区和公园。” 有趣的是，擁有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教授身份的基辛格，特別強調自己“知識分子”的身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到重庆，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這跟薄熙來利用高級知識分子爲“重慶模式”塗脂抹粉的初衷是一致的：那段時期，中國及西方的新左派和毛派分子都將重慶視為毛主義起死回生的“特區”，紛紛到重慶開會、考察乃至任職，薄熙來也盡地主之誼，盛情款待。雙方可謂一拍即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基辛格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中國的宣傳術語。這個所謂的右派政客，與毛派、新左派一樣，對“重慶模式”五體投地、讚不絕口：“重庆的巨大变化已经充分展示了薄熙来书记的远见卓识。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祝贺重庆人民取得的成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应当像伙伴和朋友那样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他感慨說：“重庆完全超出我的想象。重庆的今天得益于领导人的伟大的想象力和重庆人民的艰苦努力。重庆的活力让我心动。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事。最让我难忘的是重庆市民对他们领导人和对他们的未来的信心。”基辛格重慶的“唱红歌”運動亦持肯定態度，認為那表明薄熙來和他的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念”。 然而，幾個月之後，平地一聲雷，薄熙來垮臺、入獄、受審乃至被塑造成魔鬼般的人物。此後，基辛格沒有公開爲薄熙來辯護。基辛格從不跟失敗者站在一起——尼克松垮臺時，他沒有跟尼克松共進退。作為尼克松最親密的助手，他居然逃過了水門事件的風暴全身而退，堪稱奇跡。   基辛格如同當年幫助納粹將同胞送進集中營的“猶奸”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基辛格縱橫美國政壇和國際社會半個多世紀，他真實的面目始終撲朔迷離，外人難以知曉。他一般不接受單獨採訪，閱讀了法拉奇採訪越南名將武元甲的文章之後，突然同意接受其採訪——也許他想壓倒越戰對手，展示自己的英雄氣概。 法拉奇對基辛格的訪談發表後，一時洛陽紙貴。雖然法拉奇直言不諱地對基辛格說“我從來沒有採訪過一個像您這樣避而不答問題或對問題不作確切解說的人”，但在迄今為止的半個世紀裡，這篇訪談仍是瞭解基辛格最為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基辛格後來無比懊悔此次訪談，認為“平生最愚蠢的一件事是接受法拉奇採訪”。基辛格一度公開譴責法拉奇歪曲他的談話，但法拉奇威脅說要公開採訪的錄音，“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基辛格只好乖乖閉嘴。 基辛格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在納粹肆虐的一九三八年，他與家人一起逃離德國，移居美國。他於一九四三年成為美國公民，曾以美軍軍官的身份重返戰后的德國，幫助德國重建。儘管他的十四個親人死於納粹集中營，但他對二十世紀對法西斯主義、共產極權主義等邪惡政權並不厭惡，他與包括中國在內的若干獨裁國家的親密關係顯示，他就像那些幫助納粹將同胞送進集中營的“猶奸”，從來不受良心和道德的約束。 外界一般認為，基辛格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當法拉奇向基辛格提出這個問題時，基辛格宣稱他絲毫沒有受過馬基雅維利的影響，對他有影響的思想家是斯賓諾莎和康德，“您把我與馬基雅維利聯繫在一起有點奇怪”。他也不承認自己受梅特涅的影響，只承認“寫過一篇關於梅特涅的論文”。 在法拉奇筆下，基辛格的形象是：“這是個不可思議的、難以理解的、實際上是荒唐可笑的人物。他可以在他想見毛澤東時候就能見到，在他想去克裡姆林宮時就能進去，在他認為適合的時候叫醒美國總統並進入總統的房間。在這個五十嵗、戴著黑邊眼鏡的人面前，詹姆士·邦德的那一手黯然失色。此人不像詹姆士·邦德那樣開槍、鬥毆或躍上奔馳著的汽車，可是他能建議發動戰爭或結束戰爭，他自以為能改變甚至已經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基辛格極善於自我保護。法拉奇寫道：“每當我向他提出明確的問題時，他就支支吾吾起來，像條鰻魚似的溜走了，是一條比冰還要滑的鰻魚。上帝，這個人真像塊冰。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沒有改變過表情的表情，以及那不是流露出諷刺就是表示出嚴厲的目光，他始終保持著那單調、表示憂慮、一成不變的聲調。錄音機上音量指針本來總是隨著講話人的聲音大小而擺動，但是在他講話時卻始終一動也不動。為了確認錄音機的工作正常，我不止一次地對它精心了檢查。”這個小小的細節表明，基辛格是多麽乏味、多麽虛偽。 基辛格與尼克松的關係，是法拉奇採訪的重點。人們稱基辛格為“尼克松思維的保姆”。他經常在白宮吃飯，但不在那裡睡覺，“因為不能把女人帶進去”。他帶著髒衣服到白宮，然後帶著洗乾淨的衣服下班——他是否命令白宮的管家幫他洗衣服，誰也不知道。華盛頓流傳著一個笑話：“要是基辛格死了會發生什麽事情，尼克松會成為美國總統？”基辛格在訪談的大部分時候都竭力維護尼克松，卻也不經意地說出他在尼克松競選期間三次充當“反對派”，“我對他對態度，只是一般知識分子的習俗”。 對於推動中美建交的這一“歷史功勛”，基辛格更是自吹自擂說，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關鍵在於我總是單槍匹馬地行事，美國人特別喜歡這一點”。尼克松的功勞只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他而已。據說，尼克松看到這個段落後，感到相當惱火，一度拒絕見基辛格，甚至不接他的電話。 基辛格承認自己是花花公子，並聲稱“花花公子的名聲對我有用，因為它可以使人放心，可以向人們表明我不是老古董”。這個名聲讓他與毛澤東建立起了非同尋常的“友情”。這一點倒是實話：作為德國猶太人的基辛格，移居美國並受到嚴格的精英教育，擁有哈佛博士學位，有貴族般的派頭和舉止；而作為湖南農家子弟的毛澤東，長期在農村發動“痞子運動”，即便住進中南海也保持隨地大小便的生活習慣。這兩個人似乎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然而，他們都是色鬼，在討論國際關係時，常常穿插彼此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黃色笑話——人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走向高貴，人卻因同樣的原因而趨於卑賤，基辛格和毛澤東屬於後者。 在基辛格的世界裡，從來沒有愛和憐憫的位置。基辛格承認他對權力和熱愛和權力對他的異化：“當你掌了權，而且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你就會把它看作是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可以肯定，當我離開這個職位時，我會感到若有所失。”對他來說，普通人的生命、尊嚴和自由，輕如鴻毛、不值一提，惟有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促成北越與南越簽署了和平協議，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基辛格獲諾貝爾和平獎，跟後來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一樣，不單是一個謬誤，更是一個笑話，用法拉奇的話來說就是“不幸的諾貝爾，不幸的和平”。 儘管九十五嵗從不認為自己已經退休，每個美國總統上臺，似乎都要向他請益。讓他像受傷都獅子一樣咆哮的一個經歷是：有一次在機場他被一名二十多歲的安檢人員攔下，那個年輕人居然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但這次川普對基辛格的戲弄更加嚴重：基辛格的身體雖然還健康，但他已是行屍走肉。無論他有多麽不願意謝幕，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只是，他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災難與罪惡，尚未被後人清理與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