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中苏战争危机始末（3）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中方只在国内一再掀起声势浩大的全国备战运动，并竭力避免与苏联官员见面。苏联的担忧是：虽然边境冲突只是个小事件，但它有可能在未来构成真正的两国争斗，苏联为了自身安全必须阻止这种趋势。苏联当局很了解中共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实力不足、装备落后、战力低下，因为中共军队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而苏联的打击能力和战略纵深都是中方所无法承当的。仅苏军驻蒙古国的合成兵团（含8个坦克装甲师）便能从蒙中边界迅速地攻击北京，更不用说中国的空防能力远不能抵挡远东苏军的空中打击了。此外，中国的核武能力极为有限，核弹尚未实现小型化，也没有实用的发射工具，缺乏“核威慑”能力。在明确了双方的差距之后，苏联政治局断言:“中国人只有在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即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全面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 苏联以其对中国人的长期认知，懂得个中真谛。而且苏方担心如果中方的挑衅尝试如果成功，则会鼓励其它觊觎者。于是，苏方使用了威吓手段：从5月起苏方改变了策略，指示其驻华使馆公开从中国撤侨；在苏联远东地区迅速部署了35个导弹基地，等等。7-8月份，苏军向苏中边界地带大规模地公开增调陆军多达40个师（加上原有的12个师，共52个师，70余万人），并增加了驻蒙古国的苏军兵力。在与中国接壤的苏联几个军区（远东军区、后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中亚军区、土耳其斯坦军区、蒙古军区）以及苏军的太平洋舰队都做出了显著的进攻部署。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展示出苏联既有强大的战争实力也有果敢的战争决心。苏联对中国施加的最大压力，是多次以非官方渠道暗示将一举毁灭中国的核基地，务必给中国造成灾难性后果。苏联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种论点。此时国际上不断有消息说，苏联军方提出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几百枚苏联核导弹已可怕地瞄准了北京及中国各城市。苏联外交官也在公开场合暗示西方国家“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8月13日苏联边防军在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铁列克提（Tielieketi）边界的有争议地带，主动出击，歼灭中国边防巡逻队几十人，对中国展示了强硬立场。中方对此默不作声，没有作任何报道或抗议，反而在所有的中苏边界事端热点都不再挑起反苏示威。实际上，此时苏联的全部动作都围绕着“迫使中方回到谈判中”这一目标。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的使馆代表询问美国官员，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向新闻界透露：苏联已就对中国的核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问题，向其东欧盟国作了正式的公文探询。1969年8月下旬国际媒体披露“苏联打算对中国的核基地以及重要城市进行核攻击。”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息:“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核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上海、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也证明：1969年9月5日驻联合国的苏联官员公开演说“如果中国人以为莫斯科不会动用比战术核弹规模更大的核武器，那他们就完全错了。”迄今，所有的研究著述都承认苏方的恐吓，在加重毛泽东的担忧上起了肯定的作用，似乎在证实他的“战争预言”。而苏军在去年（1968）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眼前的实例。此时毛泽东没有料到战争事态会迅速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苏联一面施以军事威吓，一面要求谈判。“苏联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中方是可以坐回谈判桌并签署协议的。”9月3日北越领袖胡志明去世。9月11日柯西金在参加胡志明葬礼结束后从河内乘飞机返回莫斯科。然而，他在途中接到电报：北京在凌晨紧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说中方愿意在北京进行中苏总理谈判。9月11日这一天是苏联官员发话要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第5天，也恰好临近苏联政府要求“三个月后”开始边界谈判的最后期限。显然，周恩来什么都不能决定，他只是个谈判工具；而突然改变立场的决策者只能是毛泽东。当日中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而不是在北京市内会谈──这一点是北京在蓄意说明双方关系的“冷却”和访问的不正常性质，而莫斯科不计小节，同意了这种在礼仪角度上很不礼貌的谈判方式。柯西金和周恩来讨论了避免两国冲突继续发生的有效措施、以及双方在近期举行谈判以解决边界纠纷等紧迫性问题。根据苏方和中方两种资料的相互吻合的事实是：一，周恩来努力使柯西金相信，中国不存在对苏联进行战争的主观打算和客观条件，中国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二，柯西金则向周恩来保证，苏联不存在同中国作战的计划，不会采取任何主动的战争措施；柯西金也认为中国人确实不准备打仗，因为中国内部“问题成堆”，没有能力进行一场全面战争。陪同谈判的苏联驻华公使的记录是:“周恩来说‘我们应当缓和紧张局势，不让帝国主义对中苏关系的紧张而幸灾乐祸’。周又说‘必须让双方的武装部队撤出争议地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不会那样做。’ 柯西金对此答道‘我们理解中国国内事情很多，打仗是一种冒险行为。’” 接着，柯西金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事实上，柯西金不理解关于中国备战的内在因素，而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解释清楚。此刻周对柯西金说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的道歉话。会谈至午，周恩来请柯西金用了机场便餐。消息报道后，中国民众都对周与柯西金突然在机场的和平谈判感到极为迷惑不解。而陈毅(当时受冲击的“外交部长”)自己的解释是:“柯西金来北京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周总理在机场请他吃了一顿便饭，这是高姿态。”周恩来，他对于缓解中苏两国的战争阴云，一定是迫不及待。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周与柯西金的意愿相当投合，顺利形成了共识，而没有以往中苏之间惯有的指责争吵、互不买账的情况。从录像来看，会谈开始时周恩来神情木僵，到后来得到了柯西金的保证便有了相当大的松弛，说笑变得自然了。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实现了苏联一直寻求的目标：停止边界冲突和恢复谈判。这对苏联而言显然是一个胜利；对中方而言也是胜利，因为中国自身的安全有了起码的保证。9月11日之后，苏方信守诺言，停止了对中国的抨击。随后，两国达成谅解并承诺互不采取军事行动，中苏战争的危机迅速消散。毛泽东随即从外地返京。（插曲趣闻：后来到了1974年圣诞节，邓小平安排时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Bush，老布什)参观北京大栅栏(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街区)的地道网。这个地道网是1969年中国备战期间的遗物。中方陪同人员讲解:“地道连通各家，男女老少一起干，最后建成了这个样子。”布什说：在别人家房子的地下挖地道在美国是犯法的，可是在中国却行得通。在场的中国人都哈哈大笑。）但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毛泽东返京后的几天内，事情忽然又起了急剧变化，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反向转变。现有资料表明：对于苏联的缓和意愿，“毛泽东突然又深表怀疑，林彪等军事将领也深信苏联必有阴谋。9月16日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苏谈判，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意见占了明显上风。”毛泽东显然同意防备苏联阴谋的观点，证据是：毛泽东在审定“庆祝（中共）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亲笔加上一条指示“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国发布的他自己的看法。9月20日后，中方最高决策圈的看法升级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掩护，发动全面的突然袭击”，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中国的战备再次强烈升温，当局甚至考虑把北京周围水库的蓄水放空以应付战争。 9月23日中国在新疆地区匆忙进行了一次核爆试验，据说这是执行毛泽东命令:“既然（中国的）核弹是吓唬人的，就应该尽早爆炸。” 这可能来自毛泽东对苏联的敌意揣测，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信守诺言。周恩来对战备的干扰再次被无声无息地排除了，周恩来似乎有些明白了，他很机警，此后对战备再没提出质疑，相反他更积极地推动战备。周氏也许会认为毛泽东陷入战争恐慌而不能自拔，不过这对周来说只是有利无弊──他不怕劳累繁忙，只怕毛泽东找茬。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大讲:“我们的新的战略部署，是必须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 9月30日晚周恩来在“招待会”又讲:“对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