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台仰：獨立是香港唯一出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47是香港本土派一直緊盯的“大限”，是香港前途的分水嶺，一國兩制在這一年屆滿50年，之後如何？在本土派人士的“戰略版圖”里，香港繼續維持一國兩制還是淪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城市，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斷大陸制度最終向香港的延伸？黃台仰給筆者一個解決方案：香港獨立。還有一個時間表：2032年。 為何是2032年？黃台仰解釋說，香港前途談判需要提前15年開始，也就是在2032年，本土力量將與中共開始談判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提前15年開始談判的邏輯來自1982年中國與英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正式談判，中英雙方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確定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 本土力量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政治主體與主權國中央進行對等談判，并解決重要的制度設計問題？黃台仰沒有詳細解釋如何在未來16年實行這個計劃，但是表明了本土力量長期作戰的信念。 低潮中的反思 自從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奪得兩席的青年新政主要成員梁頌恒和游蕙禎在10月份就職宣誓未能過關，終被褫奪議員資格以來，本土派陷入低潮，打亂了“用政府資源來反政府”的計劃，在中央政府釋法面前無法利用法律來進行有效反擊，支持“香港獨立”的民調支持率從2016年6月份的17%有所下降。用黃台仰的話說，2014年以來，本土派向前走了三步又退後了兩步，但是給了本土派一個冷靜反思的機會，一個沉痛和不可避免的挫折，一個重新評估現狀和策劃未來的契機。 黃台仰說，我們反思了整個本土運動，從2014年“雨傘革命”完了之後到今天的路，當中有什麼可取之處，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本土思潮的興起是因為“雨傘革命”的失敗，大家都需要找一個新的方向，在無可選擇之下，本土路線成為新世代香港人唯一可走的路。其實本土力量的基礎不牢靠，我們在理念傳播方面做得不足，一提到本土派，市民的印象就是比較激進的行動，比較激進的言論，例如“光復行動”、“魚蛋革命”，這些激進的言行吸引了很多眼光，引起了很多關注，但是用這些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崛起的基礎是遠遠不夠的。 黃台仰認為，真正的本土理念和論述傳播，作為雛形，比較有效的可以算是2016年2月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梁天琦首次將本土理念在選舉論壇上同大家辯論，當時看到整個本土派的論述有了很大進步，大家開始討論理念，而不是討論一些激進的言論，或者激進的行動。可惜在其後的立法會選舉過程中，本土理念和論述顯得很單薄，直到“宣誓風波”出現，導致了整個建制和中共的針對性和目的性很強的反撲，使我們站不穩陣腳。總的感覺，本土派這一年多兩年，已經算是一個進步，因為沒有一個民主運動或一個獨立運動可以順風順水，沒有阻礙的，現在的低潮期是短暫的，我們曾經有過高潮，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反思，去進步，去改善，過去因為理念和論述傳播不夠，包裝不夠，人們對本土派或者獨派的認識僅限於他們仇恨中國人的心態，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不是全部。其實我們最核心的理念是希望香港人有一個當家做主的精神，有一個當家做主的意志，這種意志是不希望受到其他地方不同的價值觀支配。 黃台仰解釋說，本土思潮的出現，香港人當家做主的意識怎麼來的呢？