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也曾经从娃娃抓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的举国体制，垄断一切资源，常从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已的需要，如夺体育金牌，国家不惜耗7亿成本，从幼儿抓到青年为那块金牌。民主国家的政府，敢用纳税人这么多钱去买这种虚荣，早就被议员们弹核倒台了。于是，共党体制从娃娃抓起，有从芭蕾到航模，从外语到电脑，而告密获奖，幼儿园孩子就流行告同学以讨好老师了。专制体制超前地打造拥护他的愚昩者，乃其本牲，并宣扬举国体制万能。却在文化含量高的诺贝尔奖失灵，多年被评为零。可小国匈牙利不及中共党国1/100面绩，获科学的诺奖者，也有27人，而哈佛、牛津等名校，一校获诺奖者也超中国及众多国家，专制国家缺民族智能软实力，一较量诺奖，便露拙丢脸，他们那从娃娃抓起，抓的只是一点虚荣，永难掩专制执政的非合法性。本文是从专制政权制造的假想敌，也从娃娃抓起，即60年前反右打右派抓右派，他们也是从娃娃打起抓起哩！这种反人性与反人权的奇葩，不惊世赫俗吗？而这荒诞亊的产生，且非偶然，仍是出自伪装革命的那些腐朽发霉思想：如等级观念、颂圣文化、权力崇拜，以及血统意识传承，根红苗正接班等等，文革中，红卫兵谭立夫的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旣是封建血统意识，更是法西斯种族歧视，多少少年儿童在校被歧视虐待，王友琴与郑义记下的，血泪斑斑。由于否定毛的文革不彻底，今天，那些老子打了江山的，不是仍荫庇儿子坐江山享富贵吗？而老毛土改灭传统士绅为贱类，与希特勒灭犹太贱类何异，到文革时，敌对分子从刘少奇、林彪到旧的残渣遗孽，灭到21类，但纳粹还没有灭到少年儿童，没抓过儿童右派，谓予不信，请看如下的故亊：12岁的右派，档案写的“童右分子”反右运动前，称整风运动，毛泽东号召党内党外大鳴大放，帮党整风，四川达县城关镇政府的干部，一再动员下属鞋帽生产合作社的冉某鸣放，鼓励他批评官僚主义，冉某推谢再三，上级给他批评的任务，叫他必须完成，天天来催，冉某被逼急了，找方法脱身，便想起儿子小学的同学张克锦，会画漫画，请他画张讽刺官僚主义的画，岂不交了差吗？这画交上去后，以为亊完了，却闹大了。整风转为反右，那漫画便成了向党进攻的毒箭，追到冉某，他如实说出，右派罪便落实到张克锦这12岁孩子的头上。那天，居委会的姆姆，把他从正上课的教室哄出来，叫他去领除四害打麻雀有功的奖，引他到会场，就被抓上台去，宣布他是以漫画攻击党的童幼右派份子，吓得这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了。张克锦被抓去劳教，平反冤假错案，他的档案写他是：童右分子，即儿童右派也。后来，这离奇故亊，在2007年的四川《龙门阵》上，广为传播。中学生里找右派，称三类、四类学生这种反右运动造的荒诞剧，并非孤例，或少数基层的误差，在成都、自贡、重庆等大中城巿，1958年1月，当我这种已处理的右派，押往风雪凉山去垦荒了。各重点中学仍组织学生进行鳴放，还一再申明：在中学生中不反右，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却鼓动学生大嗚大放。学生就尽说些学校伙食不好呀，管理不善呀！来应付与逃避。中共在地下时期，他的cp、cy就是操纵学生运动的高手，现在掌权，操纵就更方便了，便叫共青团员带头鸣放，再引蛇出洞来进行围歼。当时的学校工作组，就是中共地下学生运动的那一伙人，一诱一导，那些17、18岁的中学生，还不很快就如魚上钩吗？成都名校树德中学共青团委宣传委员贺心寒〔原名贺心涵〕，他在校品学皆优，作文经常作范文示范，且有诗文出现报刋，发动他带头鳴放，便带动众学生了。贺心寒又确为政治早孰，课外书读得不少，他去一讲国家应民主，思想须自由，便引出同学们热议，做了领头羊。后来转为批评他，他想：自已家有一个姑姑两叔叔皆地下老共党，不是反动家庭，陷不入反党泥淖，结果，他做了引蛇出洞的工具，仍被工作组打成不戴右派帽子，叫3类4类反社会主义学生。4类学生，相当于右派，毕业后不准升学与招工进单位。3类学生去考大学，规定不准彔取，介绍的工作也是没有人想做的。