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政治正确”这个词的沿革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我是九十年代初来美国留学的。我那时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给每个留学生找个本地家庭（host family）。我通过一个熟人，找了本校的教授家做本地家庭。他们夫妇，Matha和Berry，是纽约长岛民主党的召集人和书记，也是美国老一辈民权活动家。Matha是台湾来的美籍华人，中文名字是汤敦序，这让我和他们的交流完全没有障碍。每年感恩节，他们夫妇都会邀请他们最好的朋友和我们几个外国学生去他们的家过感恩节的夜晚。作为反战的一代，他们的感恩节的夜晚是没有感恩的祷告的。我们一边吃着殷勤的主人不断传来的火鸡和其它各种节日菜，一边听着黑胶唱片所播放的反战的摇滚歌曲。同时旁边另有一个磁带一个接一个地念着1967年感恩节那天广播中在越南阵亡的美国军人的名单。在唱片和磁带特有的沙沙声中，烧得很旺的壁炉间或啪啪地爆响几声，大家坐在历史和现实之间，那一个个感恩节的夜晚既温暖又寒冷，既温馨又凄凉，使每个参与的人都一次次被感染上了深深的使命感。以后Matha组织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参加了不少民主党的政治活动，让我们结识了不少优秀而非常无私的美国人，给我们这几个留学生打开了解美国这个国家在精神上的一道大门。从这些人们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政治正确”这个词。那时，他们这辈美国老一辈民权活动家，对事情过后靠反越战和高举人权大旗而功成名就，不再愿做具体的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是钻到学术的象牙塔里，不断造新名词和搞形式主义的年轻人—-以只是“政治正确”这个词来痛骂他们。我又注意到那时美国一般人也以这个词嘲讽学院左派。所以这个词在那时，100%是负面的意思。Matha和她的美国老一辈民权活动家最不满的是，在“政治正确”的坏风气下，他们倾注过很多心血的为切实改善有色人处境的各种义务中心，比如“南方穷人法律施救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因为没有足够的年轻的左派参与，而渐渐式微了。而且他们这辈美国老一辈民权活动家的出发点和年轻一代完全不一样。比如那里有个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Peter，那时在给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义务上有关美国和西方历史的历史课，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开每堂只有几个人的小课。不是高喊政治口号，而是从一个个人帮助和改变起，是他们那代人在取得民权运动胜利后的做事风格。也真难为Peter了，因为那时他腰已经弯下来了，走路时人弓成六十度。通过Matha和他认识后，我没有时间听课，只和他要参考书看。我那时非常困惑美国大学学生的水平之低，觉得美国大学生那时的水平只相当我们初中的水平，它的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水平和我们在中国大学入学高考的水平相差有限。我第一学期给美国大学二年级的大课辅导，班上大概50%的学生基本不交作业，只有20%的学生次次交作业。我通过给他们答疑，对他们的水平特失望。大二的学生：差的简单的加减乘除都必须倚仗计算器，大概连我初中的水平都没有；好的也只有我高一左右的水平。因为学生程度太差，一本材料工程学概括介绍性的教科书半年才讲了不到20%。学生只知道死记公式。我这个辅导做得最多的，不是答疑，而是给班上最好的学生讲解如何理解课本上几个最基本的公式。平时大部分学生都不来上课，但考试前的那一堂课基本每个学生都去，因为授课教授要把考试要考的很少的几个公式在黑板上罗列出来。授课教授对学生没有任何最基本的要求，而是严格按照成绩分布的“钟形曲线”来给学生ABCDEF。但有一半的学生几乎没有作业成绩，CDEF的成绩只能根据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来给。期中考试考到一半，火警响了，大部分学生马上扔下考卷，高高兴兴地跑了。以后超过一半的学生拒绝回来补考，期中考试的成绩也就没有了。期末考试授课教授急了，要了一大堆临时辅导，每人在教学楼里拿着一个椅子盯住一个火警警报器。授课教授并且把期末考试从闭卷变开卷，只要不太明显地互相抄就成。我把我的困惑向Peter讲了。他认为原因是那时实行的“种族提协”和“贫民教育”是在胡搞，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大大降低了美国大学的水平，而且让人开始怀疑有色人种学位的含金量。对有色人种的歧视绝不是靠不公平的镀金就能改变的，而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按照他的设想，美国政府应该给程度不够的有色人种和穷人开办免费的大学预科学校，但大学的教育水平不能放松。而不是这样皆大欢喜地让所有人进大学白给文凭，以这个方式来拉平等。他还告诉我州立大学那时的的苦衷：因为“种族提协”和“贫民教育”，大学不仅开除不合格的学生很难，而且要一直给他们助学金。但学费这么低廉，兼州里给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州立大学很亏本，只能快快放水。他是对这样做实在看不下去才退休的。我以后又请教了其它关系比较好的教授，确定了美国大学教育的大滑坡，的确是“政治正确”所带来的好大喜功造成的。美国大学六十年代和以前的教学其实是很严格和高水平的。我所接触到的老派左派不止这些资深的民主党人。我的博士，是在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读的。刚去时，办公室不够用，我的实验室旁边的另一个科学家Bill好心地主动让我在他的办公室搭个桌子凑合一下，这样我就有了个安静的环境做作业，看书和看文献；Bill安慰我说他自己白天反正都在实验室里，办公室一般都空着。Bill是个地道的美国人，特热心。每次国家实验室有人来参观，他都要尽可能地放下工作去领着来访者介绍工作，来访者走后他再熬夜赶活。