我們發現，過去英國人的統治以及現在中國的統治仍然都是殖民統治，不能夠真正代表香港人自己的意願，為了守護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主張要變一變，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影響我們要防，但更加要強調的是香港人對自由民主獨立的追求，香港人擁有自己的文化、歷史，我們擁有一套自己確信的價值觀，與中國的有矛盾，在別無選擇下，我們只有脫離中國，只有維護本土主張，才是我們唯一可行的道路。“宣誓風波”後我們遭受的挫折還暴露了我們過去的基礎不牢，與其它非建制派的協商和溝通不足，在現政府的打壓下，這些問題全部浮現出來。 在反思的過程中，本土派認為有得有失，得的是打壓行為顯示了中共處理手段太難看，引起外媒高度關注，例如《紐約時報》、《經濟學人》以及《衛報》，不約而同地發表社評，立場都站在本土派這邊，將中共的醜態公諸於世。本土派為此開拓了更多外交渠道，增加了與不同地方的政黨、政治人物、政府有更多的溝通，而他們對香港本土運動更多關注了，這是收穫。不好的地方，就是現實中本土派失去了議席，生存空間收縮，士氣受挫，但是這些不是不能解決的。 黃台仰說，他們封了我們一條路，我們可以走多兩條路，就像他們封了梁天琦在新界東的參選，我們又有了B計畫，又推多了兩個人進去；他們封我們兩個，我們未來可以韜光養晦，再作部署，重新來過。 台灣經驗的啟發 在“宣誓風波”發酵期間，黃台仰去過台灣，接觸了台灣方面的支持者。黃台仰說，台灣人和香港人都面對中國霸權，台灣人的敵人是中國國民黨，而我們的敵人是中國共產黨，大家的處境很相似，不同的是台灣人過去經歷了幾十年，對抗完，反抗完，有了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最終可以民主自由了，台灣人認為今天的香港等於幾十年前的台灣，身同感受，他們對於香港的支持其實很大，不只在同情上，他們更願意付出力量去幫助香港，他們傳輸了一些過去的經驗，教香港的年輕人一些反抗的經驗，推介一些國際網路，國際關係，幫香港去連接，也借助台灣的媒體去大肆宣傳香港的問題，台灣可以說是華人地區一個最自由民主的地方，他們也很樂意作為一個反抗的基地，一個後援的基地。 黃台仰2016年12月10日去過台灣參加國際人權日活動，到過台東和台南，在每一場演講中，台灣人都提了香港，都以香港為例子，講台灣現在的處境，他們談到香港，對香港的關注程度大了，也提到“宣誓風波”。 黃台仰說，其他民主國家也對香港發生的事情很關注，對香港褫奪民選議員的資格批評很強烈，希特勒當年第一步就是這麼做的，最終走向獨裁，台灣人和西方民主國家開始意識到香港目前已經走向獨裁，“雨傘革命”的時候他們頂多是看到香港無法走向自由民主，但是“宣誓風波”後他們看到香港正走向獨裁。 黃台仰說，在梁遊宣誓之前，我們曾經開會研究過，看過以往的案例，第一次宣誓不成功，會有第二次機會，梁國雄當時在法庭上，法官也說過不會介入立法會的事務。這次中方主動釋法，沒有人預料到。但是我們知道，如果他們存心不讓本土派進入立法會，可以巧立名目找任何藉口，今年二月份的時候中央已經開始部署釋法，五月份開始討論，當時是因為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中成績很好，中央要防我們進入立法會。中共要去阻止和打壓，什麼都可以成為藉口，這是政治鬥爭。 本土派重新部署基層工作 本土派過去一直沒有基層組織和聯盟，只有大家之間的默契。現在已經意識到需要不斷爭取民意。黃台仰表示，增加在各個社區定期設置街站，利用傳單等宣傳品，與街坊接觸溝通，是目前本土派已經開始實施的基層工作戰略，此外，還有繼續經營網絡電台，儘量爭取更多機會與不同的階層接觸。 本土派在興起初期，比較抗拒與泛民或支持泛民理念的團體合作，認為彼此理念不同，路線不同，但在本土派陷入低潮階段後，反而很多團體主動上門邀請本土派人士參加他們的座談會和論壇，包括泛民黨派團體，本土派過去不善於宣傳本土理念，現在開始改變這種觀念，積極宣傳本土論述。黃台仰說，他發現接觸到的70%的人都明白了本土派的論述和立場，當中有一半變成了本土派的支持者。 香港的主流媒體，除了個別報紙，一直不願意宣傳本土派理念，只限於報道泛民的觀點。這是本土派擴大宣傳的瓶頸。但黃台仰對此並不介意，認為只要慢慢傳播，假以時日便會有進展。 本土派在街頭行動方面的考慮也在進行調整。