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教育部长陈宝生先生的公开信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我拜读了2016年12月09日您在《紫光阁》杂志发表的文章，印象深刻。大作指出，“敌对势力渗透目标首先选定的就是教育系统”，在国内引起了一点骚动。本人也读过几天书，深知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非凡意义，拜读大作以后，非常佩服部长先生的勇气和眼光，在此不揣冒昧地也来发表一点议论。至于爲什么过了差不多半年才来议论，您看下去就会明白。首先，教育部长关心教育，天经地义。部长关心的事，一定是关乎教育界全局性的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子当然是在国内。我的印象，部长的大作好像是顾左右而言它。但是我还是愿意就部长的大作发表我的看法，就事论事地谈谈“敌对势力渗透”。从时效上来看，如果“敌对势力渗透目标首先选定的就是教育系统”，其效果是将来时；但是，如果说“敌对势力渗透目标首先选定的就是党政系统”，其效果就是现在时。这后一个渗透的效果最佳，而且“多快好省”。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渗透对我们社会危害极大，经济上的损失动辄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人心，其后果无法估量，一个眼前看得见的有关的后果就是维稳开支超过了军费。可以说，这样的腐蚀是致命的。对此，部长大人想必也是心知肚明的。当然，部长在教言教，无可厚非。但是大作的立论还是应该淮确可靠，对吗？再从难度上来看，如果“敌对势力渗透目标首先选定的就是教育系统”，由于孩子们就在自己父母眼皮底下，还有无处不在的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加上您这样一位尽心尽力的部长，渗透起来并不容易。倒是有件事要提醒部长，敌对势力要渗透，不必捨近求远，捨易求难，他们首先选定的渗透目标，一定就是那些飘洋过海，千里迢迢地自己花钱从中国心甘情愿地自愿送上门去的青少年。这些孩子的革命人生观尚未形成，作爲一个整体，在人家地盘里被日夜地就地“渗透”（应该叫“浸泡”），一定是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被“敌对势力”化了（或者说被泡坏了）。别的不说，互联网上就有不少在国内被封锁的东西，孩子们看了思想一定会受影响、起变化。但是，这是家长们都已经心甘情愿认可了的事情，对此陈部长看来是心有馀而力不足，鞭长莫及了。但是部长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如果部长对自己的论述有自信，我估计部长您一定会顺理成章地（第一次）宣佈今后要严控出国留学和学术交流，最好重新关闭国门。您还一定会顺理成章地（第二次）查一查有多少中央委员和省部级的高干已经把子女们送到了海外“敌对势力”的老巢去自愿被渗透、浸泡了。之所以要先查这些人，是因爲他们重要。打江山为的就是坐江山，要接班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这江山终究不是老百姓的）。据说，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人员逾二百万，被渗透、浸泡过以后回国的也有几十万（一说接近百万）。部长先生为接班人操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操心，应该是值得高度赞赏和敬佩的。对于学成归来的人员（海归），因爲曾经长期被渗透、浸泡，您一定还会顺理成章地（第三次）把他们一律看作是不可依靠的统战对象。您一定还会再次顺理成章地（第四次）对他们进行甄别，根据被敌对势力渗透、浸泡的程度，作出右倾、内控、严重右倾、特嫌等结论（我党在这方面历来都有丰富的经验，可参照执行）。不言而喻，出国时间愈长，接触西方文化愈多，被渗透、浸泡的程度就愈深。学士、硕士、博士、助理教授、付教授，正教授、高级教授这些人一定是“学问愈多愈反动”（毛主席语录），诺贝尔奖得主更不得例外。毕业以后在国外工作过的，尤其是接触过外国政府部门或国防部门的人更要特别注意。凡属内控、严重右倾的，一律顺理成章地（第五次）不淮进入我国敏感部门和核心部门工作（包括党中央委员会和重要国有企业），也不能上讲堂。属于特嫌的今后一律顺理成章地（第六次）限制出国，还要交给有关部门另行处理，轻者径直送往五七干校，重者送重建后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您一定会做这六件事，以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不被渗透。从您的讲话来看，这六件事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是我佩服的部长先生的勇气和眼光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主意。因此对于敌对势力的渗透决不可掉以轻心。