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新竹清華大學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一所台灣的大學，它也是由“永遠的校長”梅貽琦奠定“校格”的大學。新竹清華與北京清華同名而殊途：北京的清華大學雖擁有清華建校時的舊址，有清華園工字廳，有美麗的荷塘月色，卻早已淪為“又紅又專”的“準黨校”，是中國最官僚化、最體制化的大學，跟習近平、胡錦濤、朱鎔基等醜惡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而新竹清華則具有昔日清華全盛時代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意識，在近年來攪動台灣社會的多次學運和社運當中，清大的學生與老師常常衝鋒陷陣在最前面。 台大有“傅園”（傅斯年墓），清大有“梅園”（梅貽琦墓），兩者如雙子星座、交相輝映。每次我到新竹清華講課，都會抽空去一趟梅園，緬懷梅貽琦這位謙卑低調卻剛直不阿的基督徒知識分子。有一次，一位來自中國、在清大做訪問學者的的朋友陪我一道去梅園，我們一路上談論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腐敗黑幕，他身在其中更是見多識廣、感到痛心疾首。今天中國的大學不再是清水衙門、一片淨土，而是肥水橫流、爭權奪利。大學有了大樓，卻沒了大師，更沒了像梅貽琦這樣人格偉大的大學校長。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師生端茶送水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梅贻琦赴美管理清华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他给自己定的薪水爲三百元，與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的標凖一样，只能勉強維生，妻子還需外出打工。政府觉得过意不去，让他将薪水提高為一千五百元，他不同意，“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隨後，梅貽琦回台灣就任百廢待興的清華大學的校長，從無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一所新清華。他不認為大學校長是一名高高在上的官員，他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研究生班招生，六十八嵗高齡的梅貽琦親自打字、抄寫蠟版、油印考卷、檢齊裝封、監考、閱卷、登記分數，事必躬親、一絲不苟。他招收的第一屆研究生共十五人，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遠哲爲清大的第三屆研究生。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梅貽琦積勞成疾，病逝於台大醫院。過世後，祕書迅速將其隨身手提包封存。後來，當著眾人啟封時發現，其中並無遺囑或遺產，全是清華基金的逐條帳目，每一筆都記載得清清楚楚。 沿著清大校園的主幹道往裡走，可直抵十八尖山東麓，那裡就是梅貽琦長眠的「梅園」。梅園入口處豎立著一塊石碑，上刻「梅園」二字，下方有于右任的落款。“梅園”類似一座小丘陵，從低處向上攀登之時，可以發現兩旁坡地種滿梅樹。冬天時，梅樹開花如白雪片片、霜白耀眼，不禁讓人想起“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詩句；春天時，樹上則長滿青色的梅子，又讓人想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詩句。 「梅園」包括梅貽琦墓地、梅林、月涵亭、梅亭等景觀，人文與自然景觀在此水乳交融。 梅貽琦將一生都貢獻給清華大學，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言：「自一九零九年應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試，被派赴美，自此，即與清華發生關係，受清華多方栽培。三十二年來從未間斷，以謂『生斯長斯，吾愛吾廬』之喻，琦於清華，正復如此。」他長眠於此，每日看到青春年少的學子們晨讀或跑步，有書聲琅琅、歡歌笑語相伴，該是何等愜意與欣慰。 「梅亭」採取西式現代主義建筑風格，是雙曲拋物線的混凝土薄殼結構，有如兩扇打開的貝殼，跟中國傳統的亭子的樣式迥異。亭子的兩翼部分離地不高，可以輕鬆攀登。清大校園裡卻盛傳，學生如果爬上亭子跳來跳去，每跳一次，就會“當掉”一科，所以大家不敢在此造次。可見，梅校長的嚴格與嚴肅，多年後仍然讓學生敬畏有加。 再往上走，可看到「月涵亭」，以梅貽琦之字「月涵」為名，是燕京大學前校長、梅貽琦的弟弟梅貽寶等二十二位清華校友，為紀念梅貽琦逝世十五周年而贈。月涵亭地板正中間刻著清大校徽，亭上圓頂有回音壁功能，能製造回音效果，人站在正中央發出聲響即有此體驗。 梅貽琦的墓地與一般中國人的墳墓景觀完全不同：並沒有一個如同《紅樓夢》中所說的“土饅頭”那樣的墳包，而是一個方型大理石平臺。有人據此認為這可能是衣冠塚，其實梅貽琦的遺體就葬在其中。雖無台大傅園典雅莊嚴的希臘古典建筑蔭蔽，但在樹木的掩映之下，一切顯得那麽簡潔、質朴、落落大方，正與梅貽琦樸實無華的性格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稱。 園內建有兩座墓碑，一座正面是蔣介石手書的輓額「勳昭作育」四字，背面為國民政府之褒揚令。另一座正面是羅家倫題寫的「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背面則是梅貽琦的老友、北大校長蔣夢麟所撰之碑文。 我猜想，梅貽琦未必喜歡老蔣的題字以及政府褒揚令之類的表面文章，他倒是與羅家倫和蔣夢麟兩位教育界的老友心心相印。蔣夢麟在碑文中特別回顧了在西南聯大與梅貽琦共事的經歷，以及梅貽琦對清華和西南聯大的巨大貢獻：   先生于民国前三年考取第一批清华留美学生，攻读电机工程，开我国近代实科与科学研究之先河。