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之癌与民主要件——“十月革命”百年痛省

<div></div><div>   百年共产史，一份“癌病历”                                  201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开始共产实验。           一百年，人的个体生命从出生已至死亡或垂暮之年。如今全球范围内共产实验无论如何已入尾声；百年实验可初步考察结果。          此实验以社会制度和人的生命为载体，在被卷入者生命中留下印痕、刻下年轮。广而言之，有关国家和地区者也成为“十月革命”后果的一部分。             1992年深秋，因八九“六四”流亡的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出站第一眼所见极其难忘——“夹道欢迎”队伍一百多米长。          铅灰色天空下，老人和中年妇女们裹着厚实显旧的冬装，人挨人站在寒风中，每人挎着个大袋子，手托物品：一双靴子、一瓶牛奶、一串香肠，或一件工艺品……他们礼貌而恳切地举着物品向出站旅客报价……。          突然间，“夹道欢迎”队伍散了，人们已经把物品迅速装进大袋子，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地交谈或溜达，宛如正在表演的团体操瞬间变了队形。我细看，是警察来了。          警察例行公事转了几圈渐渐走远，“夹道”恢复如初。          我心一震，眼泪欲出——这就是少年时曾向往的“共产主义天堂”吗？这就是养育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土地吗？           当时苏联解体刚一年，共产实验后果与新制度诞生的阵痛交织。我在俄国滞留了二十个月，更多见闻述说着俄国历史和始于这里的共产实验。                    一百年回眸，两百年溯源。           1818年5月5日共产主义创始人卡尔 · 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一个律师家庭，父亲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新教。马克思以无神论为基础，抛弃“人人都有罪性”的基督教人论和对人普遍罪性及权力腐败所必须的制约，建构了一套依靠所谓“先进阶级”建设人间天堂的共产理论。          马克思30岁时与他的同伴、资本家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开篇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最后几句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关键词是：共产党、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无产者……          这个幽灵从欧洲游荡到亚洲、拉美……所到之处以暴力摧毁私有制，建立所谓“公有制”社会。百年实验，世人看到共产政权无例外依靠暴力和谎言剥夺人的财产、各种天赋权利，乃至生命，所强化的只是共产党一党独裁。                              回看百年共产史，会问：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被发展成列宁主义，是否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百年前已从立宪共和制出发的中、俄两大国，今天是什么样？世界格局又是什么样？        但历史只展示事实，不提供“如果”。看似“偶然”的因缘际会，也可能含着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不讳言其理论源于18世纪哲学唯物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        欧洲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来托马斯 · 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溯源距今两千几百年。比柏拉图更早的有中国孔夫子的“大同之治”到后来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这一代代挥之不去的理想，无疑是人类精神基因的一部分，早早晚晚不实践一回，人类岂会死心？        两千几百年未泯的梦想终于等来将它集大成、并为之实践铺设道路的人——卡尔 · 马克思。         此后人们的幸运与不幸仅在于生正逢时。                重播共运史记录片，大同小异。一边厢红旗如林集会游行、激昂慷慨口号歌声、受阅士兵持枪齐步，共党领袖被狂热簇拥；另一边厢是大众贫穷匮乏的生活、封锁外部信息的高墙、关押异议者的集中营……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公有制”为名剥夺私有财产后，名为“公有”资产只由少数人支配？“仓库里的东西属于大家，但钥匙在我手里！我取、我予，‘所有者’无权过问，谁能奈我何？！”——这个正常人无法接受的逻辑、 残酷的黑色幽默，竟堂而皇之一“幽”百年，至今仍在辛辣嘲讽着共产国民众的智力！         与普世价值下宪政民主制度对比，共产制度究竟剔除了哪些重要民主部件，组装成一部如此怪诞的制度机器？         究竟是怎样的幽灵魔力，使共产思潮在十九、二十世纪很成气候的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一时？十几国共党先后建政，曾形成颇具气候的“社会主义阵营”，裹挟世界人口近半。         被卷入共产实验中人迄今至少一亿非正常死亡。 从苏俄到“红色高棉”，再看几代中国人付出的生命及各种代价……共产制度呈现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制度恶疾，疾中之癌，不割除，社会无前途可言。                 另有特别值得研究的是，1989年波及全中国历时50多天声势浩大的民众要求民主的运动被当局“六四”屠杀镇压，仅仅5个多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苏东共产制度相继崩溃。而中国共产制度为什么却能延续至今近二十八年，不断强化极权专制，还在加速开历史倒车？                 如今共产幽灵在它的故乡欧洲已无容身之地，仅有的栖身地是亚洲和南美，至少15亿人仍受共产之癌折磨。共产国仅剩4个，其中就包括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中国。                    回看七十六年前1941年10月28日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段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称“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          以我们对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的观察，用以上两段话诊断中共制度的恶疾，恰中要害，但若想在今天中共党报刊出，绝无可能。        从中共建党算，现已进入第九十六年，从中共建政算，已进入六十八年。严峻的事实在于，中国共产实验几十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换来的竟然是这始料未及的角色置换！                 法国大革命时遭雅各宾党迫害慷慨走上断头台的女政治家玛莉.简· 罗兰（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的最后遗言，现已传遍世界：“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原文“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                 凡特别贵重之物都有赝品，自由、民主、平等……亦如此。真假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历史终将给出解释：人类对共产主义似是而非、听来美好实则剧毒的宣传为什么会信以为真？对共产实验不具免疫力的国族究竟有哪些基因缺陷？倘若中国更不幸成为最后送走幽灵之国，特别诊断更必不可少。         共产制度机器得以肆虐运转的要件是什么？普世价值下宪政民主制度必不可缺的部件是什么？人类大面积感染共产恶疾发病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抵御共产思潮、拒绝共产实验的“抗体”又是什么？          鉴于百年来共产之癌夺去上亿人生命、在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肉体层面发病转移扩散，共产实验留给人类的“遗产”是一份可供解剖、作多方位研究的社会癌病例，是可资今人诊断割除、避免继续扩散，资后世警惕再发作的人类历史大病历。     探究人类共产之癌的“原癌基因”与“促癌基因”                        近年人类有关癌症的研究不断有新进展。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关键的“促癌基因”，认为细胞中有一种叫TGFbeta的蛋白质，既能遏制癌症形成，又能推动癌细胞激进生长。相关论文发表在近年的《科学 · 信号》上。         科学家们还认为，每人身上都有一种“原癌基因”，受到外因刺激就可能被启动。           以我愚见，人类社会的“共产之癌”，也是由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 “促癌基因” 与“原癌基因”交互作用，生成“共产制度之癌”。共产“促癌基因”作用于社会和人的精神心灵层面，刺激人类本来就有的“原癌基因”，诱发社会和人精神心灵癌变，这与人肉体癌症的发病、转移、扩散、渐进晚期、直至死亡具有某些同理性。         本文试从历史事实中筛选出共产实验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要素”，即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促癌基因”和“原癌基因”。           正像医学研究所发现的，鉴于“促癌基因”兼具可能“抑制”，也可能“推动”，即可能朝两个相反方向活动的特点，我也借用癌症研究术语，暂且把前者简称为 “抑癌基因”，把后者简称为“促癌基因”，二者也具“同体两面”特点。 因后者是推进共产实验的关键，故先从后者切入，考察哪些主要“促癌基因” 最易与 “原癌基因”匹配发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社会“促癌基因”的单独存在，都对社会或人群具伤害性，共产制度之癌则是集主要社会 “促癌基因”之大成的结果，故不同于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其制度之恶性、毒性尤甚。         认清主要“促癌基因”，即共产制度机器主要部件，也就认识了与它同体反向的“抑癌基因”，它们正是被共产实验剔除的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须知这些要件不能单独运作，必须完整组合。故锁定宪政民主制度目标不偏移，才能铲除共产之癌，结束共产专制，组装启动宪政民主制度机器，是后共产国家国民福祉最大化之路。 否则，无论谁打着怎样美丽的旗号改革修补，进进退退，难免在不幸中循环。一步踏错，百年蹉跎，是已经和正在被历史证明的。 共产制度机器究竟安装了它所特有的什么主要部件？拆除了民主社会的什么主要部件？ 后共产国家要组装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如何寻回那些被共产制度拆除的必不可少的全部要件？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怎样走偏                        回首“十月革命”百年，中、俄两大国历史文化不同，走进共产实验的路径却有相似。 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两大国相继推翻皇权君主制，建立了具宪政民主制雏形的临时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 ，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国先于俄国推翻皇权，建立中华民国，被视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值得痛省的是后来怎样节外生枝与共产主义不期而遇？           聚焦三个重要关节点：         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军事实力不足，寻求掌军权的袁世凯支持，应许若驱逐末代皇帝溥仪，愿将总统位让于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了具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交易与废除根本大法引变乱。         二、1913年3月22日国民党主要筹建人之一、致力推动完善共和体制下政党制度的宋教仁被刺杀——政治运作有黑恶手段加入，未能依法查清惩办，即是噩兆。            三、1915年袁世凯称帝——改变政治制度。袁次年病逝，地方军阀各自发展，其中北洋政府分成直、皖、奉各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共组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和重组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在风雨飘摇的幼年走偏。               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历经血火摧毁君主制、建立共和不易，但是在大功告成时，前景未必是新制度自然长入成熟。新制度不健全时稍有差池，旧制度易复辟，局面混乱随时可能。一步走歪，差之万里。错失历史一刻，几代疾首痛心。         1911至1921年的中国和1917年的俄国都提供了这样的实例和惨痛的历史教训。     从苏俄历史看共产制度若干“促癌基因”：与人类“原癌基因”一旦相遇发生作用必致癌变     共产“促癌基因”之首：阶级论挑起仇恨掠夺，与普世人权“人人受造平等”水火不容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临时政府。俄国走到与中国相似的告别皇权后的历史转折点。             列宁回到俄国提出《四月提纲》，理由和口号称“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反对他所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那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各党派的联盟，并非“资产阶级政府”。          “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共产“工农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始终是共党所树之敌，没有这一命题，就没有共产实验。共产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被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双方最初阵线划分依资产多寡有无。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国际歌》唱道“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的诱人口号动员民众。         但怎样界定“被剥夺”部分？“夺回来”放到哪里？由谁管理？怎样再分配？怎样处置被打倒的资本家？生产由谁管理？再生产如何持续？……这一切都不容论证讨论，不容争辩反对，先去抢来。         贫穷者向往富裕，即使在机会均等社会，因嫉妒心驱使或被煽动，劫富、杀富济贫，因财富来得快，对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永远具有诱惑力，一旦以“公平合理”面目出现，更具煽动、鼓励、爆发性，遑论在不发达国家、贫穷地区。这是一人类的“原癌基因”.         诚然，共产运动也有富家子弟参与。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者，不知“平等”与“平均”之别，盲从轻信。怀着自以为“利他”的高尚情操忘我献身，终成事与愿违的牺牲品。也从反面证明以贫富而定的“阶级论”并不成立。          共产实验以经济状况分阶级、定高下善恶，分别赋予不同权力和权利，挑起仇恨，是人类社会“促癌基因”之首。          普世价值讲“人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但因人特长能力有别，报酬不同。与此同时，阶层间有无穿行上升（或下降）机会，也是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之一。          共产实验以“资产阶级”作“敌人”标签；“无产阶级”则戴“革命”标签，中共更衍生“血统论”，世袭红色官职获厚利，得利者甘之如饴，为“原癌基因”之首。            共产“促癌基因” 之二：暴力夺权不经全民直选授权，政权非法是其后一切非法的基础                            以现代政治学对“革命”的定义衡量“十月革命”，未必是“革命”，或以“起义”、“叛乱”等重新定性。但作为历史事件约定俗成称谓，暂先延用“十月革命”之称。          “十月革命”前列宁许诺全民直选，而“十月革命”后他打压宪政民主派的全民直选。当时的社会革命党得票超过50%，击败得票25%的布尔什维克胜出。