别说泡在“敌对势力”巢穴里的学生、学者，就连在国内戒备森严的省委大院、部委大院、军委大院里我党培养了多年的高级干部，也照样被渗透。许多人在落马以后痛心疾首的检查里都有一条：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这就是明证：无产阶级政党哪会用资产阶级思想去腐蚀自己的高级干部，一定是被“敌对势力”渗透的。所以我对部长先生的勇气和眼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虽然一再佩服，还是有点担心。陈部长这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恐怕会喫力不讨好：首先，操心过了头难免就会踩到什么人的尾巴。特别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家长们，仗著自己“有来头”，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其次，喫力不讨好的另一后果是心动的海龟赶紧缩头, 完成时的“海归”见异思迁。部长到时候吃不了恐怕就要兜著走。爲了避免先入爲主，我选择了等待、观察。不料，过了快半年了，原以爲一定顺理成章的事，等到现在，一件也没有做，还是理不顺，章难成。真难哪。凡是见识过1949年以来的革命历史的人，对这“革命”二字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它有时非常崇高，有时简直就是罪恶。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暗示陈部长是在作恶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是既敬佩，又替部长大人爲难、担忧。因爲这“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往往只差在毫厘之间，后果却是相距于千里之外。革命“革”得好，高官厚禄，鷄犬升天，风光无限；万一“革”得不好，踩了什么人的尾巴，顷刻之间就革出个“反革命”来，马上就身陷囹吾，妻离子散，苦海无边。前国家主席和亲密战友等人的下场可是尽人皆知的，前车之鉴啊！你别说，在中国从事革命，无论什么年代，前途和性命往往也都是命悬一綫的，所以我特别敬佩中国的革命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文革那年陈部长才十岁，如果对文革瞭解不多，不妨问问上了年纪的人。例如，许多人的“反革命”帽子以及随后的灾难仅仅是源出于对“旗手”的“革命经历”的些微瞭解，甚至好奇。不知部长想过没有，挡了别人的子弟日后的前程，坏了党的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会是什么下场？当然，现在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是教育部长一定深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据我的观察，部长显然是个极为聪明的人，所以只说不做，置“顺理成章”于不顾。我上面讲的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是明摆著的，尽人皆知的事实。就好像看见别人喫了苍蝇就料到这人一定会拉肚子一样，虽然并不中听，但是大白话，实在话。在中国讲话，尤其是官场讲话的规范应该是：先闭起眼睛来说该讲的政治，事实则要等到该看见的时候才睁开眼睛来看一下，这个“该看见的时候”还并不一定经常都有。陈部长和周小平一样，出身农村。但部长是名牌北大毕业生，据说理论修养了得。不拼爹而能官至“正部级”的人，自然不是平庸之辈。部长以上这番渗透论自有不得不说的政治原因，就像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也要对司法独立“亮剑”一样。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风起于青萍之末，见微而知著，二位的高论发表以后，有不少经历过文革的老人立刻想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开始不寒而栗了。但是也有胆子大的：一些教授、律师拍案而起，甚至还有联署罢官案的。社会上的人对高官们的地位和与之相应的待遇无比羡慕，可是有谁看过风月宝鉴的背面？你们这些高级干部的处境，有时真的令人非常同情，就像是钻进了风箱里的老鼠。这又让我想起了文革中许多令人跌破眼镜的事情，例如交白卷的英雄，分管教育和卫生却不知李时珍为何人的副总理。你们和他们当然不一样，但是你们这些有才华有学问的人，有时也不得不讲些服从于政治的套话、空话，甚至还有蠢话，跟他们何异？明知是蠢话，却不得不讲，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空有满腹经纶，是可惜还是无奈，抑或是得其所哉：学成文武艺，卖予帝王家，个中滋味无人猜得出来。主席当年曾经说过，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应该亲口尝一尝。儘管有资格去尝这“梨子”的人不多；可是在梨树底下坐久了，见多了来来往往吃梨子的人，也可以猜得出一点它的滋味。