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一輩子的絕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對普通人來說，窮是不是問題？這取決於兩點：有多窮，以及窮多久。 社會裏每個人能力有別，總不能搞成共產社會，所以貧富不均是沒有問題的，貧富懸殊才是問題。而貧富之所以懸殊，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窮人太窮。 當社會的低下階層窮到一個地步是手停口停、是餐搵餐食餐餐清的時候，窮對他們來說就不只是一種財政狀態或者銀行戶口和銀包裏的數字那麼簡單，而是一種焦慮。因為窮，他們在失去收入或者面對突如其來的財政危機時，他們沒有太多自我保障的能力，那意味瞓街和三餐不繼，留意這不是修辭技巧，這是對事實的描述。而最可怕的是，一旦陷入這種境地，一個人就會失去成為這個社會一員的資格，這裏說的大概就是窮人和乞丐之間的分別：不是物質的貧乏，而是窮人還有着作為社會成員的資格──從住址、電話到社交圈子和連繫，而乞丐沒有。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1275757888.jpg" width="400" height="266" alt="" />香港貧富懸殊加劇，最新公佈的堅尼系數是回歸以來最嚴重，也創下45年來新高。 當一個社會的低下階層中，有不少窮人與乞丐只有一步之遙，那種隨時失格的焦慮嚴重扭曲他們的價值觀，在他們看來，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存。生活是有精神追求的，而生存是動物本能，是一種僅僅對溫飽的渴望。沒有人會對子女說：你們長大後的生活就是返工放工搵錢供樓，對新一代來說，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和環境令他們期望的是生活，而當他們發現他們僅僅能夠生存時，落差帶來的失望成了他們痛苦的來源。 對低下階層來說更糟糕的是，這種貧窮是長期甚至跨代的。如果說貧富懸殊是種病，那麼階級流動僵化簡直就是宣佈這是不治之症。不久前有新聞提到，近年越來越少低下階級的子女升讀港大，這讓我想起一位朋友說過他在大學的一件事：那是活動上的組員飯敍，這個說剛去完歐洲，那個喂你有無去米蘭？你係咪識Charles？我同佢喺大摩做intern嗰陣識㗎，問到朋友暑假幹了甚麼，朋友說我無去過旅行，最遠去過長洲同南丫島，暑假去咗幫老竇手做裝修。 當社會上最富裕的少數人拿走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機會，只餘下少數給窮人去爭奪，那個不肯定因素已經不是那一方會有更多人成功，而是極端不均的分佈會以多快的速度繼續向天秤的一方傾斜──但這不是階級流動僵化，這是貧富懸殊，階級流動僵化是這個社會缺乏制度去制衡這種傾斜。 窮一時是痛苦，窮一輩子是絕望。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說任何人，特別是年輕人因為這種絕望而自殺並不是負責任的言論，但今天新一代把父幹掛在嘴邊卻肯定是對這種絕望感到無奈的痛中作樂。 父幹會不會有一天變成爺幹？今天我們說買樓靠父幹，甚麼時候到找工作靠父幹？不是那些人人嚮往的職業，可能只是個小職員也要問問你爸是誰──很難想像？當這種事在一河之隔的中國遍地橫行，它們距離回歸已然二十載的香港也許並不遠。<h2>檢討應否承襲政商合作</h2>貧富懸殊和階級流動僵化在香港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用不着堅尼系數的報告出籠大家才知道。事實上從回歸前到現在，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一路惡化，殖民地政府也就算了，但港人治港的香港政府20年來卻也只是小修小補以短期紓緩措施來推搪敷衍，不願意去檢視是否制度上出現了問題導致這種局面。 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與英資商人合作、輸送利益、政策傾斜，那是因為香港作為殖民地去發展經濟需要英資。但今天，香港作為已發展的國際商業城市，是否還有必要承襲這一套沿自港英時代的上層建築呢？的確這一套政商合作的模式曾經令香港輝煌，但這套模式是種過渡到一定階段後，政商合作帶來的壞處終會蓋過好處，比方說地產商。無可否認地產作為支柱行業幾十年來為香港的發展有貢獻，但今天地產行業對香港社會發展是貢獻多還是抑制多？ 是視野短淺也好，能力不足也罷，或是貪圖安逸不願意，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幾代的問責官員都沒有顯示出他們有想過改變這種制度，那怕有過丁點也流於口號。於是乎，當連歐美日本這些有着更好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也為這些問題掙扎不已，對於缺乏這些制度的香港甚至中國來說，等待我們的就是這些一直惡化的問題還有多久會以動盪的方式去逼迫政府作出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