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国派的理念和宪政制度展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a href="file:///C:/Users/pijih/Downloads/0%E5%A4%A7%E9%99%86%E6%B0%91%E5%9B%BD%E6%B4%BE%E7%9A%84%E7%90%86%E5%BF%B5%E5%92%8C%E5%AE%AA%E6%94%BF%E5%88%B6%E5%BA%A6%E5%B1%95%E6%9C%9B%EF%BC%88%E5%85%A8%E6%96%87%E7%AE%80%E4%BD%93%EF%BC%89%20(1).doc#_Toc480877599"></a><div style="text-align: justify;"></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div> </div><div>壹、大陆民国派为何追求光复民国？以及其渊源背景 </div><div>贰、理念和宪政制度之展望 </div><div>参、大陆民国派思想与1970-1990年代大陆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 </div><div>肆、大陆民国派与台湾蓝绿的思想的不同                         </div><div>伍、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在民主化和转型纲领上的异同 </div><div>陆、小结 </div><div></div> <h3>壹、大陆民国派为何追求光复民国？以及其渊源背景</h3>   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自清末立宪和革命时期兴起，经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然后形成现代中国。由于国家一直陷于严重的内乱外患，如苏俄扶持中共「革命」、日本侵华、军阀割据等，民主建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构建步履艰难，但是根基已经奠定，内涵也已经具备。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右翼的自由主义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依知识分子政治的领导力，依中国传统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南京宪法》的民主法统，并且1946—1948年完成制宪、普选、行宪。再者，奠定了以道统为本的礼义自由的现代中华文化的根基，初步形成现代中国文化，并且渐进形成以道统为本、文化引导社会、社会引导政治的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然尚未落实于制度，没有完善和落实于「五权宪法」。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也在内乱外患和世界政经危机动荡中有了较快发展（如「黄金十年」）。总之，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但是1949年之后，苏俄全力扶持的中共打败中华民国政府入主中原，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在大陆皆被摧毁，仅在台湾残余和存续下来。   当代大陆的进步知识界和海内外自由派、旧民运人士，或者认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从1970年代末的「民主墙」时开始，或者主张「启蒙运动」，或者主张在未来极权倾覆后重新制宪，更有甚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是认同邓小平改良主义）。等等。这些观念，皆不知中国现代文化、民主宪政体制、现代学术教育等皆在1949年前已经奠定了根基，然后被苏俄扶持上来的中共以外来的红色极权主义打断。其原因是：他们是中共文化教育气候下的、断裂了传统的不成熟的进步思潮。所以他们由于断裂了传统而陷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想象和激进（犹如盲人摸象），或者与中共有思想上的藕断丝连而徘徊于改良派和民主派之间，   但是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理念像火种由大陆的民国遗民流传下来。又因为：「文革」破灭、改革开放、「六四」镇压、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民心普遍不满中共统治、西方文化引进和传统文化复兴等。所以在此大背景下，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向往自由民主，但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不会停留于抽象的自由民主追求，其必然深入本民族历史文化，寻找民主运动和思想的传统，反思中共政权的来龙去脉。于是，民国追求宪政民主的传统、政治自由、国军抗日史、知识分子精神、民国学术文化等得到「发现」和广泛传播。又由于大陆经济快速发展，文教普及，中产阶级形成，网路时代的「地球村」的到来，民众思想日渐开明。   于是乎在上述的大渊源和大背景下，以「民国热」为名的民国文化复兴和大陆民国派兴起了。确切说，大陆民国派是在二十一世纪得以发展起来的，是「六四」后中共正当性被质疑和否定的思想氛围里产生的，是在发现民国历史真相和民国文化思想复兴以及中华文化传统复兴的基础上，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潮中成长的。大陆民国派的迅速扩大，其中又较大程度受益于民国史真相的揭露和传播。由于得益于网路的便捷，下列真相得到广泛传播，即：抗日战争中，中共不仅不抗战还袭击国民革命军借机扩张势力，国民政府才是抗日卫国的；中共后来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扶持下，依靠远远胜过国军的军火援助，再凭借血腥「土地改革」强制形成的战争动员力和供应力，打败中华民国赢得政权；然后才有死八千万人和中华文化被摧残的大浩劫，才有当代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所以抗日卫国史和民族主义、民国宪政和文化成就成为大陆民国派迅猛发展的极有力的推手，而对于中共的普遍不满，则是大陆民国派产生的「社会温床」。此外，还有一个促进因素是：余留中华文化的民主台湾对于大陆的影响力。尽管此影响力在衰退中。   大陆民国派兴起的外在原因是：「政治高压」的宽松下来。中共经过漫长的「红色恐怖」，自认统治稳固，民国的「种子」不会「死灰复燃」，所以对于有认同中华民国言行的人，从1980年代之前处以十年以上重刑直至死刑的镇压，转为十年以下刑期的惩罚。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之后，中共为了营造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气氛，对于准组织的「中国泛蓝联盟」首要人士只判了二、三年徒刑。随后政治气氛也日渐宽松，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由此得到发展空间，社会性全方位的「民国热」也突破政治禁忌在大陆媒体上公开化。由于法不治众，中共对于民国派出格的「反动言行」不得不以约谈、拘捕的威胁和轻惩为主。   这里要谈一下「民国热」。「民国热」是大陆社会发展的大气候，这是全方位的，有历史真相（抗战史、其他民国史等）的揭橥和传播，有民国追求民主宪政的传统和成就的热议，有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弘扬，有对于民国文化教育精神的回归，有对于民国人（传统中国人）的伦理和生活品味的推崇等等。中国人只要回顾自己传统，就必然要回到民国，所以说当代大陆思潮必然要有民国化一面。而反中华性的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必须毁弃的。   随着民国派露出「冰山一角」，「民国热」现在也受到出版传播等方面的部分限制。不仅如此，中共重视文化统战，纵容「北洋派」的袁伟时等吹捧军阀割据和威权不及形成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自由，纵容他们鼓吹改良主义以稀释革命思想，纵容他们贬低革命建国且继承《临时约法》和追求1947年宪法的国民政府一系，他们极力黑孙反蒋，以此制造进步人士的思想混乱。这些年来又出现夺「现代新儒家」之帜的以「大陆新儒家」为名的「新康有为派」，这无中生有的「大陆新儒家」不是学术思潮，究其实乃学步「新权威主义」（如成为「国师」的王沪宁等），其目的有二，一、或者觊觎「国师」大位，二、或者在思想市场上获得利益最大化。这是「半抱琵琶」的「红色新儒家」。今朝野未必没有苟合的可能，其目标是欲收割大陆三十年来的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热、儒学热之果，使之成为维护红色统治秩序的「花瓶」和工具。这真是愚者大梦。两岸的「现代新儒家」、「民国新儒家」的文化运动，昔日是现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之「灵魂」，也是当下中华文化之根本底蕴，岂是竖子辈可以「恶紫夺朱」的？   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在政治低压下，借助网路时代之便利顽强迅猛发展。但是，大陆民国派得益于两岸的和平环境和中共对台统战让出的政治宽松空间而暂时没有高压，这必然面临了未来的危险，即：中共对台未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攻坚战时，会镇压大陆民国派和复国运动，以消除「内忧」。所以两岸是命运共同体。台湾能「以柔克刚」，坚持得越久，大陆民国派拥有的战略时间越长。目前中共用「九二共识」施压蔡英文政府，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共真实目标是：分裂绿营。只要蔡政府承认九二共识，正绿深独就会出走，民进党剩下的主流将是实用主义者。选举要钱、执政党要政绩，民进党缺少了党内深独的制衡，不少绿色力量在利益诱惑下也会变红。国民党很多人从反共转变成亲共是「前车之鉴」。台湾蓝绿如果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当道，是无法抵御强大中共以武统为根底的「和统」及统战之分化利诱。只有大陆民主化，回归了现代中国的正统，两岸必然会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及传统的根基上，在互利的政经利益驱动下完成统一。   但是，或许有人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良，现在有「反腐」，未来是否会有政治改革呢？但是中共改革，不可能废除共产党专政，不可能废除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的巨大垄断性权力及利益，中共不可能放弃自身基本利益而求自断手足的。世界上也无先例。中共所谓政治改革也只是改良统治术，不会有民主化；甚至于搞自由化都是大打折扣的，不可能实现的。台湾民主化与其说是「静悄悄的革命」，不如说是回归中华民国固有的价值观和制度，台湾民主化时最大诉求就是「回归宪法」，至于「台独」等是很久之后才从边缘慢慢成势，这才是真相。而且台湾民主化和转型是缺乏深度、缺乏自觉民国立国理念的「浅碟化」的，很快陷于无文化之本、无传统之根的的现实政治性的「本土化」。台湾经验丝毫不可用于中共统治和大陆民主化。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麻醉剂。大多数的大陆民国派是没有改良主义思想的。   二千年来中国文明领先于世界。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饱受劫难。今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渐有重归祖先辉煌的一点征兆。然中共统治下的文化和政治及社会皆严重滞后，特别是政治依旧维持后极权主义，再与畸型市场经济结合，演变成使社会两极分化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民国时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昔日饱受中共摧残，今中共却以儒家等传统文化为「幌子」陪衬其外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形态上，民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知识分子政治荡然无存，连最基础的公民社会在专制下也是残缺不成形。现在大陆的局势是：1、严重妨碍文明发展的政治、文化、社会的红色模式，2、难以持续发展的权贵当道的泡沫化的畸型经济模式。很难想象作为统治者的中共会「长命百岁」吗？当前中共的专制统治和社会不公及制度性腐败等导致天怒人怨，中共统治唯一让人民抱有希望的就是经济发展和红利。只要中共党国体制下的两极分化经济出现大危机，红利没有了，老百姓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爆发，民主化就会发生。   那么，为什么说民主化会导致光复中华民国呢？   其一，民主化必然会演变成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会回归国家的传统，这是普遍规律。原来的中华民国本来就有中国本土化的民主化的特性优性，所以大陆民主化的本土化，必然与老民国的国家发展路径和目标高度重迭，必然与民国的历史经验和先贤的牺牲精神发生共鸣，当下大陆的「民国热」和民国派的兴起就是明证。如此，中国大陆民主化必然就会继承民国政治和文化的遗产而开来，而无法选择非传统非中华性的「西化」或者模仿西方的「自由主义化」。苏俄和东欧国际共产主义国家崩溃后，除一些特例之外，普遍都是光复故国，如俄罗斯、波兰等国。中国难道会例外吗？不会。而且这些国家在复国之前皆无「前朝热」可言，而中国大陆已经形成多年的大规模的「前朝热」，这说明中国大陆民主化复国的前景更具备成熟的条件。   其二，本土化的民主化必然要继承正统的中华政治和文化。因为未来民主化必然会有严重的众声喧哗、争权夺利的一面，只有超越现实利益斗争之外的传统和祖辈宪政成就的权威才能构成多数人的共识，这个传统和权威就是老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理想和遗产，有此传统和权威才能形成共识且整合力量，有充实的传统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制高点作为基础，才能持续击溃和压制红色力量，安全渡过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动荡的「惊涛骇浪」。新的国家何立？只能以现代中国（中华民国）的理想和遗产为基础和起点，才能确立权威，形成共识和力量，唯有人民走向自由，国家回归中华性，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才能摆脱当下权贵当道的泡沫化的且无法持续发展的畸型「中国崛起」，然后才会有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中国崛起」而重光祖先的辉煌。