列宁则说“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遂于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了全民直选的立宪会议，史称“一月巨变”，这是苏俄共产实验初期逆历史潮流而动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等于向世界宣告，无论共产理论中有怎样的“民主”字样或许诺，它从一开始就与普世价值“合法政权来源于全民直选授权”势不两立。         此一社会“促癌基因”刺激人因求生而屈服的这一“原癌基因” ，人们被迫放弃基本权利，顺从非法强权。 一旦社会由此起行，即剔除了宪政民主机器引擎，安装上共产专制机器引擎，大功率推动社会癌细胞激进生长。         从苏俄“十月革命”到各国共党夺权后都无例外抵制全民直选，或以有名无实的假“普选”掩人耳目。政权非法是其后一切非法的基础。        共产“促癌基因” 之三：一党独裁，拒绝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架构，党卫军拒绝国家化           苏俄1918年“一月巨变”另一标志意义是抵制立宪会议，拒绝经由制宪会议制定民主宪法，而制宪是民主生死攸关环节。          拒绝以宪法制约政府和个人的罪与权力，不建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民主制度，党指挥枪，此“促癌基因”全方位调动人类固有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逃避、逃脱有效监督的“原癌基因”，与人的各种罪性交互作用，必致一步步腐败沉沦。         拒绝国家化的“党卫军”为逃避制约的人和其罪恶保驾护航，随时暴力褫夺反对者和被统治者的各种权利、财产甚至生命。        共产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原话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列宁《四月提纲》发表后于5月17日所说，全句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想必因后半句尖锐直白，几十年一直被隐去，却为一百年历史所证实。   共产“促癌基因”之四：暴力消灭私有制，劫掠物名义公有，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畸变           苏俄最初四年内战时期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完成所有制根本改变。以“余粮收集制”将农民盘剥殆尽；国有化大中企业。         当国家权力以暴力推行“公有制”，原私有制下的资产所有者全无抵抗的力量与可能，抢劫方以虚伪的口号或许以各种好处动员民众参与推波助澜跟，公开抢劫势必迅速展开。         共党攫取一切资源，不但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掌权者支配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握有对被统治者生杀予夺之权，这是共产社会所独有。             共产理论宣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百年实验可知“公有制”才是共产万恶之源、是重要社会“促癌基因”。它摧毁了正常社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和秩序，公开抢劫成为“合理合法”、“伟大光荣”、“革命进步”。对被抢劫者剥夺一切，甚至大规模杀戮。以此震慑反抗。充分调动人懦弱、自私、贪婪的“原癌基因”，跟从共党抢劫助纣为虐。颠覆了传统道德，误导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与人在人格、经济、政治、机会等各方面的平等不复存在。   之五：摧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违背规律酿危机，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被斩断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以“配给制”禁止商品交易；国家垄断外贸；严管工人，枪决罢工者……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         国企、工农业集体生产“大锅饭”刺激人类懒惰、“不患寡、患不均”等“原癌基因”，引发普遍怠工、效率低下，而统治者聚敛财富，百姓普遍贫穷。        当市场经济无形之手被斩断，不能调节经济，专制有形之手必任意违背经济规律酿危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之六：取缔新闻自由，强制舆论一律，洗脑致民脑残，剥夺人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多有背离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在《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中批判那些“自认为自己具有天然的无需辩驳的绝对正确性，为维护自己和自己的意见，动用法律、监狱、军队、舆论阻止其他意见的产生和传布”。         这位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不会想到，以上他声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一段话，不幸成为他的继承者建政后的真实写照，一幅惟妙惟肖的精准画像。 “十月革命”后，列宁限制新闻自由、实行新闻检查。执政共党与政府以喉舌宣传取缔新闻的监督功能，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以“枪杆子、笔杆子”维护政权。说真话危及身家性命，刺激人拍马逢迎、见风使舵、唯上是从“原癌基因”，放弃独立思考，直至自我审查，甘作吹鼓手和帮凶。         共产极权剥夺公众知情权，屏蔽自由世界信息，强制“舆论一律”。经新闻出版宣传及教科书等多年重复谎言、掩盖真相，完成对青少年和全民洗脑致民脑残。        马克思著作中不乏“自由”字眼。《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此话不失真理之光，现在正可回敬他的不肖门徒，试问：共产实验百年，遍观红色共产国，“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美地在哪里？    之七：建立“契卡（肃反委员会）”监禁杀戮反对派，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               苏俄建立“契卡（肃反委员会）”打压反对派、取缔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红色恐怖”巩固政权。“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说：“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这话要先说清楚。”          1918年7月16日、17日沙皇一家被处决，包括妻子、四个女儿和幼子，及仆人。杀害的手段特别残忍，尸体还被浇硫酸、汽油焚毁。沙俄若干部长、官员、数百名“白卫军”被处决……内战期间，反布尔什维克者面临酷刑和集体处决危险。从1918到1921年约8万6千名以上的所谓“人民公敌”被关进劳改营……                共产实验将人置于“要自由表达，还是要生命，二选一”绝境，此一社会“促癌基因”挟持人最基本的求生欲，是共产之癌剧毒之处。反抗者每每付出生命代价，以生命相要挟的共产“促癌基因”与大众趋利避害求自保、人性软弱的“原癌基因”相作用，致人降服妥协或沉默，逆淘汰铺平恶者进身之路，出卖良心者升官获利。        故共产实验不具备早期或存续期从根本上自我纠错能力，如同一部被拆除制动系统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会朝着既定方向开到完结的终点。   之八：宣扬无神论却对共产党魁个人崇拜造神，要求绝对服从，对掌权者无任何制约               共党宣扬“无神论”，剥夺人的信仰自由，关教堂，拆庙宇，囚禁宗教领袖和信徒，与此同时却将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         柏拉图的老师、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如果盗贼窃取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就会用欺骗和暴力掠夺人民的财产，不是零打碎敲，而是一扫而空。他们还会以暴力为基础炮制出窃贼的法律，奴役全体暴力下的人民。而掠夺了人民财产的武装窃贼则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反而会把他们的首领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和朝鲜金家三代……莫不如此。         苏格拉底在两千五百年前预言的这一过程，成为近一百年共产实验全过程本质的精确描述。显现出哲人的远见与人们的盲点。           1924年列宁逝世后遗体被放进水晶棺，于红场为其大兴土木建列宁墓，把水晶棺移入供参观，首开恶例。后又有中国、越南、朝鲜三共产国效法。         斯大林继任后将列宁主义发展到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 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掌权时代，大规模宣传把他塑造成被崇拜的偶像并神化，无人有批判质疑权。他对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大清洗、流放与屠杀，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其他共产国家内部效法，外部则不能独立自主，盲目相信斯大林，中国亦然。         个人崇拜是社会“促癌基因”，人类有对权势者、名人、强人崇拜迷信的“原癌基因”，不谙所有人都有罪性、不完美的本相，盲目跟从强者引发社会癌变，个体与群体陷入迷狂。   之九：伙同黑恶势力教唆百姓抢劫杀人，仇智、反文明，奖恶罚善，致民众痞子化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早期活动中即与同伙以绑架杀人抢劫银行，以枪械和自制炸弹伏击帝国银行护送现金的车队，劫取金钱。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给中共早期湖南农民运动出主意“依靠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遂有痞子可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无法无天无道德、反智反文明是共党特征，也是社会“促癌基因”。持续奖恶罚善，刺激流氓及有道德缺陷者固有的“原癌基因”充当其工具打手，获赏头衔官职，教唆更多百姓抢劫行凶，残忍冷酷。加速社会痞子化、共党内部黑恶化。         之十：收买非共国家、党群和个人，或被其收买，多形式“合作”、与狼共舞           列宁从一次大战爆发次年1915年就获德国当局资助，在俄进行共产活动、作德国秘密代理人。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在瑞士，因大战回俄路途受阻。德国为缓解与俄东线战事，给列宁提供了方便。         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的建立本身就包含列宁与德国交易。         共党建政后垄断所有资源，便于以金钱、利益收买非共国家、政党、群体、个人，收买异议群体中人“拉出去、打进来”达成共党目的，成间谍、线人、各种形式的合作者。不乏利用“色情间谍”、“乌鸦”、“燕子”等等。        这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刺激人类见利忘义、爱财好色的“原癌基因”，达成与共党联手合作“共舞”。          综上所述，共党一旦暴力夺权建政，上述十大社会“促癌基因”便陆续启动社会与人的“原癌基因”，推动社会癌细胞激进生长，共产实验得以持续进行。          “十月革命”扭转了中国历史走向                        提到“十月革命”，中共教科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知“十月革命”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正在维修中，它用6英寸炮筒只放了一枚空炮，提醒涅瓦河中船只保持警惕，作好准备，发出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信号。         无论如何，炮口对准的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临时政府。           1992年冬我在圣彼得堡涅瓦河边面见了著名的“阿芙乐尔”。与红色中国几近同龄、当过十年“知青”、读过马列的我却是在流亡途中。        “阿芙乐尔”装甲巡洋舰绿色底座，灰色舰身100多米长。方形炮座很小，炮管细而短。我定睛看那炮口，想象着“一声炮响”时刻。与“阿芙乐尔”面面相觑，于无声处是它与世界及我和家国道不尽的往事。         这一声炮响，使俄国宪政民主得而复失，也扭转了被视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历史走向，铸成中俄几代人后来的命运。                “十月革命”后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马列主义披着“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与“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外衣，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机在中国广为传播。         共产宣传——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前所未有的最理想社会——与自古深藏于国人心中“均贫富、等贵贱”理想和视“杀富济贫”、“劫富济贫”为仗义的观念一拍即合。一些人以为找到更符合民主自由方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从原本已踏上的民主共和之路转身，投身共运。                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受第三共产国际指挥和援助。        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党魁。他于1927年3月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重视发动农民不仅仅因为毛泽东与农民有血脉渊源。他写此文时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两党原达成共识，国民军北伐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不能用暴力抢夺地主土地。当时勤俭的农民有可能上升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间具有穿行可能。     但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锋”，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当时革命目标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把持农会。对“土豪劣绅”划线标准随机任意，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只要有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没人反对。有时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有群众审判中被当场枪决的，有被用梭镖刺死或在批斗会上被直接打死的……中国沿袭千年稳定的农村宗法制度构架崩溃，此一“斗争”模式也在其后的中国共产实验中一再延用。     中共利用流氓黑帮闹“革命”，成为看家本领之一，以此将更多草根民众挑动鼓励教唆成“痞子”，在历次运动中作主力。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共依靠痞子，更以“打土豪、分田地”动员世代向往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跟从，他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破裂后，国共爆发长达十年内战（1927-1937）。        实质是共产运动与中华民国制度之战。中共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事”建立中共军队，后又建立了井冈山等红色根据地。     因国民党势力在北伐战争中无暇顾及地方尤其是南方，中共军队得以壮大。当时在湖南的毛泽东依靠痞子推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地权，换取农民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百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就在日军入侵后第五十天，中共在共产国际支援下，于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对立，开始局部共产实验。         重温这段历史，关键点有三。          一、此中共割据政权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植入中国的。          二、此政权建立在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时，中共借侵华日军之手消耗国军实力。          