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华——也谈国民党失败大陆（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1   2009年高华在华中大学做了一个“六十年后再谈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的演讲，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但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的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国民党失败大陆确实可以从多种方面找到原因。如果把目光盯在1946年之后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是事实。不过我对“军事第一”这一结论不能简单同意。因为关于大陆易主这么一个事情，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共产党赢了大陆主要是因为军事原因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的新的问题。比如，延安时期的共产党是怎么从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发展到十年后能够有实力同国民党展开军事较量的？或者说共产党实力的转变是究竟是军事还是政治？再比如，在中共打天下的那些年月，毛泽东一直远离战场，如果把中共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军事，那毛泽东的地位作用怎么算？   美国的中国通费正清（John Fairbank, 1907-1991）在他回忆录里面说，历史研究不能忽视“铁的倒退规律”（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因为历史总是在回顾、寻找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注1）根据这个倒退规律，那么要检讨国共胜败的原因就不能只看战后的那三年。   "国民党失败中国"是一个复杂且很有意思的问题，1949年后美国学界也一直在讨论到底“谁丢失了中国”。根据我近年来的阅读和思考，我觉得国共内战的结果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国家内外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人具有主观思想，这种主观性一旦涉及到意识形态，很多人会做出理念大于利益的选择。这样，当把国共之争放在国际背景之下，把美、苏两个大国的因素考虑进去，再把个人政治观点、立场对制定政策的影响放进来，这就能够帮助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后面的其他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视角从中国移开，换成从美国这边去看1949年发生在中国的变化，那么国民党丢失大陆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大约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特点：   2   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欧洲第一。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从孤立主义外交模式转向了全球主义。在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由于“重欧轻亚”传统，美援在世界各地区的分配很不平衡。比如二战后期实施的“租借法案”的分配严重倾斜欧洲国家，如英国三百十四亿、苏联一百十三亿，而中国只得到了十六亿，占全部五百亿美元的百分之三多一点。———虽然从战术上讲，日本是当时美国直接的敌人，而中国处于东亚最重要的战区。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最初体现在为了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统一，美国在1900年向世界列强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到了二战后期，美国以军援的方式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对日抗战。那时罗斯福总统相信：（今后）“在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注2） “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建立公正、和平国际秩序思想的最可靠的追随者。”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考虑，罗斯福把中国政府推到大国的位置。那在当时既有利于促使日本投降的眼前目标，也符合战后同苏联在远东地区和平合作的远期设想。而且由于有中国的加入，美英苏中四个大国组成的神圣同盟也有利于把亚洲国家号召起来，战后一起保卫和实现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然而不幸的是”，邹谠说，“这种全面规划是以错误估计了苏联的意图，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作出错误的判断为基础的”。（邹书P. 30）当苏联战后并没有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采取合作行动时，比如执行“雅尔塔决议”，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挫折，随之在对华关系中现实主义占了上风。应该指出的是，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但是实践证明，美国对华政策中这一原则显得过于理想化而会让美国政府处于自相矛盾地步.。（注3）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他的政府对华政策中怎样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意识被现实取代。他认为美国没有能力直接承担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责任，更不能卷入中国的内战。因此他的政府一改过去不求回报、不计代价，而是要求蒋介石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并以此作为提供军援的附加条件。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美国国务院中一些亲共官员热衷评估、预测国民党失败在所难免，积极散播他们的消极分析，并因此建议停止军援、与蒋介石政府若即若离，一旦国民党失败，就可以同新政权继续保持关系。   再次，把中共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中分离开来区别对待。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冷战时期提出“围堵”理论的外交官，俄国问题专家、政治、历史学家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   3   192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肯南进入了外交系统工作。他精通俄语、德语，所以一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工作，是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1933年担任美国驻苏首任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1891-1967）的助手。1947年2月，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份八千字的“长电报”，对斯大林外交政策进行详细且有系统的分析。他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旧沙皇扩张主义的混合体。