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看守所角落》（第五十五章第五十六章）

<h1>第五十五章面对枪膛</h1>       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一天，那一刻，那个早上的牢狱，我成了碰石头的鸡蛋。   1979年的秋季，酷暑后的太阳象个撒野的盗贼，偷偷摸摸爬过高墙，用黑白游移的面孔，狞盯着因过度瘦骨嶙疔而放风的几百个犯人，象等距离插在田里的秧苗，东倒西歪，无精打采。”一，二，……三……四….”的号子被其中一人懒洋洋喊叫，到数目的呼叫接近一百就被站在高出地面的屋檐下，环视众人的监狱长叫声”拿饭！”而各房依次鱼贯而回。总是在放风的时候，那略大于球场的院坝角落地，被狱工女摔扔的饭盆，正张开脸一般的大口，毫不犹豫吞进一杓杓泼来的稀饭，一块豆腐乳沉下去，留下一丝红红的”血迹”。幸好那年头不兴赏猫爱狗，省了犯人撕肝裂胆，捶胸顿足之忧。   后来才知道我快要释放，被监狱长”提拔”与红毛（服刑期在三年内，留用在看守所里干杂活的轻罪人犯）们一块干活，吃到比一般犯人多一倍的牢饭，那是让身体迅速恢复的灵丹妙药。红毛的干活多是在双层夹墙之间的几十米空地里为枪兵种菜喂猪，或者上街挑牢房食品和用品等，那是刑期剩余不多，又不担心会逃跑的美差。总之，刑期越长的在越里面活动，活路不多，仅是每天早晚给各号房囚犯提水倒便。   饭前开门之后，号房里轮流的执勤犯人端出一夜的粪桶和尿桶放在一米外的屋檐下，然后再将水桶放在间隔距一边。一群红毛双手提桶，来来去去，穿过院坝，在下几步梯坎，那是高墙下一间屋后的粪池，屋另一边有水池，将粪便桶倾倒后冲洗提回原地。我的所谓提拔，是能够走出黑房，在比较宽阔的院坝里来回行步，那是号房犯人们渴望的享受。牢狱里只有炕板，灰墙，黑瓦，以及面对面的难友，如属刑事犯罪者，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而反革命或文革中的”四人帮”分子，就象库存的废品，没有期限放着。1979年秋天，算时间我已经被关押了两年，700多个天日象漫长的绞索，桎梏着人的精神。说穷凶极恶，对犯人而言，生命已失去意义，铤而走险，设法越狱，无事生非，斗殴至残，甚至死也无所不敢。当然，结局不是加刑（期），就是动刑（挨）。前者后者各有千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权”还是个天外词汇。   那是个无边无际关押人的岁月，就我在牢房的天日，看到的犯人象过街的行人，络绎不绝，进来，判刑，押走，逃跑，抓捕，再进来，再押走……，而我们这些被套上反革命黑牌的，竟然连渴望判决的希望都没有，去劳改营，就象学士当了博士，升高一级，至少日子可以期算。长期扔在看守所的，有最长达八年还不判决。那是将岁月凝固，岂非味同嚼蜡可言。   “你们既不无罪释放，又不定罪判决，长期关押，真是岂有此理！”说罢，我将双手提着的水桶一扔，哐铛一响，所有的清水倾倒一地。同时，我在牢狱院坝坎下一个接水池边陡然高声喧嚷，将在场的所有人弄得不知所措。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无名火何时积压在心里，转念之间竟这么暴发出来，顿时，牢房里气氛突然转移，众目睽睽的焦点都聚集在我身上。所有人员都看着我，不明白是为什么。二十七岁的我，实在忍耐力有限，长期的关押，周而复始的乏味日子，加上压抑的环境，时有令人一触即发的狂暴，有人无中生有的恶斗，有人疯狂，有人哭泣，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火。   那天站在牢房屋檐下监视囚犯的是高大的付监狱长魏（一清，音译），不合格的四个兜的警服兜不住他那如来似的肚皮，紧梆梆的滚圆腹腰，将衣服的下摆叉开一个竖斜三角，满脸堆肉的五官皮肤象厚嘴唇的非洲人用过蒸白剂，他双手后背，长长的钥匙吊在身后随手下垂，幽哉游哉的神态，麻木的看着这不太规则的院坝站满了面黄肌瘦，高矮黑黄的犯人。魏管理从不对犯人斥责凶狠，与监狱长性格恰好反比。据说他出自政法学院，算是知识分子，也许有过右倾思想，便理所当然要屈居在劳动出身的监狱长之下，落得个副职，他倒无所谓的当”撞钟和尚”的混饭职业。