归国以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校长等职，前后凡四十八年。春风所被，育材甚众。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三校校长共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余任北大校长，得与先生共事。先生以年最少，尝自谓年少者当多任事，故其负校务责任独多。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迨抗战终了，三校复校平津时，先生又独任调度之责。   最後，蔣夢麟對梅貽琦有一番蓋棺論定的評語：“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模楷。因立碑以志其实。”梅貽琦當得起這樣的讚譽。   梅貽琦為何不受左傾思潮的誘惑？   梅貽琦的一生，與胡適、傅斯年、蔣夢麟等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的夾縫及外敵的侵略中，試圖在文化教育領域爲中國探索一條復興之路。最後，第三條道路走不通，他們不得不在“兩個爛蘋果”中選擇“相對不壞”的那一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梅貽琦與清華教授聞一多、潘光旦、吳宓等人談話。梅語重心長地說：“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蔡孑民先生相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可惜，其他三人都未能聽進去。聞、潘兩人相當左傾，聞因激烈批判國民黨，不久即死於國民黨特務的暗殺；潘則留在中國大陸，逃不過歷次嚴酷的政治運動，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淩虐而死。吳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卻亦有左傾思想，拒絕到台大任文學院院長的邀請，留在中國大陸，亦在文革中被批鬥致死。 對於一九四零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左傾的思潮，梅貽琦自有一番個人化的觀察和思考。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梅貽琦受蔣介石接見，特別談及聯大教授左傾的原因，“余謂此數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屬眾多或時有病人，生活特困難，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為在外兼事，於是愁悶積於胸中，一旦發洩，火氣更大”。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國民政府未能讓知識分子安居樂業，是其失去人心的第一步。梅貽琦借此機會向蔣介石建言，希望國民政府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授待遇。然而，蔣的心思並不在教育上。那時，梅貽琦隱約預感到國民黨的統治不穩，當面問蔣：“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無問題？”蔣回答說：“吾們不能說一定，或者不致有大問題。”蔣之回答言不由衷、欲說還休，實際上東北局勢已經糜爛而不可收拾了。梅在日記中記載：“（蔣）言時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爲此問也。” 梅貽琦最初出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即實行教授治校，後來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主席，繼續主張學術自由與教授治校，對於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多採應付了事。但他對共產黨在大學利用職業學生，將學生運動變成“運動學生”，更不以為然。一九四八年冬，儘管有學生張貼海報並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願，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但梅貽琦還是頂著解放軍圍城的炮火南下，抵南京轉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國到美國，直至「歸骨于田橫之島」。梅貽琦的一名友人問他為何不留在中國大陸，他回答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這兩者都不是我願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無獨有偶，毛澤東也曾經說過，若魯迅活到共產黨掌權，他的下場也只有兩個：“識大體、不作聲”，或“進監獄，繼續寫”。 一九五零年代，梅貽琦留在中國的兒子梅祖彥寫信勸父母回去，梅貽琦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看祖彥、祖強來信數封，述彼等結婚後情形，並有盼娘先回大陸，則父親亦就容易回去之語。傻孩子們，終不明瞭乃父為什麼不想回去！一言以蔽之，吾不能相信共產黨，此意在彼等處在北平特作點綴的場面裡，如何能體驗，如何能了解！但望共黨將來改變‘百花齊放’而爲‘百葉清除’時，他們不受波折，便是幸運矣。”他真有先知般的洞見，果不出其所料，共產黨很快就將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爲“反右”運動，毛澤東恬不知恥地稱之為“陽謀”，數十萬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淪為勞改營中的囚徒。 