三、此政权主张“各省市各民族有独立自决权”。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共割据政权原赞成和践行“独立自决”得以栖身，其所在地几经迁徙后到延安，是今天中共政权的前身。而今天的中共政权却视民族自决、区域自决理念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挞伐防范。中共的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在95年历史上不胜枚举。          19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中又有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这期间中共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更多消耗国军实力，为抗战胜利后内战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全国共产政权做准备。                   1942-1945年毛泽东为在党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展开所谓“延安整风”，与当时中央委员、统战部长王明争夺领导权。毛以恐怖手段清除异己，酷刑逼供信，制造普遍冤案。         前面谈到有富家子女、知识分子投身共运。因理想主义和教育背景，随后发现问题大失所望，但上船容易下船难。          “十月革命”同龄人韦君宜1917年10月生于北京，家境富裕，品学兼优，本可出国留学，她选择参加共运，晚年于病榻著《思痛录》谈及“延安整风”。        她回溯心路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         在“抢救运动”中，她看到被整肃的“特务” 从中学生到小学生都有，甚至有6岁的“小特务”，人人自危。         她的丈夫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长女因政治运动和生活困苦而夭折，韦君宜重病，还被当作“特务”家属侮辱。         她当时写诗《家》，其中说：              “家呀，      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      世界、人生、革命、      学来好大个聪明！      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      夜晚寻不上宿头。      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      站在旷野里，      呆望着最远的星星。”           文字刻下一个投身共运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生命年轮和心路缩影。即便如此，她还是跟从共产党一直走到晚年，方才思痛。            抗战期间中共利用国民党“容共”，借机发展其党徒阵营及军事力量壮大自己。                         据《开放》资料室发表的数字，8年抗战中国民革命军500万，牺牲380万，至少牺牲95位將军。而共产党方面，抗战初期1937年改编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是5.5万人，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已是127万。有历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军第四军在整个抗战中，沒有任何一个团级以上军官阵亡，只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而中共方历史学家坚称左权、彭雪枫死于战场。          据日本国公布二战在华阵亡的人数统计表：死于国军之手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             在国民党方面，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延伸，孙中山这一思想是他思想的硬伤。他不认识共产主义实质，他被尊为“国父”，“联俄、容共”的训诫，成中国国民党先天不足。以致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延误了将人类社会共产之癌彻底割除于初期的机会，而且容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民国中之共产国存在，终至十几年后大陆沦陷变色。                  中华民国退守台湾，痛定思痛38年后加之“江南案”引发，才开党禁报禁，民主得以复兴。          此后，中国国民党仍未表现出从根本上彻底认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质，国民党执政期间在两岸关系上暧昧妥协，以致第二次败选下台。当然这又是后话。          毛泽东的暴政：共产之癌出于苏联而甚于苏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挂着自己画像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1927年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1949年实现了。政权基座下埋着两次内战中死亡的至少1，090万人的生命，远超苏联。         枪杆子里所出的不经全民直选授权和轮替的政权，必将不断以剥夺人权和人命加固政权。                  毛泽东1949年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共产学说和苏联实践本身携带各种共产“促癌基因”，而毛泽东深谙中国历代帝王弄权之术，毛对百姓欺骗愚弄和控制手法之多、政治运动之残酷超过苏联。中国人权、人的生命的失丧、所付各种代价之惨重比苏联更甚。         中共于 1948至1951年“镇反”残酷处决87.36万人，其中243位前国军抗日高级将领，显见中共对这些军事英才最怀戒心。                         1950年6月25日红色朝鲜越过二战胜利划定的“三八线”进攻民主韩国，韩战爆发。美军和联合国军参战支持韩国。中国派志愿军参战支持朝鲜，声称是“美军侵朝，抗美援朝”。苏联斯大林虽对异见者凶残，毕竟还稍吝惜本国人生命，对志愿军和朝鲜只予军事经济援助，并不出兵。  历时3年多战争，双方重回“三八线 ”两侧。试想若世上没有共产实验，双方至少共130万名阵亡者不会失去生命。更可悲中国志愿军牺牲者不知自己是因抵抗民主自由而死，其父老兄妹还将为共产实验继续付出财产、权利、甚至生命。         韩战结束至今逾63年，现朝鲜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千5百万，在金正恩这样的世袭恶魔残酷统治下，国民毫无自由人权可言，且极度贫困，吃不饱饭。而韩国只有9万9千多平方公里，5千1百多万国民享有民主与尊严，韩国的文明富裕世人皆知，出口汽车、电器、韩剧等享誉世界。同文同种，两种制度。比较共产实验与否的结果，这是最好实例。                  中共建政后延续老解放区“土改”至全国。据专家保守估计，杀死200万名地主，有美国学者估计多达450万人死于土改。                  俄国历史学家记录斯大林时代受难者的人数、姓名、死亡情况等已精确到个位数： 1，345，796人。         而中国有关共产运动受难者的统计数字还只是以万计，并且各方提供的或研究推算出来的数字相差也很大。             《毛泽东选集》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阶级”而论“革命性”三六九等不同 。“土改”给每人划定“阶级成分”，血统相袭为后代“出身”，界定多年“阶级斗争”阵线。         “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不但财产被抢光，人或被杀、被关、被管，其子女甚至孙子女随身贴着“出身”标签成贱民，升学、就业、婚姻等备受歧视。而抢劫方世代享受血统赋予的各种优越。此政策在中国至少实行到1970年代末。         “土改”后旋即农业合作化，农民交出还没攥热的《土地证》，后“合作社” 、“人民公社”化，彻底消灭了中国秦汉以来农村宗祠社会，乡绅阶层被消灭。             中共1953年至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生产资料“公有”化。城市对资方企业先“公私合营”赎买 ，资本家们“白天敲锣打鼓，夜里流泪痛哭”，暂时拿着“股息”，被温水煮青蛙。共党称之为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直到后来“文革”，在更残酷的强迫打压和威胁之下，完成了全部私有生产资料，包括私人拥有的不动产住房，一律没收，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         共产制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促癌基因”即“公有制”与民众心中的“原癌基因”——不患寡患不均，崇尚劫富济贫，杀富济贫，把充公、平分视为“平等合理”等种种毒谬交互作用，强力推动社会之癌激进生长。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凌晨，代表们被紧急召到会议厅，赫鲁晓夫发表长达4小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这一报告逐渐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内公开。 这是共产国家领导人对共产制度某些弊端所作的第一次直面否定，对所有共产国家官民都具前所未有的震撼力。 “苏共二十大”刚刚闭幕，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动用军队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此时还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持不同政见者要求独立、民主和自由，苏联出动坦克镇压。 历史一再证明，共产制度机器因为拆除了民主要件，即使发现内部重大问题，哪怕是高层率先提出，内外共识，仍无力自行调转方向。           1957年毛泽东以“阳谋”“引蛇出洞”发动“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有因果关系。“苏共二十大” 召开次年1957年是中国现代史特别年份之一。学者朱正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毛泽东是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的”。中共党魁毛泽东以“阳谋”欺骗发动“反右”，中国知识精英在毛“引蛇出洞”的“鸣放”中，直击共产制度之癌要害，都与“苏共二十大”有直接因果关系。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接受我采访时曾说，他考证认为在“反右”运动中，至少有55万到60万人被打成“右派”。被戴上“右言”、“中右”、“疑似右派”等帽子的加起来也约60万。这120万戴有各种“帽子”者分别受到判刑、劳改、劳教、下放、监督劳动、开除公职等不同处罚。         近年亦有说，解密数字“反右”被整肃受到各种处罚者共317万。                  在这场历史性逆淘汰中，有真知灼见得肝炎之士被“清除”，紧跟当局检举揭发他人、落井下石者得到提拔重用。对中共干部队伍、民众行为方式的毒化影响极为深远，延续至今。         从“右派”言论中，随处可见揭示共产恶疾要害的真知灼见。          罗隆基先生说：“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毁灭人群的生命。”  罗隆基先生还有更深刻的追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时隔六十年，如此犀利透彻的剖析直指共产之癌要害，更被今天的事实验证正确。     毛泽东通过“反右”发泄他对“重蹈斯大林覆辙”的恐惧，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步步超过斯大林的暴虐。          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没人敢再说话，人祸危机迅速逼近。          次年开始三年“大饥荒”。丁抒博士认为，“大饥荒”中至少饿死3，000万人。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正撞在毛泽东心结上。彭和支持者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一起被打成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被指“里通外国”与苏联和赫鲁晓夫有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其“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情结进一步爆发。结果“中国的赫鲁晓夫”帽子落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头上，一夜成“叛徒、内奸、工贼” 、“中国头号走资派”。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二，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致卞仲耘校长身亡（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亲见17年共产教育“文火慢功”在两个月之内怎样燃成烈焰，将文弱女生变成法西斯暴徒的全过程。         对领袖的崇拜与神化和民众的愚昧化、法西斯化如影相随。        “文革”中，百姓每天每顿吃饭前要在毛泽东画像前挥着《毛泽东语录》“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文革”中的国人用“表忠心”、“跳忠字舞”“唱红歌”狂热颂赞毛泽东，称毛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表示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即使是因武斗而死、被杀害者、被迫自杀者，临死前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也不乏其人。          中共在“文革”史无前例的混乱中，借“红色恐怖”对人心理的震慑，趁势将原赎买资本家的“股息”停掉，“公私合营”的企业完全归公 。私人房产全部交公，包括自住私房。至于私人财物，“红卫兵”“破四旧”一轮又一轮任意对一切被说成“有问题”的人抄家“破四旧”——现金物品、书画古董，金银珠宝、日常衣物……片甲不留。其中珍贵文物被毁被付之一炬永远消失，幸存的成为日后拍卖会上“红二代”们的“第一桶金”。                    文革中，“血统论”藉暴力与恐怖大行其道，所谓“出身不好”者在城乡均被歧视、被打、被杀……青年工人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反对“血统论”被枪杀，年仅27岁。       “文革”中像遇罗克这样因呐喊抗争，被夺去生命者有很多：上海技工刘文辉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反“文革”、反暴政被公开枪杀，30岁。原北京大学学生林昭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自定位“中国自由战士”，在狱中书写反对毛泽东的血書、日记和《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十四万言书），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枪杀，35岁……           这是一份很长的反对共产暴政英烈名单。        “文革”史无前例，共产各国不曾有。它爆发在“苏共二十大”反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十年之后，更见中共讳疾忌医、将错就错甚于苏联。        “文革”是中共政权常态的聚焦，不是变态的偶然。        虽然看上去“文革”有太多独特疯狂的现象——大、中、小学停课， 成立“红卫兵”、推出“血统论”、 “红八月”打砸抢杀、“ 一打三反”……         其实延续着中共建政后一以贯之的四条主线：         一是对毛泽东的登峰造极崇拜神化和毛权力甚于皇权的绝对集中，践踏人的尊严，阉割国人健康信仰能力。 二是土改以来阶级斗争的延伸与强化，统治阶级内部斗、群众分派文斗、武斗。           三是对中共治下国人私有财产、人权、思想权，及至部分人的生命权的彻底剥夺。         四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文物、道德、人心、人际和人伦亲情等关系全面的摧毁扭曲。仇视文化知识，互揭互害，家人成仇……           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是，反对过纳粹的也可能成为另类纳粹，共产纳粹即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情景最似当年希特勒时代纳粹党徒受阅。纪录影片显示当人类失去理性、“着魔”发烧、发病、发狂时是什么样子。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毛泽东一句“要武嘛！”又夺去千千万万人性命！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认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恐怕要等中共机密档案公开后才有定论。但研究者们一致公认，至少约200万人。          “文革”使1966年全国在校学生停课失学，数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此后高校11年没正常招生，造成无法弥补的知识人才断层。         毛泽东诸多祸国殃民之举，这只是其一，中国十年知识断层，遗害几代人。古今中外，无任何一个帝王或元首敢做这样的事，毛泽东做了。         1976年9月9日“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死亡，“文革”随之结束 。但近年越来越多人说“‘文革’回来了”。还有人说“‘文革’一直没结束”。                                对共产制度机器改革修理，运转方向不会变                   1976年10月中共“怀仁堂事变”，称“粉碎四人帮”，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和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即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受审被判死缓、无期和20年有期徒刑不等。         江青当庭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文革”罪责至今不清。但国人讲实用主义——有所否定就好，一曲《祝酒歌》唱醉了从1970年代后期走向19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                       毛泽东逝世后的1970年代最后几年，在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汇处的西单体育场有一段约两米高、一两百米长的围墙，因人们在上面陆续贴出表达不同政见的大字报、小字报，被称为“西单民主墙”。“民主墙”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被称为“北京之春”。         “民主墙”的先驱们有：魏京生、刘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陈子明、胡平……等一大批志士仁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魏京生的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的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要求将政治民主化。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说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后被以“反革命罪和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当天，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要求此后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一律实名贴到月坛公园。                 同是在1979年3月底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公布，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顿感民主要求被釜底抽薪，大失所望。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常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时代开始的标志。现在回看，从公报发表到四项基本原则公布，只有三个月，魏京生就被抓、被判重刑15年。中共已经明显露出了底牌，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警觉。从1979到1989，再到今天，38年后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        1980年9月，中共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月坛公园大字报也被取缔，这一期间，全中国上千人被拘、被审、被逮捕           1982年全国人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民间继续被“温水煮青蛙”。那时不知道“善解人意”的美德一旦转为“善解上意”，要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         至今高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原汁原味共产之癌剧毒之物、民主制度天敌、通向八九“六四”屠杀和今天全方位制度性腐败的路标与基石。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向往民主的人们雀跃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常引用老祖宗名言“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相信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将汇入世界文明洪流；精神文明必随物质文明提升，民主也会随中产阶级成熟而成熟……以为需要的只是时间、实干和耐心。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因胡耀邦认为“有扩大化倾向”，原定三年的运动只维持了28天。似乎倒车已开不成，很多人忽略未计。                         知识界看到“文革”结束后进步的一面，仍感振奋。我本人身为“返城知青”，就曾由衷庆幸恢复高考提供新机会，感谢邓小平和“胡赵新政”。        1984年10月1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小平你好！”横幅，我有共鸣。看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行善事平反“冤假错案”，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明白人”。看总理赵紫阳以“要吃粮找紫阳”著称，经济改革有一套，在国际事务中风度翩翩，是个“能耐人、得体人”……对中国满怀希望。                 再次大失所望是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文。其中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         此时的我已了解西方新闻观，热切希望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厌恶将“喉舌”与新闻业绑在一起。看胡耀邦文章的感受与得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类似。鉴于胡耀邦毕竟还提到“人民的喉舌”，又作“渐进改革”理解。         及至1986年学潮 ，才意识到通往民主的道路有很大障碍险阻。         1986年底、1987年初中国各地高校学潮连起，我正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读研。“八六学潮”抗议中共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民主选举和法律都是民主要件。全国学潮持续27天。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           痛省1980年代教训——虽逐步看清民主进程受阻，但“渐进总会改变”的一厢情愿阻碍认识民主制度实质，误以为努力即可推动社会进步，把戴着镣铐跳舞、扎实“打擦边球”当成使命。         中共当局的底牌已经露出，痴心于民主的人却视而不见。即使是注意了、震惊了，仍然不知道这张底牌的真意，那时的中国知识界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          1980年代，确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脚踏实地致力于本专业领域与外部世界接轨，探讨“文化与制度关系”“促中国民主进程”类问题的“沙龙”也随处可见，很多关注中国命运前途的知识界朋友们彼此相识、集结、联手，一般都相信只要大方向正确，渐进可以逐步达致民主的完善。           记得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作编辑、记者时，每天12点半节目播完，若半小时内编辑部没接到“中办”电话，没被指“错误、不当”，即为“擦边成功”。         此前因关注中国现实与未来，我感到知识分子地位、普通教育发展、人的心灵健康等都关系中国命运，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精神病院医生、病人 ……后与作家苏晓康先生合着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赵紫阳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当时我觉得中国有好领导，朝野可以互动推动社会进步。哪知无论如赵紫阳、胡耀邦之高官、还是如我之小民，都正宿命走在终将被“逆淘汰”出局的路上。         也绝想不到三十年后中国普通教育加入全民腐败洪流乱收费，教师不认真上课，靠补课赚“外块”；学生作文写理想是“当贪官”已不足奇……国人罹患精神疾病比例更是激增，从1980年代中期占总人口约百分之一，到三十年后今天占总人口约百分之十五。共产之癌荼毒心灵，共产教育伤及头脑，加之高墙封锁信息造成“脑残”比例更大。                   回眸痛省，从“文革”噩梦结束，到民主理想再燃。以为制度机器正在更新，亲见社会巨变，但不知，诸如部分私有化不是真私有化，部分市场经济不是真市场经济……不集中于整部制度机器重组，太多的付出和努力成了无用功。         不寻回全部民主要件，这架制度机器在根本上仍是旧的，仍向着原先的方向转动，历史重演随时方便。         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           现在忆往，平心而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共产制度根源的反思，没有达到当年一些“右派”言论的水平。一切都被两个字所淹没，那就是“渐进”。“知足感恩”、“中庸之道”本不是恶，各有其合理成份，但用于对政治、对经济，一厢情愿地相信“渐进”就是前进，“量变可以引起质变”，“渐进”可日臻完美……   结果究竟如何？          看中国怎样走到1989年。                                   八九“六四”屠杀再露中共底牌与暴政真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中国各地学生和民众请愿游行，主要口号有“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等。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起决定作用派军队“六四”屠杀。         我身为“八九民运”中“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之一，对从“民运”到屠杀过程有一定了解和关注。         有关八九真相、屠杀决策， 27年多来存在诸多悬疑。         例如，当局与广场请愿学生市民僵持50多天，邓小平为什么既不采纳赵紫阳意见“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也不采纳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生等57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研究解决？至迟 6月20日即要举行人大常委例行会议，为什么等不了这17天，一定要杀人？！         再如，当人们等待人大常委开会，广场上人已渐少，为什么从6月2日下午起人数骤增，仅30小时后当局就下手屠杀？         “六四”至今流行说法，诸如“当局出于不得已平暴”。而世人看到武装部队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何暴之有的学生和市民。         再有说“学生不知进退，激怒当局”。书生和平请愿怎么就能激怒当局屠城？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邓小平动杀机并非出于无奈，早在学运初期，就军车满载军人在长安街上往复而行。广传邓小平说“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符合邓的逻辑——杀人为既得利益集团贪腐保驾护航。其后中国的走向说明了一切。           丁子霖女士等 “六四”难属现已寻访到202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        中国当局至今没公布死难者和伤残者数字名单。中国红十字会曾报死亡人数在2，600至3，000之间，此数字也曾在白宫文件出现。当年6月，美国驻港总领馆接中方戒严部队线人引中共内部文件，共10，454人被杀。                  仅从手边一本书——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公布的当时所查明的96位遇难者（至今已查明202位）的身份看，约百分之八十五为男士。年龄最小的9岁，年龄最大的56岁，约百分之七十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大、中学生（另有一名小学生）约占三分之一。各界市民约占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工人、助研、大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公司职员、记者、医生、工程师、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图书馆员、司机、服务员、公司经理、个体户、离退休人员、复转军人……         他们之中有过马路被枪杀、在楼顶照相被枪杀、躲进胡同被追杀、在居住的院内乘凉被扫射身亡、在街边摆西瓜摊中弹、出门买早点被坦克扫射身亡、撤离广场在六部口被坦克从身后压碎，还有4日凌晨去广场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者……          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六四”屠杀的枪口对准的是各阶层人民的诉求与各阶层人民的生命。                 中共在历史上一次次发动所谓“人民战争”对准“阶级”敌人，例如“土改”，对准“地主、富农”；“肃反”、“镇反”，对准“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对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反右”运动，对准“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准“四不清分子”；“文革”，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到1989年“六四”屠杀，中国当局声称是针对“暴徒暴乱”的“平暴”，全世界都看见，明明是持续五十多天的和平请愿，哪里有“暴乱”？再看看现已查明的遇难者名单和目击者证词，“暴徒”在哪里？         中共“六四”屠杀，对各阶层市民的扫射追杀，撕下了它建党68年戴过的各种面具，露出底牌、真相和本质——与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为敌，与全体人民为敌。        “六四”屠杀，是对和平居民的宣战与杀戮，是中共及其党卫军对人民的战争。“六四”后至今持枪禁言、持枪掠夺、持枪镇压各阶层一切反抗，这场战争一直在持续，党国与人民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的一方，党国，武装到牙齿，占有一切资源，为所欲为，而另一方，人民，赤手空拳，权利和财产皆无保障。          世人震惊于“六四”屠杀的残酷，国人一夜完成从“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狠！”的认知，我亦然。明白了邓小平直到85岁仍紧抓双料“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不撒手之意。         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他是另一版本的毛泽东。                           “六四”前表示不同意屠城、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后被软禁15年至逝世，他没为自己反对屠杀而“认错”，在中共领导人中难能可贵。但他在中国历史千钧一发之际，身居高位没能再向前一步站到民众一边，迫使屠夫不敢下手以避免屠杀，没成为如后来苏联叶利钦式人物，是赵紫阳个人的局限、更是历史的遗憾。                赵紫阳的助手、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因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1989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开除党籍。7月，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刑满出狱，至今生活在软禁中。     “六四”屠杀后经整肃与清洗，各阶层各行各业有民主理念者被逆淘汰“清洗”，极权专制的打手和拥护者得以进身。     