犯人们背后叫他魏菩萨，魏善人，当面还是叫管理，冠之以姓，那是牢狱里的习惯规定，不让犯人的称呼有级别之分。但这里的老犯人都知道所有的管理人员的级别和职务。当我冒然起哄的时候，魏管理竟然不觉，只是平静的看着众人，对我不耐烦的挥一下手：”嗨，说什么哟，各人（重庆语为‘自己’）打水去。”便不做声了。   我仍不解气，把魏管理当了法官来质问：”你说，把我们长期关押，是不是国法，有没有国法，讲不讲道理，哪个国家是这样对待犯人，起码的文明和法纪都没有？你们要抓就抓，要俄就饿，要判就判，要冰就冰（冰的意思指把犯人当了冷冻品）………”就在我滔滔不绝诉说的同时，不知是岗亭的枪兵电话，还是监狱长徐管理自己按时进来察看，那重重的密封象关老虎的铁阑珊门哗啦拉开，他那微驼的背在摇曳的步伐中疾步进来，早上交接班的几个枪兵也站在那里盯看。有上司在场，他们当了乐趣，   徐管理边走边叫：”干什么、干什么？”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他站在进门约十来米的规定犯人不得超越的三道警戒线的最后一道上。我喧哗吵闹对着魏管理这软脾气人，倒无法斗气，可能几下就发泄了事，可这下徐管理进来，监狱里气氛陡然一变鸦雀无声，都知道他的利害，动刑罚，上刑具都是他用于无声处的办法，赢得的结局是犯人呼天叫地，痛苦呻吟，悔罪认错。当徐管理吼过几声就立即命令所有的犯人回房，与此同时，他嗨嗨两声，用酸溜溜的笑脸对我说道：”你恐怕胆子也是太大了点哟，无缘无故的闹啥？”   “啥子无缘无故？”这下又燃起我”冒出的火苗”：”你们将我无罪关押几年，有证据就判，无罪行就放，长期监禁，哪有这样的道理，你这牢房是国家办的呢，还是私人。”我越说越来气，牢房的气氛凝固了，所有的犯人立即被关押进去，打水的红毛依然静静的走来走去，两个监狱长并排站在距离我整整一块院坝的位置，枪兵站在岗亭对着里面，过墙的半高太阳半明半暗的照射院坝。整个监狱门各号房的门尚未关闭，犯人悄悄的咧挤在各门前看这闹剧。我那时候已欧华里经被调号房做了红毛，干着为牢狱里早晚为别的号房打水倒粪便，属于劳动号之列，相对自由多了，饭量几乎是一般犯人的一倍，挨饿的感觉减少，粗劣倒是，除了劳动时间，没有离开牢房的权利，仍然属于犯人的关押，在漫无目标的日子里，压抑和愤懑随之日积月累，就象喷泉终于会瀑发。我不管徐管理的制止，依然嚎啕大叫，一如不久前的夜晚我突然大骂孙中山，弄得牢房惊扰，有的因为我疯了。   说着说着，我向着徐管理走去质问：”有罪就判，无罪就放，这道理如此简单，还有什么值得拖延的。不能不判我，那我就是公民，我应该享受自由，我有出去的权利。那你们就得打开牢门，让我出去。”我越说越走近，徐管理越听越冒火，他不停的挥手扭身，昂头之后再弯腰指地，目光就看着地面的警戒线说：”你敢出去，你敢。你只要过了这三道防线，我就有权利枪毙你！你敢走…… 你敢……..!”说激动了，他在转身岗亭的对枪兵说：”殴华里，你把枪拿出来，只要他敢走过来，你就给我开枪。”   牢狱里所有人都惊讶万，木呆呆的看着这样的僵局怎么收场，我仍然边说、边吼、边叫、边闹…… 气冲冲的一步步走过防线，直接往岗亭门走去。欧华里的枪已经推弹上镗，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的胸口，他在岗亭门外，象个行刑的侩子手，全神贯注的表情，已经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严肃。空空的院坝没有了声息，太阳驱赶着我的身影，象鼓舞斗志的战旗铺满了我的身后。我的步伐随着我的声调走过一道防线，再走二道防线，再走第三道防线。身后是所有的牢房犯人。欧华里傍边还站着几个枪兵，整个牢房所有的目光和焦点都集聚在我与徐管理的争吵和我不停的前往岗亭门的步伐。        就在我走过三道防线，对着枪口………，说时迟，那时快…….。                是枪兵射击，或是我撤退？已不由分说。铁门在前，三道防线我越过，气冲冲硬上死路。印象中用枪端端的对着我，又看看监狱长，不知那二指头是不是该扣扳机，当我正要抬腿要垮门那时刻，铁门”哗啦”一声横过来，与此同时，我的双臂被冲上来的两人夹住就狠狠一拖，那瞬间我没有防备后面，已经身不由主被夹持回牢房，厚重的门立即被魏管理关闭。                  