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傳薪者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王玖興先生是我博士論文導師及答辯會主持者。那是1985年，凜冽之冬。 雖然很早就讀過玖興先生的一些經典譯作，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盧卡奇的《青年黑格爾》節選本等，後來也讀了他翻譯的費希特《全部知識學的基礎》、雅斯貝爾斯《存在哲學》等名著，其銓譯的字斟句酌精雕細刻嚴謹莊正，令人嘆為觀止。然而，至當年答辯前，我卻與先生未曾謀面過。猶記答辯前夕，筆者前往迎迓專程自京赴滬來復旦主持答辯的先生。初一見面，印象頗深，遺留至今。當年人們曾見慣了學界士林之風：大概是去文革不久吧，多數師長們餘悸猶存，無形之中若隱若現某種“夾著尾巴”之餘風；儀態過謙，舉止內斂，言談低調，著裝隨俗。然而，玖興先生不同，迎面而來，自有一股軒昂之概，衣著亦頗考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的中國學術界，可稱異數；用時下語言，即所謂“範兒”猶存吧。 玖興師高大其身，深廣其額，慈眉善目，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言談之間，雖僅片言只語，然師學之淵廣，師論之縝密，師道之溫潤，已躍然而出了。先生確實堪稱中國大陸的幾位碩果僅存的哲學家。 當年筆者 (自1981年起) 師從全增嘏教授攻讀博士學位。不意在臨近答辯前夕的1984年，全老先生遽歸道山，先師的同仁及弟子極盡哀傷，痛悼學養深厚而一生曲折跌宕風中搖曳的全老；與此同時，校系方面亦承師願聘請遠在北京的王玖興先生，接續全先生的教鞭，繼之指導我們的博士論文並準備答辯。 先前，我僅知道王先生是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歐陆哲學的大家，且对中國哲學造詣頗深，然而令筆者意外的是，在指導筆者論文和主持答辯時，發現玖興先生對英美哲學、對經驗主義亦有深入全面的洞見，對分析哲學亦侃侃而論，褒貶有自。筆者論文題目是《懷特海哲學的轉折與價值論》，懷氏乃英美哲學大家，同時擁有打通當年歐陸傳統與英美傳統之間的森嚴壁壘的鸿鹄之志；而懷特海對中國哲學亦深懷敬意。在所有這些層面，玖興先生皆有精深識見，對筆者論文所涉問題如數家珍，對筆者的理據常有問難，一來一往，師生之間交流深入，當年深受教益，訝異與敬佩油然而生。 猶記答辯當日，氛圍肅然，前來聽會者不少，也許與所謂“首場答辯”有關（該答辯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外國哲學史博士論文的第一場）。三十一年過去，當時的問難與答辯的具體內容大多已不復留存於腦海，只有兩點印象，刻印至今。 由於玖興先生先前對我的指引和辯難，筆者那場答辯會總體而言進展頗為順利。然反思彼時的我，鑑於年輕燥急氣盛好論，因而每問必覆，每疑必辯，每異必駁，戚戚於證明自己。玖興師兩次峻急示我，不要急於反駁，不要汲汲於論證自己的正確，多聽多思，方為學大道。現在回想，玖興先生之言旨，既深且遠。年歲越長越是深切感到，真正的學術創獲並不總是在正反方激烈辯論中出來，它常常在歷史的流程裡自我呈現，自我顯豁，自我澄明。老子曰“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莊子曰“大辯無言”，誠哉斯言。從長程的視野看，這並非無原則的犬儒之態，事實上，在某些超越性的深邃問題上，常常為應循的運思之道。 此外，筆者拜師求學歷程中感觸最深者，莫過於與前輩學人的某種心靈感應，即所謂中國學界内的“隔代遺傳”現象。當年，甫一接觸玖興師，頓時生發出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之感。這種感受，在筆者自己早先接觸全增嘏師、洪謙先生和冯契先生、陳圭如先生時就已產生。不知何故，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大學校園裡，特別在人文與社科領域，二、三、四十年代受教育或留學海外的老學者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進入校園的年輕一代學子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共鳴之處甚為深廣，這兩代感情上相通，精神上默契，似乎雙方有某種特殊的緣分：一觸即發，一點就通。這是一種頗為奇異的學術傳承和精神繁衍現象，在世界學術史上並不多見。譬如，當年在論文寫作時，筆者由於文中主題涉及維也納小組等諸多事宜，曾攜問題專程前往北京洪謙先生家中請益。作為維也納學派在中國的傳人，洪先生仙風道骨，精神矍鑠，談鋒甚健，竟然一氣聊了好幾個小時而意猶未盡，師生間意氣之相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特別意外的是，回上海後不數日，忽然收到洪先生親自由北京寄來的一個小包裹，打開一看，竟然是我的一隻圓珠筆！先生親筆信函說我上次去他家造訪時，遺忘了這隻筆在那裡，特此寄還云云。此事使我愧疚之餘不由相當震動。在我輩看來，區區圓珠筆，癬疥小事一樁，棄之可也，何勞煩年事已高的先生親自出門郵寄。洪先生這種一絲不苟的做派，在如今“新新人類”的眼中，必被譏為無可救藥的迂腐。我卻在自己後半的生涯中慢慢憬悟到這個“小”中所蘊涵的學者之“大”君子之“大”。在玖興先生身上，無論為學還是為人，這種認真謹嚴精細近乎古板的德国做派，也是隨時閃現在一樁樁微不足道的細節之中的。 自然，回望當年，對玖興師這一代中西貫通的學人，恐怕其最大的憾事，莫過於在其創造力充盈的盛年，囿於客觀環境，他們無法構築並完成自己獨創的學術體系，甚至連一本有自身獨立思想的專著亦難於寫作出版，而這一批學人本是當時中國的一時之選，是最有學力才力資格去完成自己的學術大業的。這當然不是個人現象，而是時代使然。 不過，儘管如此，玖興師在客觀環境約束下，透過移譯經典名著，盡其所能把可能的學術事業在界限之內撐到了極致，達到了最遠的邊界。十年磨一劍，完成了可以藏之名山的經典譯作，給中國的學術界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石。然而即便這種帶鐐之舞也並非時時可得。當我知道，玖興師所從事的這唯一的精神工作在文革時亦被判了死刑，他不得不在靜謐之夜銓譯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費希特的《全部知識學的基礎》；每當天色微明，他就必須把譯稿藏在石頭之下。直至文革終止，這些珍貴的譯稿才終於得見天日。 每念及此，筆者常常悵然良久，痛徹心扉，不能自己。 縱觀歷史，文明就是靠玖興師這樣的士人們可歌可泣的堅韌精神勉力撐持而代代傳承下去的。離開了這些傳薪者， 學術道統勢將斷裂毀棄，墮為蠻荒；文明世界勢將毀於一旦，淪為廢墟。過往的人類史，此類悲劇曾屢屢降臨不絕於冊。在這種意義上，玖興師不僅堪稱學術大家，同時也是文明之間的橋樑，是文明世界的拯救者守護者和傳薪者。 謹以此深懷先師王玖興先生！<div> </div><div>（此文原为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纪念王玖兴先生专栏约稿）</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