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菊花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朋友突发感慨地说，人的记忆……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朋友有一天在桌边闭眼小憩。脑海中倏忽一下，浮出一些画面。画面中人物清晰，栩栩如生。睁开眼，朋友仔细推算了一下，发现他自己……那时应该只有三岁。原来人在三岁的时候……就记住了这么多东西！朋友惊讶地说。我静静地听着朋友心驰神往的述说，心中也相当惊讶。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发现，我自己的记忆深处，竟然也保留着不少三四岁时相当清晰的画面。唤起记忆的那一天最开始的时候，是微信群中有朋友提醒说，马上就是2017年了。那场罪孽深重，从根上斩断了中国人良知与勇气的“反右斗争”，已经整整六十周年了。我曾在<a title="花季" href="http://wang-jingjing.hxwk.org/2011/08/09/%e8%8a%b1%e5%ad%a3/" target="_blank"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text-decoration: none; color: purple;">《花季》</a>中写过，我自己的父亲，在那一场对知识分子围追堵截的腥风血雨中竟能侥幸而意外地漏网。也因此，我一度以为，在我的记忆深处，不会留下什么和反右直接有关的痕迹。因为我的父母，在那场对知识分子釜底抽薪的剿杀中，实在是太幸运，太幸运了。但也就在那同一天，我忽然在微信中看到一组万分美丽的重阳赏菊的照片。我在国内度过的那一段漫长的红朝高祖年间，重阳作为一个节日早已消失。但菊花，却是一直幸存着的。我童年时，国内的邮政部门，甚至非常少见地发行过一套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很难一下就集全的特种邮票，名字就叫菊花。我在微信中发现的那一组菊花照片，美不胜收。美得简直不像是真的。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尾到头看了第二遍。最后，我终于惊讶想起了三四岁时的一些往事。我想起来的，是一九五七年的菊花……我的童年时代有大约八年的时间，从我两岁到十岁，是在我家乡最大的那所医学院的校园中度过的。其中的前两年，我们家住在那所医学院的第一附属医院的校园中。那所医院，最初本是英国传教士建的协和医院。既是是在改朝换代之后，在口语中，大家仍把那片校园称为协和。在协和工作的，是我的母亲。根据母亲那时的级别，我们家住的是为讲师修建的所谓乙等宿舍。那一溜房子很奇怪，在前面的建筑物中，每户有两间住房。但万分重要的厕所和厨房，却被建在后面的另一溜房屋中。祖母和外祖母对此多有抱怨，但她们的抱怨却连一丁点意义也没有。因为汪家祖上在武昌花堤的老宅子，早在1938年武汉沦陷时就被日军炸毁。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自己的房子。在汉口知名的那条黎黄陂路上，有一条洞庭街。在那条洞庭街上，爸爸妈妈从后方回武汉之后，租住过爸爸的好友左伯伯家的房子。左伯伯家很富有，在童年一段漫长的时间中我都不知道左伯伯叫什么。只听长辈们，管他叫大少。但那却并非名字，而是左家大少爷的意思。左伯伯毕业于沪上中国最知名的那所纺织工业学院，是振环纱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振环本是武汉富豪刘家的产业，左家只有股份。但纱厂却是由左伯伯一手替刘家打理。左伯伯的夫人左妈妈，来自苏州富商之家。左伯伯和左妈妈1930年结婚的时候，左妈妈陪嫁箱中，嫁妆之下，放着4000块现大洋。那笔钱，在当年的汉口，够买一整条街的房子。左伯伯和左妈妈是一对极厚道的人，对爸爸妈妈好极了。左伯伯租给爸爸妈妈的那房子极大，一度除了我们家，还住过姑姑的一家五口。哥哥和姐姐，都是在洞庭街的房子中出生的。洞庭街之后，爸爸妈妈搬到妈妈中学时代一位刘姓同学家在胜利街泰兴里的房子中住。我和二姐，则是出生在胜利街泰兴里胜利村的3号中。据妈妈说，我们家从洞庭街搬到胜利街去的时候，管户口的户籍警，不认识哥哥名字中祖父因哥哥五行缺金而选的那个鑫字。听抱着哥哥的大舅妈，含含糊糊地管哥哥叫xinxin，便飞快地写下新新。从此，哥哥便从鑫鑫变成了新新。但哥哥自己，却不太认同妈妈的说法。哥哥说，在上小学之前，他很清楚自己是叫鑫鑫。学会写字之后，是他自己决定写成新新的，并且是爸爸同意的。不管怎么说，那时我的家，是一个完全称得上巨大的家庭。在协和的乙等宿舍中和我们家毗邻而居的，是妈妈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同是儿科医师的谢孃孃。谢孃孃的丈夫，是内科医师沈叔叔。沈叔叔和谢孃孃那时和妈妈一样，也是讲师。他们的家，和我们家一样，也是两间房。沈叔叔和谢孃孃家中，有五口人。沈叔叔和谢孃孃，比我小几个月，我学龄前的好友嘉怡，她那时刚刚出生的小弟弟，外加一个保姆。我们家却有十一口人，爸爸妈妈，我们兄妹四个，祖母，外祖母和妈妈寡居的大嫂，再加上两个保姆。现在回首往事，我都忍不住暗暗惊讶。我们家的那十一口人，要怎样运筹帷幄，才能相安无事地安插在那两间住房中呢？