Bill比较喜欢问我对美国教育制度的看法，特别是它的不足之处，常与我叹息美国科技界人才凋零，现在完全靠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在撑着，美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只是很少数。即使那些来国家实验室参观的尖子学生，也一般呆板僵化，知识多而思考少；似乎远不如他上学时的水平。现在，自己在美国养了孩子，我终于真正认清了美国中学教育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完全的应试教育，基本不教思路，只要学生会套公式应付考试就算会了。比如几何，我在中国学了五年：两年平面几何，一年立体几何，两年解析几何。是以花时间一个个定理证明下来的方式学会的。我很幸运，遇到的第一个几何老师是从北大发配到中学来的刘老师，特别注重解题的思路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他要求学生一定要一题多解，“知其然”以外，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即使多花很多时间也是值得的。要思考就一定要给学生时间，那时我在北京上的中学还没有搞题海战术和高考教育，作业不多，我有很多时间去想如何在一题多解上标新立异。但在美国高中这几门几何一年就全学完了，基本上是以快进的速度把几个主要公式填鸭给学生就完了，大概连真正理解都顾不上了。这样的中学填鸭教育还不过瘾，美国现在还把大学的基础课程统统下放到高中，以同样填鸭的方式塞给中学生，并以此来作为选拔尖子上大学炒回锅饭，和评比高中好坏的标准。美国在高中要当好学生大概是全世界最累的，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因为他们在互相攀比在高中学大学的课程；不这样做，他们在美国就上不了最好的大学。死记硬背四年下来，这些孩子大概不仅失去了问该问的问题的机会，连以后如何问问题也不会了。一般的学生到了大学，基本上连以前学过的也不会了，因为没有理解，就像我辅导的那些美国大学生那样。我所在的州立大学，那时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也是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任教的学校，可见这个问题严重的程度。数学学习有几个深度不同的层次，对于一个定理：1）如何应用？2）如何推导？3）如何理解？4）如何从无到有地猜测出？只有明白了这些所有问题，才能从深层明白为什么要有这个定理。美国这种速成数学教学法，基本上只在1）上打转，甚至连2）的推导也只是好学生的选项而已；而推导是其它国家数学教学中的基本功。美国这样的教学法和高中教大学课程的结果，是美国一般大学基本上只有其它国家高中的水平。但我在Bill的办公室里借居的日子里，并不明白这些美国中学教育很失败的具体原因，只是没心没肺地把我当几年辅导经历的和从其它辅导那听到的学生笑话讲给Bill听，以为大家一笑就过了。一年以后，Bill从国家实验室辞职了，说他要去修学位当中学老师，不能继续听认美国的中学教育再这样烂下去。我在博士毕业后博士导师为我举办的派对上，才再次见到Bill。那时他已经修完了教中学的课程，拿到纽约州的教师执照。不过他只教了一个月高中，就辞职了。原因是他在的中学在穷人区里，课堂纪律很不好。其它老师只自顾自地讲课，只有几个前头的孩子听课，其它孩子肆无忌惮地耍朋友和玩闹甚至当众耍流氓，声音大得让老师跟前想听课的孩子都常常听不清。他想抓一下课堂纪律，结果让一个学生上来给个大背跨摔个半死，又让另一个学生用窒息锁劲法弄昏过去。因为他是白人，打他的学生是有色未成年人，校长表示爱莫能助；尽管有一两个喜欢听他课的有色孩子表示愿意冒着极大危险替他作证。他想想还有老婆孩子，也别连累那一两个好孩子了，还是别玩大家的命了，就辞职当了保险推销员。从Bill的经历里，我非常理解美国差学区的老师为什么强烈反对美国教育部给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布的基本要求标准（common core）—-虽然从我在大学当辅导的经历，我认为美国中级教育一定要有些最低的客观的标准；但是从Bill的经历上，我知道这样要求那些学生，对美国差学区的这些老师是有人身甚至生命危险的。但因为“政治正确”的束缚，这些老师不敢说真实的原因，而是只在学术上找各种借口。Bill在美国差学区的经历绝对不是个别的。我原来有一个漂亮的白人同事Jackie，过去是纽约市差学区的高中数学老师。她说她每次上课都要迟到一下，来避免学生在走廊里乱摸她。在家长会上哪个家长对孩子的成绩不满，就会以“种族歧视”和最脏的话骂她，她还不得不去给学生改成绩—-她不改，校长也会改，因为谁也不敢惹有种族歧视嫌疑的麻烦。她从小就喜欢数学和想当教师，在Oregon的郊区长大，从小就坚信理想主义。但她这样在纽约市差学区坚持了两年，还是放弃了，然后觉得自己很失败，那一段她患上抑郁症。美国左派和政府这种喊喊“政治正确”的口号，然后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做法，也不仅限于教育界。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急救室内必须无条件地救助病人，但美国政府并不给医院的急诊室合理的经济补偿，等于把高大上的社会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使美国的急诊室越来越少，和剩下的急诊室里的队伍越来越长。真的，我非常怀念那些老一辈民权活动家那时脚踏实地，一个个人地去帮助和改变人的作风。时间过得飞快。那次见到Bill，已经是差不多二十年前了。和Peter我十几年前在去学校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次，那时他的腰已经弯成差不多90度，而且小便也开始失禁，身上是尿骚味，衣服也很凌乱，已经一点没有退休教授的风度，而是像个十足的流浪汉。Peter已经不认识我，他说他已经不能教学生了，去学校只是为了借书还书。Matha已经于2008年去世。他们这辈美国老派民权活动家都凋零了。有时在静夜里，我还能依稀记得他们那代人的音容笑冒，与他们相处的往事，和那一个个感恩节夜晚的场景。那时我自己也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时间过得飞快。我更无论如何想不到“政治正确”这个昔日骂人的词，在今天成了许多美国左派的旗帜和美国民权运动的成果的代名词。也许对时代的错愕，正是在证明我也老了。的确，我现在自己也是半百的中年人了。2017年1月15日</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