曾在1980年代专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工作的鲍彤先生2001年接受我采访时说：“我只能这样说，我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出有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迹象”。当时鲍彤先生如是说。          又是十六年过去，现在的中国有政治改革迹象吗？           近28年来，有关八九“六四”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言论出版禁区，年轻一代若不“翻墙”获取信息，对此历史大事件几乎全无所知。   回看“六四”屠杀后最初两年半，中国万马齐喑。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 自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合法获利本是社会发展动力。但若社会听任非法获利，甚至必须藉助权贵走腐败黑道才能获大利，那么这个“促癌基因”刺激人类欲壑难平的“原癌基因”，必使全社会是非黑白不分全面堕落。         邓小平深谙此道，以“经济发展”掩盖滔天大罪，以全国上下“向钱看”“整合”调动人的趋利欲望。于是国人无视邓屠夫手上血迹，不去清点遇难者人数，盛赞着“南巡讲话”，跟着用枪杆子撑腰的独裁者又出发了。         尚未放弃民主期待的国人则痴心不改，仍希望经济发展能带来民主，寄望“中产阶级成长，逐渐有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带动公民社会成熟”生长出民主的树与果。         “渐进民主”、“和平理性非暴力”、“朝野互动” 热议几番，争论几番，结果又如何？                                      转轨中的俄国 及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决”一瞥                  我滞留居住在莫斯科20个月，看到一些前苏联共产遗迹和新制度起步的艰难。         曾去一位前苏联劳动模范“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家作客，听他讲当年劳动竞赛工作量怎样大得难以承受，一位工友旷工3天，被判刑3年，服刑期逃跑，又被加刑至15年。         说到共产制度下的劳动竞赛，我们都是亲历者……超负荷“连轴转”，长期睡眠不足…… 与“苏联老大哥”面对面，有不少共同话题。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论，若马翁在世，会怎样论证共产制度下“剩余价值”去了哪里 ？         敲骨吸髓的榨取使苏联重工业、军工、航天事业长足发展，但直到苏联解体，日用工业品一直匮乏，中国热水瓶仍是抢手货。商店摆着中国五、六十年代我小时见过的简陋用品，似时光倒流。                 而在社会生活很多方面，情况比中国好。         苏联没搞过“文革”。人们很有礼貌，公交车上虽拥挤，我所见男士无例外遵守“女士优先”原则。地铁车厢里人们静静看书，无人喧哗。         莫斯科居民都住在有电、煤气灶、浴室和冷热水供应的公寓中，但几家合住一个单元非常普遍。住国家分配房，租金和水电费仅占工资收入约百分之二、三。         从前苏联到解体后的俄国，皆全民免费医疗。         俄国当时社会风尚比中国好很多。         中国人初来俄国做生意，边境检查货物时试图行贿求手下留情，对方普遍拒绝贿赂。到我离开时，“中国式病毒”已迅速蔓延，有俄方边检人员开始受贿。                我亲历俄国私有化过程。简言之即对前苏联时名义“全民所有”资产评估总值，以“资产券”按人口平分，登记某截止日前出生的所有城乡居民，各发一万卢布“资产券”。可交易换钱、收购资产券到一定数量可购买工厂企业。         我好奇地问俄国人：“苏联一夜变天，官员们不抗拒吗？他们何以为生？”         俄国朋友说：“苏联是他们自己搞垮的，他们早知道要垮。不当官员，都回自己专业就是。”         我问：“没专业的怎么办？比方复转军人？”         “做管理者要大学毕业。没上过大学的复转军人可以当官？不可能。”         我想，这是俄国较平稳过渡的原因之一。                 1993年我亲历“俄罗斯白宫十月事件”。         10月3日晚，莫斯科电视台被反叶利钦的军人攻占，电视节目一个个变成静止画面。彼得堡电视台公布电话号码，请观众打电话告知莫斯科情况。         4日天还没亮，我被开往市中心的坦克车队“嘎拉拉”的履带声震醒。电视上CNN在市中心实况直播。下午见效忠叶利钦的军队向议会大厦“白宫”占领者所在窗口一炮炮轰去。          “白宫”前坦克边有市民围观，孩子们在捡弹壳。想到日前街上游行反叶利钦的人不少，竟没人担心坦克和炮弹会伤及他们。炮口始终只对准反宪政民主的议会大厦占领者。         我为俄国军人不向百姓开枪深深感动，这是中国和俄国最大的区别。   本文前面谈到，1918年1月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力解散全民直选的立宪会议，称“一月巨变”。75年后1993年“十月事件”叶利钦用武力保卫了民主议会，俄国找回走上历史歧路的关节点，作为新的起点，保证了两个月后顺利公投，新宪法通过。             我在莫斯科图书馆读到梁启超先生1902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九十年前文章、讲演词处处像在针砭当今中国时弊，极令我惊奇，用笔抄录了一段又一段……更感时伤事——历史在哪里停住了脚步？         也读到王明《中共五十年与叛徒毛泽东》。王明久居苏联，以前我绝无机会读到王明一面之词，看中共党内所谓“路线斗争”的险恶和毛泽东的痞子嘴脸。         前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图书馆开设“美国角”，介绍美国政治文化，有美国期刊报纸……         电视播放着政论片《怪兽》（Monster），以各种史料，文字音影等记录梳理共产运动和前苏联历史。         居住莫斯科20个月，我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六四”屠杀枪声响过的祖国故土，走向民主自由的广阔世界。                  之后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又居住20个月。适逢魁北克人要求独立运动，我在街上见识了“要求独立”和“反对独立”市民和平游行，双方有时在街道两侧反向而行，旗帜标语各异，人们脸上印着红白加拿大旗，或蓝白魁北克旗……有口号，有交谈，没争吵，更没有肢体冲突。触景生情，我马上想到“独立”二字在中国的遭遇。        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省全民公投，我和当地人一起度过那个紧盯电视直播屏幕的决定性夜晚。结果49.42%认同魁北克脱离加拿大，50.58%反对，反对方险胜。        我在魁北克学习认知何为“国家”、“自决权”和“区域自决”。                                      瞭望: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及其意义                            1996年底我在美国上学期间开始兼作中文短波广播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                进入21世纪，中国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在政治高压严控下，再次寻求推动中国进步。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即是社会各方寻求共识的尝试——以中共国现有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中共所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目标，以观后效。         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严正学“民告官等一波波通过大量依法诉讼案件维权。例如，基督教牧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法轮功受迫害案、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山东临沂“暴力计生”案……         始料不及的是，比诸多案件得不到依法裁决更令人关注的竟是为当事人维权的律师和法律人本身的遭遇：被当局吊销执照、殴打、非法监禁，拘捕、判刑，被酷刑、被失踪……         高智晟律师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和《2017年，起来中国》披露他所遭受的生不如死的迫害，清楚表明中共极权下依法维权之路不通。        2015年“709事件”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访民及其亲属突遭公安逮捕、传唤、刑拘……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涉及23省（市）。                 农民维权案很多。2010年12月25日维权村长钱云会被惨死车轮下。2011年广东乌坎村民维权领头人薛锦波被死狱中。乌坎地处海陆丰，曾是中共土地革命时著名根据地。现乌坎村支书林祖恋（林祖銮）被捕，只因准备召开村民大会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归还被侵占土地。林祖銮（林祖恋）被捕前与妻子离婚，不要老妻收尸。武警围村对农民施暴……         从毛泽东起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中共建政后农村户籍备受歧视……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90年来的命运与历史轮回。           与“十月革命”同龄生于1917年的前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先生学生时代追求民主自由投身共运，助推过共产实验，批评过共党错误，当过中共高官，坐过中共监狱……晚年大彻大悟，发出“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的呐喊。         李锐老多年著书记史，不被允许在大陆出版。香港出版后，在美国的女儿李南央带书回家，被北京海关非法扣押。李南央依法告状维权，立案两年多至今不审不判，是反映当今中共司法现状又一例。                    2016年有“雷洋案”震动中国，海内外网友对中共“权大于法”威胁每个国人生命又有更深认知……         10多年来中国民间维权运动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所呈现诸多个案得不到依法裁决，律师、法律人遭迫害，看清中共制度下无司法独立,“依法维权”被当局无法无天所终结，必须转变为“改制维权”。彻底改变中共极权体制，建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维护每个中国人的天赋权利。                             中国共产之癌在转移扩散中                    2016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7周年，城楼挂着毛像、纪念堂停着毛尸的天安门广场军警密布……         现代“共和制”概念即“共和民主制” ，普适地被理解为在此政体下，最高执政者不是君主，而是依宪法由公民选举产生。宪法确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同时国家的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中共建政后，国人从未在真正的“共和国”生活过。人民在毛泽东及其继任者治下也从未真正站起来。         无论是非对错怎样颠来倒去，操纵机器者怎样更换，毛泽东像一直挂在天安门上，那是这部机器的原装标牌。               几十年论 “阶级”分“敌我”，风水轮流转，中共曾依靠的“最光荣、最革命”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现在是“社会底层”代名词。         几十年身价一路飙升的只有赵家“红二代”。         “文革” 中“血统论”、“红八月”是后来中国的预表和预演。血统关乎权力继承，权力带来巨额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曾被寄厚望的中产阶级，在从未真正市场化的中国向权力寻租，与手眼通天的“红二代”周旋，朝不保夕，成长不出有民主要求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                再看中国财富分布——2014年北京大学研究报告，中国占人口1%的顶端家庭，占据中国1/3财产；而占人口1/4处于底层的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巨大贫富差距造成持续社会动荡和更大隐患，40年改革开放现已没有可持续性。         共产党许诺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在哪里？         中共把百姓血汗聚敛到自身的利益集团，再作“私人财产” 转移出国。拿国库钱“大撒币”赠友邦，斥数万亿买“朋友”，便宜了“白眼儿狼”枉作冤大头。         农民因无养老金与医保，老人不愿拖累儿女而自杀的渐多……         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看到今天的一切，会做一篇怎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姓“党”的官媒一如既往唱着  “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颂歌。         城乡广场上唱“红歌”、跳“红舞”的多是红色中国同龄人、共产实验制成品。“长身体时正挨饿，要升学时就停课，十年下乡献青春，回城没有好工作，身体渐差人渐老，公费医疗取消了，买房看病都没钱，下岗偏又轮到咱……”                “文革”使偌大中国当时所有在校大中小学生于1966年夏天突然中断学业，以后是十一年全中国高等院校没有正常招生。毛泽东实行愚民政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文革”中摧毁大学以后，一度提出“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是文科大学可以不办。毛泽东惧怕文科，他要用马列主义政治课取代文科，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2年中国一百位作家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凸显了共产极权箝制人思想心灵、扼杀文学艺术……换汤不换药的一脉相承。                尽管随着毛泽东的逝世，1977年恢复高考，1977、1978级录取的新生中包括部分老三届，这并不意味着十一年没正常招生的空白就此得到了填补。当时流行的鼓舞人心的说法，如“‘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重获上大学的机会”、“把‘文革’的损失夺回来”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后来一些“老三届”进大学，不过是占了本应在1987、1988年入学的年轻人的位置。“文革”中高校十一年没正常招生是一段绝对的空白，它无可挽回的最终吞噬了数以百万计中国人今生今世上大学的机会。                 以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总数273，000乘以11作粗略估算（本应以1965年加1977年再除以2平均，暂未查到1965年确切数字），可粗知，当代中国人中约有两百万本来可以进大学的人，只因赶上十年“文革”，结果终身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本有的学习能力和各种天资禀赋被无声无息埋没，在多年务农做工之后，最先被抛入下岗失业大军。即使没人确切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可以确知，在无法抹煞的数字背后，一定有至少两百万个（粗估数，若按动态统计。十一年高校 正常发展，可容纳学生人数会逐年递增）被十年“文革”完全改写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个人际遇、社会地位，每天的工作、生活内容因此才成了后来的样子。         今天，他们就在“唱红歌”大军中。                 中国城乡“唱红歌、跳红舞”人们所代表的群体，既是共产制度的受害者，也是红色病毒的携带者。他们一生被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所戏弄，但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毛粉”。          敬畏心狠手辣的独夫，崇拜枭雄，认可“无毒不丈夫”……或许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原癌基因”。         习惯了逆来顺受、唯上是从，这些共产制度的受害者们早早下岗退休，闲来无事，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眼见当局不允许上街上广场游行喊冤，却听任人成群结队在街头广场 “唱红歌、跳红舞”，于是乎，管它歌颂还是反讽，或许为健身，为消遣，或许只是为宣泄一辈子的憋屈……他们经年累月，成就了中国这不乏怪诞的一景。                也有从“知青”堆爬出的昧良心文人，高调意淫着“青春无悔”、“岁月甘泉”，帮共产当局抹欠账……        更有至今仍沉湎于“文革”造反快感中人，半世纪来似乎未曾受到普世价值光照，仍如醉如痴踩着“文革”屈死者的尸体堆，杜撰着“文革”的“伟大意义”……          中共现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中共制度机器生产的标准件，逆淘汰的登顶者。