我和二姐，在家中连站的地方都没有。除了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俩几乎整天都呆在对所有孩子都万分和蔼可亲的谢孃孃和沈叔叔家。谢孃孃，特别是沈叔叔，对我和二姐的亲切，和蔼，宽容，大度，温暖着我和二姐的整个学龄前时代。也因此，我和二姐，并不在意家中的拥挤，也绝不附和外祖母和祖母对房子结构的抱怨。我俩甚至非常喜欢乙等宿舍的那栋古怪的房子，为我们因为去厕所和厨房而能频繁地出没于两个不同的建筑物而兴奋不已。一九五七年的夏末初秋，二姐五岁半，我三岁半。外祖母那时七十七岁，身体很健康，是我们那个庞大家庭的主心骨。那个时候，医学院自己的幼儿园，有一个很奇怪的“配额”规定。同一家中，如果有两个幼儿园园龄的孩子，本院免费的幼儿园只能收一个。另一个得进所谓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也免费，但却又脏又乱，让爸爸妈妈很不放心。他们只好另外交钱，把我送到校园之外的一所遥远的育英幼儿园中去。那所育英幼儿园，最初本是为共产党自己的孩子们办的。它不属于任何单位，而是直接隶属于武汉市市人委。所以教学质量不仅高于民办幼儿园，也比医学院自己的附属幼儿园好。校园中许多家境好的家庭，即使有本院幼儿园的名额，也努力地把孩子送去育英。在育英幼儿园中，我是住读。偶尔家中有什么重要事件，我会破例在不是周末的时候，被接回家。那一天，我就是被破例接回家的。我回家时，大约下午两至三点，二姐已经从医学院的幼儿园放学回来。外祖母把我俩收拾得干干净净，拎起一只巨大的菜篮，牵着我的手，出发了。二姐问外祖母去哪儿，干什么。外祖母说，去中山公园，看菊花。那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去世而修建的公园，其实就在第一附属医院校园的隔壁。调皮一点的孩子，像我哥哥，从院墙上就能翻过去。只不过，和院墙相连的，是中山公园的侧门，并非正门。外祖母带着我和二姐，走到侧门。侧门的门卫让外祖母继续前行，到正门买门票后进入。外祖母不同意，她告诉门卫，她是来找人的。门卫打了一个电话，验明正身，确认外祖母要找的人在。我们三人就高高兴兴地不买票，走进了中山公园。从侧门到我们看菊花的地方，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距离。外祖母一路便谆谆教导我和二姐，不要把衣服弄脏，要懂礼貌，主动叫汉舅，汉舅妈和兰香妹妹。外祖母说的汉舅，大名叫文汉，是妈妈的一位堂弟。汉舅当年因为外祖父在省城教书，便从乡间到省城投奔外祖父。外祖父让汉舅在省城学着打工，自己谋生。汉舅忠厚老实，勤奋能干，自己学习了园艺学。解放以后，汉舅因为出身贫苦，人又忠厚老实，不仅很快入了党，还成了中山公园中颇有名气的花匠。回想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汉舅竟然在五，六十年代就出过国，被派到东欧的中国大使馆去养花。汉舅和汉舅妈是一对极为质朴的夫妻，对外祖母非常客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汉舅和汉舅妈年年过节都会带上礼品来看望外祖母。汉舅妈进城后生了几个孩子，空余时帮人洗衣服，当保姆，补贴家用。外祖母说的那个兰香妹妹，是汉舅和汉舅妈家最大的那个孩子。童年时，外祖母让我管兰香叫妹，我老老实实地应着。后来长大了，我才发现，兰香和我同年生。我年底，她年初，她反倒比我大差不多一岁。文化革命中，因为汉舅出身贫苦，又是党员。兰香很快就万分荣幸地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而且学的就是医。大学毕业后，兰香被分配到市精神病院当医生。她的那一路顺风，那时真是羡慕死我了。但兰香自己却越读书，越觉得自己的父母见不得人。分配到精神病院工作后，兰香再也不愿回家。她思忖着改一个雅致的名字，下决心不再说父母的方言，同时禁止父母和弟妹去单位找她。汉舅和汉舅妈想念女儿，忍不住在过年的时候跑到医院宿舍找兰香。不想兰香一看父母来了，竟躲而不见，并告诉同事，这是想来问她借钱的邻居。汉舅妈大哭了一场，拉着汉舅去找妈妈诉苦。妈妈那时正在努力学习伟大领袖那些看上去似乎与数学有关的，丰富多姿的指示，五·七指示，六·二六指示，七·二一指示等等。其中还有一首需要妈妈不时痛心疾首地背诵的，专门嘲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办大学的歌谣，叫做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哈！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还是接着写一九五七年的菊花吧！外祖母带着我和二姐，终于走近了花房，汉舅站在花房前等我们。汉舅让外祖母休息了一下，喝了点茶，然后带着我们去看菊花。那一年，“无意苦争春”的菊花们还是自由的。它们各自一株或数株，成丛或单棵，自由自在，“天然去雕饰”地盛开着。就色彩而言，那是绚丽多彩，五色缤纷。就花瓣花形而言，那更是巧夺天工，千姿百态。 <img alt="Image_01"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1.jpg" width="500" height="750"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357px; height: 604px;" /><img alt="Image_02"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2.jpg" width="496" height="701"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363px; height: 484px;" />一路上，汉舅相当自豪地向外祖母介绍着他亲手培育的，既美不胜收。却又个性分明的菊花。言谈中处处都洋溢着对菊花的敬仰之情。菊花这种花，最奇异也最让人钦佩的，是它们千姿百态的个性和不屈不挠地展示自己个性的禀赋。汉舅说，中国的名花数不胜数。雍容华贵的牡丹，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桃李，出污泥而不染的夏荷，寂寞开无主的腊梅……。但最顽强，最有韧性，最有个性，最不安分，最不愿趋炎附势，几乎来到人世间便株株不同，瓣瓣有异的，却还是只有菊花。<img alt="Image_03"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3.jpg" width="631" height="527"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542px; height: 395px;" /><img alt="Image_04"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4.jpg" width="500" height="697"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446px; height: 519px;" />菊花又同时是中国当之无愧，最古老的国花。它们伴随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几乎全部过程。在分类上，菊花又几乎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最复杂的花种。对菊花的分类，对每一个类别的描述，早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自成了一门学问。汉舅说，按栽培方式菊花分为盆菊和地菊。按盆中株数则分为每盆一株，每株一朵的独本菊和每盆数株，每株数朵的复本菊。如按花朵的大小，菊花的头状花序，则可大可小，直径可从两厘米小，一直到二十厘米以上大。头状花序的数目则可多可少，从单生，复生到多生。按花型则有管状，舌状。按花期则有夏菊，秋菊和冬菊。但这些，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汉舅说。最最让人惊异的，汉舅强调，是菊花花瓣的色泽和外形。菊花花瓣的色泽，从一出土时就不安分。不需要人为的栽培，菊花自己就能从白、红、蓝、黄等纯色中分庭抗礼。而生成用语言文字难以描述的粉红、淡黄、明橙、暗紫、等多种缤纷的复色。人眼能感知的全部色彩，菊花都能展示。更不安分的，则是菊花的花瓣类型。菊花的花瓣，有单瓣、平瓣、匙瓣，管瓣，桂瓣等多种类型。而其中最让人叫绝的是，汉舅强调，原本长坏了的所谓“畸瓣”，最终却能变成花中极品，比如毛刺，龙爪。要按菊花的色泽和外形去寻找，汉舅无限感慨地说，你几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找不到两朵一模一样的菊花。那一天，外祖母带着我和二姐，在汉舅的花房内外，一直呆到暮色苍茫，万家灯火。汉舅热情地留外祖母吃晚饭，外祖母谢绝了。在汉舅打算丢弃，却仍然美丽的那些花中，外祖母选了若干，装进大篮子。我和二姐，则各自选了一小株我们拿得动的小菊花。我和二姐，跟在外祖母的身后，回家了。因为家中空间的狭小，外祖母带回家的那些美丽的菊花，妈妈理所当然地要和谢孃孃，沈叔叔分享。坚韧的菊花那令人难忘的美丽……几乎伴随了一九五七年我们整个的冬天。<div>一九五七年那一次看菊花，是我生平头一次，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跟在外祖母的身后去赏菊。第二年，还没等到菊花盛开，妈妈奉命去参与医学院刚刚筹办的儿科系。我们家跟着妈妈，奉命搬到医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中一栋被简简单单地称为406的宿舍中。第二附属医院的职工，大部分是随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赴汉迁校而来。口语中被大家简称为同济。从协和的乙等宿舍，到同济的406之间，有着一段对裹着小脚的外祖母来说，无比漫长，天涯海角般的距离。而更重要的，却还不是距离，而是菊花本身的命运。正是一九五七年之后，汉舅开始奉命筹办所谓“菊展”。什么叫“菊展”呢？所谓“菊展”，就是禁止菊花们自由自在地萌芽，生长，开苞，绽放。而让所有的菊花们，严格地按照人的意志，按人需要的高矮，大小，色泽，数量，花瓣，叶型等等等等，去统一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一旦菊花拥有的美丽不为人所需要，没能进入人的认可和选择，那美丽便会和菊花本身一起，被无情地扼杀。 <img alt="Image_05"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5.jpg" width="720" height="540"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581px; height: 382px;" /><img alt="Image_07" src="http://hx.cnd.org/files/2017/02/0202_WJJ_06.jpg" width="400" height="300"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width: 563px; height: 382px;" /> 菊展当然美丽，而且美丽得既惊人也非人。那种美丽得带点虚幻和呓狂的效果，酷似所有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盛行的那种大型团体操和各类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举办的某某开幕式。长大之后，我看过很多次菊展。但最难忘，在脑海中深深镌刻着的，却仍然是跟着外祖母看的，一九五七年的那些自由自在的菊花。外祖母后来活了九十四岁，却从没看过菊展。即使去看，我估计她老人家也不会喜欢。甚至奉命亲手筹办菊展的汉舅自己也承认，他难忘的，仍然是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的菊花。外祖母当然无法知道，就在她老人家带着我和二姐看菊花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那场反右运动，已经成功地剿杀了中国土地上最优秀，最出色，最老实，最正派，最有个性，同时也最有勇气去展示自己个性的百万知识分子。而那其中，就不幸包括谢孃孃的丈夫，那位无论对老人还是对孩子，永远万分和蔼可亲的内科医师沈叔叔。不光年幼的我和二姐，不明白什么是右派。就是一年前已经光荣入党的妈妈自己，都没搞清楚，我们“伟大的党”，究竟想干什么！在我和二姐学龄前学会的，为数甚少的那几个汉字中，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前，后，左，右，右本是最后一个字，含义原本是方向。只有天知道，党和毛主席为什么会突然间仇恨起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方向。我唯一还有点印象的是，那之后，我和二姐学会了另一个崭新的汉语词汇，叫做“帽子”。据说，沈叔叔的头上，被戴上了一顶“帽子”。我和二姐徒劳地看过很多次沈叔叔的头，甚至不放心地用手摸过。沈叔叔的头上除了浓密的黑发什么也没有。但他……却是戴着一顶“帽子”的。妈妈和谢孃孃，仍然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俩似乎并不觉得冤屈，反倒在心中为沈叔叔能继续当医生而感谢“伟大”党的“仁慈”。很多年后，我长大了，这才慢慢明白，临床科室中那些不幸被划右的医师们，为什么竟还会在心中感“恩”，庆幸自己难能可贵的“幸运”。以毛泽东为最典型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在知识结构上，拥有着巨大而惊人，同时又因为其极权本质而决定，永远无法弥补的，先天性缺陷。那个年代，官二代，红二代，那些“自己的孩子们”，还远远没能掌握西方临床医学的知识和技能。为了共产党人自己的健康和益寿延年，他们还必须依靠一九四九年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为他们培养出的医生。出于完完全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医学院中所有隶属于基础部的前期医学专业，解剖，病理生理，微生物，药理，以及整个公共卫生，等等专业的教授，在共产党人的眼中，统统被视为可有可无，甚至完全无用。那其中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高教一级和高教二级的老教授，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在崎岖的小路上不畏劳苦地攀登，为后世的中国从西方盗来现代医学科学基础知识的火种。共产主义的极权领袖们永远没法明白，临床医学原本是根植于基础医学，正如同生命根植于细胞。那些医学基础专业中不幸被划为右派的老教授以及他们的学生们，要和临床科室的右派们相比，遭遇悲惨得多，几乎让人不敢也不愿回望。我自己小学时代的同学中，有不少右派的孩子。即使是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却仍然是谁也不会主动去提起那段悲惨的岁月。大家小心翼翼地沉默，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仿佛那些当年的右派们，自己身上真的还残留着什么原罪。只有一次，我不小心和一位和我差不多同龄的同学聊起了反右。那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在德国知名学府获博士学位，四十年代便享誉海内外的微生物学家。