梅貽琦厭惡共產黨“好話所盡，壞事做絕”的作為，對蔣介石政權亦非愚忠到底。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一敗塗地的蔣介石考慮運用清華的庚款基金從事“反攻大陸”的事業，在美國的梅貽琦堅持基金應用於教育文化，故而遲遲不願赴台。一九五五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訂「中美合作研究原子能和平用途協定」，梅貽琦於同年十一月返臺，擇定新竹赤土崎為校址，運用清華基金辦理清華復校、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他後來升任教育部長，但他對國民黨當局的種種作為並不認同。他雖然不曾公開批評白色恐怖政策，但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主動贈書給軟禁中的、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清華校友孫立人，這一舉動足以顯示他的價值取向和人品。   我的學生就是我的子弟，我的子弟就是我的學生   坐在山丘上的月涵亭中，清風徐來。我不禁想起梅貽琦在戰爭的硝煙中說過的一段話：“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由於中國大陸局勢丕變，他未能將清華這條船開回清華園，卻在寶島台灣重建了第二個清華大學，如果從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的層面衡量，新竹清大才是貨真價實的清大。 曾任教清華的葉公超說過，梅貽琦處理事情有三大特點“慢”、“穩”、“剛”，如果沒有這三種品質，他又怎能在新竹的荒郊野外憑空創建一所綜合性大學？傅斯年將北大傳統嫁接到台大，遺留在北京的北京大學如今精氣神全面潰敗；與之相似，梅貽琦像母雞一樣孵出第二個蛋，終於在新竹破殼而出、茁壯成長。一九三一年，梅貽琦在清華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哪裡有大師，哪裡就是清華園；哪裡有學生和學術研究的空間，哪裡就是梅貽琦的故國。 梅貽琦將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諸多自由視為一個統一體，他夢想中的大學是這樣的：“大學教育，‘無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爲不合時宜之思，其‘無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爲不合時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考所言，不盡和時宜，乃或合於將來，而新文化之因素胥於是生，進步之機緣，胥於是啓，而新民之大業，亦胥於是奠其基矣。”他雖不同意左派學生的觀點，卻竭力保護其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清華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軍警要衝入校抓人，梅貽琦幾經斡旋，以向軍警交出一份錯誤名單了事。一方面是軍警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左派學生的搗亂，他為之心力交瘁，但總算實現了沒有一個學生被捕的承諾——他曾以校長的身份向學生們保證：“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如果清華大學能堅持梅貽琦的傳統，它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清大功不可沒：一九八四年，台灣的大學中的第一個人文社會科學院在清大成立；一九八六年，清大結合教授與地方居民力量，共同爲化工廠汙染事件發起抗爭，促成新竹市防治協會的成立；一九九一年，調查局因獨台會事件，未知會學校闖入學生宿舍逮捕學生，引發“五二零”學運。 一九九一年，「獨臺會」案陰差陽錯地成為末代叛亂案。經辦此案的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在各界壓力之下被迫辭職，在其回憶錄《情治檔案》中回顧了該案的來龍去脈：獨派大佬史明在日本創設「獨立台灣會」，並派人潛入臺灣發展成員。調查局早已在史明身邊安排有線人，故而與之有聯繫的人員全部落入調查局的天羅地網之中。 五月九日清晨五點五十分，調查局在全臺各地展開逮捕行動，其中就有進入清華大學男生宿舍抓走廖偉程。當天上午，數百名清大學生來到台北調查局門口，發起抗爭活動。十三日，調查局在法務部召開記者會，高明輝突然提出辭職。 然而，「獨臺會」並沒有因高明輝的辭職而終止。五月二十一日，立法院火速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二十四日，又通過廢止檢肅匪諜條例。刑法第一百條也重新修正。獨臺會的幾名被告，全部都因此而被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台灣法治的進步，那些挺身對抗調查局的清大學生功不可沒。梅校長當以之爲驕傲。 近年來，清大校方日漸保守化，校長亦多為沒有價值堅守的學術官僚。二零一二年末，清大校方爲陳爲廷“頂撞”教育部長的“不禮貌”事件發表“道歉啓事”，學生團體基進筆記社於十二月五日前往梅園“祭梅”，以此表達對校方的抗議與批判。學生們在聲明中指出：“清大校方未正視大學生應當固守對批判態度與社會實踐精神，倉促的在媒體眾口鑠金的不實道歉中，大學精神死了，那種應當具有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社會實踐的大學精神死了。於是我們來到梅園，向梅校長致上最深的歉意。”學者陳端樺指出，梅園由此成為“清華校內抱持不同價值觀的群體所進行的意義詮釋與道德競爭”的象徵性地標。     梅園很小，其面積比不上很多社區中心的一小塊綠地；然而，梅園也很大，其象徵的學術自由精神正是清大的“校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