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的行政霸道4.0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有人說，下一屆政府的團隊，了無新意。坦白講，政府管治和新意，往往都是南轅北轍的事。或者，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個團隊反映了甚麼？對香港的前途，又有甚麼含意？」 第一屆政府，對香港最大的改變，是廢除了兩個市政局，以及推出政治問責制。當年殺局，表面的理由是架構重叠。但事實上，兩局的存在是對行政霸道的一種挑戰。要知道，兩個市政署要分別向兩個市政局問責；在行政主導架構的設計下，容不下這一點例外。 假如說董建華對主權移交和改造香港有過甚麼具體的影響，政治問責制還是其次，殺局對香港無論是民生抑或制度，影響都極為深遠。真正將政治問責制的影響發揮出來的，應該是曾蔭權。 事實上，行政霸道的最大缺陷，就是在於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去建立出支持政府的政治力量。在政治問責制最初期，所謂政治問責官員，不是從政府內晉升，就是招攬本身工作已經跟政府行政機關息息相關的社會賢達。香港政府由殖民地時代起，已經有所謂「行政吸納政治」的方略。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從前招攬少數華人賢達，就足以擺平華人社會中的不同力量。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那種透過魅力領袖以寡治眾的手段，不再有效。香港的代議政治發展起步雖然遲，但由七十年代的市政局選舉，到後來八、九十年代的區議會和立法局選舉，已經在香港建立起一套代議政制的文化；政治領袖的個人魅力雖然重要，但是民意代表的生成漸漸走向制度化，也意味着行政吸納政治，必須是從制度上將另一套文化和制度吞噬。曾蔭權的擴大政治問責制，表面上是讓更多社會賢達可以加入政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行政霸道將代議政治再進一步邊緣化的舉措，同時也建立起「親疏有別」的「行政霸道2.0」。<h2>打工仔淪中國基層幹部</h2>在曾蔭權一屆政府，代議政制機構出現了存在危機。無獨有偶，非建制的政治力量也漸漸出現了質變。從前香港政治的對立面，大致上可以劃分成民主派對建制派，但過去七、八年左右，卻出現了「本土」甚至「港獨」的陣營。這種轉變，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爭取民主已經不是非建制派最重要的議題；反之，在集體的下意識中，那種制度上的替代和侵蝕，才是令非建制支持者最感到不安的原因。 梁振英一屆政府，雖然沒有明顯改變到香港的制度，但在制度內的文化和操作，卻出現了重大變化，堪稱行政霸道3.0。從前，原則上只有行政機關的最上一層政治問責官員，需要在立場上表示絕對的效忠。在梁振英任內，政府的施政，由這個城市的主體需要，轉化成要事事配合中央國策。中國要推出「一帶一路」，特區政府就要由上至下、事無大小都要附和「一帶一路」。政府和公營機構職員，由只是受薪的打工仔，變成了落實推行中國國策的基層幹部。 究竟林鄭月娥的管治，對香港又會帶來甚麼改變？我覺得，在她還未推出任何具體的政策之前，任何漫罵和猜疑都是不公道的。不過，林鄭在當選後，曾透露她希望擴大中央政策組的職權和人手，協助行政長官去統籌政策制訂過程。有理由相信，她是意識到政策局各自為政的問題，然而將權力和決策再行集中在行政機關，結果又會否令香港更進一步官僚化呢？我不期望林鄭會將前朝的錯誤糾正，但我最不希望見到，就是行政機關官僚權力，更進一步侵蝕香港的其他範疇，令行政霸道再進化成4.0版本。 （作者為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