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h1><div>近日有两篇回忆文革的文章让我十分震惊，一篇是邹世友的《钟德坤留下的谜》，一篇是何蜀的《因主持起草讨毛檄文而被处决的刘家瑞》。前者讲述的是重庆大学机械系机器制造专业67级三班学生钟德坤差点制造出一桩惊天大案：刺杀毛泽东。后者讲述的是重钢三厂原技术员刘家瑞因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民众造成的灾难，起草讨毛檄文而被处决的经过。</div><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文革爆发后，就读于重庆大学的钟德坤目睹种种暴行，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应该尽快结束，而结束灾难的最好办法就是刺杀毛泽东。那时毛频频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现场人山人海一片混乱，钟德坤便想利用接见红卫兵之混乱场面刺杀毛泽东。他找一个北京的同伙密谋刺杀计划，可是还没有付诸实施时，中央却忽然宣布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刺杀计划落空。后来北京那个同伙经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也可能认识发生了变化，主动自首。钟德坤迅即被抓捕入狱，他在狱中没有任何认罪悔过之意，最后被枪毙。</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刘家瑞1935年生，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妻离子散。1967年秋末，刘家瑞与几个青年谈论时政，对毛泽东的专横跋扈倒行逆施深恶痛绝。1968年初，他提议，由街道修缮队青年工人张庆豹执笔，起草了第一篇声讨毛泽东的檄文《中国向何处去》——文革中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题的文章到处都有，但一般都是论述中国怎样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刘家瑞的想法却完全相反，他要“烧他一把野火”，揭露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民众造成的灾难，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这个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经刘家瑞修改压缩定稿的文章说：“世所瞩目的中国形势渐趋明朗：内乱之火蔓延，武斗之风日盛。……”“环顾国内，工厂关门，农田荒芜，交通瘫痪，市面萧条……多少国粹文物被付之劫火，多少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尤所痛者，借‘文化革命’之名，驱使学生打砸抢抓抄，践踏宪法，残害忠良，草菅人命……”“回顾历史，敢于说真话，敢于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敢于反对专制迷信，就是‘右派’、‘反革命’，就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实践证明，彭老总一九五九年为民请命是完全正确的……”并针对当时天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的《东方红》所唱的“他是人民大救星”，发出号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祸国殃民的阴谋家！”“打倒万恶的独裁统治者！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联合起来！”文章用了一个虚拟的署名“中华革命造反联盟西南指挥部”。</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刘家瑞将这篇文章刻写油印成传单，于1968年“五一”前，与张庆豹等在市中心重庆百货大楼、友谊商店等楼上悄悄往下撒出散发。他们这一传单在民众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处于军管状态的公安机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严重触犯“公安六条”的事件。</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1969年中共“九大”后，刘家瑞又提议由张庆豹执笔写了第二篇讨毛檄文《打倒六十年代的袁世凯》，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1969年“九大”后的形势，第二部分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及其国际政治野心，第三部分是分析推断时局的变化发展。其中说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时，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怕刘少奇等老革命今后清算他（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从而‘自我政变’，废止宪法，‘砸烂公检法’，篡党夺权，变一党专政为个人独裁，完全置党心民心于不顾，就像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一样……”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卑劣动机的剖析，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因“九大”后已经基本上没有群众组织存在，传单也相应绝迹，刘家瑞将这篇文章刻写油印后，没有再去散发。但他不甘心将这篇檄文“藏之名山”或“束之高阁”，仍想尽量与更多的同道者交流传播，就私下拿出几份在个别朋友中传看，结果被人举报。</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1969年中秋节时，刘家瑞、张庆豹等均被逮捕。1970年12月10日，刘家瑞在大田湾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始终从容面对，视死如归，年仅35岁。（1981年7月8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81〔70〕刑申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1970年原判，宣告刘家瑞等人无罪。）</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读罢钟德坤和刘家瑞的事迹让我欷歔不已，肃然起敬，万万想不到文革期间重庆还有如此志士。钟德坤让我立即联想起2000年前的荆轲刺秦。荆轲之英勇悲壮自不待言，但钟德坤并不逊色于荆轲。荆轲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并非出于国家民族之大义而刺秦，临行前尽情享受奇珍异物车马美女。钟德坤却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出于关心国家民族之命运而决定刺毛，且未有任何之享受。两者相比，高低立判。刘家瑞则让我想起东汉时起草《为袁绍檄豫州文》的陈琳和唐代起草《讨武曌檄文》的骆宾王，陈琳和骆宾王的檄文在当时造成的影响远远胜过文革时刘家瑞的檄文，刘家瑞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曹操宽恕了陈琳，武则天宽恕了骆宾王，两位大文人都没有因文获罪，更没有被杀头。曹操后来还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负责草拟军国书檄。武则天感叹骆宾王的才华，叹息“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按理说刘家瑞和陈琳骆宾王相比说不上有什么罪过，可是却被枪毙了。于此可见曾经被反复标榜的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到底是什么货色。钟德坤和刘家瑞被捕后都毫不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作敢当。钟德坤临刑的场面不可考，但我想必定是坦然的，他早就抱定必死之心，倘若真按计划实施了刺杀，他绝对也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刘家瑞临刑时“始终从容面对，视死如归。”则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也。</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我为重庆曾经有过这样的志士而骄傲！</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em>（文中史料引自邹世友和何蜀文章）</em></p><p style="background: transparent; border: 0px; margin-bottom: 24px; padding: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em>2017年元旦</em></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