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非基运动的荒谬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 id="js_content"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overflow: hidden; color: #3e3e3e; font-size: 18px; min-height: 350px; position: relative; font-family: "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background-color: #ffffff;">      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中国就是阿克顿所说的无法自由的民族。     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约3百万人，80%在农村。基督徒70万人，70%在农村。农村中的信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城市中的信徒，绝大多数是贫民、工人、小贩等。1930年代，35%的中国知识精英曾经受教于教会学校，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医院。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欧美在华宗教势力，削弱欧美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曾指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各国共产党“必须同僧侣、基督教教会和其它类分子的反动的和中世纪式的影响作斗争”。朱执信（1885～1920）赞同“俄国革命党”关于宗教是鸦片的经典观点，并在《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中说“耶稣是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1919年12月25日《民国日报》）。     蔡元培“美感教育思想”大约首见于1906年《论教育之宗旨》。蔡元培主张:“今日教育……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正是在蔡元培的倡导下，1912年北京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宣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力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16年3月间，蔡元培与吴玉章等联同法国学者、名流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蔡元培在发起会上阐述了“以法为师”、“反对教会”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法华教育会”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中介组织，而且，蔡元培所讴歌的法国唯物主义传统正是柏克所深恶痛绝的。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蔡“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对社会人心、学校教育的危害，反对大学设神科，反对学校宣传教义和举行祈祷式，反对传教士从事教育事业。这里，美育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宗教愚昧，推行科学民主的重要方式。”在蔡看来：“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五四时期，蔡继续提倡和推行“美感教育”，先后发表了《赖蜚尔》、《以美育代宗教》等文章；鲁迅（如《拟播布美育意见书》）、陈独秀等名流纷纷应和。王国维（1877～1927）是倡导近代美育的先驱者。王的人生悲剧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美感教育”的理论悲剧。事实上“审美教育”和“极权主义”密切相关，它不仅压倒了宗教教育，也压倒了理性教育。     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开始酝酿组织“非宗教同盟”。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咨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外国人自由办理。”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     1922年1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布将于4月在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的消息。3月9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发表了由部分上海学生组成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百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彭邦栋、邓中夏、黄日葵等15人为干事。3月1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各省市学界闻风响应，议定年底耶诞节该周定为“非基督教周”。     4月4～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大会，政府派大批军警到会保护。4月4日，李大钊、邓中夏、肖子升、李石曾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阐明了非教者的立场。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肖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他们起草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气势磅礴：“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一位论者这样阐发了“非宗教大同盟”的目的宗旨：“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不少学者上台发表演说。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    胡适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夕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认为：“中国知识阶级对于基督教，我认为应该有两种态度。第一是容忍，第二是了解。承认人人有信仰的自由，又承认基督徒在相当范围的有传教的自由：这是容忍。研究基督教的经典和历史，知道他在历史上造的福和作的孽，知道他的哪一部分是精彩，哪一部分是糟粕，这是了解。”    非基督教运动中最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的，是北大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于1922 年3 月31 日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其全文如下：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周作人五人的宣言发表后，收到了陈独秀的来信，此信在4 月7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信中说：“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的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常见的，在中国还在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又说：“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作人等人坚持认为信教是个人的自由，特别不能接受“向强者献媚”的大帽子。在4 月11 日的《晨报》上，周作人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致陈独秀》，又以“仲密”的笔名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两文都认为：“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想取缔的黎明”；而“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而他们这几个教授是“少数之少数”，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句话应该是由他们几位向陈独秀说的。陈独秀又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坚持认为：“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呢？陈独秀呼吁：“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陈的言论表达了共产主义者一个核心观点：只要站在真理一边，站在社会底层一边，就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就可无视其对立面的基本人权。     1922年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正式成立。6日，非宗教同盟办起定期刊物非基督教特刊。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便通过议案，要在传教学校内促成平等待遇运动。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3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提出“科学万能”的观点，陈独秀赞同。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造物主万能，他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造物主万能。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又战胜了达尔文。    当时，傅铜在《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一文中对 “非基督教运动”的概括是：这是一场“‘非科学’的科学运动”、“非宗教的‘宗教运动’”、“宗教的非宗教运动”，认为“这种运动不但不足以扫除或减少宗教的势力，反足以使宗教的信仰更加坚固”。不仅不能动摇基督教徒对造物主的信仰，而且催生了以“德”“赛”二先生（民主和科学）为偶像的新信仰和新宗教。“几乎可以说，当时的反宗教运动是用一种新宗教反对一种旧宗教：以科学宗教反对传统宗教。在宗教争论中，是不会给对方的存在理由留下多少余地的。”科学也以一种“因信称义”的方式被推广：“懂不得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都在其次，认定科学、理性的权威是首要的。国人从此把‘科学’塑造为又一个迷信的对象。”    1924年4月初，英国圣公会在广州办的圣三一学校的学生要求组织学生会，遭到英人校长的反对，4月22日学生宣布罢课，并寻求与国民党联盟，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取缔帝国主义者所办的学校。孙中山亲笔批示，认为罢课学生“惟已有此觉悟，亦属可嘉，可与邹海滨商量转学。”