其父习仲勋系从共党恶斗“绞肉机”幸存者，对毛泽东的错误和制度弊端有所批评。没文化的假博士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毛泽东的孙子。         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三版毛泽东。                 中共“十八大”全方位“请回”毛泽东亡魂，奠定“习核心”走向神坛的基础。         在制度性腐败、塌方式腐败中，习近平以“打虎肃贪” 清除异己，一只“大老虎”贪腐额几百亿元人民币以上。“老虎”成群，查处千亿万亿民脂民膏现在究竟落在谁的名下？习近平亲信圈被保护的“老虎”们聚敛的财富谁知又有多少？             贪官污吏治下的中国环境恶化，水和空气污染，野生物种濒危或灭绝……         以色列及中美学者共同研究发现，雾霾导致中国北方人均寿命缩短5.5年以上。空气污染提升肺癌、心脏病和中风发病率。另有国外科学家从中国雾霾样本中发现已知抗生素都不能消灭的“超级耐药细菌”，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有不可逆转的致命危害。            中国造假上行下效，只认权力金钱、互骗互害、残忍冷酷，车碾幼童没人管、老人摔倒不敢扶……共产制度之癌导致人心灵、肌体癌变，加速走向死亡。 贪官及家属卷钱外逃大潮更加汹涌。         破败的农村，脑残的百姓，沦丧的道德，污染的环境，空置的鬼楼，被掏空的中国……最后这片大陆还能剩下什么？                     有人怀念1950年代“没这么多贪腐、没这么大贫富差别”。殊不知真回到50年代，前面又是“文革浩劫”！         有人怀念80年代“政治开明，充满希望”。殊不知真回到80年代，前面又是“六四屠杀”！         中共极权体制有自身发展逻辑，万变不离其宗循环。                      “十月革命”百年临近，中共再次擦拭其“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件“宝器”，画出自画像：姓“党”的黑恶独裁政权，一手拿钱“统战”天下，一手拿枪“武装”恐吓。         此共产幽灵产物，体制之癌已病入膏肓全身转移，并向世界扩散。                                                百年痛省与前瞻 中国民主三步走     前瞻第一步：聚焦转轨目标，多方式多途径促中共政权松动崩溃            解析上述中共自画像：对党来说，枪重于钱。党从第一天起，靠枪抢钱，拿枪护权，靠枪保命。彻底摘除中共这枚巨大的制度之癌，不缴其械不行。          “缴械”谈何容易！连民众购买菜刀也要“实名制”的今天，即使有夺枪、造枪、攻取火药库之勇，也无法改变官民武力天壤悬殊。          中共仅有一根“主心骨”即军队，要害在于枪口对着谁。          近年来，连连有退伍军人集结维权，今天的“党卫军”看到昔日“党卫军”现在的处境，促其醒悟。          忆苏东共产末日，母亲们教育孩子，或者告诫街上士兵“上司让你向百姓开枪时，把枪口抬高一寸”。此经验最值得国人借鉴，也是八九“六四”最大教训——百姓的血汗养活军队，百姓的孩子组成军队，独裁者命令军队向百姓开枪，独裁者是百姓的敌人，百姓不是军人的敌人。当军人心里种下“绝不向百姓开枪”的种子，凭良知抬高枪口、调转枪口，等于缴了独裁者的枪。军人在保护百姓生命的同时，也迎来自己和父老光明的未来。                   近期有人提出“党主立宪”，或拥护习近平转身作“总统”。         中共国从1954年到现在的《宪法》不都是党主“立”的“宪”吗？法学界很清楚，中共主导制定的每部宪法都是不自洽的宪法，立宪基础只是共产党意志的体现。         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到哪里去找这个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中国各级领导职位上又有几人是工人？他们在怎样实行着“人民民主专政”？   看中国的现实，工人阶级在哪儿？他们怎样领导实施着专政？在八九“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平民、被警方打死的雷洋……他们是不是人民？他们究竟是“专政”的主体还是对象？所谓“人民民主”，究竟是在实行中？还是在被绞杀中？ 那些身家数亿、数百亿的贪官权贵、红二代、官二代，在中国《宪法》语境和现实社会中，究竟属于什么阶级？他们与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又是什么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句中，倒是可以找到中共书面所谓“工人阶级”的影子，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中，有多少人属于工人阶级？国人或许看不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从大量事实一定能看出他们是贪污腐化先锋队。           中共党章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一个宣称是所有人的“先锋队”、“三个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的党所主导立的《宪法 》之下，我们看到的正是今天恶癌缠身病入膏肓的中国。            “党主立宪”之说借“立宪”二字，似乎就自带着正义性。话说回来，如果真要立“宪政”的宪，行啊！假如中共哪天主导一部包括所有宪政民主制度要件的《宪法草案》交全民制宪会议讨论通过实行，以低成本、不流血开启宪政民主新时代，当然好啊！关键在于民主要件必须齐全！         再看“让习近平转身当总统”之说，宪政民主制度下总统应由全民选出，岂是独裁者转身而成？若依宪政民主宪法全民直选，习能当选，当然好！那也要看他是否接受宪政民主的全部要件。         我认为，促中共专制松动垮台多方多途都可尝试，在努力中等待，也有日可期。无论什么路线方针，前提和分野在于是否锁定宪政民主目标，还是想方设法换个名目敷衍、帮中共极权延寿。                    又有争论“口炮”与“行动”各派对错好坏，我看走向中国民主第一步，凡能促中共政权松动崩溃，各行其是，都对，都好。          但须警惕貌似“理念相同，路线方法不同”者，有的已被中共“统战”收买，与之有特殊利益关系。若认识不清被误导，真反对派付出的代价和要走的弯路极大。         民主不是口号，不是招牌，不是聚义厅、忠义堂、产业链……民主是公开、透明、严密的制约制度。任何以民主名义组成的群体，若对内对外不建立透明规则，无制约机制，跟人不跟理，不准批评，谎话连篇、黑道运作……衍生出的弊病都离中共更近，离民主更远。   前瞻第二步：绘制集合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图纸，拿出各版本未来宪法草案稿，利用现有言论平台充分讨论，亦作为切实的公民教育                  讨论中共政权垮台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比讨论中共政权何时垮台也许对中国未来更具决定性。中共政权一旦倒了，留下这个烂摊子，还有新生的可能吗？看今日中国，真没有再走弯路的本钱，良性选择已经不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两千三百年前的屈原留下他忧国忧民的名句投了汨罗江。他是否听见，是否想到两千三百年后忧国忧民之士仍在继续上下求索，掩涕太息？           连日来，因上访维权无门，有多位冤民在街头喝农药自杀抗议。屈原的后人们能不能走出自沉汨罗江的死循环？！          两千三百年的求索之路还不够漫长吗？看今日世界，现代文明之路何其清晰！           无论如何，让我们相信一次宪政民主制度的力量！再相信一次祖先所说“事在人为”！ 有“素质论”者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传统论”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因素，回归传统文化即可救国”；“完美主义者”论证“西方民主有缺点，不适合照搬，要创造更完美的制度”…… 若没有充分比较、讨论，历史机遇到来前不取得一定共识，会再失良机。          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制度“最好”是复杂问题，但世界迄今什么制度“最不坏”，看看“官二代”、“富二代”往哪里去就清楚。先求“不坏”，再求“最好”。同族在哪里过得比较好，最具参照意义。         “十月革命”100年，“中华民国”106岁，虽历经弯路有太多历史教训，今天台湾的民主毕竟是我族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一盏路灯。台湾全民直选、政党轮替，汇入普世价值世界潮流，有力驳斥了“华人不适合民主”之说。         百年共产实验下来，国人素质确实较差，提高国人素质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孰先孰后？在互为因果的怪圈里，着手解套总要排个先后顺序。极权专制下，国人素质已经和必将越来越差，有目共睹；宪政民主制度有助于改进国人素质，也许是别无选择的排序根据。                 近年，海内外有识之士先后提出几版供讨论修改的未来民主中国宪法草案。         我认为，国人对未来宪政民主制新宪法内容的关注度，标志着中国与民主制度的距离。现阶段对多版本宪法草案稿比较研讨的过程，也是传播民主理念、增强公民意识的过程。准备好一部民主要件俱全的宪法草案，即是未来宪政民主制度蓝图。   前瞻第三步：当松动和崩溃到来，立即召开全民代表制宪会议通过宪法，起动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机器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要求“真普选”，选准了公民维权最佳切入点，也是大陆走向民主的起点。香港若不能真普选，大陆真普选更遥遥无期。不经真普选授权的政权，皆非法政权。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说：“候选人决不能是指派的” 。         72年后今天中国所谓“选举”，候选人仍是指派的。牺牲了几千万人生命，竟没能换来这张选票！选票如此贵重，国人必须瞄准这一票。         毫无疑问，或早些或晚些中共政权必会以我们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形式松动崩溃，这点已经没有悬念。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准备好在那一刻到来时，怎样立即着手全民直选各界代表，召开制宪会议，拿出有共识基础的宪政民主宪法草案稿，讨论通过新宪法，随即实施，启动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机器，掀开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                              结 语           “十月革命”百年痛省。国人误信了太多谎言、许诺、改良、渐进……却没有认清共产制度是一部要件齐全的反民主机器。 共产之癌诸多“促癌基因”是这部机器的要件，刺激人类“原癌基因”而发病，我们须痛省自身罪性和弱点。一切对现有共产机器的 “改良”、“改进” 都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无关；任何对中共主导下“渐进民主”的期待，已经和终将继续被证明是错觉和盲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度错过确切定位真正民主制度目标所得到的教训。    无论如何，国人同属人类，造物主给了我们每个人良心、良知、良能等各种“健康基因”、“抑癌基因”。        《世界人权宣言》共三十条，其中至少有26条以“人人”作前提，此外多处强调各项权利属“每个人”、“任何人”，与中国《宪法》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之说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人的群体有可能坐在一起研讨制定并通过执行严格制约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与权力的规矩。因为人人都有罪性，所以人的群体必须坐在一起研讨制定并通过执行严格制约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与权力的规矩。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军总司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率领大陆军团赢得美国独立。他拒绝一些同僚怂恿他领导军事政权的提议，1789年经选举团投票获全部选举人票当选美國第一任总统，是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而且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无异议投票当选的总统。1792年他再次全票当选连任。他在两届任期中设立许多在美国持续到今天的政策和传统。两届任职期满，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回复平民身份。          乔治.华盛顿与美国立国先贤们所做的努力和留下的成果，证明人类良知可以超越人的罪性，并设法制约人的罪性与权力。         就在军队总司令出身的乔治华盛顿1789年遵循美国宪法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整整二百年的那一年，1989年中共国双料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戒严部队用机枪和坦克在首都北京街头扫射碾压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这是美国与中国的根本区别，这是宪政民主与共产极权的根本区别。               歴百年共产实验后痛省，国人亟需普遍认识到人人受造平等，生而具有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明了自己受造即具有的权利，并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自己权利的边界。         亟需重新界定人与人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信仰的关系……为确保所有人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以制度维护人权，反对侵权，组装并启动与当今普世价值中诸多“抑癌基因”与人类原有的健康基因作全方位良性呼应与互动的制度机器。        我个人愚见，宪政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亦即人类社会有力量抵御共产十大“促癌基因”的“抑癌基因”至少有：           1 .从“阶级论”回归“人人”。让人人知道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 2. 变“假普选”为一人一票全民直选。确立政府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同意。         3. 制定宪法保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多党制衡。军队国家化。         4. 完成“公有财产私有化”。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完成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买卖。         5. 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竞争公平。         6. 取缔“防火墙”，民间办报，实现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         7. 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压迫。民族自决、区域自决解决争端争议。         8. 摘掉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安葬毛遗体。永远禁绝一切形式个人崇拜。        9. 实现从小学到高中义务教育，重新编写所有教材，与普世价值和先进文明接轨。        10. 重奖保存共产时期档案有功者，还原历史真相，依法除垢。           寻回不少于以上十大民主要件，组装起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在割除共产之癌后，进行彻底的社会治愈与修复，实现中国宪政民主。借鉴当代民主国家制度机器在运行中调节、纠错、完善的经验。           当下海内外不乏给病入膏肓的中国开药方之士，其实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和现实一再显明，抵御、铲除共产之癌的各种验方、复方版本和效果记录齐全，国人的任务不过是从中筛选在人类实践中被证明共同有效的那几味药。                 在此重大历史关头，每每谈到有关文明与文化、宗教信仰与普世价值，国人争议异常激烈，颇多冲突。百年共产之癌严重摧残了国人的文化传承和人的宗教信仰能力。因此，我赞成文明求同，文化存异；普世价值求同，宗教信仰存异。                 所谓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普遍的“普”，世界的“世”，普世价值被当今世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者所认同。秉持普世价值，以制度最大限度制约人的罪与权力，建立起当今世界上最不坏的宪政民主制度。我相信这是所有国人利益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选择。            走笔至此，“十月革命”100周年临近，中国和国人何去何从？ 是铲除共产之癌绝处逢生？