斯大林始终仇视西方资本主义，因而美苏之间的冲突不是双方沟通不良或误解，而是苏联以共产主义及沙皇时代的标准看待外部世界。基于美苏两国的理念与目标无法妥协，所以美国必须为长期的斗争做好准备”。几个月后肯南又在美国《外交月刊》（Ameican Foreign Affairs）上发表文章指出：斯大林的策略是马列的混合体，此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是资本主义必亡。因此美国绝对不可期待未来的岁月能够和苏联在政治上建立密切关系，须把苏联视为敌手而不是伙伴，因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是不会共存的。（注4） 作为一个外交官，肯南能够从所在国外部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中归纳、概括出意识形态这个主线，这就不仅洞穿斯大林继承列宁主义的邪恶本质，还能针对美苏关系提出相应对策，那种能力并不是一般外交官都具备的，所以很快受到杜鲁门、马歇尔的赏识而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任职。肯南针对苏联的情况提出围堵理论有他主观和客观上的特点。首先是他的俄语让他对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产生热爱，又对二十世纪苏联政治具有超出一般的理解；其次是他驻苏期间苏共是执政党，这点尤其重要。这样他就有机会目睹1930年代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恐怖、残酷、血腥，以及看到自由和专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冲突。 我们知道40年代美国驻华人员中有些和肯南背景相似，有些人还是在中国出生长大，语言更是没有障碍。但同苏联当时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那时中共在野。在民主社会、或者是一个允许反对党存在的政治制度底下，在野的好处是可以把自己真正企图、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而去攻击执政党在政策、方针方面的任何瑕疵。1944年为了迎接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共产党把延安的街道打扫、装扮得如浴春风一般，把民主、自由的口号刷在墙上，（注5）再把林肯、华盛顿的名字夹到报纸评论文章中去，那就足以蒙蔽那些和肯南同样年纪的驻华外交官。可以想象的是，在当时的延安，光听得懂湖南话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再囿个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执，美国人更加不容易识破毛式骗局。 但是肯南也有他的缺陷，他对中国政治文化和历史了解甚浅，而且这个短处在他回国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处负责人之后被放大了。根据吴昆财的研究，肯南对中国问题看法受美国前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 MacMurray，1881-1960）和前驻华外交官戴维斯（John P. Davies，1908-1999）的影响很大。 1925至1929年间马慕瑞担任过驻华公使。35年他写了一份和后来肯南那份长电报同样著名的《备忘录》，里面他对美中关系有如下几点评议：1，美国对华政策太过理想化；2，中国是一个只接受恩惠而不知图报的民族；3，中国具有蔑视法律、欺善怕恶、得寸进寸的劣行；4，美国在远东首要考虑的对象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吴书P. 116)）1950年肯南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马慕瑞，告诉他：你的文章具有如此的洞察力、思想力以及先见之明，在我们政府里无人能比，它们大大地澄清了我在东亚问题上诸多疑虑。(同上) 必须承认，上世纪三十年代马慕瑞对中国人的评析深刻到位。但到了国共争夺大陆天下的四十年代，把他的那些评价上升到对华政策层面就很难，因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所以就有了戴维斯的作用。   注1：见《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页   注2：见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以下简称“邹书”）P 33、P 34）邹谠，1918年生于广州，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研究生，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然后一直任教于斯，1988年退休。他一共出版了6部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3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3：美国汉学家、蒋介石顾问、中国通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在1945年6月批评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 ）执行的全面支持中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违背传统原则。赫尔利的立场是什么呢？45年1月他给国务卿的报告里说：在我与共产党人进行的谈判中，我坚持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提供军需品。美国向共产党提供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国民政府。随后他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们不向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组织提供援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命令。拉铁摩尔从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他觉得美国政府以任何形式、理由支持重庆都是对延安的不公正。因为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就意味着“一贯支持中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美国开始实行一条旨在导致中国政治和领土破裂的政策。”（邹书 P. 123）如果他的立论站得住脚，那么两年后美国在希腊推行“杜鲁门主义”将希腊共产党军队击溃也就是错误的了。所以美国要想完全秉持中立其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件原则。50年代初，拉铁氏在美国“忠诚调查”中成为主要靶子。   注4：见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博士吴昆财《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1947-195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华主张之分析》（以下简称“吴书”）P. 39 吴昆财，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中正大学历史所博士，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201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注5：1949年前费正清没有去过延安，但他说从他人的描述中感觉延安就像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从那儿回来的访问者，讲起那里的景象时，都带着极为兴奋的神情，就像刚尝过天降甘露一样。（《费正清对华回忆录》P. 313页）让他对共产党人“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印象。（费正清《美国与中国》P. 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