而自由派缺乏建国理论，或者有人主张另外制宪构建新国家，这种是无中生有、凭空建国的主张，是缺乏共识、成本高、风险大的无传统可依的歧途。   其三，从民主运动来看，追求民主和光复宪政之祖国是大陆民运的本土化、中华化，是继承祖辈的理想和传统而开来的。旧民运是被中共埋没了自己民主传统的断根的民运，在理念、思想力量和活力等方面皆严重不足。所以民主运动要「升级换代」，以求全面改良自身而担当得起中国未来民主化和转型的重任。所以说：中国大陆民运的本土化和中华化是不可阻挡的。     <h3>贰、理念和宪政制度之展望</h3>   较早的大陆民国派是民国遗民和继承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然后海外出现较有影响力的觉醒者和鼓吹者辛灏年先生，老民运王炳章等也转进成为民国派，然后大陆出现了「泛蓝联盟」，再往下大陆民国派开始全面兴起了。海外又有封从德等1989年「学运一代」的先进人士转成民国派。这些现象都是「大气候」下的一声声春雷，民国文化复兴才是「大气候」，这就是突破禁忌而且其实远远早于其名的「民国热」。整体的民国派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大气候」。但是无论何人何派最多只能算是一声春雷，所有的春雷合起来才能对于整个「大气候」有实实在在的推进力。   大陆民国派也有各种声音和观念，有的是现实的实用主义的，有的偏向自由派，等等。但是，他们都不是民国派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继承正统，也就不可能成为民国理想和遗产以及权威的继承者，也就无力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民国派的主干。大陆民国派中坚力量的理念和思想必然要秉承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民国立国的理念和基本思想，继承现代中华文化，必然主张未来中国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或者说是主张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的，要继现代中国的正统而开未来中国之来。   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基本思想何在呢？其社会文化之起源和基础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到民国的历史传统里去理解。首先，民国大陆时期内乱外患严重而现代化条件严重缺乏，怎么能够克服「千险万阻」而形成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呢？这是依靠在朝在野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的领导社会作用和三民主义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三民主义党在开国和建国时期是交融而合（如国民党上层精英包括蒋中正大多是士绅出身的或者就是现代士绅），当然知识分子阶层和三民主义党也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产生于民国大陆然后被消灭于中共入主中原之后。这里「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一词特指有制度和资源配置支持的有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更准确的说是「现代士绅」，这是一个独立阶层，脱胎于古代的传统士绅。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制度和资源配置支持的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只是关怀公共领域的知识精英而已，它是与一般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如医师、教师等等）、专业人士作区别。因为多数专业人士缺乏公共关怀和道义担当，是「专业的知识职业人」，或者依附于政党、商会等权势集团提供专业服务，借机牟取权位和利益。所以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今天台湾和大陆的当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没有「现代士绅」了，没有像民国大陆特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阶层了。当代大陆和台湾的所谓「知识分子」只是与「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区别的，关怀公共领域且有些道义担当的知识人，有一些影响力但是相比主流政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则居社会的边缘地位。这与西方社会模式同类，这也是大陆经过「俄化」的产物和台湾偏于「西化」的后果。因为「知识分子」一词流行，故这里照旧借用以方便阅读而已。读者须细心区分西方和当代中文的泛泛的「知识分子」和本文的「现代士绅」、「现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差异。再者要注意其与当代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如医师、教师等等）的区别。   回顾一下，传统中国文明不同于世界文明的极重要的独特和优越之处就是：有居领导地位的士人政治和士人社会。不出仕的士人在野形成成乡绅阶层领导整个社会，使社会有一定力量，且使民意上达朝廷。出仕的士人构成政府和文官政治，与君主政治形成共治和微妙制衡。天下大乱，士人社会就会担当起改朝换代的重任，辅助新兴力量打天下，再构成新的士人政治使国家从一乱趋向一治。这传统一直发挥功用到创立民国。清末的立宪运动和革命创立民国，是以传统知识分子（士绅）为领导阶层的。孙文等革命党上层、南方新军（秀才儒生兵为骨干）、士人构成的立宪党人，他们都属于士绅阶层或出身于士绅的，依现在的话讲：他们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正是他们完成了传统「白衣卿相」政治向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过渡，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开国精神，也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他们自身也由传统知识分子「脱胎」转进成现代知识分子。   民国大陆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既没有科举考试制度的依靠，又没有支持知识分子的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但是有资源和制度的习惯法支持，保持了领导地位和作用。例如：1、政府延续二千年文官政府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皆邀大知识分子入阁，政府文官之主干也是以知识分子来构成。国民党上层和在野党的构成也以知识分子为重要。所以北京大学等的许多学生不以学术为业而是要做官的。2、大学、中学里的知识分子待遇很高，且程度不一的远高于一般官员和白领阶层。他们在地方上也是声望颇高的社会领袖。3、在风俗习惯上，民众普遍心理还是以知识分子为地方上的最高威望者，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也以各自阶层里的知识分子为声望高的人。但是这些都是习惯法使然，没有成文法的现代化制度，这在当时或许没有迫切必要。然未来中国发生逆变和现代化社会的结构翻转，使没有现代化制度支持的知识分子逆变到边缘地位，因此中华文化面临危机和民国立国的「社会梁柱」一蹶不振。但是这是后话，民国大陆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还是能引领社会和政治的，因此民国在严重内乱外患中还能保持住宪政理想，且追求制宪和行宪。这全赖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与三民主义执政党交融，引导中华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顽强奠定国家民主化的方向。国父的三民主义既有国父自己的真知灼见，更是构建于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上的。与此同时，继道统、学统且融合西学而构建本土性现代学术文化的新儒家也产生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励等皆程度不同参与过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活动，后来投身学术文化的构建。被誉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励起草和设计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然其理论《立国之道》的哲学根基的内容则由牟宗三写成。大陆沦陷后，唐君毅牟宗三与张君励等发表《中国文化宣言》，后来在台港再形成「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运动」，引领过台湾1970-198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牟宗三又有博大高明的「建国」理论体系。传统中国有孔孟之道为道统、学统之本，尧舜周公之道为政统之本。同理在现代中国，三民主义为政统之本，认同道统。一百年的「当代新儒家的文化运动」是道统和学统之时代表现。总之，现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基本思想的产生成长之「土壤」。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领导力和三民主义革命党的政治领导力是交叉相成的，朝野也是有合有对立的，正是这种相成的格局，才能够克服了内乱外患的「千险万阻」，奇迹般缔造出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综上所述，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就是：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居社会政治的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传统士绅阶层」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由于士绅阶层的作用，朝代可以变，但一乱必趋于一治，甚至于外族入主中原也会被同化掉，中国的统一和文明发展始终是大趋势，并且领先世界二千年。清末「新政」及废科举之后，传统士绅转变成立宪党人、南方新军（秀才兵）、新兴商人。革命党上层也是出身于士绅的。总之「传统士绅」转进成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革命开国皆赖于此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不仅革命开国，而且不管以后民国的执政者如何变（如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种种变动），不管内乱外患如何严重，只要有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国家现代化的理想和方向就必定不可变。只要执政者有意愿（如蒋中正），就会上下形成合力渐进落实国家的理想，克服了内乱外患的「千险万阻」而缔造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这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意义和作用的证明。   古代的社会结构名为「士农工商」，实为「士商工农」的结构。现代以来中国步入工业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兴起，但其由于传统和习惯法之延续，社会上还是知识分子威望高，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里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少数却是整个阶级中的威望最高者。整体而言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居社会领导地位，其对于政府、政党的结构构成和政策更有作用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要略逊一些。所以国民党及多数在野党表现出的是中左色彩，其实是反映了民生贫穷背景下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同情心、价值取向和意志。国民党由职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为主导，多数为军人党工公务员教师等职业，资产阶级和地主为其次。中共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实是以偏概全的谬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掌握文化领导力，比较有理想和道德、知识的担当，或者说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影响力最大。资产阶级以资本利益为首，比较是现实主义的，在内乱外患中更是如此。所以在内乱外患中构建民主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主要依靠「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国民党上下形成合力来推进和建设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也是重要助力。   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制宪行宪，由于中共建政大陆，除了强势的中共意识形态外还出现了很多曲言曲学。它们皆截取历史表相，说反民国反宪政的中共也是缔造「政协宪草」的一方,这犹如说希特勒致力于威玛共和国的建设，而没有反叛和行专制的意图。民主政治也有斗争一面，张君劢、民社党等与国民党有争议，利用了中共。这才是事实。最终以1946年制宪为分水岭，自由阵营与专制阵营及苏俄代理人，以及「墙头草」政客力量（如「民盟」等）对阵形势、立场泾渭分明。这最能清楚说明问题。中共一向夸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矛盾，事实上由于长期内乱外患导致民生凋零，多数小知识分子没有出路而移怨于政府，所以有动摇的、有投共的。而大知识分子大多是认同民国立国理念的，但是在苏俄全力支持中共、美国军火禁运、国政失灵、民生悲惨而导致国府大败的局面下是无可奈何的，只好被入主中原的中共裹胁，只有少数人迁台。因为当时只有极少的人还会认为失掉了大陆而台湾还能保得住。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或者确切说是「现代士绅」的命运。