原来是两个红毛在没有监狱长的授意下，就主动跑上来，解了僵局，让我在枪口与自由间回到了牢房。当我平静下来思考，为什么枪兵不忍开枪，当然，他们揣摩监狱长的本意是不想至我于死地，另外的角度看，和1979年的局势不无关系。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加之特别报道张志新的被害，牢狱情况曝光，人民日报刊登前司法部章谢觉哉――讲述监狱要讲人道主义等――文章，当时彭真任为司法部长，对牢狱工作的告示，系列文件文章，给当时的枪兵和公安干警洗脑不少。其实，监狱长已经知道我要释放了，已经调我做红毛吃劳动钵，那是养好身体的前奏――出狱准备。                       照理说，对一个明显冲击监狱的犯人开枪，属于监狱长的职守，也可能是我从来没有认罪，长期关押而形成精神压抑失态，他看来情有可原。出了牢狱再回忆当年，监狱长对我一直不错，我多次违反监狱规定，他并没有对我施刑，法外开恩了。                       出狱以后，就读过不少关于牢狱幸存者的作品，以及我在牢狱里听到各地犯人的讲叙，总的说来，城市越大，管理越正规。至少我当年的重庆北碚看守所，还算人道。当然，不能比北京秦城监狱，那是关押王公贵族之地。比较县城或乡间的抓人关押，我们的条件算了。不过，据说文革军管时候，农村人当兵见到城市人能吃白米饭，还要犯罪，万分不解，那样出生的心理，动起刑来是很不愉快的。难友胡光友说起，至今都毛骨悚然。                那年初二月，我闹过一次绝食，惊动了公安局主管监狱科的曾科长，他是仅有的一次来监狱专与我交谈的首长，”聆听”了我指出监狱管理的缺陷，以及犯人受到虐待等，除了说伙食严重不足，我还提到两点：一，年前根本就不放风，现在可方可不放的行为，是对犯人身体的摧残；二，犯人应有读书看报的权利，我举例”红岩”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有报刊加红烧肉等，他当即答应改进。从那以后，牢房里每天有了过期（一两周的）日报，马列类书籍类可让家里人送到。但家属接见压根儿就没有，无论关押多少年。我还谈到关押刑期的法制问题，他委婉的回答现在百废待兴，无法一一面面俱到，说党和政府正在加快步伐清理监狱，估计我们会很快得到处理。   魏京生傅月华（估计是女）也是那年被关押，刘宾雁写的人妖之间也在大篇幅的上报，最后的结果，王守信被枪杀，魏京生以越战泄密罪判处十五年，傅月华按照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当时，因为同是囚犯，同病相怜，我们特别关注，魏京生傅月华明明是在西单墙要求第五个现代化，而且斥责邓小平要高专制，这纯粹属于政见，却欲盖弥彰判决，提倡法制的同时，由在儿戏判决。   好在，中国老百姓历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回事，大家都是高姿态。希望这个民族有唇亡齿寒的”高瞻远瞩”，不知再经过一千年的进化，能不能达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古罗马程度，现在还看不出痕迹。   2006-1-11     <h1>第五十六章出狱</h1>   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                                 ――苏格拉底   1979年12月19日的上午，监狱长叫我收拾好行李，在门口16号单间空房外的走廊，他手里拿张公文纸，神色奇特而又僵硬的说：“你听着，这是对你的判决，我念给你听。”随即他念念有词“颂经”，内容已从抓捕我的反革命罪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最后那句定板的话语是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随后监狱长一改表情，好象把我当他们一伙似的说：“这下好啦，祝贺你又回到人民内部了。