让我劝部长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是当年劝慰柳亚子时写的，绝对不反动而且聼了有益。主席的话自然是一句顶一万句，放到老百姓的嘴里就剩下三个字：看远点！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俗话说人各有志。有人矢志不渝于学海无涯，有人终其一生于宦海沉浮，还有人孜孜以求于黄金白银。正因爲如此，这个世界才会百业兴旺，包括娼妓业和官宦业。翻船的事也常有，就像投资和做买卖，收益高的事情，风险自然也高，非常公平。所以，有人歌舞升平，弹冠相庆，也有人凄凄惨惨，甚至投河跳楼，悬梁自尽。然而我还是替部长担心。假如您讲了这番话，又顺理成章地做了这六件事，说明您是认真的。但是，吾等翘首以待几乎半年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却不见往下做，以堂堂部长之尊，成了个半吊子，似乎又有点不像话吧，就好像喫了苍蝇的人居然不拉肚子一样，其中必然有诈。其实，不是部长首鼠两端，个中的奥妙明白人都能看得出。看得出，部长对自己讲的话并不自信。之所以要讲这番话，只是因爲有必要。所以高论是一定要发表的，那叫表态；顺理成章的事是决不能做的，那叫犯傻。对此现象，人称官场文化（愚意以爲，这种称呼实在是亵犊了文化一词）。列宁讲过，在市场上叫嚷得最凶的人，往往就是试图卖假货的人（大意）。由此想到马列主义才俊、风流倜傥的衣局长，“三个自信”的创始人。从语法上来说，自信是不可数名词，不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地数；从道理上来说，真要有自信，何必要三个？人人都知道，无论怎么严防死守，包括像部长您这样忠于职守地尽心尽力，国内许多人，从青少年到各级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还是不断地被“敌对势力渗透”，严重地腐化堕落或犯罪，而且情节惊人。而在“敌对势力”的老巢里，也有人严重犯罪，包括他们的高官。但是在他们接受审判时，在检察官的起诉书里、在他们的供词里、在独立媒体的报道里、在街头巷尾平头百姓的茶馀饭后议论闲谈里，就我所知，从不归咎于“敌对势力渗透”，我也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过这个词。而在“敌对势力”的老巢里，却有著数百万来自红色中国的学生、学者、生意人、发了财的有钱人，还包括不少退了休的前各级党政官员、两会代表、现任在职高官的家人和亲属。这些人中许多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包括忠诚的共产党人。这些人对所在国的影响不容忽视。什么叫做自信，对此，部长大人，凴您在宦海搏击几十年的经历，以您的精明，相信您心里是有答案的。中国人，尤其是官员，其实都不傻，可以说，能在目前的政治生态环境里生存发展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唯其不傻，才会揣著明白装糊涂，真真假假，变化无常，时常令我们这些智商平平的普通老百姓看了莫衷一是。但是看戏看得多了，久而久之也就看出了一点道道。这道道有两个特点。一是虚僞，话都是说给领导和别人聼的，自己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货色谁也不清楚。二是，一出问题就怪资产阶级思想。说实话，这资产阶级到了中国，实在是倒了大霉：人数不多，资产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没有了，可是一出问题，无论是大是小，从政治局委员到小学生，还总拿“资产阶级思想”出气，让祖传的封建思想看了窃喜：欺生啊。在“伟光正”领导下革了几十年的命，杀、关、管无数，哪里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一定是“敌对势力渗透”进来的。部长大人，您真的就认爲教育系统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敌对势力渗透”？问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中国的事情难道真的就只取决于外因吗？向学富五车的教育部长问这样低级的问题，本人实在于心不忍。抱歉。引用半句语录：“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下半句语录已经过时，不再引用）。上面的六个“顺理成章”就是认真的结果。部长先生，您愿意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论述吗？这封信里引用了不少革命领袖的语录。我的话微不足道，领袖的话，相信您看了一定不会反感的。难那，部长大人，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再说一遍：我真是替您爲难、担忧啊。愿马恩列斯毛在天之灵保佑陈部长。 钱定榕 2017年4月28日于硅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