随着民国大陆结束，几千年士绅的历史也就暂时性结束了，从此无论台湾还是大陆不再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说没有民国开国立国之梁柱的「现代士绅」阶层了。当代两岸的知识分子阶层与西方状况同类，有影响力但是居无力量的边缘地位，所以大陆和台湾皆病态百出，大陆难以民主化，台湾有民主却在沉沦中。   综合而言，民国的大陆时期，在严重内乱外患中和落后农业国以及国民普遍文盲等现代化的基本条件皆缺乏的劣境里，现代中国是谁造就的呢？这是以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以右翼的自由主义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依知识分子社会的领导力与三民主义执政党的分与合之相成，依中国传统及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从《临时约法》到1947年《南京宪法》的民主法统，奠定了以道统为本的礼义自由的现代中华文化的根基。这就是中华民国立国的理念和基本思想之所在。其中1947年宪法则是民主中国的集中表现。只有理解了现代中国的本相，才可能继正统而开辟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   民国政府迁入台湾，由于大陆迁台知识分子较少且失去社会根基和影响力，本省知识分子很薄弱且由于日据而不谙中华文化，如此的台湾知识分子社会和知识分子政治是衰微的。再者又因依靠美国保护、援助台湾，所以台湾社会崇洋和西化思潮严重，学术教育更是如此。所以，民国台湾的制度和资源配置越来越模仿西方，而西方的制度里没有知识分子居社会政治领导地位的制度安排。于是乎，民国大陆时支持知识分子的习惯性的制度和资源配置经历乱世冲击后，到了台湾又在模仿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冲击下被破坏殆尽。因此，台湾知识分子的政治力和社会力不仅衰落而且毫无领导地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导致资产阶级高高崛起，俨然成为领导者，中产阶级有人口和选票优势，知识分子阶层沦为边缘地位，而依附市场和体制的「专业的知识职业人」则从内部分解了昔日作为社会和政治的领导者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接续，消散了知识分子精神及其担当立国理念的自觉。这是西方式的「现代病」和本土社会的缺陷共同造就的。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这个社会文化的「优良领导者」，没有这「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政党必然无法得到良性制衡和注入优质活力，在台湾的国民党是典型例子。其威权统治的种种问题也是在此大背景下发生。进而言之，由于没有作为立国梁柱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台湾民主、台湾社会文化必然沉沦，而大陆民主化必然步履艰难，难望祖辈创立民国之项背。   所以台湾社会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理想有隔。再者又因昔日威权统治及管控思想自由，所以本土派、民主派皆不喜欢沦为威权时代说教的假三民主义，且不辨真假，又看轻败退来台的中华民国。他们误把暂时过渡性的党国阶段等同于民国之本相，误把沦为工具说教的「三民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本义，另外，不少学者以西方学说的标准衡量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当代新儒家，以毫无学理依据的「西化」思维冲击现代中国的主流精神。所以他们都不能理解中华民国本来的理念和真精神以及宪政成就的深远意义。最后迁台后，没有了领导社会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制约和提升政党政治，国民党也经历过「一言堂化」、官僚化的阶段，所以对于国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气活力低落，至今也没有多少改变。综合而言，也就是说作为立国梁柱的知识分子社会领导力和真三民主义力量皆失落了，主流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被政治性「本土化」冲击而边缘化了，如此的台湾必然就庸俗化了。如徒有自由民主架构，民粹主义盛行，而没有向上发展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资本主义除了经济领域应有的尊位，还侵蚀到政治和文化，伦理衰落，经济长期停滞。……总之，整个台湾在庸俗化中沉沦，政客们和学者们却以本土化的招牌、蓝绿斗争、民粹主义的喧嚣掩盖当下的沉沦。而崛起的强大的中共则从容布局，要一统天下。   在当下大中国的紧张的格局里，在大陆面临未来民主化的时局下，大陆民国派中坚力量主张继承现代中华文化，继1947年宪法而开来，为大中国开辟前途。   为什么大陆民国派主张继承1947年《南京宪法》而开来呢？再者时代在进步，知识在进步，为什么不模仿西方追求更先进的宪法或者重新制宪呢？　   原因有四，其一、「史诗般的抗战和对共产主义极权的抵抗运动，以及波澜壮阔的宪章运动，这三者汇聚促成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悲剧的戡乱卫国战争是捍卫1947年宪法的护宪卫国战争，是民主中国的捍卫者与胁迫起暴民的苏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是中国文化与苏俄扶持的外来红色极权主义的战争。「戡乱战争为世界反共产主义极权侵袭的自由战争，是人类自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共两党的争权夺利，是自由与极权的对抗。」「四七宪法」是当下中国人的祖辈数代人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又有被苏俄扶持中共颠覆的历史悲情和民族主义之劫难，还有中共入主中原的倒行逆施作为反证。所以「四七宪法」有充分的正当性和至高的尊严。   其二、大陆的民主化必然要本土化。因为民主运动要以现代中国的正统、文化、历史为依托才有生命力和实践力，所以必然要重塑家国「中华民国」的理念，必须复兴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这现代中国的两大精神梁柱，且以光大1947年宪法为目标，唯有如此的民主运动才能「脱胎换骨」而担当起大陆民主化和构建未来中国文明的使命及重任。1947年宪法对于中国的意义，犹如《圣经》对于基督徒的意义、《独立宣言》对于美国的意义。大陆民主化之后，1947年宪法必然会有正统的地位和无以伦比的权威及尊严，并且成为中国未来制宪的起点和基础。这还有一层更高的意蕴，就是返本现代中国之正统，开中国文明之未来。   其三、继承1947年《南京宪法》而开来。如此才能更好鼓舞、更加团结人民进行反共抗争然后重建家国，使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华文明度过空前的「红色劫难」，走上重光祖先辉煌的大道。相较之下，重新制宪或者「学步」西方，是无传统依据、无民族之根的高成本、高风险、低共识的无中生有的思维，是「盲人摸象」的知识上的无知和建构理性主义的鲁莽。   其四、回归「四七宪法」，是拨乱返正，是对于任何专制进行从历史至今的「斩草除根」。并且为「转型正义」奠定最佳的根基，可以为国史正名，为几代的先贤烈士正名，巩固民主化的正当性，由此落实好「转型正义」。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越是新的越先进，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有传统性和时代性，有恒常的也有变化的，越是新的只能说是时代性的，有可能是先进的，也可能是应一时之急的偏学，也可能是「买椟还珠」的概念游戏、一时的学术潮流。宪法学属于社会科学，有传统性，美国1787年制定的宪法，其基本精神至今没有过时，这是传统性的体现。政治制度，需要的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条件相契合，并符合本土的传统，而不是设定一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直接在任何条件下实施。宪法也没有最好的，更没有最先进的，只有适合本土的，相对好的。宪法首先要成为人心中的宪法，然后才能成就宪政，否则没有人心基础的宪法，再好也不会成功。因此中国大陆民主化要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   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就要光大中华法系，未来中华法系应该不是西方现当代的以权利为本的世俗法系的，而是人文法系的，是以良知人情为本，是伦理与权利的混合法系，也是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中庸；既不是欧陆的成文法系的，也不是英美的习惯法系的，而是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混合法系。那么当代民国法系是什么现状呢？「清末修律」是师从日本，日本则师从德国，民国开国后处在严重内乱外患中，法律建设没法成熟，所以基本在「清末修律」的惯性轨道上行走，再由惯性形成现在的欧陆式成文法系以及偏向以个人权利为本（偏向个人主义的），此外「西化」思潮泛滥则是另一原因。这偏向是要纠正的。当代台湾出现了所谓「恐龙法官」的诸多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文法无法避免的过与不及压迫出来，不是法官好当「恐龙」，他们是依法条而判。再者出现以权利为本的法条冲击美德伦理风俗。所以必须争取习惯法和伦理法的地位，追求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中庸，继固有的中华法系而开来。这才是符合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的本土文化的本位原则。光大中华法系更有现实的需要和针对性。1、中国是国情复杂的大国，一省相当于欧洲一大国，少数民族地区更是特殊性的，所以要习惯法和成文法的混合。2、民主化后，转型难题很多，立法不可能及时周全，必存在大量过与不及的现象，这只能依靠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互补和互相修正。3、因为中华文化被中共毁弃，风俗异化，道德伦理沦丧等，所以必须中兴现代中国文化，同时要防止劣质的个人主义假借个人权利大行私恶，冲击残缺的基本伦理秩序。所以必须重视伦理法，要追求个人与社群的中庸，这必然要在成文法上体现，同时也必然倚重习惯法。中兴中华法系，这里略谈二点制度创新。1、在专业法官审判制度下构建辅助性质的专业人士和平民兼顾的参审团（非欧式参审制），影响审判。整个参审团有一票权力参与到法官表决中，从而影响审判过程和结果。如某一合议庭，置法官二人，则表决时法官各一票，参审团合算一票，共计三票。参审团就是关键少数的角色，起到反映良心风俗和民意的作用，使司法审判不脱离良知人情和社会期待。2、实行习惯法和成文法的互补和互相修正，要使良心风俗成为法源，并且以良心立法的判例法纠正成文法的过与不及。同时要参考传统而置判例法于严格程序中而避免英美法判例过滥之弊。例如：对于疑难案例，要形成违反成文法而取习惯法（良心立法）的判决，须上报且由上级法院派员加入和本法庭合议共决。这样就打开地域风俗的限制而更趋合理。如：县法院要违反成文法而作良心审判，必须与省法院派员组成大合议庭决。二审，省法院必须另择法官且转报邻省省法院派员加入而形成合议庭，两省合议而决。三审则由最高法院审判。这样就能有所克服习惯法的弊端。   或许有人认为：台湾学界原来很了解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现在学界大多数不提它了。还有不少人认为孙文也不是宪法学者出身，知识素养上有问题，五权宪法在实施中显得多此一举，不如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国家的通则。甚至于有人认为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的主张与西方自由民主学说的主流有矛盾，所以是落后的。   首先宪法不是自古就有的，西方早期倡导立宪的学者都不是宪法学者。因为有了宪法然后才有宪法学，然后才有所谓的宪法学学者。同理，中国清末主张宪政的人多数也不可能是宪法学者出身，中国要制宪，就要本土的制度价值观的理想及有益因素与西方普世的宪法原则结合。清末和革命时期，主张宪政的政治家学者大多学贯中西，而且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依然存续，因此孙文依中国「选贤与能」理念和士绅政治的传统而提出不甚清晰的「考试权」，并且用于对治西方政党政治滥用私人的弊病；又从监察权独立的传统上提出现代的「监察权」，并且用于对治西方国会监察权沦为国会扩权和政党斗争的工具的弊病。而当代学者皆出身于很窄的专业领域，很多人留学归来，不精通国学和历史传统，且又把有特殊背景、来源而有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的西学理论当成最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于是对于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等产生诸多误解，对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思想和社会文化传统很难有相应的理解。如此由误解而泛滥批评也就成了时弊。如大陆自由派多数不能免此俗，台湾独派和自由派更是以俗为荣。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认为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尊重传统，自发秩序必然是接续传统的。然而两岸的自由派和台湾独派却不仅无本土文化之本，还有程度不一的反传统的偏向。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本质上是主张本土化的民主化，皆有中西融合的原创性。更关键的是：三民主义不是学术思想市场上的东西，也不是孙文个人的思想，更不是国民党的党派思想，不是私的而是早已经变成公的了，确切说，三民主义是塑造中华民国的主要思想力量，是中国现代政治传统的主流，是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简而言之：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性和基础性的构建，这是现代中国的一大事实。因此解释三民主义要从其来龙去脉入手，要从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性和传统资源诠释其渊源，要从西方政治思想融入中国和对治西方宪政弊端来诠释其去脉，要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国家理念和理想性解读三民主义，再结合时代之需要，如此才有能力解释三民主义。这样才能超越三民主义之短及时代局限性，扬三民主义之长及所承之常道，如此才能使三民主义源远流长，这才是对待立国基石的三民主义的正当态度。至于制度层面，有什么样的理念和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的方向以及各种具体操作的方案。五权宪法就是这样的。