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北京前门大街一幢公寓大楼，是我人生旅途流连长久的驿站，我在此住了十年，在此结婚生子，在此写下《南方的岸》丶《普通女工》丶《大林莽》几部小说。这座楼宇距天安门广场仅一箭之遥，这位置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然而此文不去写那夜的事，只想说说我的芳邻。   这些人物离我已十分遥远，有的已经谢世，其他人想必早已迁移。偶尔回想起这组群像，就象梳理苍苔斑驳的旧日，结识这些芳邻，是缘分。   我认识的第一个邻居是老作家骆宾基，那时他已甚少出席活动，我不认得他，搬进来后见到一位有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倔强地柱拐练步散步，每日如是。某天，作家张洁来看望他，在楼下相遇才给我介绍，原来这是骆宾基。他和萧红丶萧军丶端木蕻良轰轰烈烈的四角恋堪称传奇，而萧红最后病逝于骆宾基怀抱之中。   我住此楼高层，骆宾基因不良于行，住在低层。我曾登门拜访，他家四壁都是古籍，前辈当时醉心古文研究。我们对话苦于没有交接点，我读过萧红丶萧军和端木蕻良，偏偏没有读过他的书，只听闻他和萧军交好，与端木蕻良却形同陌路。我相信，已淡出文坛的骆宾基也始终没有读过我的作品。   前三门楼群是邓小平首次复出“治理整顿”时所建，造型设计为典型计划经济特色，后来我到东德丶捷克丶匈牙利，都见到此类公寓楼熟悉的面影。在住房奇缺的年代，能分到房子已是万幸，住进去若干户共用一个大电表丶水表，每月按人头折算摊分，这份数学功课以及收费劳务由各户轮流当值。能同享水电仪表的，便是紧邻。   我家右邻是电梯，左邻住家是北京外贸局的干部。太座高大壮硕，男户主则为五短身材，他又老哈着腰耷拉着脑袋，更显其矮。此楼隔音甚差，常听得女主人絮絮数落丈夫，后者从不回嘴。不过女方亦系知识干部，并非河东狮子，直着嗓门叫喊，是没有的。   那时国产电梯还须人手操纵，左邻家事时常成为电梯班姑娘的谈资，指那男的生就受气包的窝囊相。在我看来，倒象是“知识分子成堆”单位的惊弓之鸟，就算他不是运动对象，也见过太多同事被运动，怎能不夹着尾巴做人?在文革甫过的年代，他恰是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一种特型。   别看仅一墙之隔，我们两家几乎是众邻居中最迟才有交流的，开始他们象防贼一样防着所有人，后来大约觉出我们并非恶人，碰面才说上一两句话，不过都是女当家的开腔，矮男人居然就没开过口，只照例奉上礼仪性笑脸，笑得有点假，甚至有点谄媚。邻家有女初长成，此女毕竟是另一代人，性情率真得多，有时婀娜地在楼道穿行，会来一嗓子流行小调，间或隔壁数落声又起，但闻女儿一声断喝，登时万籁俱寂——女儿到底是向着爸爸的。岂料正是她，使得我们两家的泛泛关系有了飞跃性进展。某日，其母敲门求访，原来是委托我给她女儿物色文化界对象。这无非是第一次串门，竟委我以如此重任，实在教人惶惑，只是想破了脑袋也无人可供推荐。邻家女儿姿色中上，又继承了母亲身高，出落得窈窕丰满，正是芳菲年华，何愁嫁不出去？再说，文化界的人又有什么好？   时代流变证明她之选婿方向是错的，标志就是他们家的男主人突然翻身了，按八十年代干部提拔标准，他无论从学历到年龄都可入围，说到“德”，象他这样谦卑恭顺的人必定树敌甚少，真是一时之选！于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他常常领衔出国，为无比重要的经贸事业施展长袖善舞功，想必也为布衣百姓造福良多。难免的，夹得太紧的尾巴也要舒展一下了，有时好一阵子不见人，某日电梯一响，楼道里豪迈地轰鸣一声:“老婆，我回来啦!”我在书房伏案，便透过窗帘看到他拎着大件小件凯旋而归。当然，我们早就不再为隔壁的絮絮数落声而烦恼了。官位高低是其次，我应为这位知识分子的精神翻身而庆贺。我在此楼居住的最后一年，左邻已有轿车来接送了，车不太好，似乎是一路接送几个官，再往后呢，就难说了。我曾猜想，这位旧邻在其后“闷声”年代里会不会发大财，又或发大财之后能不能全身而退。