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幽灵（2）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3，文革的历史还将继续被遗失？调查和记录文革受难者是我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事实上，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我把受难者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下来，放在网页上，也印在一本五百多页的题为《文革受难者》的书里。这是一本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调查性叙述。除了迫害和死亡，我也试图分析文革实行的社会革命内容。我在《文革受难者》书的前言里写道：文革是有其“理想”的。简单地概括，就是要建立一种“一元化”的没有权力平衡和制约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建立一种没有市场没有商品生产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建立只有一种意见和用一种方式表达同样意见的媒体，把全体人民变成象“螺丝钉”一样的连“私字一闪念”都不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此外，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殴打、关押以至杀死被革命领导人指为是“敌人”的人。文革迫害和文革社会革命，我以为是文革历史写作最需关注的两个层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受难者/迫害问题也就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想一想，红卫兵打死校长老师（仅仅我调查的北京十个女子中学，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师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详情可见我的文章《雾霾下的文革历史》，2014），在“尊师重道”的中国社会中有过这样的事情吗？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监禁在秘密地点受虐待死去，连斯大林式的“ 表演性审判”，连秦二世时代在监狱里使李斯认罪的计策，都无需费事使用，这不是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制度的大破坏吗？不过，我还是主张把二者分开。因为前者直接导致人的死亡，而后者的推行实际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大规模的迫害，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违背常情、后果惨痛的社会改造。张春桥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九年。尽管上海在人们的模糊印象里好像比较温和比较有序，其实上海的残忍是特别严重的。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打死了1，772人，上海同期有11人被打死。但是那时候张春桥在上海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贴近事实看，在张春桥领导“打倒”了上海原领导人“夺权”以后，上海的迫害残忍度在全国领先。我在《文革斗争会》文中指出“斗争会”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迫害方式。文革没有使用上面提到的斯大林的“表演性审判”— 也就是假审判，连作假都懒得做（这当然不是“懒”的问题，而是破坏文明社会的司法制度的程度问题）。文革大量使用“斗争会”的形式。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利用这种优势，上海“独创”了电视“斗争会”。1967年，上海开了51次电视“斗争会”。各单位组织集体观看，看过后集体讨论加上立即仿照行动。观看人次上亿。（可见上海报纸上的电视斗争会通知照片。）文革的另一“特色迫害”是“牛棚”，即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监狱，在那里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我写了《文革牛棚》。在“牛棚”里，被关者不但失去自由，还遭到各种折磨，殴打，侮辱，甚至被杀害。“牛棚”本来是拴牛的地方，文革中成为每个单位都设立的关人的地方的名称。据我收集到的资料，最早在官方文件里使用“牛棚”一词的，是上海。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这个词，体现了“牛棚”这一迫害形式的正式化和社会化，并对全国有示范作用。上海当局还把原来的少年管教所改成了关押成年人的大“牛棚”。数百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在芝加哥大学1932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1895-1975），他是物理学教授，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中国基督教会领导人。他被关押四年半，被释放时已经病重不起。1968年4月，上海当局枪毙了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27日）和北京大学1957年的“右派学生”林昭（29日）。这是由上海自行决定的死刑，因为最高法院当时停止审批死刑。这也是在全国最早开始枪毙没有任何刑事罪责的“文化人”。林昭被枪毙后，当局派人到她的母亲那里索要枪毙用的五分钱子弹费。这种残忍做法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实行。这不但是“恶“，而且是“邪恶”。文革后统计，上海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1，510人，而上海当时的职工人数是二百万。也就是说，上海的文革受难人数比例，在职工中高达百分之零点五。上海还“揪斗”了17万名分属九个类别（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敌人”，在职工人数中占百分之八以上。即使文革的“群众专政”做法造成的广泛的残忍使得普通人对残忍“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但是要让人对这一套迫害人的犯罪做法视为“美好”，是不是可能呢？这是一个令人警觉的问题。文革对人的迫害和杀伤，有文革辩护士说是“失控”或者“必要的代价”。且不说是否可以用人的权利和生命来做“代价”，我们还应该细看这些“代价”换来了什么？通过张春桥对波尔布特所说的“纯化”和“清洗”，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上，文革提出实行“一元化”领导，实际上是空前的个别权力者的为所欲为和滥施刑罚。五年里，毛泽东自己树立的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先后都成了“阶级敌人”。一个死于秘密囚禁，一个死于神秘坠机。斯大林对他的政敌布哈林等还举行了装样子的审判，而毛泽东对刘少奇和林彪却从未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审判。全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校长，无一例外受到了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折磨和侮辱。除了极少数例外，所有的作家都受到“批判”和“斗争”。几乎所有的科长级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经过长久的“审查”，经过重重“检讨”才一个一个被“解放”。（这种“干部解放”的说法是文革最荒诞的说法之一。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由施害者暂停迫害来把受害者“解放”的说法。）军队“军管”了所有的单位。