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来到延安的美国“亲共分子”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a href="http://cn.nytimes.com/slideshow/20170103/c03yanan-ss/" target="_blank"> <img src="https://static01.nyt.com/images/2016/12/31/world/02YANAN-01/02YANAN-01-articleLarge.jpg" data-url="https://static01.nyt.com/images/2016/12/31/world/02YANAN-01/02YANAN-01-articleLarge.jpg" alt="中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现在是一座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红色旅游为依托，后者旨在吸引那些对共产党的历史感到好奇的中国民众。 " width="600" height="401" align="left" /> <div> <div> <h4>“迪克西使团”在延安</h4> </div> </div> </a> 当时的延安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该使团对毛泽东予以了正面评价。这一结论导致他们在美国国内断送了前程，却在延安颇受好评，其影像在当地纪念馆占据醒目位置。 </div>中国延安——1944年，一群美国外交官乘坐一架破旧的C-47螺旋桨飞机降落在延安的一条凹凸不平的跑道上。他们的任务是对已经把中国北方这座城市变成游击根据地的毛泽东进行评估，并判断美国是否应该支持他。 其中一些美国人的结论是，毛泽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此在和蒋介石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内战中会占上风——蒋介石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是既顽固又腐败的人物。他们认为美国应该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 这个判断让他们的职业生涯在麦卡锡时代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以及让美国“失去”中国之人的大清洗过程中，他们成了牺牲品。 但直到今天，他们在延安一直被当作理解中国的好人，受到赞扬，其影像甚至在当地一座歌颂共产党革命历程和坚韧品质的博物馆内占据了颇为醒目的位置。 其中一个名叫小约翰·帕通·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的美国人记下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延安——我们称之为迪克西，因为它是叛军领地——从空中看是一座毫不起眼的中国北方城镇，坐落在一处没什么树木的山谷里。时值10月末，谷底两侧饱经侵蚀、沟沟壑壑的干旱高原光秃秃的，呈黄褐色。” 迪克西使团中有一些人还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如<a rel="nofollow"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nytimes.com/1999/02/04/world/john-service-a-purged-china-hand-dies-at-89.html">谢伟思</a>(John Stewart Servic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另外一些人则是美国军官，比如使团负责人包瑞德上校(Col. David D. Barrett)——一名能说中文的前武官。 在某些方面，共产党的这个老根据地几乎没什么变化。那些曾被干部们当作掩体、用以抵御日军轰炸的窑洞还在，隐藏于荒凉的山峦深处，仿佛黑色的眼睛。黄河水依然细细地流淌着。与遥远沿海地区的现代都会相隔绝的感觉依然没有消失。在战争期间曾颇为短缺的食物，依然简单得让人感到意外。 延安现在是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石油、天然气资源以及红色旅游为依托，后者旨在吸引那些对共产党的历史感到好奇的中国民众。身穿黑色西装的高级干部会坐着面包车来到这里，重温关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早期革命岁月的知识，他曾和日本人以及国民党作战。 这座宏伟的博物馆名叫延安革命纪念馆，建于10年前，用以纪念共产党面对食物匮乏和疾病肆虐——例如因为青霉素短缺而具有致命性的疟疾——所展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馆内展品并未提及由毛泽东发起的野蛮的意识形态大清洗，以及他的秘密警察头目康生。 在一张令人吃惊的照片中，出生于中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的谢伟思身穿工作服，正俯身帮助一名中国工人平整机场跑道上的石子。戴维斯则出现在另一张官方宣传照中，身穿深色衬衫和长裤，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官员站在一起。 这些美国人把自己的住所称作“休养农场”(dude ranch)，据同样出生于美国传教士家庭的戴维斯在回忆录《中国通》(China Hand)中描绘，它的八个房间都是泥土地面，每个房间里摆有两张铺着秸秆床垫的床。取暖靠的是碳火盆，照明靠的是煤油灯。 这个“休养农场”已经被翻修了（地上加铺了一层砖），正面有木柱，窗户则在木质窗框的半截腰以上才安有玻璃，以便保留某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几百码开外伫立着一处类似的建筑，上面的标牌显示边区军事指挥部曾设在那里。一块牌子上写道，该指挥部当时的政委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这些美国人曾与时任共产党军事指挥官的朱德定期碰面，讨论战术问题以及二战后的前景。朱德后来带领军队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 “迪克西使团与中国高级军官之前的关系，比任何美国人在那之前或自那以后与中共指挥系统之间的关系都要密切，”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在其关于该时期的著作《中国1945》(China 1945)中写道。 那时候，美国人的奢侈让中国人相当着迷：每个士兵都有好几套制服，他们吃着罐装食品，而且每当需要药物的时候，就会有一架飞机送来补给。 美国人在他们的食堂里播放好莱坞影片。中国士兵也会一同观看，但却对男女接吻的画面感到震惊。“低级趣味！”中国退伍老兵李耀宇后来在提及那些电影时写道。“我们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 尽管表面上一派祥和，但暗地里的不信任困扰着双方的关系。国共内战于1945年秋天爆发时，为了保密起见，共产党在“休养农场”和习仲勋待的那处建筑之间垒起了一道墙。 共产党颇为觊觎美国人那些先进得多的武器。李耀宇记录了他和战友是如何窃取美国人的一杆步枪以便进行仿制的。 “我们开着一辆美国吉普车，带着两个美国士兵到山沟里去砍圣诞树，”他写道。在回程中，中国人声称必须立刻用吉普车把树运回去，而美国人只能走着回去。吉普车一回到总部，中国人就拆开步枪并量了尺寸，只为琢磨出如何制造它。 当此前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要求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在白宫会晤时，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 “毛泽东后来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让迪克西使团带过去，信上说毛和周恩来愿意去华盛顿，”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赵红说。“信后来被交给了魏德迈，他当时是驻华美军指挥官，但是最终没有交到罗斯福总统手上。这个联系失败了，共产党也就逐渐（对美国人）失去了信心，”她说。（赵红指的是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Gen. Albert C. Wedemeyer]。） 该博物馆忽略了这些美国人对毛泽东进行正面评价而毁了前程的事。1954年，戴维斯在和时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私下短暂会面时被解职。谢伟思则于1952年被解职，但最高法院1957年的一项裁决让他得以复职。范宣德在1952年被迫离开国务院。 白礼博在其书中把戴维斯和谢伟思称为“聪明敬业的公仆”，说他们太“天真”，才会被共产党“弄得头晕目眩”。 专门致力于研究迪克西使团的赵红，并未对美国人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持过多批评态度。 “美国人很务实。他们还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利益，”她说。“他们想要一个亲美的政府，蒋介石又比共产党更容易控制。” 至于因为支持共产党而受难的人，她说：“谢伟思有写过说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并不了解中国。但谢伟思是真的了解中国的。他在和毛泽东长谈之后说中国不会是美国的翻版，也不会是苏联的翻版。” 他是对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