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ontent-body" style="width: 1170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 font-size: 13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div><div id="block-system-main" style="margin-bottom: 0px;"><div><div about="/chs/zhong-guo-ren-quan-shuang-zhou-kan/yang-guang-yi-dai-yi-lu-ming-yu-shi-jian-yu-ma-xie-er-ji-hua-da" typeof="sioc:Item foaf:Document" style="margin-top: 14px;"><div style="float: left; min-height: 0px; margin-left: 30px; width: 570px; box-sizing: border-box;"><div style="margin-bottom: 20px;"><div><div property="content:encoded"><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strong>一</strong></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一个号称“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的“世界大战略”以汉唐盛世一条古老的商道来命名？想必是受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粹民族主义情绪所启发。但这个命名实在并不高明。丝绸之路虽然名扬四海，但它毕竟属于以骆驼和马来体现地理机动性的古代，在航空、航海、铁路、公路等全方位铁甲机动的当今时代，丝绸之路拿来申遗是个好主意，拿来“复兴”，恐怕就有消遣古人、愚弄今人之嫌了。</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其一，除海空交通之外，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欧亚大陆桥东西两线均已全线贯通，中国与中亚、西亚、印度、阿拉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任何贸易活动都不必再受古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限制。而南中国海商道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印度洋、东非的海上航路除了索马里海盗之外并无其他重大安全威胁，只要南海自由航行权不受以中国为主要声索方的主权纠纷的影响，所谓重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是多此一举。</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再者，“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已经有了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1、10+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TPP、RCEP等运行中和洽谈中的多边经贸一体化体系，中国欲在区域经济整合中施展拳脚、大所作为，有的是现存的途径，完全可以搭现行多边经贸秩序的便车，而不必另辟蹊径、费钱费力、自己当头、另搞一套。</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其三，不论古代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曾经创造过什么样的辉煌历史，但现实中的“一带一路”区域却是整个欧亚大陆地缘形势最复杂、国际关系最微妙、问题国家最多、安全隐患最严重、投资风险最大的地区。“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都是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问题国家；该区域贸易前景最好的经济大国印度一向与中国有瑜亮情结，因“中巴经济走廊”有干涉印巴克什米尔主权争端之嫌而公开抵制了本月的“一带一路”北京峰会；中亚五国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它们试图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与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投机取巧。</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景同样不妙，该区域的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对“一带一路”明里观望、暗中抵制；台湾则被中国排斥在“一带一路”之外；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虽对中国的市场与资金怀有渴望，但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扩张企图则高度戒备，故而首鼠两端，疑虑重重。习近平非要把他的“中国梦”筑梦工程挂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名牌，选择在这样一个问题多多的区域大把撒钱，如果这是为了拿历史典故当噱头，拿汉唐盛世给自己打气，就“作”得太过了，显然非明智之选。</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strong>二</strong></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用心，产能输出是其表，地缘扩张是其里，撒钱是手段，传“中国声音”、推“中国方案”是目的。大概就如奥巴马所说，习近平想要“由中国人来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或如国内媒体所言，中国想当“全球化的新领军者”。特朗普不是正好也让出了机会吗？</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说到底，习近平就是要彻底颠覆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对外战略，就是要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夹缝中为中国找到一块“当头”的舞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可能让中国出头，那就在亚投行里坐稳头把交椅；WTO、APEC、RCEP不可能由中国当头，那就在“一带一路”里自封为王。之所以选择中亚、西亚和东南亚为中国争当多边经济与地缘政治盟主的主要发力区域，习近平大概也是经过仔细拿捏的，因为这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俄罗斯为主体的“欧亚经济圈”力有未逮、覆盖率不足的边缘区域，同时又是古代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大汉盛世中国曾是中亚盟主，大唐盛世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西部边疆一度推进到波斯，唐代以降，东北亚、东南亚诸国长达千年奉中国为宗主国）。</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当然，有勇气，敢担当，敢向问题成堆的地方撒钱，敢当区域一体化的盟主，这也未必一定是坏事。但是，习近平将邓小平面向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引进、吸收”战略转变为面向问题国家、落后经济体的“撒钱、当头”战略，将江胡时代的“与国际规则接轨”转变为“改写国际规则”、“推出中国方案”，这就不再是什么“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了，而是对“后三十年”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根本性颠覆。</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细思“一带一路”所蕴涵的战略思维，与其说它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升级版，不如说是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战略的改进版。1965年，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套用林彪的话，如果说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是亚洲的城市，那么，“一带一路”所选定的问题国家和落后区域恐怕就只能算是亚欧大陆的农村，习近平的“对外开放”新战略，更像是一场21世纪版的“农村包围城市”。