然而不管如何，他必定早就不住在那里了。   另一家芳邻，却堪称知识分子优秀典型。这家人和我们也是一板之隔，隔的是地板。两家只是轮值互收水电费时认识的，他们两口子谦和有礼，难得的是言谈举止处处显出几近失传的教养，这是难以描述的特殊气质。自忖也阅人不少，却甚少见到能如此温文尔雅丶克己俭让的好人。略举一例，某月轮到他们家女主人来收费，交割完毕，她委婉地说：前一阵子你们家可能有什么事，半夜里忘乱起来，我丈夫精神衰弱症挺严重的，有点声响就睡不成了……我们忙不迭道歉，事后想起，那是几个月前小儿闹痢疾，半夜里拿便盆失手，哐当一声锐响，当时就忐忑不安，但情况紧急也顾不及了。而人家受此重大刺激，竟然隐忍到数月后轮值登门时才吐露，真是心地仁厚！   该说说这位芳邻是谁了，她姓秦，叫秦姬玛，父亲不是别人，正是中共早年的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秦姬玛从小留学苏联，连名字也是俄式。她丈夫也是当年留苏同窗，好象是革命烈士的后人，他任职于某科技院，记得似乎与“电”有关。当年苏联的电子工业还未问世，那么不是“机电”就是“电力”了，如此说来，他们的同窗学友不是江泽民就是李鹏。为什么不是由我们的芳邻来当党国领袖呢？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清流，从他们身上，我隐约觉出，博古是个极好的人，只不过其理念被中国革命的战车所碾碎，狂澜既倒，历史也就注入另一条河床了。   说来也巧，我到北岛新家作客，他的画家妻子邵飞赴陕北塞外采风，苦寒之地，别无长物，当地人的生计是编织一种拙稚厚实的羊毛地毯。我在北岛家遛达几步，就喜欢上了，便也托邵飞买了两张。不想却买回了一堆烦恼，塞外土产，羊毛没精制过，残存的羊脂滋生出肥硕虫儿，昼伏夜出，寂静时甚至听得见刺激的咬噬声，我试用过多种药物才将其扑灭。然而地毯的厚重与绵密，仍为市面上的行货所不能比拟，温暖舒适之余还附带一个优点，就是能将我们加诸楼下的噪音完全过滤，这或可算是我们给芳邻的一点回馈吧。   我判定，博古的女儿断无可能成为红二代集群的一员，因该党历史之跌宕复杂，她的红色基因成色有瑕疵，这反令我保持着对她的良好印象。   遗憾的是，这种品德不是每个人都有。楼上邻人奔泻下来的宏大噪音，简直可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这家邻居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当时电影圈对他口碑甚差。其实这位芳邻很有文化涵养，那些恶评是冲他重拍的《渡江侦察记》而发的。周恩来深知民众对“八亿人八个戏演了八年”的厌倦，趁着江青一度失势，便指示要拍些“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故事片，于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将当年的黑白片《渡江侦察记》翻出来重拍。那阵有名气的老导演等都戴着“帽子”，筛选半天，只好找来这位中年导演来担纲。其时“三突出”是不二法门，为批判“战争残酷论”，银幕上共军个个练就金刚不坏身，怎么打也打不死，再加军装款式的年代都不对。总之片子之烂，无以复加。但这并非导演问题，实在是时代如此，谁又能变得出花样？   邻居专业才华的深浅，我不敢妄加评判。我想说的是芳邻的公子，他高考落第，待业在家，成天气不打一处来，就跟父母练，三天两头摔打东西，狂喊起来响遏行云！其父为人文静而内敛，劝说儿子也和风细雨，结果柔不能克刚，每一发作，我就得担心天花板是否会塌下来！   后来，我到了美国，儿子在十四五岁上突然象吃了枪药般跟父母对抗起来。才晓得，这种心理周期在西方早被研究得深而且透了，这叫青春反叛期。上一辈青年遇上了革命，我们这一辈赶上了造反，适龄的逆反心理都有宣泄渠道，那位公子什么也没轮上，只好跟父母练，邻居仅是被殃及的池鱼罢了。不过能闹得这般凶，将来多半有出息。或者，该公子如今已比其父有成就得多。   说了半天，都是知识菁英的琐事，该说说比较接地气的故事了。