如果制度出问题，就要看是不是纯粹制度安排的问题？如果是，就求改进。如果不是具体制度问题，就要重温和发展基本理论，再行制度的顶层设计。所以解读五权宪法，就要深入理解传统政治的理念和理想以及监察、考试的历史资源，要观察三权分立之西方的渊源和利弊得失，要观察西方自由民主宪政的利弊得失，如此才能有学识高度来理解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来龙去脉。然后还要考察民国大陆时和台湾时期的历史背景的劣势制约，这样才能理解五权宪法的缺失部分形成的客观现实原因。不知道台湾和大陆有几人来这样解读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呢？特别在台湾，恐怕大多数人是出于读书考试写论文升迁的需要，而昔日政府和国民党解读三民主义恐怕是出于供养「神主牌」和说教的目的。这几种对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理解和解释，必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功利性利用。如此，三民主义在台湾当然不可能生机勃勃，也不可能发展。   就五权宪法而言，三权分立是西方通则，但三权分立是法理而不能等同于具体制度。还有更多的权力是独立的，远远超出三权分立学说的范围，时代是不断变化的。如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是权力独立的，不随执政者变化而变化，是美国经济稳定的「货币金融权」，权力独立且影响巨大。分权制衡是不变之常理，有多少权分立？如何具体分权？这要依据各个文明体的历史传统、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民心国情等来构建。三权分立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条件的。所以五权宪法是本土化的，是合理和正当的。如果要改善五权宪法，也要依据中华民国立国之精神，接续传统，然后重新解释和发展五权宪法。总之不能「邯郸学步、寿陵失步」。   那么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民国的一百余年的当代新儒家（陆称「现代新儒家」）在宪法的制度和法理哲学上是什么样的构建呢？   首先当代新儒家不是某一学派，而是指现当代的儒家的返本开来的学术及文化运动。其成就主要有四，一、阐明道统和中国文化及历史传统，二、构建学统的根基，三、由道统、学统及中国文化而构建政统的哲学和文化的根基，四、会通中西哲学且批判西学和西方文化。所以说当代新儒家与三民主义是互补的。三民主义主张继承道统和中国固有文化，但对于道统和中国文化言之不深入。再者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前者是政治运动和思想，后者是学术文化运动和学术思想，两者恰恰可以互补。（这「互补」说是表述两者在现当代中国文明体里的客观自然的思想格局，不是说两者有「互补」的主观主张。）   再谈宪法。宪法和宪政首先是本土的产物，如果融合外来文化、普世法则，也不可能排挤掉本土文化和资源，而是要形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否则必入歧途，如中共的宪法和制度、价值体系就是反面例证。中华民国宪法的根基就是以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为主流，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义和本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是以本土文化为本，中西融合的。而当代新儒家为中华民国宪法提供了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法理根基。三民主义形成宪法架构。所以说五权宪法的根本是坚不可摧的，优性和特性也是显着的。大陆民主复国之初，必然要恢复「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且略作应对时代之急的改善，奠定国本。待大局稳定后，再作宪法改良性损益。   五权宪法首要的是国民大会制。这是以代表制民主的架构来表现政道（牟宗三语）、政权（孙文语）。孙文认为「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a href="file:///C:/Users/pijih/Downloads/0%E5%A4%A7%E9%99%86%E6%B0%91%E5%9B%BD%E6%B4%BE%E7%9A%84%E7%90%86%E5%BF%B5%E5%92%8C%E5%AE%AA%E6%94%BF%E5%88%B6%E5%BA%A6%E5%B1%95%E6%9C%9B%EF%BC%88%E5%85%A8%E6%96%87%E7%AE%80%E4%BD%93%EF%BC%89%20(1).doc#_ftn1" name="_ftnref1">[1]</a>。国民大会制就是民国的「民为天子制」。由天道而来的「天下为公」和「民本」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也是革命开创民国的信仰根源，加上西方John Stuart Mill的《代议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论》等影响，共同构成国民大会制的来源。就中国传统而言，这是把传统政治架构「天——民（空）——君（实）——士——百姓」的范式转换民国的「天——民（人民、国民大会和知识分子阶层）——政府（总统与五院）——公民」的范式，民与君合一，然又要克服民是「阿斗」难成明君的缺陷，又必须表现民意为本、民权为本，且置治权于民权之下，所以选择了国民大会制。就新儒家张君劢设计的「四七宪法」而言，国民大会制符合「民为天子」的天子无为而治的原则。从国民大会制可以看出，这是中国政治理想的信仰与西方宪法制度的结合。其实整个五权宪法皆是基于这样的结合，由天道而来的天下为公和民为邦本的政治信仰，融合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架构，形成宪政的政道和治道，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的思想特性。清末，知识分子构成的新军、海外革命党上层、立宪党人皆程度不一的有「公天下」、「民本」等共同信仰和思想，因此革命创立民国才能成功。国父只是将此开国立国的信仰思想作学说化和宪法化的表达和构建，所以才产生以国民大会制为首的五权宪法。我们清楚了其根源和基础，也就知道五权宪法是我们祖辈开国立国的信仰和思想的制度性反映，这绝不是个人、党派的，是大公的，是现代中国的正统的。所以国父说他的思想基础和革命是继承道统而来，并且以此与苏俄思潮作原则性切割。尽管国父曾针对苏俄及其代理人中共作统战，故意说过一些把三民主义穿凿附会共产主义的话，然后被中共和反对者反复放大，或夸大歪曲或诬蔑诋毁，但是国父这些话原本只是政治策略的虚言对付，与三民主义本义无关，更不是真正的国父思想。这是不能恶意混淆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冲突的。   那么，国民大会制有什么可能的特性和优性呢？   首先，西方代议制的国会制是「权」与「能」不分，政权和治权混合，政道和治道杂混，犹如一家大公司有董事会而无股东大会。人数少权力大、拥有资源多的、依靠竞选力强起家的、政党政治的、政商复杂的、权力利益争逐场之中的国会议员们，1、不能更好反映和引导民意；2、难以坚持正义和公正；3、难以坚持全国利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公道平衡；4、当国会出现全社会争议不下的某一法案，或者国家遇上重大问题而各党争执不下时，等等。国会作为「日常政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权威性也不足。   这时作为宪政中保持最高尊严和权威的国民大会就可以出场应对这种「非常政治」，使国家和社会能够安全渡过难关。所以说一个国家特别是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如一家大公司光有「董事会」没有「股东大会」是不行的。国大代表们有高位而没有日常政治的多少权力和利益，因此，1、国大代表的竞选不会很激烈，对于资源和竞选力要求不高，有可能多出一些没有政商结合的贤人、无党派的人士；2、依钱穆所揭橥：中国政治理想主张文化领导社会，社会领导政治。国大代表日常居于社会和民众之中，又不像立法委员在利益争逐场中、政商关系中、政党斗争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可以成为社会政治的一个个中心点，更好反映民意且经营于社会乃至引导民意。如此可以部分落实「社会领导政治」的理想。3、国大代表超然于日常的权力利益的中心之外，日常无权力利益牵挂，就会比立法委员更能坚持正义和公正，关怀全国利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公道平衡。所以国民大会可以补立法院之短之不及。因此，国民大会制可增补国大代表个人联名的立法提案权而更好的、优质的反映民意。但是作为政权的「国民大会」没有立法提案权，不涉治权，国大代表也没有任何立法的审核权、表决权等，立法权依旧掌握于立法院之「手」。其次，行政院、立法院等五院应当增设国大代表咨议的制度，这是协商民主、审议式民主的落实。复次，要增加国大代表的资源配置，如办公、调查研究等资源。   立法委员选举适合单一选区制和政党比例制的混合，以利于形成效率较高的国会两党制，从效率等方面考虑应该只能有二百席上下立委。而国民大会要更好体现民意，按各县市人口多少，宜采用复数选区制，好几千人的国民大会对于十多亿的中国而言是不多的。这样，国民大会的构成不仅反映主流民意还可以反映边缘民意。总之要有国民大会的制度自信，修宪只适合国民大会来行使，依宋教仁和蒋中正的初衷中国宜实行议会制，现在德国式的议会制很值得学习。总统应该是无党派的国家象征，也是五院恶斗时、党派恶斗时、政府无法处理国家重大争端时的调解人的虚位元首。这虚位总统还是适合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当总统无法调解这些重大争端时或五院不当处理危及整个国家的大事时，国民大会有权决定是否解散和改选相关的院（如立法院、行政院等）。此外像有特殊专业性独立性的司法院正副院长、考试院正副院长、监察院正副院长应该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此就不被行政权和立法权干涉。作为政权的国民大会不可有类似中共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之设立，不能扩权，只能有互不隶属的若干专门委员会处理具体事务如召集国大代表供立法院咨询。总之没有必要学步西方模式的国会制。就如一个上市大公司必须要有股东大会，一个大国必须有无为而治的国民大会。必须以代表制民主的政权制约代议制五院的治权，目的是防止其脱离正轨，必须以政道保障治道在正轨之上行进。   一百年来，五权宪法、国民大会制饱受西学思维的误解、批评和政治攻击的诋毁，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国民大会制有坚实的开国的信仰思想的根源，有对治西方宪政之弊的优越性。台湾盲目废除「国民大会」，争议「考试权」、「监察权」的存废，只能从反面警醒大陆民国派：「五权宪法」的制度完善和创新是万分重要的，要返本开来，才能使「五权宪法」源远流长。此立国之本是不可动摇，必须使之坚不可摧。   「五权」属于治权、治道。其中与政道最有联结的，并且与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有根本性支持关系的，最具有民族传统的，最能纠正西方式民主政治之弊端的，就是「考试权」。所以就此意义而言，「考试权」其实是「五权」中最重要的。但是遗憾的是，「考试权」也是理论构建和宪法制度里最不成熟和最弱的，也是遭受批评和攻击最多的。   现在先从世界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因果谈起。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普遍缺乏品质，这是因为缺乏「贤能政治」因素提升民主。民主政治如何容纳「贤能政治」为提升的动力呢？这是一大课题。就如老百姓理财要听听理财专家的，资本家投资也要听听投资方面的专家，一个社群要有良好风气需要贤人们的作用。民主时代的人民就不要贤能的引导吗？民主政治是需要贤能政治来引导和提升的，否则就会陷溺于庸俗化的「普通人的政治」甚至于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会异化成缺乏正义和效率的争权夺利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煽动操纵民粹的政治，也可能异化成投合强势的利益集团（如财团等）或地区的分利的政治。等等。所以需要「贤能政治」来制约民主政治的庸俗化、民粹化、强势者的利益最大化。这所谓的「贤能政治」在当代来讲，其实就是知识分子政治。但是，在西方政治里，资产阶级掌控资源，中产阶级拥有多数选票；而知识分子既选票少，又缺乏资源，处于边缘化地位。当代世界的知识分子相较专业人士如教师、律师等百业的庞大人群，也是处于少数地位。这种弱势地位根本不足以形成对于社会政治的引导力。这种资产阶级领导的、作为多数的中产阶级好求利益的现代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理想的民主政治吗？不是！依中国政治传统的理想，有知识分子（贤能）引导的政治才是品质较好的政治。那么，现代政治为什么没有支持贤能且提供资源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制度呢？由于西方历史上是以贵族政治为主，没有贤能政治的体系，因为没有传统可依，所以现当代的西方民主政治虽然成熟而贤能政治还是继续缺位。然而，贤能政治在中国是一大传统，中国主要政治理念就是「选贤与能」。贤能政治的历史性表现就是：士人政治。这是中国的一个大传统。所以五权宪法就有表现贤能政治理念的当代表现——考试权。考试权最集中表现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结合。但是考试权的制度设计严重不足。   考试权法理渊源有二，1、源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及其产生的士人政治、文官治国。「选贤与能」之制度化追求是古代中国与民国的考试制度的法理基础。「士绅阶层」是革命开国和立国的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有切身体会的国父把考试权独立出来也有此不言而喻的原因，所以要把形成古代士人政治的考试权演变成现代宪政下的考试权。2、使国家公平选拔、任用人才，维持公正中立的文官制度。这是针对西方政治里政党政治的滥用私人、政客「分赃」的弊端，加之对中国人情社会的警惕。因此，国父有「考试权」独立出来的顶层宪政制度设计。考试权独立之终极目的，就是造成贤人政治。如此一可「济选举制度之穷」；二可「矫委任制度之弊」而免蹈「分赃政治」之覆辙。   但是国父是政治家而且早逝，其考试权如何落实其法理要求呢？这是未完之遗志。一个制度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做到制度与法理的表里相符。考试院制度在「四七宪法」里是雏形，台湾的国民党等把三民主义当「土地公」拜，没有发展之和充实之，故「考试权」没有得到完善。现在考试权主要是维持文官制度。这只落实了考试权法理的很小一部分。   前面讲考试权有两个法理渊源，其一维护文官制度，避免现代政党政治的滥用私人的弊端，考试权大体可以胜任。但是，考试权还有现代中国及传统的渊源。首先是继承传统「选贤与能」理念及制度化的追求，这是后世普遍认同的。