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志业”与“心迹”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3> </h3><div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30px; font-family: 瀹嬩綋, Tahoma;"><div id="content"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div id="content2"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近世文化巨擘梁启超先生，曾经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中国的中国时代，亚洲的中国时代，世界的中国时代。梁任公把“世界的中国时代”，起点定在乾隆年间。笔者觉得还可以追溯到晚明，因在，恰值明朝，也就是1500年前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全球逐渐进入“共时”的大历史，世界各地部落、朝廷，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过日子，世界文化史进入到一个惊心动魄的大时代。一方面，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僻处西欧的“地方性知识”，日益摆脱狭隘的视阈，为世界文化史平添一股激越的“洪水”，继而形成“普世伦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拥有“地方性知识”的国度，面临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致力于忠实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进而达到文化自觉。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正是“世界的中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代文化巨人。公元2010年，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先生的后辈写出《也同欢乐也同愁：回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先生弟子卞僧慧于九十九岁高龄完成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亦将付梓，笔者欣慰不已。　　  　　也许，只有“洪水”退去，露出文化史的河床，具备文化自觉的理念，才能够明察先生的志业与心迹，体悟静水流深的魅力和境界。　　  　　 （一）“家学”与“师承”　　  　　中国文化史，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征，按照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观点，就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应对生活的法则，而“文化”的西方词源，也是灌溉、养育、滋润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问了：陈寅恪先生到底是吃着什么奶长大的？灌溉、滋养陈寅恪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呢？　　  　　潘光旦先生曾经撰写《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乡土中国社会，血缘、地缘和学缘，互动共生，交错纠结，形成文化史的独特风貌。笔者理解，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三纲六纪”的文化生态学，“家学”和“师承”便是其有机构成。　　  　　李亦园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两股力量。“大传统”体现的是朝廷的力量，“小传统”体现民间的力量。在我看来，“小传统”尽管经常受到“大传统”的侵凌，但是，从来不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和心态。难以想象，地广人多的超大地域共同体，民间社会岂可呈现“原子化”的风貌？　　  　　那么“大传统”和“小传统”又是如何博弈、互动的呢？这是我所关注的。2003年，正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的笔者，在英杰交流中心“心灵环保”学术研讨会上，得见钦慕已久的李亦园先生，提问环节，表达一己的困惑：是否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还存在一种“中传统”？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中传统”的运行机理又是什么？平易的李亦园先生，对我的思考给以鼓励。　　  　　文化世家，依托的正是“家学”、“师承”、“会馆”所构建的文化共同体。就从陈寅恪先生本人来说，他的父亲是晚清宋诗派的陈三立，爷爷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的哥哥是陈师曾，而他太太唐筼则是台湾巡抚唐景嵩的孙女。学界称道“义宁满门清流”，绝非过誉。　　  　　所以，陈寅恪先生出生和成长在具有“极优美之家风”的义宁，传承了厚朴、忠义的优美家风。出身于文化贵族的陈寅恪先生，深得文化传统的灌溉和滋润，确实信从“出身论”，连婚姻也喜欢“门当户对”，加以体弱多病，游学归来，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相当长时间里，住在朋友赵元任先生家，热心肠的赵太太——杨步伟女士，可是没有少费心思，张罗了好多回，三十多岁的陈寅恪，却一点都不急。最后，1928年，见到唐筼小姐，陈寅恪判断这是台湾末代巡抚唐景嵩的孙女，喜上眉梢，可称一见钟情。话说，这位唐筼女士，别看是学体育出身的，也是比较羸弱，居然，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举案齐眉，终身扶持，堪称佳话。　　  　　 （二）“亦新亦旧”的一代　　  　　陈寅恪先生面貌奇特，长长的脸颊，自有一股倔强与坚毅。出身于文化世家的陈寅恪，既然生活在“欧风美雨”的时代，自然，也要受到洗礼。从1902年，被兄长带往日本，少年陈寅恪便断续游学于各大学府，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处处留下这位读书种子的足迹。但是，奇怪的是，陈寅恪在哪所大学，都没有获得学位。刨除断续回国的时间，陈寅恪先生漫长的游学历程，而且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这一事实本身，一方面说明先生确系读书种子，另一方面，晚清民国，新旧杂陈，无形之中，给读书种子预留了空间，至少，制度安排，并没有过度阻塞、挤压读书种子，这样，陈寅恪才可以幸运地在东西洋，自由自在地悠游涵咏，取精用弘。　　  　　晚清、民国年间，学术界共同体，所取的标尺，并没有唯学历，而是看中人的学问，所以，陈寅恪先生才不是孤例，郭绍虞、钱穆、沈从文三位先生都没有什么高学历，但，都可以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民国年间，教育安排的人文关怀，确实令人称道。　　  　　当然，陈寅恪先生更加特殊之处，在于，1926年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时，可以说属于典型的“三无人物”——没有老辈所具有的进士称号，也没有新派的博士学历，而且也没有任何学术著作，勉强可以拿出手的居然是给妹妹写的一封家书——《与妹书》。　　  　　因为朋友吴宓的介绍，也因为梁启超先生的保荐，陈寅恪先生来到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诸位先生联袂，演绎了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一段传奇。　　  　　中国文化史，在晚清、民国年间，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古今中外，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崛起之后，一般学界人物，感染一种“意图伦理”和“庸俗进化论”，总觉得“ 新文化”要高于“ 旧文化”，以为，只要引进“民主”和“科学”，也即“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新文化”必然战胜腐朽衰败的“旧文化”。甚而，新派和旧派，《新潮》与《国故》，分庭抗礼，壁垒森严。　　  　　这时候，那些喜欢分派的人士，遇到陈寅恪，可就为难了。