还是继续演绎最后的共产实验样本？若国人坚持自外于普世价值，以“中国特殊论”顽强展示此族群确有更特殊的“原癌基因”。或仍寄望于对共产机器小修小改，热衷宫廷八卦，向上寻找代理人，任其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可以肯定，前方不但是自身的万劫不复，恶化中的共产之癌还会继续以加速度向全世界转移、扩散、毒化全球。         此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又一次选择关头。                                                                                                                                                                                                                                 2017年1月9日                   作者简介：敏一鸿，本名张鸿敏，张敏，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法学硕士、美国台福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 “文革”中自北京师大女附中下乡到“北大荒”十年。后作过北京一五六中学勤杂工、北京二龙路中学历史教师、全国妇联权益部调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记者、编辑、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访问学者。现为美国自由亚州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1980年代与苏晓康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近年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张敏著《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及其采编的多卷本访谈录《穿墙的短波》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第二卷《红潮沉浮录》。以上三本書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张敏曾获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27和29届“Gracie Allen奖”、美国第10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纽约广播节（New York Festivals International Radio Programs Awards）”两枚世界铜奖等多项新闻、广播奖。                         【说明】 本文缩写版首发在2017年3月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孟浪主编：《致命的列宁（<共同体>：文学、思想、批判> 创刊卷）》。                                                 共产之癌与民主要件                                           ——“十月革命”百年痛省                                                                                                                            敏一鸿     百年共产史，一份“癌病历”                                  2017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开始共产实验。           一百年，人的个体生命从出生已至死亡或垂暮之年。如今全球范围内共产实验无论如何已入尾声；百年实验可初步考察结果。          此实验以社会制度和人的生命为载体，在被卷入者生命中留下印痕、刻下年轮。广而言之，有关国家和地区者也成为“十月革命”后果的一部分。             1992年深秋，因八九“六四”流亡的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          出站第一眼所见极其难忘——“夹道欢迎”队伍一百多米长。          铅灰色天空下，老人和中年妇女们裹着厚实显旧的冬装，人挨人站在寒风中，每人挎着个大袋子，手托物品：一双靴子、一瓶牛奶、一串香肠，或一件工艺品……他们礼貌而恳切地举着物品向出站旅客报价……。          突然间，“夹道欢迎”队伍散了，人们已经把物品迅速装进大袋子，三三两两若无其事地交谈或溜达，宛如正在表演的团体操瞬间变了队形。我细看，是警察来了。          警察例行公事转了几圈渐渐走远，“夹道”恢复如初。          我心一震，眼泪欲出——这就是少年时曾向往的“共产主义天堂”吗？这就是养育过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土地吗？           当时苏联解体刚一年，共产实验后果与新制度诞生的阵痛交织。我在俄国滞留了二十个月，更多见闻述说着俄国历史和始于这里的共产实验。                    一百年回眸，两百年溯源。           1818年5月5日共产主义创始人卡尔 · 马克思生于普鲁士特利尔一个律师家庭，父亲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新教。马克思以无神论为基础，抛弃“人人都有罪性”的基督教人论和对人普遍罪性及权力腐败所必须的制约，建构了一套依靠所谓“先进阶级”建设人间天堂的共产理论。          马克思30岁时与他的同伴、资本家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开篇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最后几句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关键词是：共产党、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无产者……          这个幽灵从欧洲游荡到亚洲、拉美……所到之处以暴力摧毁私有制，建立所谓“公有制”社会。百年实验，世人看到共产政权无例外依靠暴力和谎言剥夺人的财产、各种天赋权利，乃至生命，所强化的只是共产党一党独裁。                              回看百年共产史，会问：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被发展成列宁主义，是否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一百年前已从立宪共和制出发的中、俄两大国，今天是什么样？世界格局又是什么样？        但历史只展示事实，不提供“如果”。看似“偶然”的因缘际会，也可能含着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不讳言其理论源于18世纪哲学唯物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        欧洲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来托马斯 · 莫尔的“乌托邦”构想，溯源距今两千几百年。比柏拉图更早的有中国孔夫子的“大同之治”到后来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这一代代挥之不去的理想，无疑是人类精神基因的一部分，早早晚晚不实践一回，人类岂会死心？        两千几百年未泯的梦想终于等来将它集大成、并为之实践铺设道路的人——卡尔 · 马克思。         此后人们的幸运与不幸仅在于生正逢时。                重播共运史记录片，大同小异。一边厢红旗如林集会游行、激昂慷慨口号歌声、受阅士兵持枪齐步，共党领袖被狂热簇拥；另一边厢是大众贫穷匮乏的生活、封锁外部信息的高墙、关押异议者的集中营……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公有制”为名剥夺私有财产后，名为“公有”资产只由少数人支配？“仓库里的东西属于大家，但钥匙在我手里！我取、我予，‘所有者’无权过问，谁能奈我何？！”——这个正常人无法接受的逻辑、 残酷的黑色幽默，竟堂而皇之一“幽”百年，至今仍在辛辣嘲讽着共产国民众的智力！         与普世价值下宪政民主制度对比，共产制度究竟剔除了哪些重要民主部件，组装成一部如此怪诞的制度机器？         究竟是怎样的幽灵魔力，使共产思潮在十九、二十世纪很成气候的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一时？十几国共党先后建政，曾形成颇具气候的“社会主义阵营”，裹挟世界人口近半。         被卷入共产实验中人迄今至少一亿非正常死亡。 从苏俄到“红色高棉”，再看几代中国人付出的生命及各种代价……共产制度呈现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制度恶疾，疾中之癌，不割除，社会无前途可言。                 另有特别值得研究的是，1989年波及全中国历时50多天声势浩大的民众要求民主的运动被当局“六四”屠杀镇压，仅仅5个多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苏东共产制度相继崩溃。而中国共产制度为什么却能延续至今近二十八年，不断强化极权专制，还在加速开历史倒车？                 如今共产幽灵在它的故乡欧洲已无容身之地，仅有的栖身地是亚洲和南美，至少15亿人仍受共产之癌折磨。共产国仅剩4个，其中就包括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中国。                    回看七十六年前1941年10月28日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有这样的段落：“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称“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          以我们对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的观察，用以上两段话诊断中共制度的恶疾，恰中要害，但若想在今天中共党报刊出，绝无可能。        从中共建党算，现已进入第九十六年，从中共建政算，已进入六十八年。严峻的事实在于，中国共产实验几十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换来的竟然是这始料未及的角色置换！                 法国大革命时遭雅各宾党迫害慷慨走上断头台的女政治家玛莉.简· 罗兰（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ere）的最后遗言，现已传遍世界：“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原文“Ô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 ! ”，                 凡特别贵重之物都有赝品，自由、民主、平等……亦如此。真假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历史终将给出解释：人类对共产主义似是而非、听来美好实则剧毒的宣传为什么会信以为真？对共产实验不具免疫力的国族究竟有哪些基因缺陷？倘若中国更不幸成为最后送走幽灵之国，特别诊断更必不可少。         共产制度机器得以肆虐运转的要件是什么？普世价值下宪政民主制度必不可缺的部件是什么？人类大面积感染共产恶疾发病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抵御共产思潮、拒绝共产实验的“抗体”又是什么？          鉴于百年来共产之癌夺去上亿人生命、在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肉体层面发病转移扩散，共产实验留给人类的“遗产”是一份可供解剖、作多方位研究的社会癌病例，是可资今人诊断割除、避免继续扩散，资后世警惕再发作的人类历史大病历。     探究人类共产之癌的“原癌基因”与“促癌基因”                        近年人类有关癌症的研究不断有新进展。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关键的“促癌基因”，认为细胞中有一种叫TGFbeta的蛋白质，既能遏制癌症形成，又能推动癌细胞激进生长。相关论文发表在近年的《科学 · 信号》上。         科学家们还认为，每人身上都有一种“原癌基因”，受到外因刺激就可能被启动。           以我愚见，人类社会的“共产之癌”，也是由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 “促癌基因” 与“原癌基因”交互作用，生成“共产制度之癌”。共产“促癌基因”作用于社会和人的精神心灵层面，刺激人类本来就有的“原癌基因”，诱发社会和人精神心灵癌变，这与人肉体癌症的发病、转移、扩散、渐进晚期、直至死亡具有某些同理性。         本文试从历史事实中筛选出共产实验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要素”，即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促癌基因”和“原癌基因”。           正像医学研究所发现的，鉴于“促癌基因”兼具可能“抑制”，也可能“推动”，即可能朝两个相反方向活动的特点，我也借用癌症研究术语，暂且把前者简称为 “抑癌基因”，把后者简称为“促癌基因”，二者也具“同体两面”特点。 因后者是推进共产实验的关键，故先从后者切入，考察哪些主要“促癌基因” 最易与 “原癌基因”匹配发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社会“促癌基因”的单独存在，都对社会或人群具伤害性，共产制度之癌则是集主要社会 “促癌基因”之大成的结果，故不同于其它任何社会形态，其制度之恶性、毒性尤甚。         认清主要“促癌基因”，即共产制度机器主要部件，也就认识了与它同体反向的“抑癌基因”，它们正是被共产实验剔除的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件。须知这些要件不能单独运作，必须完整组合。故锁定宪政民主制度目标不偏移，才能铲除共产之癌，结束共产专制，组装启动宪政民主制度机器，是后共产国家国民福祉最大化之路。 否则，无论谁打着怎样美丽的旗号改革修补，进进退退，难免在不幸中循环。一步踏错，百年蹉跎，是已经和正在被历史证明的。 共产制度机器究竟安装了它所特有的什么主要部件？拆除了民主社会的什么主要部件？ 后共产国家要组装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如何寻回那些被共产制度拆除的必不可少的全部要件？                                          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怎样走偏                        回首“十月革命”百年，中、俄两大国历史文化不同，走进共产实验的路径却有相似。 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两大国相继推翻皇权君主制，建立了具宪政民主制雏形的临时政府。        1911年“辛亥革命” ，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国先于俄国推翻皇权，建立中华民国，被视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值得痛省的是后来怎样节外生枝与共产主义不期而遇？           聚焦三个重要关节点：         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军事实力不足，寻求掌军权的袁世凯支持，应许若驱逐末代皇帝溥仪，愿将总统位让于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1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了具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交易与废除根本大法引变乱。         二、1913年3月22日国民党主要筹建人之一、致力推动完善共和体制下政党制度的宋教仁被刺杀——政治运作有黑恶手段加入，未能依法查清惩办，即是噩兆。            三、1915年袁世凯称帝——改变政治制度。袁次年病逝，地方军阀各自发展，其中北洋政府分成直、皖、奉各系……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与陈炯明共组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运动”和重组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在风雨飘摇的幼年走偏。               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历经血火摧毁君主制、建立共和不易，但是在大功告成时，前景未必是新制度自然长入成熟。新制度不健全时稍有差池，旧制度易复辟，局面混乱随时可能。一步走歪，差之万里。错失历史一刻，几代疾首痛心。         1911至1921年的中国和1917年的俄国都提供了这样的实例和惨痛的历史教训。     从苏俄历史看共产制度若干“促癌基因”：与人类“原癌基因”一旦相遇发生作用必致癌变     共产“促癌基因”之首：阶级论挑起仇恨掠夺，与普世人权“人人受造平等”水火不容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建立临时政府。俄国走到与中国相似的告别皇权后的历史转折点。             