当时，民国的开国立国的社会领导阶层——「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士绅」由于有习惯法的制度和资源支持而存续，没有立法的制度需要，所以没有被纳入国父及蒋公、张君劢等的考试权的考虑视野。但是后来由于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和后来工商社会发展、制度西化的缘故，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解体了，不复存在。那么考试权如果局限于维持文官制度等，就很不相符于其「继承『选贤与能』理念和制度化的追求」的法理要求，丝毫不能制度性拯救作为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大缺位。这是国父构建考试权理论和张君劢制宪时不可能预计到的大陆沉沦之变和未来社会结构之翻转。   现在东西方都没有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只有居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资产阶级掌握资源居实质领导地位，中产阶级拥有多数选票，然资本缺乏道义、庸众缺乏理想和社会担当，如此的政治必然有资本和权力结合一面及其他诸多弊端。因此西方现当代文明和自由民主的品质是不高的。同样状况也发生在台湾，台湾有自由民主但却庸俗化和沉沦，还陷于民粹主义泛滥、政党斗争、劳资斗争的泥潭，资本主义超出经济领域应有的尊位，还侵蚀到政治和文化之上，这些都是现当代的中西的政治和社会的通病。   大陆未来民主化，必须要克服这些民国台湾及西方的弊端。如何克服呢？要返现代中国之正统而开来，落实于五权宪法，确切讲要对于考试权重新开展顶层制度设计。有什么样结构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社会，资产阶级掌握资源居实质领导地位，中产阶级是多数，知识分子居边缘地位，这就是当代东、西方相同的人民结构、社会结构。这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必然是品质不佳的。还有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被消失了。现当代的知识分子根本不能接续「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和领导力。没这「现代士绅」，民国台湾的国本动摇，有自由却沉沦，有民主却低质化。这是前车之鉴。   大陆要光复民国，首先要找回开国立国的梁柱——作为民国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追求形成以知识分子领导社会文化、资产阶级领导经济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各有尊位的多元社会结构。要找回国魂，这国魂就是：以三民主义和民国新儒家为主流的多元的中华民国政治和文化之魂。要找回国之梁柱、国魂，就要落实和完善五权宪法，考试权尤其重要。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逻辑上看，有了民国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人民的民意才有理性化的引导力（如革命创立民国、1946年后的制宪行宪等），人民理性化才有政道、政权及整个民主政治未来优质化之何能，未来的选举政治、政党政治才有提升的可能，三民主义和民国新儒家才有精神担当者。   那么考试权如何扩大和完善呢？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达到中兴国魂和国之梁柱的目标呢？考试权的顶层设计要参考民国大陆时支持知识分子领导地位的习惯法和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常理而开来，重新落实为系统制度。其简要如下：   1、以考试原则形成宪政制度下的贤能集团——制度化知识分子阶层。贤能必备公共关怀、治国通才型知识、人格品行。所以要通过的「通才型」考试和小区清议程序形成个体贤能资格认定。从而与专业的知识职业人、专业人士区分开来。这样的贤能集团作为社会政治的理性力量，才能有获得制度和资源的支持的正当性，也合乎民国开国立国的传统。   2、提升选举之理性水平，选举品质一旦改善，必然改善整个民主政治品质。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环。选举品质有赖于选民水平，在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贤能集团选举水平必较高，大众选举水平必次之。故普选时，贤能选举在前，众选在后，如此，贤能选举结果会有力影响大众的投票选择，这有助于选举理性化。毕竟普通民众忙于生计而疏于知识和政策分析、辨别候选人，故选举水平不高，这是作为「普通人政治」之现代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贤能选举在先，可以起到理性引导作用，对治「普通人政治」之缺陷和不足。（选民选举时间上分先后的状况没有法理的障碍，美国等国都有此状况）唯有选举的理性水平提高了，才可以遏制选举中负面竞选，才可以制约朝野恶争、党派恶斗。反之就会恶化政治生态。而贤能选举是提升选举水平的首要理性因素。   3、考试权机关与司法权机关之产生原则是同类的，应归于精英及专业和品质一类，而不适合产生于大众民主（如大法官就不能普选产生）。故考试院由贤能集团选举产生，由于选民由知识分子构成，故政策评价和候选人风评会成为选举的「主轴」，选举造势和广告反而变得不是首要的，这样的选举可以成为提升普选水平的一个好模范。由贤能集团选举出考试委员构成考试院，考试院院长则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考试权不像行政权，没有多少立决之急务，故而应该众议规划周密谨慎，故适用委员会制。考试院院长是召集人的权力和地位。   4、考试权除了现有维护文官制度的「考试权」功能，还要把教育权和文化权从政府权（行政权）里脱离出来归到考试权里。其目标是：知识分子治理文化及教育等。所以考试院下除了原有的考选部、铨叙部等等之外，还要增设教育部、文化部，治理教育、文化，规范传媒、影视、娱乐业等。文教权治理精神文明，政府权（行政权）治理物质文明（政经）。文教权从政府权里脱离出来，政府权只限于政经军事外交，这样限制和缩小了政府权。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府治文教之大弊。今世界通行的政府权包含文教权，施政普遍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政府施政难免以政经为主、经济至上、文教其次、重利轻义、急功近利等弊端。再者还会导致政治和文化教育的纠缠不清。最后政府也摆脱不了政经思维无能施政于文教领域，极可能导致现代文化教育庸俗化、市场化的后果。教育「市场」化，学术也「市场」化，现代媒体沦为商业利益「奴仆」和受制于财团而失去昔日公义宗旨，而现代人又是媒体「消费主义奴仆」而缺乏思想独立性，传统重视品质的文化教育和社群风俗美德等不断受到侵蚀解构，等等。未来如果文教权与政府权分立，就可以尽可能避免上述诸弊病，而且有以文教和社会力量来改善政治之可能。所以文教权第一应该归于文化和社会，归于知识分子掌握，而不归于政府；第二应该归于贤能和专业，而不归于激烈的政党斗争。故可以考虑考试委员和院长应是无党籍的。如此可以建立优质化的文化教育秩序和格局，制约住文化领域的资本权力的扩张及过度商业化的弊端。例如：应对媒体商业化和受控于财团利益之诸弊，可以援教授治校模式入媒体，形成媒体人自治媒体之体制，遏制资本化和商业化对媒体公义和受众的损害，遏制「富媒体、穷民主」<a href="file:///C:/Users/pijih/Downloads/0%E5%A4%A7%E9%99%86%E6%B0%91%E5%9B%BD%E6%B4%BE%E7%9A%84%E7%90%86%E5%BF%B5%E5%92%8C%E5%AE%AA%E6%94%BF%E5%88%B6%E5%BA%A6%E5%B1%95%E6%9C%9B%EF%BC%88%E5%85%A8%E6%96%87%E7%AE%80%E4%BD%93%EF%BC%89%20(1).doc#_ftn2" name="_ftnref2">[2]</a> 之现象泛滥等。再者建立公营的媒体体系，由考试院任命政治中立的有德才之士构成董事会，不以求利为第一而以求义为第一，传播社会意见和学术思想，扬良善风俗，鼓励健康的影视及娱乐节目。不以求利为尊，也就不会追逐负面新闻和低俗的娱乐及影视。这样就会有所制衡文化及媒体商业化的弊端，有益于精神文明之建设。总之，从考试权有所落实「知识分子政治」，就有可能有所落实文化领导社会和社会领导政治的中国政治理想，就有可能突破和超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导致的文化和教育的低质化。   最后考试院行使文教权要比西方现行制度更民主。西方教育、传媒、娱乐业等治理机构皆是政府首长任命长官实行治理，例如教育部长是被任命的而非选举的。这种金字塔型的委任式精英式权力安排，其结果往往委任政客或执政者的亲信学者，多数不符合贤能原则和民意。而贤能集团一人一票选举出的考试院（委员会制而非首长负责制）行使文教权更符合民主原则。   理性引领的政治才可能成为优良政治，这是政治的「铁律」。理性力量的首要来源是知识分子。治疗「现代病」、「后现代病」，就必须依靠理性力量通过文化引领和提升社会，再由文化社会来制衡及优化政治。所以，第一要依靠知识分子影响和引导人民，提升选民水平，如此才可能提升政道运行和政权行使的品质。这必然要从国民大会、贤能制度去落实。第二要依靠贤能政治（知识分子政治）制衡和优化选举政治、政党政治等，要以美德知识廉能去优化和制衡政治、优化治权，遏制资本和权力结合等自由民主政治的弊病。   所以，民主政治必然需要贤能政治因素为其用，形成贤能集团（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三方制衡的社会政治的大格局，落实文化引领社会、社会引领政治的中国政治的理想，从而引领和优化整个民主政治。所以，首先要从考试权的制度完善和创新致力。古代考试权历史上构成传统士人政治，形成领导社会政治的士绅阶层，开出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国文明。当代考试权则必须构成了贤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上承民国开国立国的「梁柱」——居社会领导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下救陷于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政治（民国台湾和西方模式），开出以知识分子领导社会文化、资产阶级领导经济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及其他阶层各有尊位的多元的社会政治结构。如此的社会政治的结构才是合理的，才是合乎中华民国的文明体的本性的，合乎民国开国立国的传统的特质的。唯有如此，才能光大开国立国时的理想，接续国魂，开出优质的中华民国性质的民主政治。   反过来讲，没有贤能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完全不能避免真理与民主、道德与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文化法则与法政规则、文教法则与市场规则等之矛盾失衡。社会政治会偏向只讲权利和平等、多元，而无理想、无价值等差、无传统，也不讲依贡献、分工、德才而得其权位利益。社会政治格局就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模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工农的对立，右派和左派的对立，没有服膺于道德知识的、超越左派右派分立之上的贤能阶层来伸张正义和公正。如此政治上必无优质的自由民主，社会上必只有个人自由而无礼义伦理，只有利益而无道德等等。如此国本何在？如此中华民国开国立国的「国魂」和「梁柱」是无处可安的。   最后，要构建优质化的选举制度，遏制资本权力进入选举。即：首先尽可能使选举消费公益化，禁止有偿选举广告，令媒体传播选举信息公益化，今网络信息发达可以抵消大媒体可能因利润不高而减少选举报道之消极后果，不会损害民众获取选举信息；然后严格限制银行企业等资本单位的政治献金，国家提供选举的主要资金和便利，等等。遏制住资本和选举的结合，就会遏制住资本和权力结合的主要根源，使资本主义法则及价值观止步于政治大门之外，把资本主义的尊位限制在经济领域之内。但是这必然会遭遇资产阶级和相关政党势力以「自由」为名的反对，那么净化政治的力量何在呢？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文化优势引导社会并且和中产阶级、工农结盟。构建干净的选举制度对于大陆民主化之后的长治久安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因为中共统治时期形成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庞大的红色资本势力，中共下台，这来源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要与民主力量结合「漂白」自己，并且希望借私有化而进一步大扩张。如何结合呢？通过大力提供选举经费、支持一些派系来完成「漂白」自己并且搭上「新权贵」作「保护伞」。因此必须有遏止资本权力进入的选举制度，保障执政的民主力量的「断染成净」，如此才能保障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成果不被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瓜分了。这不义的庞大资本势力如果遇上民主力量执政不利，也会倒向卷土重来的旧中共政治势力。上述的状况在俄国、东欧的民主化里有充分的前车之鉴。所以要构建排除资本力量进入的选举制度，一可以把红色资本势力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二可以去除西方式选举政治的资本主义化色彩，形成超越西方的中华民国式选举政治。这是应有的后发国家的优势。   民国台湾也有资本权力的问题。但是这是自由资本主义下的问题，不同于大陆。台湾民主化只知名为「本土化」的政治性冲动，以及模仿西方政治，而忘记了民国开国立国时先贤和文化硕儒对治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弊端的基本理念以及对于资本主义泛滥于社会政治的警惕，所以台湾民主是低质化的。   大陆民主化之后，如果没有构建贤能制度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不能遏制庞大的旧红色资本势力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无法构建优质化的选举制度，优质的民主宪政就不可能。民主力量也得不到社会的源头活水般的大力支持，重演民国大陆时知识分子与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半和谐的格局，而红色资本势力就会「漂白」并且腐化民主力量，再与旧中共势力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此，俄国和东欧的前车之鉴就会在中国重演。由此可见光大中华民国的国魂，落实和完善五权宪法，再兴「国之梁柱」的「知识分子政治」，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宪政大计。   以上谈了在未来完善五权宪法的关键——完善考试权的要义（考试权也是五权宪法的最大薄弱之处）。