现在你立即出去，恢复自由。这页是你的户口粮食卡片，回到你的父母那里去。”   “嘿！我明明是按照反革命罪抓捕，怎么一下变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罪？” “根据需要嘛，给你这样判不是更好些么。”监狱长好象对我的疑问很吃惊，这么吊儿郎当的改换罪名好象我还应该感恩戴德似的，怎么还不服呢？ “那关三年判两年，多关了的怎么算？”我惑然不解问他。 “哎呀！你怎么这么罗唆哟，人家都是拿了判决书就走。”监狱长对我大惑不解似的，再说：“向前看，现在都要向前看咯，过去了的就过去嘛，不纠缠历史旧帐。” 那个冬天的监狱上午，阳光格外懒洋洋的照到牢狱大院，几个红毛还在进进出出的劳动，监狱长边说就向外指，要我出去，像送什么瘟神，生怕我还要给他找麻烦。我一手拿判决书，一手操起个还乘两件衣服的小包裹走向岗亭。 “你呀，你！我在看守所里工作了三十年，只碰到你这么一个。”监狱长给我最后的话语，那意思是我不断给他找麻烦，令他左右不是。可见我打了多少次擦边球，在铐与不铐我之间，监狱长仔细思量，最后终于没有动刑。为之耿耿于怀，至今还记响切在耳边似的。每回忆，我总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今年不久前的一个春暖花开的上午，我和现龄73岁的难友胡光右，70岁的刘光全（在”当代神曲”里有的篇章写到他们）汇聚在北碚公园喝茶，那里地势高起，绿树茂密，曾经是街市里风景点之一，里面有品种繁多的动物，如孔雀，猴熊，珍鸟奇兽，而今只落得生锈的铁栏，和几只标价要卖的狼犬而已。一问，所有的动物都因为无处拨款而自行处理，不知给吃了，或卖掉。年年翻覆的城市毫无规划的乱建，将重庆弄成声名狼藉的光灰城市，”光”字在重庆话当”尽是”“仅有”讲。就在那里，我们侃侃而谈，重话当年牢狱事。                     看到老态龙钟的胡光友和刘光全，想起我与他们一块坐牢时，他们还不到我而今的年龄，以后是否再有此机会见面，难说。象他们这样的年龄，不是岌岌可危之景，也在行将就木之时。胡光友个子不高，身体单瘦，从病殃殃的牢狱到而今居然”老不死”，倒是异数，我开了他这样的玩笑：坏人活千秋啊！胡光友在文革里是重庆交通局的造反派头目之一，1968年周恩来派他的秘书柏某来重庆调平武斗，54军派保卫处处长（姓曾）随行视察山城，当天警备区的小车开在重庆两路口时，那宽银幕电影院里被反到底造反派战士看见，持枪端炮的干活，胆气冲天，目中无人，那些武装民众，看到罕见的小车就乐起来开枪乱扫一气，想抢车来玩玩，把这师级官员保卫处长的双腿扫穿，胡光友那天不在场，后来在抓捕的十八人中也当了出气筒充数，他从28岁入狱，到1979年底才释放，一身的青春献给了牢狱，至今仍然不得平反，他的伸诉材料写了十几年，无可奈何花落去，只等”相识燕”归来，大概这辈子没希望了。他幸好出狱做个体户，十二年的牢狱在北碚看守所，算他命大。要读到我写的”当代神曲”说到伊达选夜袭他那篇，就知道他是如何拣得一条命。说牢狱，他可是本字典了，遗憾我没有时间闲心与他多聊，就事论事写过他和我在牢狱的篇章。             刘光全牙齿落得稀稀拉拉，个子中高，背脊挺直，很有军人气概。他说起话来仍然精神抖擞，那尖尖的鼻子，将整个面容引导成鹰容笑貌，说苏联小说里描写的夏伯阳，他还真象。刘光全算得上少年参加革命的公安人员，提起他自己的往事，依然眉飞色舞，一种英姿勃勃的神态。在北碚他算是土生土长的大家后裔，祖上人员横纵在国共之间。刘光全纯粹属于那种在共产党队伍里不甘落后，又显得鹤立鸡群，老与上司顶撞而被排斥出公安队伍，被下放到粮食部门，见商业行道里面官员乌七八糟，贪污盗窃成风，忍不住揭发，由此而被头目恨之入骨。文革里他首当其冲，做了头目，最后在”四人帮”将垮台前被内定为北碚公安局长之位。他倒好，坐牢年代和我相仿，出狱之后，回到单位，后来退休，一月几百元维持生活，老婆现患上不治之症，令他焦虑担忧。那天见面之后我请他们吃饭，他连连告辞，说老婆病重担忧，不可久误。   我们聊得十分畅快，他一定要我把牢狱里的事情详细写出，当乐趣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