要说陈寅恪属于“旧派”吧，游学欧美近二十年；要说陈寅恪属于新派吧，与以守旧著称的“学衡”理念相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先生心意相通。　　  　　蔡元培先生曾经用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赞扬胡适之，笔者以为，胡适先生的“旧学知识”，充其量，在那个时代，也就是中等而已，哪里可以与世家出身的陈寅恪先生相比呢？　　  　　曾有人指出，陈寅恪先生属于文化遗少，此种看法，并不究竟。陈寅恪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胸中自有万千沟壑，融会新旧文化，而不露斧痕。　　  　　陈先生眼中，研究中国文化史，旧派人物，失之于“滞”，新派人物，失之于“诬”，所以，新派看陈寅恪，像是旧派，旧派看陈寅恪，像是新派，而先生自己，别出心裁，融会贯通，神游冥想。　　  　　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陈寅恪先生，对待中西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温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　　  　　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曾有三派：信古学派、疑古学派和释古学派。学界公推陈寅恪先生为释古学派的中坚。陈寅恪先生的学问，那是有口皆碑的，但是，还很少有人肯定陈寅恪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不仅仅是饱读诗书的学者，而是有思想的学问家。先生自己，曾说过“议论近乎湘乡与南皮之间”，不少人因为不具有开阔的胸怀和文化自觉，将清朝拦腰斩断，得出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史的结论；与此同时，又把晚清和民国的差别看得特别大。如此一来，既然陈寅恪先生的政治理念，不外乎位于曾国藩、张之洞之间，自然得出结论：此公属于文化遗少。实为诛心之论。　　  　　不错，老先生一辈子不放弃传统的形式，比方说，不屑于用简化字出版自己的著作。与其说老先生固执，还不如说，那是老先生所表达的文化抗议。　　  　　传统中国的思想，自从由“子学”演进到“经学”时代，多受到政治力量的牵引，正如欧洲中古时代的思想，多受制于天主教势力一样。　　  　　浸润欧美文化有年的陈寅恪先生，确实别具只眼，境界超拔。我们知道，陈先生的家族，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政坛，有着相当的力量。学术与政治纠结缠绕的时代，陈寅恪先生秉持纯粹的理念，将学问作为一种志业，保持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大概，这也是陈寅恪先生不愿意做晚清学术，进而选择中古史进行研究的一大理由。　　  　　陈先生深刻把握西方学术研究的脉络，并且终生信守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理念。　　  　　 1927年6月2日，先生的挚友，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举世震惊，陈寅恪先生更是神伤不已。　　  　　针对王国维先生沉湖的各种议论，于1929年，国学研究院解散之际，同人决定立碑纪念王国维先生，碑铭最终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碑式为新会梁思成所拟，闽县林志钧书丹，鄞县马衡篆额。　　  　　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精辟地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读书人“著书皆为稻粱谋”，自然是没有摆脱俗谛；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三民主义，依然没有摆脱束缚。只有摆脱内外各种束缚，才能够具有内心的宁静，在心灵自由的田野，寂寞地追求真理。从这里，可以见出，陈先生受到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也是真正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正是追求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一生。　　  　　 （四）“照着讲”与“接着讲”　　  　　话说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陈寅恪先生为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教授，当年，冯友兰由燕京大学进入清华，担任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主张，对待中国哲学，不仅应该“照着讲”，还应该“接着讲”。“照着讲”，属于遗传，“接着讲”属于变异。“照着讲”是述古，“接着讲”是创新。如果，仅能“照着讲”那么，中国哲学就可能成为博物馆里的展品，只有“接着讲”，才能体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通。　　  　　 1934年9月，冯友兰先生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体现了冯先生“照着讲”，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贞元六书》，展示了冯先生“接着讲”。　　  　　陈寅恪先生应邀，为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可以说，对“照着讲”和“接着讲”所应秉持的理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不要想当然，以为“照着讲”，接近于简单劳动。古人所留文献、文物，仅为当时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　　  　　 “接着讲”，要求更高了，必须具备高度的主体意识，才可以接着讲。“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　　  　　今天，义宁先生120周年诞辰之际，“照着讲”，就不能不对晚清民国学术史表一种同情，与民国老辈学者，处同一种境界，不得不达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接着讲”，就要站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对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处于何种状态，讲出一番道理。　　  　　由于陈寅恪先生的两部经典著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有“稿”字，所以，先生的弟子或者再传弟子，喜欢在自己的书名中用“稿”字。比如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稿》，周一良《中日文化交流史稿》，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　　  　　陈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始，门人弟子众多，刘节、蒋天枢、王永兴、汪笺、金应熙，周一良、季羡林对先生都执弟子礼。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高山仰止，先生的多数弟子，只是纯正的学问家，而不具备先生那样深刻的思想，有些弟子只是一味“照着讲”，难以“接着讲”。这是陈寅恪先生的不幸，还是时代的伤痛？　　  　　历史，并没有走出先生的那个时代，只是，晚辈的文化视野一度被遮蔽，失去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巨人作参照，缘于“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所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注释：　　〔1〕《中国哲学史》（上）审查报告一，冯友兰：《三松堂全集》（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2版，第612页。　　〔2〕《中国哲学史》（下）审查报告三，冯友兰：《三松堂全集》（3），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2版，第462页。　　（《新京报》2010年5月22日，收入学术地图之一——《那些有伤的读书人》）</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