五权宪法依法理序列，应该是立法、行政、考试、司法、监察。现在讲立法。   中华民国开国时宋教仁主张议会内阁制，以后制宪时蒋中正也主张虚位总统的内阁制，张君劢也倾向内阁制。但由于面临内乱外患，国民党内大多主张总统制。考之世界民主政治实践，议会制比总统制稳定和成功。民国台湾的总统制就是不成功的例子。因此，我们要理解和解除一时应对内乱外患的应急之变，尊重和恢复正常的传统。关于议会制，台湾和大陆民间、海外皆多数主张参考德国式议会制。所以要在继承民国台湾立法院一院制的经验基础上作损益，演变成适合议会内阁制的立法院架构。   同时要尽可能避免议会内阁制的缺陷，任何制度都有程度不一的缺陷的。如：1、在议会中执政党占多数时，反对党很难制衡执政党。2、议会制比较容易有政党冲突。3、造成行政权过度影响立法权和政治权力易集中的争议。相对程度的克服办法在于把省议会选出的监察院变为「半个上议院」。立法权当然归立法院，监察院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立法院决议案行使同意权，但是如果认为立法院的决议案有不妥或不当之处，可以提出复议，立法院复议后以相对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这样，监察院就演进为「半个上议院」，就能在程序上有所制约议会制国会的权力并且补一院制国会立法之短而谨惧立法。   行政权归行政院。除文教权归考试院之外，拥有所有的行政权力，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院长由立法院选举产生。院长以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为工作中心，但是中国是大国，国务繁多，所以在院长之下应该增设作为院长的副手和总揽具体事务类似执行长的内阁「首辅」，由院长任命，但是要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再者，行政院院长对于立法院决议案有复议权。   司法权归司法院。这可以在继承民国台湾的司法院体制基础上，参照司法改革意见作一些损益和完善即可。司法院院长和大法官由超然于党派和政争之外的虚位的总统提名，保障司法独立性，院长必须经过国民大会同意，大法官则必须由立法院同意。   监察权归监察院。监察院体制以「四七宪法」精神为准再作增补，技术细节部分可以参酌台湾监察院。如监察委员由省市议会选举产生。但是监察院院长要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监察院对于立法院决议案有复议权，起到补充性质的「半个上议院」的作用。最后，监察院要增补建立资源平台供学者和社会贤达谏言作为「民国天子」的人民。也就是说监察院必须建立制度性常态化平台（如办论坛、在公营媒体设立栏目、提供补助等），供社会贤达、学者研究和谏言人民，如国民性的长短得失、国民素质研究和谏言议论等。最后监察院要避免民国台湾监察院管得过多的问题，其监察对象要限制于政务官和中央地方的高层文官，不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的中、下层。   独立机关的分属五院的五大「顾问委员会」。由高级文官系统选举资深文官分别产生五院的「顾问委员会」的多数，然后离任的前总统、五院院长可以分别担任委员，这是五院的咨议单位。「顾问委员会」可外聘学者、贤达作为咨询委员。「顾问委员会」有专业性强、经验丰富、了解实际、超脱党派局限性的优性。「顾问委员会」可派员列席五院议事会议及提供建议服务于相关工作。我们必须正视立法院、行政院的立委、首长，多数是大党的大佬，但是缺乏专业、经验历练、了解实际以及坚持政党政策超过对政策成效的客观评估，再加上政商关系、强势集团的游说作用等，故难免在立法、行政上产生各种弊病。为了有所制约这些现象，参考传统的「门下省」、「给事中」的封驳制度，「顾问委员会」可以行使程序上的一次封驳权。封驳权不是复议权、否决权，只能在表决之前的议事阶段行使一次，其效果是让立委们或首长们正视立法草案或行政命令草案里的有意无意的缺陷和疏漏以及可能的不良后果等，让立法和行政更正确和周全。封驳后，立法院的相关委员会、行政院的相关首长必须重新审议，如果他们再认为可以付诸表决或颁布命令，则不得有碍。也就是说不妨碍立法院、行政院的权力和功能，只是起到程序上的理性的提醒作用而已。行使封驳，也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有助于制约立法和行政上的过与不及。监察院也有类似问题，尽管监察院职权是中立和客观的，但是难免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渗入，所以还是要封驳制度的提醒。考试院是知识分子选举构成的，尽管他们的专业性等要比立法院、行政院强得多，但是还是需要文官代表和离任的各院首长构成「顾问委员会」的封驳制度的提醒作用。专业大法官构成的司法院是例外，大法官有不可违的尊严和独立性，高阶法官选举产生的「顾问委员会」只能提供建议等，不能有封驳权。   那么为什么要前总统和前各院首长进入「顾问委员会」呢？因为他们有从政资历和丰富经验，离任后无官一身轻，反而会说有见识的真话做实事。西方有「元老院」、中国有「三公」，后来都变成无权而位高的顾问官。当代法国最高宪法权力机构——「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就有前总统的席位。所以前总统和前各院首长可以分别进入五院的「顾问委员会」。而高阶文官选举出的资深文官比较深知政策的利弊得失和国情，且政治中立，他们构成「顾问委员会」的多数是比较适合的。   独立机关：选举委员会、检察机关、中央银行等应该是独立的。这些机构的首长由这些机构广泛荐举产生若干候选人，由超然于党派和政争之外的虚位的总统提名，立法院有同意权。如此保障这些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等。中央银行要参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形成「货币金融权」的独立性。中央研究院应该成为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机构，另外设立中央科学院、中央工程院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这三院名义上属于考试院，然是独立机构，院长由研究员和院士荐举产生若干候选人，考试院长提名，总统同意。这样就避开政治的纠缠。   中华民国「四七宪法」和台湾都是实行地方自治。所以不可「偷渡」联邦制之实，这不合宪法，也不合国情，更不合几千年来文化凝聚而塑造成的民族国家的特性。相反，中国是大国，一省相当于欧洲一大国，所以要从国情出发实行「虚省实县」的地方自治。联邦式的地方分权，会使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主义因此增强。再者，会使各省政府挟地方民意而坐大，导致不合地方利益的中央法令、政令不通畅甚至于名存实亡。中共的集权统治还有地方对于中央阴奉阳违的状况，何况民主体制下呢？复次，民主化后民主初定，联邦式的地方分权会使较为保守或旧中共势力当政的省份成为自由民主的「绊脚石」，以及成为旧势力东山再起的基地。民国初年，联邦主义的思潮开始是为了构建民主政治的一个理想主义思潮，但是从历史实践后果看，所谓联邦主义的诉求最终成为军阀割据及中共割据的旗帜。由改良派而转进成民主派所主导的《零八宪章》，也有联邦主义的迷思，其实不合未来民主化的国情。联邦制的各地方自治体可以自行制定刑法、民法，各地的法律不同，地方权力财力都很大，要照搬吗？西方与中国的国家的形成与塑造的历史传统、国情、文化等很不一样，中国宪政体制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要依据本土和传统而建立，也就是要遵循「四七宪法」精神，而不是学步西方不计风险把本土当「试验田」。然后在地方政治体制上，宜实行议会制，议会选举宜采取复数选区制，更好反映多元民意。最后，当民主已经巩固成为人民和国家习惯时且政经也已经稳定，地方自治可以吸取「联邦制」的有益因素。可以让地方分权充实化，扩大省权等，一省一县之权之事宜归一省一县，如此让地方更好经营发展。   对于少数民族及地区。未来依「四七宪法」和三民主义实现民族和谐及平等，尊重任何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赞同实现自治，实现自由和民主。但独立的诉求必须通过全体国民公决。对于非法反叛者要依法严格处置。我们理解中共的极权统治过去导致过藏、维等少数民族的大灾难，而今依然践踏人权、压制宗教等。我们与少数民族心心相通，赞同未来依「四七宪法」而开展「转型正义」。然后，边疆少数族裔地区经济不振，还有贫富悬殊的状况。贫穷是滋生恐怖暴力的土壤，也助长分离运动。所以消灭贫穷，使少数族裔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然后使少数族裔享受到自治，享受到本族宗教和文化的不受约束的复兴，依宪法有「转型正义」之实现等，这一切最终会使少数族裔加入到共同体中来，治愈历史「创伤」，认同国族。   中国是几千年来文化凝聚和各种因素的历史传统磨合而形成的跨越各个民族的的共同体，是以国为家的，以民族为家的。作为主要民族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也是同样如此的。西方国家的形成，或者出于利益联合如英国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联合成国，或者因政治宗教和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西方国家不是出于文化凝聚而形成的，也不如汉民族那样因文化凝聚而形成跨越许多民族的百川汇流式民族大融合，西方国家更没有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家的理念和传统，这一切是中西的文明的大差异。所以西方少数国家因为特殊国情可以实行联邦制，而中国不行。但是，由于中共以外来的红色极权主义摧毁中华文化主位，实行民族内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输出革命」，所以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传统衰落、国家民族的认同低落，东南亚华人还受尽压迫。所以光复大中华民国后，我们要学习以色列对于全世界犹太民族的立场态度，保护我们的民族，要对得起祖先。必须在海外华人社会推广现代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以文化凝聚力加强民族一体化，保护他们的人权，支持他们在所在国的参政和社会参与。实行多重国籍制，扩大华侨在海外华人中比重，充分保障华侨的权利及利益。要彻底修复和补偿中共「输出革命」造成的对于海外华人社会的伤害和受所在国压迫的「创伤」。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是中国在外的同胞兄弟，家不可分，民族不可分，这是超越国界的。中国崛起重新成为超级大国，对于海外同胞有必尽之义务。上述讲的是无任何前提和条件的目的。另外，良好的华侨华人社会也是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所在，自然会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   经济上，以自由经济为目标。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皆各有不同的特殊法则，可谓「物各付物」。经济领域必须以市场法则为尊，以资本主义为尊，这是经济法则的特殊性使然。文化和社会、政治却皆必须制约源于经济的市场法则的扩张，遏制资本主义化，这是文化法则和社会法则、政治法则的特殊性使然。虽然经济上应当以自由经济为目标，但是要考虑中国经济的质的水平和国际经济竞争状况，又必须要有实用主义态度。须知后发国家如果是较纯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缺乏资本和高科技、缺乏产业高端等的大劣势，往往停留于代工经济的阶段而很难升级，经济发达不起来。但是如果经济上有国家主义因素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以国家为后盾，可以克服资本等大劣势，较快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达国家。中共是后极权主义的，国家的资源和作用更大，所以形成经济崛起。但是过度的国家作用，使经济畸形化、非市场化、泡沫化和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等，最终会「自掘坟墓」。这是中共经济模式未来必然的归宿。然而中国民主复国之后，也会面临发达国家的优势经济竞争，所以除了实行市场经济之外，必须有国家的经济支持作用，否则很难升级到一流经济体的水平。再者要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也必须保留国家干预经济的力量和地位。复次，要在国际竞争中保障中国经济安全，就有保持国家经济干预的必要。   民主化后面临经济转型，这是非常关键的，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的束缚，因为稍有不惧就会重蹈俄国东欧的覆辙。1、转型时期的经济必然是危机丛丛的，首先要集中精力度过经济危机，必须保持较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源和力量，而不是以私有化为首要，私有化是次要地位的。2、保持一定的国家经济资源，以备任何经济恶化时的民生需要。3、中共统治时期产生了庞大的红色资本势力，其依靠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暴发，如果让他们到公平的市场经济中去，他们就会暴露出平庸资本家的本相。这是私有化的「敌人」。私有化会使他们借资本优势收购国有资产，形成更大的资本势力，大力蚕食国民经济的成果却低能力、低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他们还会腐化民主力量，在政治上找「新权贵」作「保护伞」，形成新的腐败性政治经济力量，且与旧中共势力保持关系。俄国东欧这方面的教训深刻。所以私有化政策要有针对性，要规避风险和可能的恶果。如规定私有化售予对象，必须是市场化高的领域的企业等和无昔日官方背景的纯私人资本，对于买家里的违规「暗渡陈仓」者无限期追诉和严惩，规定私有化后的企业等单位若干年内不得转售他人除非有严重亏损。……。总之必须排除不义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买家，必须打造自由资本主义的正能量。要解体且转化权贵资本主义，构建健全干净的自由资本主义，从而有能力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形成健全的「中国崛起」。只有「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才能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基础，使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及工农阶层成为民国的「铁卫军」。这里不得不说，自由派当中有一部分人是由中共改良派转化而来，其昔日鼓吹的经济自由化理论，与权贵资本主义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藕断丝连」。所以要谨惧对待自由派的理论家和商人的政策主张。   最后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了民生主义原则。如民众之福利权。国家应该为每个人的福利和尊严提供最低限度的基础。