我家座落电梯之侧，常有陌生访客叩门问道：袁凤霞住在哪里？来人都是土得掉渣的乡下人，又大多拎着小包袱。久而久之，妻子对那姓袁的邻居有了意见，你家亲友多，怎不告诉人家门址？袁凤霞住在隔壁再隔壁，她上门收水电费时，我曾瞻仰过她的仪容，她高大，步履雄阔，大大咧咧的，说话声音很有穿透力，独具常人所无的潇洒与豪爽，我对她印象颇佳。袁女士当时约年过五十，膝前却无儿孙，和她同住的是另一年纪相仿的女士，是肥肥白白丶人见人爱的那种类型。后来才晓得她叫花月容。有一次我与刘心武丶老作家汪曾祺丶林斤澜等结伴到巴蜀行走，客途中闲聊说起袁丶花二人，曾在戏剧界浸淫多年的汪老告诉我，她俩是北京评剧院的大角儿。我又说，花月容是有家眷的，但她的子女来探望，花氏都不让进门，隔着门槛拉话儿，一说说半天，便常让我收入眼帘而且大惑不解。汪老为人持重，只含蓄地说：袁凤霞是演小生的，花月容是评剧名丑。我顿时恍然，便与刘心武相顾莞尔。其后我在美看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每见张国荣与张丰毅的对手戏，都若有所思。   名伶之感情世界，我不欲多提。倒是袁丶花二人的乡下访客，令我这戏盲对民间戏曲的魅力有了认知。京剧为阳春白雪，评剧则为下里巴人，它仅流行于华北及东北之一部，而且多在小城镇或乡村搭台子演出。京剧由须眉演花旦，评剧则由巾帼演小生。京剧道白我至今听不懂，偶在电视里瞧一眼评剧，发现它是用大白话的，难怪它在民间那般有草根性。江青改革京剧，呕心沥血，却人亡政息，帝王将相丶才子佳人全面复辟，当初何不从评剧入手呢?评剧早就有一出现代戏《刘巧儿》，老百姓喜闻乐见，至少不会有太多的宿儒跳出来捍卫传统，说不定江青的文艺革命便可定鼎千秋。   我虽也不看评剧，但还是晓得这一界别里出了大名鼎鼎的新凤霞，后来又冉冉升起了老来红的赵丽蓉。不过，最能给我扫盲的，还数络绎不绝前来探访袁丶花二人的底层百姓。频叩我门，是因为人家是慕名而来，确实并无门址。我猜想，那些式样朴实的小包袱里多半包裹着乡间土产，或是新鲜花生，或是久腌酱菜，总之是山野农民的一颗诚挚之心。   最后添几笔闲话花絮，本楼有一位芳邻我从未与她说过话，她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洪学敏，大概住在四楼或五楼。她演过《天云山传奇》和《喜盈门》等片，那时电影产量不高，演过几部就是明星。我多次和她在电梯里相遇，她总带着口罩，人家不愿意被围观，我自然不去骚扰。我是在电梯班姑娘嚼舌头时听到她名字的，只不过觉出她在乘电梯时偷偷打量我，想来也是从姑娘们口中知道我是谁的。八十年代文学很火，作家别的地位不高，但知名度很高，其实演员亦然。后来听说她在“闷声”年代成了成功商人，其故事已在我的记忆之外。   说起来我还有另一位电影明星芳邻，同样是一板之隔（地板）的紧邻，她是珠影演员梁玉瑾，分别饰演过郑义《老井》里的村姑和我的《绝响》里的都市少女韵芝，她的演艺生涯机遇本来不错，这两部都是好电影，《老井》在国内口碑很佳，又在东京电影节得了奖；《绝响》在国内票房不高，但在意大利都灵电影节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并列金奖。曾旅居英国的刘索拉告诉我，《绝响》（英译SWAN SONG）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上英国主流影线的中国电影。我和梁玉瑾认识，她嫁给我广州住宅楼下的珠影导演，我不记得她丈夫的名字，只记得王安忆到我新家作客时，特地到楼下探视珠影导演的父亲，他是王安忆父母的新四军战友。惜乎我常住北京，很少在广州，无法为我的广州芳邻写人物素描。   然后，就到那一天了。八岁的儿子在睡梦中，我们两口子彻夜守在一箭之遥的地方，我不是其中什么角色，只记住作家的责任，要见证历史。从此我失去了北京和广州两个家，去国之后，我并不想儿子承载这份沉重记忆，然而二十年后的某个日子，我看到儿子的推特，他记住了，而且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