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佔領時代的市民政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自佔領運動以來，香港政治生態便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以及和以往截然不同的形式，一直在急劇地變化，只可惜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研究——就在政改期間人們為民主回歸派30年的努力功敗垂成而搖頭嘆息之際，香港政治已出現了由民主運動向民粹運動的變奏。同樣地，在剛結束的特首選舉中的公關伎倆與政治路線，還在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之時，一種新型的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亦宣告誕生。在了解到這些政治生態的轉變及箇中意義之前，各方只會繼續受制於形勢，難以找到出路。 對於這種新的市民政治的形成，佔領運動無疑是最重要的催化劑，當中其關鍵作用主要體現在促成由民主運動向民粹運動的轉化，以及充當政治「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過程這兩方面。 政黨支配力持續減弱 佔領運動促成香港政治由民主運動向民粹運動的轉化的最大影響，在於令傳統政黨一下子退居二線。這一點在佔領運動中表露無遺，自此政黨便處處陷入被動，每每被無黨派人士給比下去，直至特首選舉也毫無任何恢復的迹象。換言之，佔領運動嚴重動搖了政黨在本港政治中的領導地位。 此外，向民粹運動的轉化或政治民粹化的另一效果，是令不少市民成為獨立於政黨和政治運動的「沉默大多數」—— 一方面固然是政改爭議令市民不論對建制派或泛民的表現都大失所望，寧願獨善其身；另一方面，自佔領運動以來的民眾運動所展現出來的民粹性和盲動性，亦惹來不少市民的反感。這是在動搖了政黨的領導地位之上，再進一步令市民脫離政黨的支配，這對香港政治生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另一方面，佔領運動除了令不少人政治覺醒之外，亦大大加深了公眾對政治的認識與了解，這顯然是一個重要的「認知動員」過程。不過其客觀效果反而是削弱了原本政黨為市民提供政治提示的功能，令市民對政黨的依賴度與追隨度更形降低，因而亦變相削弱了政黨的影響力。 上述這些政治發展，在特首選舉中亦出現了新的變化：惹來市民反感的民粹運動經過溫和化和主流化後，逐漸演化成一種「體面的民粹主義」（decent populism），由當初的民眾運動（mass movement），最後沉澱成一種嶄新的市民政治；而所謂的「沉默大多數」，亦在選舉中普遍出現了「覺醒」的現象，變成了「不情願的沉默大多數」，在關鍵時候紛紛出來表態和發聲——這實際上是他們經歷了近年「認知動員」的直接結果。 市民政治認知度提升的影響 由此可見，這種新型市民政治的推手，在事件上固然是佔領運動與2017年特首選舉，但實際因素上則是政黨動員力的減弱及市民政治認知程度的提升。這同時衍生出一批新類型的市民／選民：獨立於政黨的高政治認知度市民；美國政治學者Russell Dalton將他們稱為「非政黨市民」（apartisans），並闡明了這類型市民與其他具不同黨派性和認知度的市民的差別。 Dalton採用這分類法的最重要意義，在於突顯出「認知動員」程度對市民／選民分類的重要性：正如在香港，平常我們沒有將市民的「認知動員」程度（或政治認知度）考慮在內，因此一直只依賴最原始的建制／泛民分類法，不屬兩者的就稱作中間派，以致香港的政局也大致上只能跟着這分類法而展開，最後陷入僵局。 然而，加入了政治認知度的分類法，卻能立刻給予我們一個不一樣的畫面：對於獨立於政黨的市民，我們可分為不關心政治和只具備低政治認知度的市民（apolitical independents）和上述的「非政黨市民」；至於黨派性強的市民也可以隨之而分為「認知型黨人」（cognitive partisans）和「例行型黨人」（ritual partisans）兩種。這樣才可更準確地區分和反映具不同政治認知度的獨立市民及黨人。特別是以前在獨立市民中「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居多，但現在情况已完全不同，世界上不少先進工業社會的「非政黨市民」已追上「不關心政治的市民」的數目，並且有後來居上之勢。只把他們看作一般的獨立或中間市民，實質上與指鹿為馬無異。 「非政黨市民」的抬頭 更重要的是，「非政黨市民」明顯具有一些普遍特徵：他們大多是年輕人、高教育程度和後物質主義者。除了比一般市民更積極參與政治之外，「非政黨市民」亦傾向以問題（issue）和參選人形象作為投票的依歸，相對不太重視政黨。該類型市民在美國在1964至2000年間，增加了一倍，佔選民總數的五分之一；而在德國在1976至2005年間，則劇增了3倍。須留意上述數字均未把最近10多年的增長計算在內。 讀者可能也察覺到，以上「非政黨市民」的特徵，跟特首選舉中曾俊華的核心支持者的特徵非常相近。這不僅顯示出香港政治亦正邁向「非政黨市民」化，未來政治很可能將逐步由他們所主導，同時顯示出香港的政治潮流，亦開始與世界先進工業社會的政治潮流重新接軌。 這次特首選舉讓我們見識到，藉着社交媒體和網上媒體的助力，曾俊華陣營可以在短短兩個月的競選工程中，大幅動員「不關心政治的市民」，並且將他們成功轉型為「非政黨市民」，可見社交媒體作為「認知動員」工具的效用與威力。這一點加上政黨動員力和號召力持續減弱，將肯定更有利於以「非政黨市民」為主導的新型市民政治的開展。<div> </div>經歷過佔領運動與2017年特首選舉之後，香港政治正面臨一次重大的範式轉移。這種新型政治對以「非政黨市民」為重心的政團最為有利，其次是擁有「認知型黨人」的政黨；但對依賴「例行型黨人」選票的政黨來說，卻無疑是一記喪鐘，除了轉型之外別無他法——全球各個先進工業社會的「例行型黨人」數字，只見持續滑落，可見乃大勢所趨。 面對當前困局，一次範式轉移足以成為打破困局的契機。不過「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唯有摒棄僵化的思維與既有的習見，方可帶來轉機。 （作者為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