民生主义与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配正义类似，在自由和机会均等前提下，使境遇最差者的利益得以最大化照顾。这是必须要渐进实现的。   中国大陆必然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的前途是：光大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和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这也是一个回归正统的且低成本切实可行的民主化和转型的方案。在政道上，以国民大会代表民意和以贤能制度支持知识分子引导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引导政治，形成政道的大架构。这架构既反映民意的全量（国民大会），又兼顾民意的质的提升（人民的贤能制度），重光了民国开国立国的社会政治的本源结构（贤能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政道的内涵是：返本民国的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在治道上，以治权的五院制为架构，光大民国一百年来的典章制度、公共治理的文明成果。作为政道内涵的现当代中国文化，如：道德伦理和礼俗、德治精神、自由精神等，以及民生的发展和民生的需要，这一切都会源源不断地提供立法和行政、考试及文教、司法监察的依据和发展动力。   再者，国家和公民社会是相互制约且相互依存发展的，民国式的公民社会更有优性来实现社会文化对政治的良善的引导作用。有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有日常居社会且外在于国会政府的国大代表，这两大贤能力量足以影响社会且成为社会力量的中心点之一。他们与其他公民团体如社会运动团体、慈善机构、宗教团体、商会、工会、学生会、专业协会等互动，较容易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的互相沟通和影响。然后知识分子和国大代表也较容易争取到更多开放性资源给公民社会，有助于公民行动团体摆脱资源匮乏，改善资产阶级、政党等支持的公民团体在资源上「独秀」的不公平格局。比较而言，西方公民社会由于缺少政道在社会中作用，缺少贤能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作用和国大代表的作用，所以其公民社会相较之下品质不容易提高，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紧张。   在未来的大转型中，上述的大中华民国的内容和架构可以更好实现转型。文化上有贤能的制度和资源支持的知识分子阶层，有国大代表和社会贤达，有独立治理文化教育的考试院。这种文化架构足以唤醒民众，清理红色的文化教育体系、知识结构及思维习惯，继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同时确保文化独立性，不被政治牵着走。再者防止自由民主观念的弊端一面，去除深重的红色旧弊且防新弊产生。最后，这种文化架构可以大幅提升文化和教育等的品质，有所制衡文化的商业化、消费化以及资本主义化。如此在精神文明上可以形成长治久安的格局。在社会上，有贤能领导力的知识分子引导公民社会，有国大代表作为一个中心点沟通于国家与社会，有文化的提升浸润社会，社会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有凝聚力和提升力的。同时制衡资本主义的坐大，也能制衡庸众的庸俗化。所以这种社会架构有社会长治久安意义的。在艰巨的转型中，这种社会架构颇有凝聚力，更适合持续解体且压制社会上的红色力量和「漂白」后的红色资本力量。政治民主化仅仅只是末用，对专制和旧势力是「斩木」而没有「除根」。从文化上做起才是「断魂」，从社会上做起才是「除根」。建立理性之文化架构和社会架构以及良善之格局，民主化才能根基坚实，如此转型才能彻底，才算成功。前苏俄东欧的转型的重要教训是：重视政治转型而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则建树不大，所以旧势力改头换面依然坐大，政治转型很快随经济转型的「阵痛」而倒退，然后导致转型的全面性不成功。这是前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在经济转型上必须遵重经济法则的特殊性，以自由经济为目标且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干预，以自由资本主义为尊且又必须适合国情。故首先在经济的制度和战略上必须解体权贵资本主义和红色资本势力，在文化上批判之和解构之，以社会压力压迫之，在政治上清算之。然后才能建立「健康」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政治上，自由选举使民主成为现实。选举中的知识分子的理性引导作用，知识分子阶层和国大代表日常领导社会的作用，皆有利于理性力量、民主力量得胜和长期执政。再者有利于国家和公民社会有良性互动和制约。在治道的五院上，议会制的立法和行政有利于形成民主力量的全面执政，有利于清除立法和行政的红色残余，实现立法和行政上的全面转型，光大民国之正统。知识分子阶层选举产生的考试院有考试权和文化权及教育权，可以通过各种施政使公务员、教师、军人以及各种职业者的政治观念及知识结构实现转型，光大民国文化，促使整个民心民智大进步，普及转型正义的观念。再者专业性独立性的考试院可以避开政党派性的制约和意识形态的急功近利，不仅有利于担负文化的全面转型之急务，而且可以较好兼顾精神文明的长治久安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品质。司法院要担当起实现光大民国法统、转型正义和司法正义的重任，以成文法和良心法（习惯法）清除红色体制的非法治之恶、司法之恶，审判反人民之罪，还戡乱卫国者、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地主资产阶级等一切受迫害者的正义，平反所有冤假错案，还受难者之名誉，还专制政府霸占之民产，等等。监察院要面对众多的访民，要纠正所有旧专制政府侵犯人权和民产的案子，要整顿吏治、惩罚不义的官吏，提议改组残存的旧官吏结构和旧国家机关。监察院要监察旧势力执政的地方或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地方服从中央和国家宪政秩序，保护人民利益而纠正国家机关的滥权和不作为、无能等。监察权是光大民国监察传统、实现转型正义、保障国家体制正常运作、保护人民利益的一大关键。总结而言，民主力量、知识分子阶层和国大代表在转型中要凝聚公民社会，联合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农阶层等，使社会成为转型的坚实基础，在文化上批判解构红色文教体制及知识体系，继现代中国文化而开来。经济上，要解体权贵资本主义和红色资本而构建自由资本主义，且实现民生主义的适当福利和保障弱势者。在政治上要进行根本性清算以及最终和解，其前提是首行必须全面构建政道（国大制及贤能制）和治道（五权）的宪政体制和国家社会的形态。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彻底做好「转型正义」，对于中共统治的种种罪恶和迫害等必须全面进行调查真相、审判、惩处、赔偿、回复名誉、纪念、褒奖等；必须清算中共统治下的「制度性犯罪」、违法和不正义行为；对于参与过去迫害犯行和腐败、侵产、滥权、无能等的官吏、军警给予革职、整肃、追究，严重者给予判刑、没收财产。限制或淘汰专制时期参与过犯行的官吏、情治人员、线民等在军公教中的任职。实现法律上和社会福利上的对受害者的身心及工作的大力辅助，还有补偿。然后对于有过犯行的悔过者、有功者进行赦免，对于认同民主架构的旧政治势力进行宽恕，最终实现民族大和解。   总而言之。要依据中华民国开国立国之精神，接续现代中国的正统，然后重新解释和发展五权宪法。依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von Hayek）的逻辑讲，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自发秩序必然是接续传统的。中国的未来必然是继中华民国的正统而开来，结束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而实现鼎革光复，且落实「转型正义」。两岸自由派的模仿西方的主张是偏论，实践起来是背离现代中国之正统和「盲人摸象」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这是不能构建共识和凝聚力量的。那么如何去除专制实现民主呢？如何落实「转型正义」和塑造向上的文化政经格局呢？不少自由派只有模仿西方和追溯自由主义「洋祖宗」而来的空想。其实只有光复中华民国而开来才能担当得起此重任和使命。   现代、当代有许多学者、政治人物对五权宪法有很多批评。这其中尤其以自由派的声音影响最大，然后是中共和台独。民国大陆形成的现代中国文化是以三民主义和现代新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以本于英美的自由主义和本于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辅的。但是自由主义不甘心其非主流地位，挟西方强势背景以争话语权，这是批评五权宪法声音高涨的首要原因。然后学术教育西化，博士专业领域很窄，很多人留洋而不精通国学和历史传统，以特殊性的专业面狭窄的西学学说衡量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和当代新儒家，必然会先误解再批评。最后受五四新文化、各种西化学说、中共、台独的反传统思潮的影响，故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正统，为批评而批评。如：批评孙文的「万能政府」说是集权的。孙文学说以国民大会制约五大治权，又使五大治权互相制衡，没有集权。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职业学者，其学说文风含有宣扬救世功能，其目的是劝说人民认同民主建国，拯救内乱外患之世，但是批评者却咬文嚼字、断章取义，令人想起晋惠帝的名言「何不食肉糜？」再如1957年司法院释字第76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西方国家之国会。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比附，国民大会是代表制民主制约代议制的治权五院，主要属于「非常政治」，不是「日常政治」的国会。有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当然不能理解国民大会的传统政治理想之渊源和开国的社会结构的渊源，不了解中西合璧的权能分立的学理，当然会产生误解。所以，台湾以后走上了废除国大之歧途。   总之，大陆民主复国之初，首先要奠定国本，必须恢复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大局，且略作应对时代之急的改善。待大局稳定后，才能再作宪法改良性损益。民国台湾期间有对于「四七宪法」的部分改良，这是可以吸取的。但是台湾的本土化运动导致修宪为台湾「量身定做」，再者出于模仿西方而修法，这一切都破坏了宪法的整体结构。这是要纠正的。继「四七宪法」而开来，只能是完善和改良以及应时代变化之必要而开来。但是不能偏离立国之道和现代中国之正统。     <h3>参、大陆民国派思想与1970-1990年代大陆海外的民主思潮的不同</h3>   1970-1990年代大陆主流的民主思潮，其实是中共埋没了中华民国历史和中国传统的反传统教育的背景下的民主思潮，也就是断根、断裂了传统的民主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共倒行逆施激发的反专制乃至后来发展成反共产主义的思潮，是以西方自由民主为偶像，但是缺乏本土化且不谙本国民主传统的民主思潮。其领军人士多数是由中共改良派、受迫害者转化成民主斗士而来。因此他们的思想，一不深入了解西方自由民主具体的起源和现状，只知抽象的原则。二不了解本土的民主传统和成就以及民族传统。这是1970年代民主墙运动、1989年天安门学运、民运等这几代人的缺陷性。   大陆民国派思想是从民国热、大陆传统文化复兴、求自由民主思潮的土壤里｢破土而出｣的。所以认同民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历史传统，认同先贤前辈的思想且奉为权威。这是回归中华正统政治和文化的。其成员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为主，以中、青年人为主，再往上有承接民国遗民理想的年长者。许多经历过民主墙运动、天安门学运的人士也转进成为民国派。中华民国理想、三民主义、儒家文化、国父蒋公、辛亥革命、抗战戡乱、反共复国等精神资源是他们的｢神主牌｣。   大陆民国派如民国宪政派，称呼至今继承1970-1990年代民主思潮的人士为自由派。两者有政治目标和思想上的分野。但是任何民主化和转型皆必不可能缺少本土化。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转型的前景必然要本土化，必然奉先贤的革命精神为源头活水，未来构建的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必然是中华民国立国理念和理想的大复兴。   举一例作说明。如现在自由派吹捧顾准、林昭。顾准是在追随中共歧途中渐渐觉醒，转变为自由主义者。论学问，无法与民国的大学者比；论事功，没有革命过。吹捧他的自由派里，很多人是中共改良派转成民主派的，所以惺惺相惜，这是他们的水平和品位。林昭更糟，实际只是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异议受难者，连明确的反共意识都没有，自由派实在找不到象样的学者和烈士。民国不缺乏的主张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大学者，民国为自由民主献身的烈士太多了，像辛亥革命时期、抗日卫国时期、戡乱时期的无数烈士。但是为什么自由派找思想先行者和烈士也只能找共产党出身的叛逆呢？这是因为自由派的思想没法与先贤先烈合拍，他们是喝共产党奶但是没有自觉脱胎换骨的自由派，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现在很多自由派也受中共限制，又因自由化无望，一些人有了激进思想，但是始终对民国宪政和中国传统没法共鸣，他们的最高水平还是：模仿西方和无根不接「地气」。     <h3>肆、大陆民国派与台湾蓝绿的思想的不同</h3>   因为拯救国家于存亡之际，抗击共产主义赤潮侵台，所以台湾经历了艰苦的反共复国和振兴台湾的奋斗时期，也因此经历了针对红色力量的民国史从未有过的「白色恐怖」时期以及戒严期太长、过度的领袖崇拜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应对强大中共寻找国家出路的问题，现在的台湾存在了严重的国家认同的分歧和异变，例如蓝绿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呢？   此根本原因是：台湾没有坚持住反而失落了中华民国立国的理念、传统，造成了弊病丛生和分歧对立。形成此原因的因素有三。其一，台湾人经历过日据之苦，但是没有前赴后继追求宪政再兴中华的革命建国的经历，不了解民国历史和传统，但却看到现实中的种种劣境和国家悲剧中的种种不堪。因此党外运动和后来的绿营不了解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大传统是什么？只强调抽像的自由民主原则，然后由此片面否定威权统治，有意无意回避共产主义的灾难和中断行宪而戒严的必要性。