2类叫中间学生，1类则是拥党左派。1957反右，中共在机关与大学里，将出土的自由民主嫩苗，掀风暴扑灭，还不放心，在中学里，再掐掉正萌生的民主嫩芽，以为这独裁专制政权，便平安无亊了。可是89,64北京天安门及全国学潮涌出争民主反官倒的学生，包括丁子霖教授17岁牺牲的儿子，仍叫独裁者惊恐失措。血洗这些青少年后，独裁者认为又压服了，可香港台湾青少年觉醒的自由民主意识，以占领中环与太阳花运动涌出，而中国大陆，民众以维权律师以护法再加网民堆出网上民主思潮，已是独裁者禁网、删贴、加百万网警难以镇圧的浪潮了。回头看当年抓学生少年中的右派娃娃，不是千古愚蠢现代荒唐吗？钱理群、黄一龙感叹是摇篮的谋杀成都那批被反右运动陷害的少年，在改革开放后，无论在文化界与经济界，多数成了翘楚，如贺星寒、黄家刚、袁永庆、崔显昌这些3、4类学生，成为全国与四川文学界才华出众的作家与诗家。王建军、杨泽泉等既能写作还能在巿场进入成功者行列，他们以自已的脱颖而出，证实对他们是残酷的犯罪。2007年，58受害中专生、中学生王建军等，到都江堰一干休所，访问原指挥打中学生右派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萧菊人，萧的这段带有检讨性的谈话，是历史尘埃落定后觉悟话语，也是参予施害者对受害者的反思，他说道：“尽管全国都搞了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叫交心运动），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四川是搞的最厉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体如何正面评价李井泉这个人，我们很多同学至少我自己，我相信还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会原谅他的。当时团中央有个文件说是要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是正面教育吗？！成都是整高三学生，中专则是不分年级，到了专县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顺县就整出一个十三岁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这次运动挨整的大多是当年优秀的学生，七中那个现在全国唯一一位没有大学学历的博导吕涛同学，当年就被划为三类学生整到巫山去背铁矿。”由王建军主编的《五八劫》这本记录中学生在反右中遭劫，由黄一龙〔团巿委原宣传部长，也打为右派〕与北大钱理群教授在此书序跋中的话，可更透彻了解这场劫难的本质；黄一龙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关于这一“摇篮惨案”，钱理群对之有详尽的背景分析，矛头直指毛泽东。钱分析，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 领导权的危机与接班人危机。两者尤其是后者，成为引发“五八劫”的深层政治根源。所谓接班人危机，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再看王建军的回忆与感叹；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我还是个人么？我甚至连狗也不如？难怪古人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我想起黄理得同学，1982年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兴文茶场行乞到蓉，要求落实政策的事；我想起余伯楷同学至今户口仍在监狱，每月靠348元维持家庭生计的事；我想起李克灿同学，当年在批斗大会上戴上手铐押送劳教，解教后流落街头至今不知所终的事；我仿佛听见孔繁绪同学自尽前的哀鸣……挽叹几位早夭的57受害学生笔者是从牢里复出的老右派，在1980、90年代，同这批中学生准右派相识相交，发现他们这些文化或文学尖子，若不剝夺他们那20年最保贵的青春时光，不仅不会在风发正荗的盛年夭折，还将有更丰硕的文化、文学成就，如：1,周克芹，1958年前，他在省农业专科学校因爱文学创作，常向《草地》文学编辑邱原请教，邱划右派，他也成3、4类学生，被处予开除返乡劳动。