</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strong>三</strong></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在国际媒体上，“一带一路”最经常的比较对象，是美国于二战结束时推出的、旨在重建与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但中国官方不认可这种国际比较。外交部长王毅曾反驳说：“‘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王毅认为，“一带一路”强于马歇尔计划之处，一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丝路精神，即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合作共赢精神，二是“一带一路”基于全球化和国际多边主义，而马歇尔计划则基于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竞争。新华社、《环球时报》也曾发表文章，认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本质差别”、“不能相提并论”，理由是，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美国的霸权野心，而“一带一路”则是为了建立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多边经济体系。五月十四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这段话看似自我表白，一派云淡风轻，但所谓“地缘博弈的老套路”、“破坏稳定的小集团”，则是针对马歇尔计划有感而发。</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看来，中国人对古丝绸之路、对马歇尔计划都看法偏颇——如果不是故意曲解的话。其实，古代的亚欧大陆并不存在一条由各国政府牵头、且合作共建的一条连通商路，丝绸之路之说，是十八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理学家的首创。诚如《哈佛中国史》所说，古代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人、罗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条线路的存在，甚至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无论两端的中国人、罗马人还是中途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没有商人能够穿越整个贸易线”，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到达欧洲，是无数次转手贸易的意外结果，正如佛教传布中国并成为中国与东亚文明的一部分是丝绸之路民间文化交流的意外结果一样。而意外开通了这条著名商路的那些伟大的中国古人可不是为了什么“合作共赢”、“和谐共存”而去，所谓张骞通西域，张骞恰好是为“地缘博弈”而去——他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为了拉拢大月氏与汉人共击匈奴，所谓班超护西域，班超的“西域都护府”其实就是中国对西域与中亚民族进行殖民统治的“西域总督府”。扩张性的战争、压迫性的殖民统治意外结出文明之果，在世界史上并非稀罕之事。</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至于马歇尔计划，中国官方的解读真正充满了冷战的恶意。马歇尔计划当然有扩张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构建欧洲民主政治圈、自由经济圈的战略意图，但这无可厚非。美国人又不是傻瓜，美国纳税人的钱撒到欧洲，岂能不问受援国意识形态如何、是否认同市场经济而雨露均沾？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援助是慷慨无私的，除战败国德国之外，其他受援国均不需偿还，这比号称“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苏联向东德、罗马尼亚等前轴心国无度索取，建立“经互会”将东欧各国变成苏联的原料提供国、经济附庸国，不知道要慷慨、高尚多少万倍。马歇尔计划并不完美，同为二战盟国的中华民国、英属香港未得分文之助，但那也情有可原，毕竟救急不救穷，有限的资金要用在效率最高的地方，几年之后西欧各国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说明马歇尔计划的选择方向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科学”的，至少比我们目前的“一带一路”专门投向问题国家、落后区域要“科学”得多。而马歇尔计划所催生的欧洲市场经济圈、欧洲经济一体化，可不是习近平所谓“破坏稳定的小圈子”，恰恰是战后欧洲持续繁荣稳定的保障机制。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象最后都成了美国的坚定盟友，比之苏联、中国的受援国最后纷纷反目成仇，此中差别，值得玩味。习近平当局如今既欲“撒钱、当头”，与其嘲讽、批判马歇尔计划，倒不如认认真真地学习、借鉴马歇尔计划。</p><p align="center"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strong>四</strong></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带一路”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异同之处，窃认为，相比于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与“大东亚共荣圈”有更多的神似之处。</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首先是民族心态相似。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初期，对西方是一种敬佩、倾慕的心态，跟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心态相似，但到了明治维新末期，尤其是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沙俄之后，大和民族的地缘政治野心开始膨胀，民族心理开始变得狂妄、自负，“爱国主义”、民粹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渐渐成为风尚。山满的玄洋社、内田良平的黑龙会、近卫笃麿的东亚同文书院等组织对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感到十分厌烦和不满，希望日本要出头、要当头，要联合“同文同种”的中国、朝鲜、东亚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如果中国不配合或没有能力做出响应，就必须考虑以亲日政权更换满清政权。这些想法正是后来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并在战争后期与汪伪、伪满及东南亚各国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心态根源。</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其次是地理选择相似。“大东亚共荣圈”与“一带一路”大部重合，都以东亚、东南亚、中亚为主体，不同的是“一带一路”以中国为核心，偏向中亚，而“大东亚共和圈”以“日、中、满三国”为核心，偏向东南亚，这一区别只因中日两国相对地理位置不同、一为大陆国家一为海洋国家而起，地理选择背后的战略动机仍是大体相似的。在“大东亚共荣圈”中，中日满三国是“相互提携”、“互助连环”的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和南中国海是资源供给地区和能源通道所在，这与“一带一路”的内部分工大体相似。而且，“一带一路”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词藻也颇为相似，日本人讲“共存共荣”、“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中国政府讲和谐共存、互利普惠，振兴亚洲，“不干涉内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p><p style="margin-bottom: 17px; font-size: 13px; line-height: 18px; font-family: Verdana, Geneva, sans-serif;">“大东亚共荣圈”因日本战败而告终，那么“一带一路”的前景何在呢？</p></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