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周有光112岁生日那天，他感叹：“上帝把我忘记了”。次日寿星公即仙逝。 妻说这句话不能讲，说出了上帝就记起他了。我却觉得蒙召上帝是美事，是一种诗意境界。李白醉捞明月，骑鲸而去；李贺梦见绯衣人乘赤虬传诏，玉帝修成白玉楼，召他去撰记，此为玉楼赴召的典故。二李羽化升天都很奇瑰，周有光前辈庶几近之。 周有光前辈我无缘见过，但见过沈从文，他们是连襟。张家“合肥四姐妹”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斯。 1980年初，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学都是各地新锐作家。晚上无事我们会出去走动，不时去看望文学前辈。当时所长是丁玲，她只来讲过一次课。我不喜欢她，觉得她的面相、眼神、语言都很凌厉，我从未登过她的门。 沈从文没有给我们授课，他1949年后已远离文学，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学古华说：“我们去看看沈从文前辈。”我太迷他的小说散文了，尽管当时文坛还在冷藏他，但其文学魅力却无人能及。能见到他实在荣幸，我们二人便去了。那年头北京全無夜生活，昏黄灯光下的街道甚为清冷。沈宅在历史研究所宿舍楼，楼梯幽暗，但一进沈家就觉得温暖。沈从文和古华都是湘籍，他不单未见过我，连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晓得。沈从文前辈却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沈夫人张兆和还用笔记下来。 古华说到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沈从文听得很耐心，但没有插话。那晚沈前辈没有和我们谈过文学，甚至他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一种印象难以磨灭，就是两位前辈儒雅谦和的儒贤气质。我们两人刚参加过1979年末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沈从文的名字被人提起，他的回应是：“我只是出土文物。”这句话在我们作家同学中传为奇句。我告诉沈从文前辈，他只付之一笑，笑得淡然泰然。 在京进修期间，我见过不少文革落难的文学前辈，但复出后眉宇间依然有一种势能，那是新中国文坛赐予他们或宠或辱的徽记，尤以丁玲为最。但沈从文完全没有，他俨然从民国穿越而来的文化人，纤埃不染。1988年沈从文辞世，最后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很多年后，听闻文坛争说诺贝尔文学奖最初打算给巴金，老舍儿子又言之凿凿说已决定给他父亲，但公布前老舍下世了，诸如此类都子虚乌有。巴金长寿，要给他有大把时间。至于老舍，绝无可能。先不论其作品，我亲耳听马悦然说过，五七年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老舍的反右文章和言论。真正已决定得奖人选是沈从文，其后瑞典文学院才知道沈从文已去世几个月了——这并非后来哄抢失落桂冠才传出的轶闻，而是1985年我和北岛访问瑞典时就听马悦然说的。 由沈从文又说到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之骑鹤西去也很有故事。 1997年汪曾祺先生去世了。人总难免有一死，只是他去得匆忙了些，七十七岁在如今已难称高寿，他的同辈好友作家林斤澜活到八十六岁。后来才从古华文章得知，美食家汪曾祺刚从泸州回京，泸州大曲想必喝了不少，他入厨制作了一碟萝卜丝以清润肠胃，不巧一条萝卜丝呛进气管，好象是引发内出血还是什么的，总之抢救不及……我想，汪曾祺之死，也和先朝那两位大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当年常居北京，与汪交往颇多，亦曾几度结伴远足，若干花絮，我偶尔在文章中提及。汪曾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家与名家”之说。 汪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闻一多是他授业老师，但我常听他提到并满怀敬意的尊师是沈从文。闻一多“有一句话说出来点得着火”的炽热气质，与淡泊恬退的汪曾祺不相符，他笔下之飘逸空灵，颇得沈从文真传。 这或许正是他之“名家说”的由来。汪曾祺曾对我说：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通常就是要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毕竟是大家，名家毕竟是名家。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师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谁呢？想必是鲁迅。诚然他的文笔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再者魯迅在文学上虽很有建树，却也非大得吓人。然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却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种力度。只不过，若说鲁迅的小说写得比沈从文好，实难服人。 汪曾祺的名家说，令我茅塞顿开。李杜是大家，小李杜是名家，李白几乎不写七律，杜甫很少绝句。李商隐和杜牧二者皆能，瑰丽，灵动，精致。词坛苏辛是大家，但就纯艺术而论，比起李后主孰高孰低？ 我想，二者区别在于——大家传诸后世的是不朽宏篇，名家传诸后世的是千古绝唱。 汪曾祺另一些轶事，值得一提。西南联大当年学运汹涌，汪却是笑傲书林的消遥派，又非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那类死啃书本的学生，他自谓当年不参与学运，仅因看不惯那些“党干”学生领袖，身为组织者，事发时总是让热血澎湃的青年学子去与军警叫阵，领袖们都在茶馆里泡着，静候“反独裁”捷报佳音。以汪曾祺个性，他讲的一定是实情。于是，他一直不与中共党团组织沾边，哪怕后来在江青垂直领导的“样板团”里，他也无意要求“进步”。 然而，1986年汪曾祺还是向京剧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80年代恰是胡赵新政的黄金时期，又有朱厚泽来大谈＂宽松＂，大家心情舒畅，是自然的。很不巧，他参党之日赶上“反自由化”，此事被拿来登报宣传。我一直没机会探问汪老之初衷，况且这种事又不象文学话题那般可放言无忌，他与我并非同辈，哪能推心置腹到这份上？或者，个中因由只有他的好友林斤澜先生才知其详。 汪曾祺与我们几个辈分不同的朋友同游川陕，曾到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监狱旧址一走，高墙上“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斑驳大字犹依稀可辩，却觉得要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高压威慑话语要软性许多。汪老寻寻觅觅，认出了他蹲过那间牢房，不过当日并非国民党将他投入此处，而是江青将他们几个《红岩》创作组的成员塞进去“体验生活”的。本来我们有幸瞻仰第九出样板戏——《红岩》，却终于胎死腹中，关于此戏的来龙去脉，汪老自己曾撰文专述，兹不赘言。总之，人在旅途，大家聊天时不免话及《沙家浜》剧组旧事，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多次见过江青的汪曾祺并不墙倒众人推，硬去编织“女皇”花边丑闻，他眼见为实，说从未目睹江青有何失仪之处，江对他本人一直十分客气。除了他觉得江青驾临样板团视察时那作派有点造作，其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甚至他在向江青陈述剧本的修改时，也没觉出此妇人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这和江青已被固定化的脸谱出入甚大！汪曾祺无意去颠覆历史，他只是不愿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又读了李志綏的书，大略明白江青并非随处放刁撒泼，她平时待人接物的斯文，还要远胜汪东兴之流的土包子。江青此人，你只要敬鬼神而远之，就无足为患，你要和她作对，又或巴巴的往跟前凑，都有大麻烦。汪曾祺仅系一介书生，又是非党人士，更无意顺着竿子往上爬，如浩亮、刘庆棠等名伶，那才真叫自找！然而，那年头要洁身自好，并不容易，这便是汪曾祺了。 做名家，并非靠文笔空灵典雅。再读《边城》，又读《大淖纪事》，魅力泉眼源自作家那份云水襟怀——这就是沈从文和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