廖仲恺、谭平山也两次召见罢课学生，鼓励他们把斗争进行到底。革命政府的支持，极大鼓舞了学生的热忱。大部分学生终因校方态度强硬，在斗争两个月后宣布脱离圣三一，走进执信和高师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从此，国民党正式介入反基督教运动，并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了反教运动的领导权。    接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学校因法人校长拒绝学生在“五七”国耻日放假演讲和组织学生会的要求，引起学生集体退学风潮。广州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马上意识到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绝好机会，决定切实领导学生坚持斗争，目的是“借此事攻击教会学校，做收回教育权运动”，至于学生的要求，“我们对于他们的风潮，亦不主张提出什么条件与法人商量，……必利用一时冲动使他们骑虎难下，才可做些工夫”。学生的立意，一开始就受到了扭曲。同时，《广州反抗文化侵略青年团通电》里宣布：“凡与圣三一同类之学校，皆在应收回其管理权之列，决不容帝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中国教育界”。这种对教会学校的简单否定到完全排斥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进行的，而非真正出于对教育和青年学生的关心。在此之后，“收回教育权”成为反教运动的主要内容，教会学校成为瞩目的焦点。    1924年8月上海各校学生重新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并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人柯柏年、张秋人、唐公宪等人参加的五人委员会，具体负责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员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宣布其宗旨是：“秉爱国之热情，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他们召开大会，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至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苏州、宁波、杭州、绍兴、广州、长沙、青岛、武汉、河南、太原、西安、重庆以及日本等地都先后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    1924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抨击了帝国主义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青年》又发表数篇文章，公开鼓动学生发起风潮，来改造学校。   1924年广州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支部把12月22～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而且组织宣传队强进教会学校，作反帝的宣传。12月下旬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开展了“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王尽美等共产党人在趵突泉外的药王庙等处，一连数日与基督教徒展开激烈辩论。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    陈独秀在为非基督教运动的狂言辩护时说：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但没过多久，科学新宗教的信徒就把反对人权的言论升级为“干涉”、“破坏”的行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 —— 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6月23日，广州许多教会学校已放假，但留校学生很热烈地参加了反帝大游行。游行中，50多个中国人失去了生命。教会的培正学校到处可闻打倒帝国主义的言论，还召开了“讨论打倒帝国主义的大会”，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培正青年会礼堂，第一次挂上了孙中山的遗像和国民党党旗。变化也在其它教会学校发生着：校方不再制止学生在校内议论时政、参加纪念日的游行、组织学生会了。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是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1925 年10 月，《晨报副刊》改版，由徐志摩出任副刊主编，并邀请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作为撰稿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启修为《晨报副刊》的《社会周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张奚若则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驳诘，于是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对俄问题”的大讨论。参加这场讨论的，除了陈、张之外，还有梁启超、陈翰笙、江绍原、李璜、张慰慈、常燕生、刘侃元、陶孟和、钱端升、丁文江等知识界的名流。同年11 月底，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共产党北方区委李大钊、于树德、朱家骅、赵世炎等人领导了“首都革命”。11 月29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5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群众游行示威之际，有许多人手竖旗帜，大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语，遂蜂涌至宣武门大街，将该馆举火焚毁，接待室火先成灾，火焰突起，消防队闻警赶到扑灭，结果已延烧他处，该报馆房舍大半，业成焦烬，附近房舍，又以扑救关系，折毁破损甚多。直至七点半钟，宣外大街一带，交通尚因之阻隔。” 经历这一劫难之后，尽管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曾经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但上述的大讨论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事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五六天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异的态度。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这几年来，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至此，“主张一阶级专制”的民权论者与“信仰自由”和“争自由”的人权论者的政治分野已经泾渭分明。而二者最初的裂痕，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所提社会进步之“两轮”——人权和科学，到后来改为“德”“赛”两先生——民主（或民权、平民主义等）和科学，便已见端倪。    1926年广州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将名称改为“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它申明：“过去的‘反基督教运动’只是站在非教的观点，笼统地反对一切教会学校和教会学生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求‘反帝’之同，存‘信仰’之异”。1926年6、7月间，培正、培英、岭南等教会学校都相继成立了反对文化侵略同志会的分会。    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都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了“南京事件”，西方传教士多人被杀死，使非基督教运动的浪潮达到最高潮，之后国共两党因政治分歧，反基督教风潮随之沉寂。    这场运动历时5年，是共产党和青年团登上历史舞台一个重要的开场白。当时人们对欧美文明往往采取民族主义态度；对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则采取毫无保留的拿来主义。最后的结果是，马列主义占领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但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为恶劣，1923年有816人，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6成以上。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为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至大。    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教会办学本意是宣教，为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这和热爱音乐的人出钱办音乐学校是一样的。不想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可以不上教会学校，并没有谁受到强迫，个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学校也拥有办学的自主权。选择了教会学校就表明应承接受宗教教育。国民政府强行限制教会学校传教，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公立学校不准进行宗教教育，而私立学校则允许宗教教育。广东《全省青年运动报告议决案》第八条规定：不许利用学校及其它事业（如青年会）向青年宣传宗教。显然，国民党“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利用学校宣传党义，学校一切活动都要奏党歌、升党旗、读总理遗嘱，在几百遍的重复后，这些思想就会根植于学生头脑中，彻底剥夺了学生信仰的自由。党化教育把属于公民的自由教育变为一党私物，使所有的学校都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学校。    教育是人民的事业和权利，政府有发展它的义务而无控制它的权利。而“收回教育权”认可了教育属于国家的主权，这强化了专制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国民统治广东期间，通过利用学潮，在学校里建立、扩大国民党的组织，用行政手段推行党化教育，一步一步控制了私立学校，甚至将其据为己有（如强行将美国人办的公医并入广大）。“收回教育权”的旗帜扬得再高也无法掩饰其野蛮的强盗行径，教育失去了多样化和独立性，同时就扼断了创新的根本。“收回”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并不是进步和兴旺，而是灾难和扭曲。1920年代教会要求有自由和独立的教育权，民主国家除办理公立学校外，无不予个人或社团设立私立学校的权利，而且办学越自由，教育就越进步。它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本质。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