一个并不可笑的例子是，我的好心和认真的编辑把我文章中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改成“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为是我打字的时候漏了“检”字。实际上，文革前的“公检法”，这时候不但被“军管”了，而且“检察院”已经被彻底取消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活动运动”中，大量死刑判决都是由这个“公法”军管会发出的。经济上，城市居民，连在路边卖两分钱一杯的开水也不许可。工人的奖金被取消，多年不加工资，其实就是减少工资，因为在五十年代，人们的工资是随着工龄在增长的。和柬埔寨一样，中国农村也有过公共大食堂。人们不被准许在家中存粮做饭，尽管中国和柬埔寨一样，过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做饭和和吃饭的。“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在大批人饿死后才勉强解散。但是在文革中，又把这种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说成是所谓“走资派”的“罪行”。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因而把人送到乡下去成了对城市人的威胁手段。对人民的剥夺从来没有达到这样彻底的程度。和红色高棉关闭学校一样，文革中中国的大中小学都长期停课。大学有五年不曾招生。恢复招生后，招生章程上只要求初中毕业就可上大学，这等于是取消了高中。1969年8月9月，在“林副统帅一号通令”下，全国一大批大学被迫在两三个星期内迁出城市。他们的“理由”是要打仗了，和红色高棉撤空金边居民的欺骗手段一样。一位物理老师悲愤地说，实验室仪器包装时填充用的稻草没有晾干，搬到外地后打开木箱，仪器都受潮生了锈，不能再用。北京的大学中，中央级的大学只有北大清华准许留下。文革前北京有55所大学，文革结束时只有18所了。一些大学的教室楼，变成了军队的家属住房。掌管北京大学八年的是一名从军队来的“王副政委”。“校长”的职务名称是文革后才恢复的。文革有几项“新生事物”，包括“赤脚医生”，样板戏，革命委员会，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统计数字说，共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也就是说，大约占城市人口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的人被送去了农村。从时间段也能了解到这个情况。有12年的城市初中毕业生被大部分送去了农村，这些人口的比例就在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之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不仅全部下乡，而且都到遥远的省份。这个运动一箭三雕，削弱了学校（初中毕业就可走人），削弱了城市（年轻人还未长到十八岁就被排除出去了），削弱了家庭（儿女被送到远离父母的地方，而家庭被看作私有制的基础）。有文革辩护士说“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借口。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到“货币”。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创性的文革理论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在文革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看看1976年9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61岁。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使用暴力迫害手段，消灭私有制度和与私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实行建立一种新型的理想社会，而实际上在崇高的口号下产生的是残酷的现实。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在俄国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发生了。张春桥不是唯一的有这种主张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所以对他的认识和分析是重要的，对他的赞美也是需要警惕的。4. 张春桥被“妖魔化”了吗？近年来多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张春桥被“妖魔化”了。真是这样吗？“妖魔化”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形容某个坏人，说他/她像妖魔一样。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人不是妖魔，所以说某个人像妖魔，会被认为带有夸张而受到批评。张春桥的罪恶被夸张了吗？绝对不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指出，“特别法庭”对林彪“四人帮”的判决词里，列出的文革中被害死的人的名字，和北京大学一所学校的受难者人数（63人）差不多。如果和上海相比，比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受难者总和（80）还少十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的罪恶，怎么可能是被夸张了的呢？只可能是被缩小被减弱了。“妖魔化”的另一个意思可能是，当我们解释不了某人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个妖魔，他/她没有我们正常人共有的人性，像是妖魔。2007年，我为一法国刊物的“官方历史和平行历史”专号写文章，该文的中文本迟至2012年发表，中文标题为《是否写入受难者：文革历史写作中的主要分歧》。文中有一段：文革积极分子写的书也不提受难者。2004年，两本由徐景贤和聂元梓写的文革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4年。）。徐和聂在文革期间都很有名，并据有很高很有势力的职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号人物（在他上面的那两个人都是“四人帮”成员）10年，文革后被判处18年徒刑。聂是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据“内部统计”，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贤在他433页的书中竟没有提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同样，在书中聂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没有对北京大学的大批文革受难者（多达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聂都足够聪明。他们知道，只要人们听说了受难者就会问谁是害人者，所以他们干脆不提受难者，对此否认。看了张春桥的新书，我才知道，不但徐景贤的书是这样，而且张春桥的书里也没有提到任何受难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受难者的歉意。同为文革的作恶者，他们对受难者的态度如此相同。他们是忘记了吗？还是他们从来都对受难者没有过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这些文革领导人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怜悯心，没有同情心，也没有悔罪心。他们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吗？他们是“妖魔”吗？我曾经多次想到，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表现麦克白夫妇在刺杀了国王得到王位后的内心恐惧和不安。在2012年的新京剧《赤壁》结尾处，打赢了赤壁大战的诸葛亮独自在江边想到多少百姓和士兵的死亡十分感伤。