谁也不明白，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为什么竟会被划右。是因为老人生性耿直？还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们对微生物学的极度无知？同学自己蹉跎岁月，因为他品学兼优的兄长，无论高考的分数多高，反正因为父亲的“问题”无法上大学。他继续努力，几乎毫无意义。和我聊着，同学说，“我十岁的时候，就想到过要自杀……”。那句简简单单的话语，让我几乎立即就感觉到缺氧和窒息。谢孃孃家的嘉怡，我学龄前的玩伴，从童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极为优秀，极为出色的孩子。无论在学习成绩，群体交往，社会活动，还是体育技能上，嘉怡全都无懈可击。记得是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岁月里，忽一日，谢孃孃竟带着满脸舒心的笑容来找妈妈。嘉怡比我低一届，是七零届的。我所在的六九届，只要是医学院的非红五类的子弟，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下乡。反正大家都一样，也就无所谓了。一个月前，嘉怡的学校通知，她那一届学生……大部分可以接着上高中。想起沈叔叔头上那顶名义上已“摘”，但实际上却永存的“帽子”，学校说的又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谢孃孃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忐忑不安，夜不能寐的日子。这一天，学校总算发话了，嘉怡也可以接着上高中。激动的泪水在谢孃孃眼中打转，跟妈妈说话时，声音都哽咽着。妈妈更是为谢孃孃，为嘉怡，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妈妈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家的邻居，我最好的朋友慧的弟弟智，就因为其父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嫌疑罪”，全班同学都能上高中，他一人却被赶出学校。我的妈妈，是一个城市生，城市长，道道地地的 citygirl。妈妈从小就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即使是我酷爱体育的哥哥和大姐，在乒乓球上也都远远不是妈妈的对手。大概是1973年，妈妈的一个好朋友，省体工队乒乓球队的一个教练，妈妈管他似乎是叫叶指导，奉命要到科威特去援外。临行前，他到家里来跟妈妈告别。想起童年时嘉怡的乒乓球打得极好，我问叶指导认不认识嘉怡。没想到叶指导对嘉怡熟悉极了。叶指导说，嘉怡从九岁到十一岁的那三年中，三次获得武汉少年女子单打冠军，并多次作为团体冠军队的主力出场。中国的国家乒乓球队，即使是在湖北省的这片土地上只选一名队员，要论球艺，也非嘉怡莫属。可惜！真是可惜呀！叶指导惋惜万分地感慨。我和妈妈都不出声了。叶指导不说，我们也能明白他可惜的究竟是什么。果然，犹豫了一下之后。叶指导低声地说，可惜的是，嘉怡是摘帽右派的孩子。摘帽右派的孩子，那是不允许出国的。不能出国，还打什么乒乓球？叶指导为嘉怡可惜的这一段短短的话语中，包含着多少赤裸裸的荒谬呀！“摘帽右派”是什么意思？有这么一个古怪的罪名吗？既是“摘”了“帽”，那就不再是“右派”。既然反正永远是“右派”，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去“摘”其“帽”呢？是想让“伟大的党”，通过名义上的“摘”其“帽”，不时地享受一下那些可怜的右派们的感恩吗？“不能出国，还打什么乒乓球？”那就更是黑色幽默了！那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国球”，原来根本就和中国人自己……毫无关系！（我写这几句，当然和叶指导无关。叶指导自己，是一位心底非常善良的乒乓球教练。）记得一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无数还健在的，文革暴行的亲历者们，都在感人至深地呼吁，绝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而事实上，中国土地上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历史，又有哪一段应该重演呢？这其中就对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而言，最恶劣的政治运动就是反右了。而反右，较起真来，却并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针对知识分子系统性剿杀的开始，而是其终结。1949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被引入了共产主义极权社会的特产，政治学习。1950年，知识分子在极权高压下，被要求彻底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一八四八年以降，事关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西风东渐，就此终止。