其二，迁台的大陆人士多数是文盲或者文化程度低，而且军政人员比例较大，所以大多数人也不了解立国的理念和大传统。更重要的是：迁台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中华民国的开国立国皆依赖知识分子政治、知识分子社会的领导力，台湾由于日据也不存在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如此，能够坚持住立国理念和理解「四七宪法」的来龙去脉的社会领导阶层就缺位了，执政党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格局造就了日后党国体制的巨大弊端和戒严期过长、过度的领袖崇拜等。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大传统从此渐渐名存而实不存。其三，迁台后的国民党也逐步「一言堂化」，特别是青年时期被苏俄同化过的蒋经国的行事用人及统治术有「俄国味」，于是乎，国民党官僚化了且对于国家的理念和理想不彰，朝气活力低落。绿营是脱胎于反国民党的本土民主力量，也是一股缺乏文化深度和反传统的现实性政治力量，他们误把暂时的党国阶段等同于民国之本相，误把沦为工具说教的「三民主义」等同于三民主义本义，他们对民主中国和文化中国没有相应了解，当然不能理解中华民国本来的理念和宪政成就的深远意义。所以走上台独反中国、轻中华文化的歧途。   在如此的背景下，因台湾弱小，故大多数人民认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无望。民主化之后，很多人进而认为台湾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认同里迟早要被强大的中共吃掉，所以或认同台独、或同情台独。这是台独从边缘走向壮大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台独」、「华独」是绿营多数的底蕴。例如：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及其近年对中政策扩大会议「华山会议」皆肯定了中华民国是现状，也是未来选项之一，没有把台独当作唯一选项。国民党里也流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华独」或「不统不独」。顽固的「深独」和「红统」都是少数，「蓝统」（中华民国统一派）更是少数。所以这局势使台湾的大多数人的认知就是：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是「中华民国」，中共统治的大陆就是「中国」。台湾这种政治格局是时势造就的。但是台湾民意的底蕴也很清晰，历次民调皆稳定显示：大多数人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国。这是民进党无力追求台独而承认现状的根本原因。只要时势大变，台湾的利益得失必然大变、民心政情更会大变。所以未来的大陆一旦重光中华民国，两岸人民依靠对于国家的重叠共识、共同的民族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共同的政经利益、共同的传统等构建共同的中华民国，统一是必然的。专制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和台独终将成为中华民国史上的地区性的一时歧途而消失于历史尘埃下。   尽管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国民党在少数理念上还有貌合神离之处，但是双方的目标和整体理念已经大相径庭。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现在「中国国民党」的目标和立场、思想、战略等，早就实质性变化为「台湾国民党」的，缺乏理念而盛行机会主义，为了争取执政和对付台独，国民党不惜利用中共，最后免不了被强大的中共利用，反而失落了党魂和原则。而大陆民国派则是继承大陆老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而开来，无论是立场目标还是战略，与台湾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差异很大。   对于国父和蒋公的评价，大陆民国派要重光民国的宪政理想和历史遗产，所以对于民国和国父及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缔造者蒋中正的推崇日渐提升，特别是对于彻底反共产主义的蒋公更有温情的理解。台湾现代史和政治状况较为特殊曲折，一言难尽，但现在的台湾却以一时急功近利的狭义意识形态和民粹主义评价国家及其重要领导人，故不能正确评价国父和蒋公，而陷于党派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里。如尽管有个人崇拜等问题，像中正纪念堂建了太大了，把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置于两厢等，但这是蒋公身后事，不是他身前安排。蒋公毕竟领导了抗日卫国战争和使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又在严重的内乱外患中推进民主宪政，缔造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殊死抵抗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保台保宪法且实行地方选举预设了台湾民主转型的路径，彻底反共救国。这是台湾绿营和大陆自由派、改良派不能否定的。   对于「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评价。大陆民国派完全认同戡乱和戒严的正当性，主张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批评戒严期过长、「警察政治」伤及无辜和过度压制言论自由等问题。再者认为评价「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必须首先客观评价其发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白色恐怖」是蒋公在大陆沦陷、国家面临最后存亡之际的施政「猛药」，其结果是以铁腕消灭了在台红色力量、稳定人心、保住了台湾，当然也伤及了少数无辜。「白色恐怖」的负面问题和戒严期过长等，这些应该是在苏俄受教多年的蒋经国要担负更多责任。但是，台湾因为追求局限于现实政治的无文化历史深度的「本土化」，对于大陆中华民国的理念和历史成就刻意忽略，特别是绿营为台湾独立而极力抹杀贬低大陆国史，使其对于「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评价有片面化和意识形态斗争化的偏至性。比如说绿营评价和解释「白色恐怖」，不管「白色恐怖」的原因，认为内战是大陆的事，台湾人只讲台湾，所以只讲「白色恐怖」的后果，且不讲抗击共产主义红潮保住台湾的一面。这样就给人极其错误印像：「白色恐怖」与共产党「红色恐怖」是大同小异的。这是用不择手段的意识形态斗争掩盖历史真相。再例如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评价。绿营首先不讲戡乱的正当性，而讲「国共内战」及其造就的民生困难等诸多起因；然后只讲政府镇压，却不讲50年日据的「社会后遗症」和亲日势力作祟，不讲当时大量外省人被本省暴徒杀害，不惜抬高谢雪红等共党叛乱为「起义」，甚至于把「二二八事件」牵强附会为台独之源。与绿营评价异曲同工，中共一向宣扬「二二八起义」以证明中华民国的非法性、反动性、反人民性等，同时用以反证中共的正当性，这些内容很早就进入大陆历史教育的课本。在这种文教宣传背景下，不少大陆自由派又受台湾绿营观念影响，因否定国民党统治进而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正当性。   大陆民国派的思想不同于台湾的蓝绿，但是他们认同自由民主和人文的中华民国台湾的可贵，因为这与他们心中的老中华民国的理念是合拍的，尽管远远不足。这是两岸的民国思想的共识。大陆民国派其实追求的是老中华民国的理想，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是内在的参考系，美欧是外在的参考系。他们希望由此重构未来的大陆以及两岸前途。     <h3>伍、大陆民国派与台湾在民主化和转型纲领上的异同</h3>   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中华民国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其立国理念和开国精神以及国统法统是：继承传统，以道统为本，吸取西方文化，中西融合，构建民主宪政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和转型是吸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这是中华民国的理想性。　　   迁台之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台湾民主化和转型的本土化特征渐进显著。但是台湾民主化和转型不是以传统为根、以文化为本的本土化的民主化和转型，而是追求局限于现实政治的无文化历史深度的本土化。如此的政治必定有浅碟化和急功近利的局限性。所以台湾民主化的正面结果是：人民当家作主。负面后果是：缺乏继承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理念和理想性。所以必然产生两大弊端，一、难以自觉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对治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化的弊端（应限资本主义之尊位于经济领域）；二、也缺乏自觉对治西方式自由民主所带来的弊端。而这些恰恰是民国开国先贤和文化硕儒所批判和警惕的。民主化和转型之后首要的是文化、社会、政治等的品质提升以及经济发展。而此目标在民主化和转型之前之中，就应该含有且成为理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台独是成长于这种缺乏高度的本土化时潮中，而且台独和本土化都缺乏文化之本且反传统，它们都是两岸强弱对峙和岛内政治的时势的产物，它们突出表现的是现实政治的急功近利，充满了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共而寻找出路的焦虑。这是台湾的本土化和台独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本土化必然是接续传统的，而台湾的本土化则是罕见的充满政治焦虑的反传统，因为它是政治时势造就的产物，是中共强大和光复大陆无望的、自保艰难的劣境压迫出来的分离主义倾向的本土化。   大陆民国派核心的民主化和转型的理念是：以中华民国的理想性和立国理念为本，以求光大开来，主张继承中华民国的老传统——现代儒家文化和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主张要继承三民主义、民国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精神，且以台湾为内在的参考系，以美欧为外在的参考系，而开未来的政治文明，构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因此主张继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而开来。     <h3>陆、小结</h3>   建立中华民国，是中华文明应对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挑战和救亡图存而作出的抉择，是以中国文化的信仰、理念和资源融合西方文化而构建起现代中国。也就是说：这是依中华文明优性个性而开出的现代化。尽管中华民国遭遇空前严重的外患内乱，但是还是缔造了1947年民主宪法，形成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现代文化教育模式因此初步构建，现代中国学术模式也初步形成。然后还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等等。总之，中华民国缔造了现代中国的基本模式。   尽管民国大陆在严重的外患内乱中被强大的前苏俄全力支持的中共颠覆和占据，但是「中共国」模式不是现代中国性的。「中共国」是政治的殖民主义、社会文化的殖民主义而造就的极权主义的产物，所谓「共产主义」化、「社会主义」化、「共产党」化、「俄化」是也。它是外强扶持代理人成势然后趁外患内乱之虚而成的，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部分、中国「布尔什维克」是也。这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大劫难。然后「改革开放」后演变成后极权主义和红色权贵资本主义的结合。因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崛起，而民国台湾却在焦虑中失落了立国理念而只求自保甚至于求｢华独｣、｢台独｣。但是曾经领先世界二千年的中华文明还会依其文明的自性和现代化逻辑而「否极必泰」、｢浴火重生｣。所以尽管「中共国」已经崛起，但是大陆却兴起｢民国热｣、民国派，现代中国的正统得到重新认同和发扬，中华民国的立国理念和文化及宪政的理想得以重光，这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自身演进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人性之使然，这是不可阻挡的大势和天道。 <div> <hr align="left" size="1" width="33%" /> <div id="ftn1"> <a href="file:///C:/Users/pijih/Downloads/0%E5%A4%A7%E9%99%86%E6%B0%91%E5%9B%BD%E6%B4%BE%E7%9A%84%E7%90%86%E5%BF%B5%E5%92%8C%E5%AE%AA%E6%94%BF%E5%88%B6%E5%BA%A6%E5%B1%95%E6%9C%9B%EF%BC%88%E5%85%A8%E6%96%87%E7%AE%80%E4%BD%93%EF%BC%89%20(1).doc#_ftnref1" name="_ftn1">[1]</a> 孙文明言：「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吾侪当以叔孙通自任，制定一切。」（孙文《中华民国之意义》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在驻沪粤籍议员欢迎会演讲） </div> <div id="ftn2"> <a href="file:///C:/Users/pijih/Downloads/0%E5%A4%A7%E9%99%86%E6%B0%91%E5%9B%BD%E6%B4%BE%E7%9A%84%E7%90%86%E5%BF%B5%E5%92%8C%E5%AE%AA%E6%94%BF%E5%88%B6%E5%BA%A6%E5%B1%95%E6%9C%9B%EF%BC%88%E5%85%A8%E6%96%87%E7%AE%80%E4%BD%93%EF%BC%89%20(1).doc#_ftnref2" name="_ftn2">[2]</a>  参见[美]Robert W. McChesney《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01/01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