是否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要是张春桥和徐景贤看这两个戏，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反应？他们心里会嘲笑麦克白和诸葛亮软弱可笑？他们才不会那样做呢。如果我们用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也就是“妖魔”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做了残忍的事情为什么残害他人，其实很可能成为对他们的一种辩护。但是，事实让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妖魔化”不能做成。《文革受难者》中有作家和编辑“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周瘦鹃在照片上的这口井里“自杀”。我把文革中的“自杀”上打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杀。受难者在被殴打、羞辱和关押后才自我了断，而有的根本是被杀害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文革中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我井边照相之前，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周全告诉我，1968年3月，张春桥接见苏州正在互相“武斗”的“造反派”两派“踢派”和“支派”，要他们联合起来斗争“搞盆景复辟资本主义”周瘦鹃。周全1968年时还年纪很小。她说，她听说，周瘦鹃任《申报》副刊主编时，拒绝过张春桥投稿的文章。周全是家中第十个孩子，父亲由“十全十美”一词而给她起名。她清秀文雅诚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瘦鹃在1966年就遭到“斗争”，被迫烧了三次书，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和在弄堂里。据我的调查，文革中所有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和茅盾，都遭到过“斗争”和“批判”。但是周瘦鹃在1968年被张春桥特别号召苏州造反派加以斗争，是造成他死亡的特定原因。我找到了1968年3月15日的《苏州工农报》。（见照片）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苏州市革命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本市两大派代表在沪达成苏州市委员会调整充实扩大方案的协议”。张春桥对两派谈话中关于周瘦鹃的部分，由上海社科院金大陆先生提供如下。张春桥说：“这个城市那一些叛徒、特务、汉奸、还有一批，他们决不甘心无产阶级在这个城市能够站稳脚步，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敌人决不会甘心的，他们总希望复辟。你看解放以后，你就从好多事情来看，那个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的势力啊!我看要苏州就不小。你看什么周瘦鹃一类无聊的家伙哪，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啊，都搞这一套。你看他那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这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我到那里去干什么，看那一些，你只要去一次，啊呀，他就要吹半天。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吧，这东西，那个复辟的，守旧的势力，它竭力想把这个苏州啊，一直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样的色彩，总想着把这个城市往后拉，决不愿意把它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更不会愿意它这个红彤彤的大学校，那个他们决不愿意干的。” （1968年3月14日，《红苏州》、《新苏州》联合版）做盆景，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封建主义？就是“叛徒特务内奸“？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教授看了张春桥的这段话，对我说：这些话像中学生骂架，不像负责任的政治人物说的话。我说：他们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政治人物，但是在迫害人方面，他们从不含糊。这位教授还说起她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福尔摩斯小说翻译在中国，周瘦鹃是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之一。我原来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记得，文革中完全没有娱乐性的书看，是我的父母凭着记忆讲给我和两个妹妹听了那些有趣的侦探故事，也让我们懂得逻辑推理和幽默感。文革时代食品匮乏，精神生活也一样。这两方面的匮乏，文革后生长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我查了叶永烈编的“张春桥著作年表”，看到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在《申报》发表过三篇文章。一个二十岁的投稿者被编辑退稿，是平常的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张春桥在三十年后的1968年还怀恨在心，用权报复，害死了周瘦鹃。又过了三十年他写《狱中家书》的时候，他真的忘记了文革中被他害死的人了吗？（这里只是举了周瘦鹃一个例子。）当然不会。由此看来，张春桥不是特别的妖魔，他抹杀受难者的做法是故意的，是有算计的，是在愚弄人。他就是个坏人和罪犯罢了。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是“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比如，我写过的全中国的校长都遭到了殴打、侮辱和“斗争”。“校长”就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的被指定被迫害的过程中，文革领导者是不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的，甚至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有人还以此为施害者辩护，说这些残忍和野蛮行为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当然是一种无道理的辩护。但是在这种群体性的迫害中，还有一些是针对施害者认识的人的。这种迫害特别体现了施害者在个人道德上的恶劣和败坏。细观事实，我的结论是，张春桥不但是文革兴起和发展的主要设计师和鼓吹者之一，也是残酷迫害人民和实行激烈社会改造的实施者和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一个在道德上残忍和冷酷的人。他参与造成了经济上的贫穷和匮乏，人权方面的残酷和残暴，文化方面的荒芜和贫瘠。他不是一个可以跟谁“媲美”的人。2016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年。这一年很快将要过去了。在下一年里，文革迫害和杀戮的“否认派”大概还会继续活动。但是另一方面，见证者也会继续见证历史。对历史的准确的描述，是规划未来的基础。虽然张春桥幽灵还在飘荡，关于文革的谎言还在流传，但是像林肯所说，你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可能一直欺骗有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四十年前我听到了林肯的这段话。我相信这段话。当然，破除谎言需要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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