在公社那食不裹服，且受歧视的困窘中，他继承已断农村士绅的耕读遗风，笔耕却只能在收工的晚上，夏夜蛟虫叮咬，他就将煤油灯燃在蛟帐内书写。他那部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许荗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在这种艰难与屈辱中完成。他被打下底层，在简阳红塔乡公社，凭一只笔，写进北京《人民文学》受老作家沙汀荐入省作家协会。还任了领导。89、64镇压学生运动，出川大不久的冉云飞，在周克芹任主编的《现代作家》做编缉，因支持大学学弟请愿受到清查，周保护小冉，下放他阿坝锻炼免受打击。1991年，周患肝癌死之前，他告诉我：一部长篇《平原的饥饿》已杀青，这是写乡村的精神饥饿，那时，他就敏感到物质丰裕后，这民族已突出了精神的贫困。若非受苦受难，53岁便夭折，以后将创作多少更成熟与厚重的作品呵！流沙河给他的挽联：“勤笔致瘁，岂只长篇名后世，克已为人，那堪短命哭先生。”2，贺星寒，他从九中今树德中学毕业即失业，如晋人走西口那么川仔走新疆谋生，到东北丛林修路求活。如此埋于泥淖，他的诗，仍受到中国作协《诗刋》叫好，被召入青春诗会，在文革后与北島、舒婷等一起讲习文学。复出后在省曲艺团任创作组长。攺革开放后，他争民主，曾误投民盟，发现那已是专制的花瓶而退出。他开拓市场，下海受挫，他任省作协理亊，又发现这是文学公安派出所性机构，乃另组小说促进会任会长。64学生运动，他发动四川作家签名支持学生，受追查，却不检讨，坚持不改立场。64后，他发起周谈会，从文学与文化角度议政与探讨中国出路。还邀我创办《说报》去寻言路。受省出版局长之扼杀。他以行政䜣讼法控告出版局长于法庭。他写小说《篮月亮》《浪土》最受社会赞赏的是随笔“人在单位中”以调侃、幽默笔触，揭示“单位”这专制囚笼里芸芸众生相。既深刻又通俗地雅俗共赞。他还以系列随笔，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方脑壳”是带儍相的英雄，他称儍雄，有哈谢克那《好兵帅克》的幽默。他活了54岁，死于12,9日，这两数字，都很青春，卖花的听说是献贺的灵堂，不收钱，请代他致敬。拉客去灵堂的出租车司机，一见吊客是吊的贺星寒，拒收车费，算作他的敬意。灵堂里，流沙河的挽联写得最文学也最沉痛：常恨朝露殒赤焰，最悲暮雪送青丝。如果，1958年不让贺星寒这种好苗子一出土，就遭反右风暴的挫折，今日文坛生态，会是宵小丛生、犬儒横行吗？3，黄家刚，他16岁即发表小说于文学刋物，在七中即是出名的才子。在省作协即挂名的写手。但那次社教被划入准右派的3类学生，本应入北大、清华的资材，也扫入成都木总厂去弄圆盘锯与尤门锯。幸运地遇木匠出身的总工廖鴻旭的关爱与保护，少受些歧视与屈辱，便有机会未断文缘，在厂工会做些文字活儿。未及改革开放，他的小说散文已享誉省内外。文革的省文联已变武联，既缺文化更少文学，黄较早就以工厂出身作家调省作协做编辑。他是世亊洞明的人，却被柔弱气质牽制，长期处于心灵忐忑的折磨中，对贺星寒的胆识与担当，赞不绝口，尊敬多年，自愧勿如又自叹柔弱。他在后期以“向壁斋笔记小说”在《中国作家》发表，正以此形式探索笔记小说证史的路子，又被癌夺命。仍只活了63岁，比当今中国平均寿命也少10岁。他们那一批受害者，这30年在四川文坛抜萃健在的，如崔显昌、袁永庆、杨泽泉等，他们的才华在艰难生存境遇中，仍难磨灭，如崔与袁那种功力深厚的编辑，中外古今文化并蓄的修养，使那些高文凭者望尘莫及。而从教授家出身的杨泽泉，父亲是西夏史研究很稀少的专家。杨泽泉从监獄出来写文革监獄的记实文学《回眸一笑》仍说明1958年对他这中学的摧残，是对摇篮的扼杀犯罪。走笔至此，不禁挽叹毛泽东邓小平反右的罪孽，要多么花岗岩的脑袋〔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一语，是老毛骂不愿攺造的右派的，倒反证他脑袋很花岗岩〕与多么的铁石心肠，才能做出如此残暴的摇篮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