1951年，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亲自启动了赤裸裸地混淆常识，伪造学识，蔑视並践踏知识的红轮倒转。1952年，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土地上系统地确立了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罪。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拥有的迁徙自由，随之被彻底终止。1953年，通过批判梁漱溟，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者公开宣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决裂。中国人，自此便成为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1954年，通过批判俞平伯和胡适，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土地上全部可能的学术研究领域，都在共产主义的暴力裹挟下，步入了谎言和荒诞的歧途。1956年，通过捏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毛泽东开始直接警告並惩处所有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异议者。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终于被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剿灭了。从此，中国偌大的土地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一黑暗肮脏荒诞卑劣的场景，一直持续到今天……几分钟前，我打开微信，看到的通栏标题是：以邓文迪为榜样，就是号召孩子们耍流氓。我决定先不看邓文迪，去看看赵薇。赵薇那篇更惊心动魄，说的是赵薇怎样赤裸裸地利用色情，光速般的挤进了亿万富翁的行列。我只好跳过赵薇，满怀敬仰地去学习全世界人民的光辉榜样马云。没想到一大批如雷贯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子女们……竟然早就是马云商业帝国中的资深股东。忍痛与马云告别，我无可奈何地再往下看。看到的是一位正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的博士论文，几乎全文，包括标点符号，都是一点也不走样地抄袭而来。一切能冠以“成功”二字的当代中国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面容可憎，财富可疑，行迹可鄙。迷迷糊糊之中，我晃眼看到，已载入史册的“八年抗战”，……不知从何时起，竟变成了“十四年”！“史学界”那些五七六六八九以降，茁壮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甚至干脆节省了时间，专程为“十四年抗战”这一崭新的汉语词汇，先去向臣民们“吹吹风”。因为他们的目的，他们肩负的使命，套用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流行汉语，实在是太“昭然若揭”了。那分明是试图把虽然金碧辉煌，但却百分之百与日本人无关，赤裸裸的中国人自相残杀的“红军长征”故事，强行纳入“抗日救国”的宏图大业。而如果当今圣上反正言之凿凿地认为，“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那何不把伟大的抗日战争，干脆从《甲午风云》算起……看着墙上日历2017那四个通红的阿拉伯数，朋友们是不是会和我一样，想起苏轼的名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难道真的竟是……指鹿为马的秦二世元年？！闲话少说，还是言归正传吧！……十六年前，2000年冬天，为贺妈妈的八十大寿，我曾回武汉住过漫长的两个星期。那也是我最后一次陪着妈妈，到协和校园中去散步，去看望谢孃孃和沈叔叔。因为行动的诸多不便，妈妈和谢孃孃已经很难见面了。但她们之间无话不说的友谊，却通过电话，一直持续到妈妈去世。在后来那些妈妈还活着的岁月里，只要我回去，我总能万分欣慰地从妈妈那里，听到谢孃孃和嘉怡的好消息。妈妈说，谢孃孃是最负责任的妈妈，也是最最成功的儿童教育学家。嘉怡的女儿，也是在谢孃孃的身边长大的。那孩子和童年时代的嘉怡一样，也是一个十分十分出色的孩子。先是考进了中国最好的中学，北京四中。之后，又考进清华。最后，如愿以偿地去了美国……妈妈感慨万分地说，当年右派的那些孩子们……，人人都是好样的，个个都能有出息。那真的是……小人之泽长不了，君子之泽斩不断哇！我的老妈妈说得多好：“小人之泽长不了，君子之泽斩不断”！诚哉斯言！谨以此文，敬献给一九五七年美丽而自由的菊花！谨以此文，敬献给一九五七年那些和菊花一般美丽而坚韧，却无端地饱受摧残的右派和他们更无辜的孩子们！ 2017年1月写于德国不来梅</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