黃台仰認為，先要建立地區基礎，理念傳播工作，但並不表示街頭行動的方向有變，本土派仍然是支持勇武抗爭，仍然認為對這個政權的抗爭不能設底線，希望更多的市民理解和加入。本土派並不反對“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行動，過去也有搞“和理非”，2015年的春節夜市，本土派主動協助小販清潔街道，只是2016年才演變成暴動，2017年的春節夜市會怎樣，不知道，但黃台仰估計政府執法會放寬。 獨立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黃台仰說，面對明年香港回歸20周年，本土派的支持率會怎樣？希望在17%民意支持“港獨”的基礎上發展到20%，如果能夠達到30%，那麼本土的力量就會非常強大。美國獨立戰爭初期，也就只有30%的人支持獨立。我們要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目前的支持率可能低於17%，但是我們要看大趨勢，短期趨勢的升升跌跌一定會有，我們知道大的趨勢會持續上升，我們要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被問到為何不能在“高度自治”的框架下搞本土運動呢？非要搞獨立呢？黃台仰表示，我們的主張是香港人當家做主，高度自治，但是一國兩制實行了19年，我們看到在中共的管治下，所謂的高度自治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脫離中共，目前看，獨立不可能，但不能夠放棄這個目標，正如10年前，大家都預料不到利用電話就可以看到全世界，變化是很大的，誰也預料不到。幾百年前大家都預計不到人類會飛。 根據黃台仰的判斷，與中共的這場仗，最遲2032年就要解決，本土派的方案就是香港獨立，除了國防外交，本土派認為現在已經接近獨立了，只要搞定了國防和外交就可以實現獨立，為此需要與中共進行博弈。 黃台仰認為，中國現在面臨很多不穩定因素，未必可以等到2032年。本土派的立場是，既然泛民黨派都等著中共倒台，還不如我們主動一點，使它快點倒台，這種說法看似很天真，其實不然，分離主義就是分裂國家最好的手段，我去宣傳香港獨立的時候，就是開宗明義表達香港獨立是我們的目標，同時也是手段，目的就是分裂中國。 黃台仰說，中國在五千年歷史中，因為統一這個思想已經奴役過太多人，繼續持有統一這個思想，不論換了什麼領導人什麼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人都會受到奴役，如果我能夠將分離和獨立這個思想擴散出去，可能第一步內蒙分離，接著西藏和新疆分離，台灣、香港分離，會不會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不是不可能的。廣東、上海、福建、雲南又獨立，好像很天方夜譚。整個華夏文化，整個中國必須經過分裂，才能達至和諧的統一。統一不再是一個帝國的統一，可以是歐盟模式，連省自治，以前陳炯明就提出連省自治概念，現在台灣有些學者，包括香港的陳雲都提出華夏邦聯。我的想法是先獨立，經過一個混亂期，然後走向邦聯。這個過程可能很長遠，可能50年，60年，70年甚至100年，但我們要有這個目光。 本土論述的完善寄望海外智囊 黃台仰和梁天琦都將要出國留學，黃台仰報了一個英國牛津大學的證書課程，梁天琦則去美國哈佛大學學術訪問一年，然後再讀碩士課程。處於終審上訴期的梁頌恒與游蕙禎是否考慮下一步出國留學還不得而知，但是本土派領袖人物的出洋深造成了一股風氣。 黃台仰認為，香港本地的學者和政界人士對於本土派理論的建構存在著支援不足問題，一是害怕被建制力量打壓，二是本身並不一定認同“港獨”立場。本土派只能依靠海外的學術力量。他認為自己和梁天琦都不是著書立說的人才，對本土派理念的論述能夠上升到權威的理論層次尚有很大距離，因此一方面要自我提高，進一步吸收海外民主運動和獨立運動的知識和經驗，另一方便需要得到海外支持“港獨”的力量協助，而這種協助分為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可以借住在海外的香港人或者台灣人的支持，香港本地人士對本土運動的資助有局限性，容易受到政府打壓，而海外的資助限制不大，台灣獨立運動初期也是依靠在美國的台灣人的資助。政治上的則可以爭取所有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