列宁回到俄国提出《四月提纲》，理由和口号称“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反对他所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那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宪政民主党为主各党派的联盟，并非“资产阶级政府”。          “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共产“工农临时政府”。                 “资产阶级”始终是共党所树之敌，没有这一命题，就没有共产实验。共产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被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双方最初阵线划分依资产多寡有无。          马克思《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国际歌》唱道“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的诱人口号动员民众。         但怎样界定“被剥夺”部分？“夺回来”放到哪里？由谁管理？怎样再分配？怎样处置被打倒的资本家？生产由谁管理？再生产如何持续？……这一切都不容论证讨论，不容争辩反对，先去抢来。         贫穷者向往富裕，即使在机会均等社会，因嫉妒心驱使或被煽动，劫富、杀富济贫，因财富来得快，对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永远具有诱惑力，一旦以“公平合理”面目出现，更具煽动、鼓励、爆发性，遑论在不发达国家、贫穷地区。这是一人类的“原癌基因”.         诚然，共产运动也有富家子弟参与。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者，不知“平等”与“平均”之别，盲从轻信。怀着自以为“利他”的高尚情操忘我献身，终成事与愿违的牺牲品。也从反面证明以贫富而定的“阶级论”并不成立。          共产实验以经济状况分阶级、定高下善恶，分别赋予不同权力和权利，挑起仇恨，是人类社会“促癌基因”之首。          普世价值讲“人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但因人特长能力有别，报酬不同。与此同时，阶层间有无穿行上升（或下降）机会，也是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之一。          共产实验以“资产阶级”作“敌人”标签；“无产阶级”则戴“革命”标签，中共更衍生“血统论”，世袭红色官职获厚利，得利者甘之如饴，为“原癌基因”之首。            共产“促癌基因” 之二：暴力夺权不经全民直选授权，政权非法是其后一切非法的基础                            以现代政治学对“革命”的定义衡量“十月革命”，未必是“革命”，或以“起义”、“叛乱”等重新定性。但作为历史事件约定俗成称谓，暂先延用“十月革命”之称。          “十月革命”前列宁许诺全民直选，而“十月革命”后他打压宪政民主派的全民直选。当时的社会革命党得票超过50%，击败得票25%的布尔什维克胜出。列宁则说“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遂于1918年1月5日武力解散了全民直选的立宪会议，史称“一月巨变”，这是苏俄共产实验初期逆历史潮流而动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等于向世界宣告，无论共产理论中有怎样的“民主”字样或许诺，它从一开始就与普世价值“合法政权来源于全民直选授权”势不两立。         此一社会“促癌基因”刺激人因求生而屈服的这一“原癌基因” ，人们被迫放弃基本权利，顺从非法强权。 一旦社会由此起行，即剔除了宪政民主机器引擎，安装上共产专制机器引擎，大功率推动社会癌细胞激进生长。         从苏俄“十月革命”到各国共党夺权后都无例外抵制全民直选，或以有名无实的假“普选”掩人耳目。政权非法是其后一切非法的基础。        共产“促癌基因” 之三：一党独裁，拒绝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架构，党卫军拒绝国家化           苏俄1918年“一月巨变”另一标志意义是抵制立宪会议，拒绝经由制宪会议制定民主宪法，而制宪是民主生死攸关环节。          拒绝以宪法制约政府和个人的罪与权力，不建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民主制度，党指挥枪，此“促癌基因”全方位调动人类固有的只要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逃避、逃脱有效监督的“原癌基因”，与人的各种罪性交互作用，必致一步步腐败沉沦。         拒绝国家化的“党卫军”为逃避制约的人和其罪恶保驾护航，随时暴力褫夺反对者和被统治者的各种权利、财产甚至生命。        共产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原话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列宁《四月提纲》发表后于5月17日所说，全句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想必因后半句尖锐直白，几十年一直被隐去，却为一百年历史所证实。   共产“促癌基因”之四：暴力消灭私有制，劫掠物名义公有，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畸变           苏俄最初四年内战时期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完成所有制根本改变。以“余粮收集制”将农民盘剥殆尽；国有化大中企业。         当国家权力以暴力推行“公有制”，原私有制下的资产所有者全无抵抗的力量与可能，抢劫方以虚伪的口号或许以各种好处动员民众参与推波助澜跟，公开抢劫势必迅速展开。         共党攫取一切资源，不但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掌权者支配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握有对被统治者生杀予夺之权，这是共产社会所独有。             共产理论宣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百年实验可知“公有制”才是共产万恶之源、是重要社会“促癌基因”。它摧毁了正常社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和秩序，公开抢劫成为“合理合法”、“伟大光荣”、“革命进步”。对被抢劫者剥夺一切，甚至大规模杀戮。以此震慑反抗。充分调动人懦弱、自私、贪婪的“原癌基因”，跟从共党抢劫助纣为虐。颠覆了传统道德，误导国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人与人在人格、经济、政治、机会等各方面的平等不复存在。   之五：摧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违背规律酿危机，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被斩断           苏俄“战时共产主义”以“配给制”禁止商品交易；国家垄断外贸；严管工人，枪决罢工者……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         国企、工农业集体生产“大锅饭”刺激人类懒惰、“不患寡、患不均”等“原癌基因”，引发普遍怠工、效率低下，而统治者聚敛财富，百姓普遍贫穷。        当市场经济无形之手被斩断，不能调节经济，专制有形之手必任意违背经济规律酿危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之六：取缔新闻自由，强制舆论一律，洗脑致民脑残，剥夺人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的继承者在实践中多有背离马克思理论。        马克思在《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中批判那些“自认为自己具有天然的无需辩驳的绝对正确性，为维护自己和自己的意见，动用法律、监狱、军队、舆论阻止其他意见的产生和传布”。         这位共产党的老祖宗卡尔.马克思不会想到，以上他声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一段话，不幸成为他的继承者建政后的真实写照，一幅惟妙惟肖的精准画像。 “十月革命”后，列宁限制新闻自由、实行新闻检查。执政共党与政府以喉舌宣传取缔新闻的监督功能，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以“枪杆子、笔杆子”维护政权。说真话危及身家性命，刺激人拍马逢迎、见风使舵、唯上是从“原癌基因”，放弃独立思考，直至自我审查，甘作吹鼓手和帮凶。         共产极权剥夺公众知情权，屏蔽自由世界信息，强制“舆论一律”。经新闻出版宣传及教科书等多年重复谎言、掩盖真相，完成对青少年和全民洗脑致民脑残。        马克思著作中不乏“自由”字眼。《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此话不失真理之光，现在正可回敬他的不肖门徒，试问：共产实验百年，遍观红色共产国，“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美地在哪里？    之七：建立“契卡（肃反委员会）”监禁杀戮反对派，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               苏俄建立“契卡（肃反委员会）”打压反对派、取缔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红色恐怖”巩固政权。“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说：“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这话要先说清楚。”          1918年7月16日、17日沙皇一家被处决，包括妻子、四个女儿和幼子，及仆人。杀害的手段特别残忍，尸体还被浇硫酸、汽油焚毁。沙俄若干部长、官员、数百名“白卫军”被处决……内战期间，反布尔什维克者面临酷刑和集体处决危险。从1918到1921年约8万6千名以上的所谓“人民公敌”被关进劳改营……                共产实验将人置于“要自由表达，还是要生命，二选一”绝境，此一社会“促癌基因”挟持人最基本的求生欲，是共产之癌剧毒之处。反抗者每每付出生命代价，以生命相要挟的共产“促癌基因”与大众趋利避害求自保、人性软弱的“原癌基因”相作用，致人降服妥协或沉默，逆淘汰铺平恶者进身之路，出卖良心者升官获利。        故共产实验不具备早期或存续期从根本上自我纠错能力，如同一部被拆除制动系统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会朝着既定方向开到完结的终点。   之八：宣扬无神论却对共产党魁个人崇拜造神，要求绝对服从，对掌权者无任何制约               共党宣扬“无神论”，剥夺人的信仰自由，关教堂，拆庙宇，囚禁宗教领袖和信徒，与此同时却将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         柏拉图的老师、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如果盗贼窃取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就会用欺骗和暴力掠夺人民的财产，不是零打碎敲，而是一扫而空。他们还会以暴力为基础炮制出窃贼的法律，奴役全体暴力下的人民。而掠夺了人民财产的武装窃贼则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反而会把他们的首领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         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和朝鲜金家三代……莫不如此。         苏格拉底在两千五百年前预言的这一过程，成为近一百年共产实验全过程本质的精确描述。显现出哲人的远见与人们的盲点。           1924年列宁逝世后遗体被放进水晶棺，于红场为其大兴土木建列宁墓，把水晶棺移入供参观，首开恶例。后又有中国、越南、朝鲜三共产国效法。         斯大林继任后将列宁主义发展到被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 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掌权时代，大规模宣传把他塑造成被崇拜的偶像并神化，无人有批判质疑权。他对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大清洗、流放与屠杀，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其他共产国家内部效法，外部则不能独立自主，盲目相信斯大林，中国亦然。         个人崇拜是社会“促癌基因”，人类有对权势者、名人、强人崇拜迷信的“原癌基因”，不谙所有人都有罪性、不完美的本相，盲目跟从强者引发社会癌变，个体与群体陷入迷狂。   之九：伙同黑恶势力教唆百姓抢劫杀人，仇智、反文明，奖恶罚善，致民众痞子化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早期活动中即与同伙以绑架杀人抢劫银行，以枪械和自制炸弹伏击帝国银行护送现金的车队，劫取金钱。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给中共早期湖南农民运动出主意“依靠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锋”，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遂有痞子可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无法无天无道德、反智反文明是共党特征，也是社会“促癌基因”。持续奖恶罚善，刺激流氓及有道德缺陷者固有的“原癌基因”充当其工具打手，获赏头衔官职，教唆更多百姓抢劫行凶，残忍冷酷。加速社会痞子化、共党内部黑恶化。         之十：收买非共国家、党群和个人，或被其收买，多形式“合作”、与狼共舞           列宁从一次大战爆发次年1915年就获德国当局资助，在俄进行共产活动、作德国秘密代理人。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在瑞士，因大战回俄路途受阻。德国为缓解与俄东线战事，给列宁提供了方便。         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的建立本身就包含列宁与德国交易。         共党建政后垄断所有资源，便于以金钱、利益收买非共国家、政党、群体、个人，收买异议群体中人“拉出去、打进来”达成共党目的，成间谍、线人、各种形式的合作者。不乏利用“色情间谍”、“乌鸦”、“燕子”等等。        这是又一社会“促癌基因”，刺激人类见利忘义、爱财好色的“原癌基因”，达成与共党联手合作“共舞”。          综上所述，共党一旦暴力夺权建政，上述十大社会“促癌基因”便陆续启动社会与人的“原癌基因”，推动社会癌细胞激进生长，共产实验得以持续进行。          “十月革命”扭转了中国历史走向                        提到“十月革命”，中共教科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知“十月革命”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正在维修中，它用6英寸炮筒只放了一枚空炮，提醒涅瓦河中船只保持警惕，作好准备，发出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信号。         无论如何，炮口对准的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临时政府。           1992年冬我在圣彼得堡涅瓦河边面见了著名的“阿芙乐尔”。与红色中国几近同龄、当过十年“知青”、读过马列的我却是在流亡途中。        “阿芙乐尔”装甲巡洋舰绿色底座，灰色舰身100多米长。方形炮座很小，炮管细而短。我定睛看那炮口，想象着“一声炮响”时刻。与“阿芙乐尔”面面相觑，于无声处是它与世界及我和家国道不尽的往事。         这一声炮响，使俄国宪政民主得而复失，也扭转了被视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历史走向，铸成中俄几代人后来的命运。                “十月革命”后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         马列主义披着“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与“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外衣，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之机在中国广为传播。         共产宣传——共产主义要消灭剥削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前所未有的最理想社会——与自古深藏于国人心中“均贫富、等贵贱”理想和视“杀富济贫”、“劫富济贫”为仗义的观念一拍即合。一些人以为找到更符合民主自由方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从原本已踏上的民主共和之路转身，投身共运。                1921年7月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受第三共产国际指挥和援助。        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党魁。他于1927年3月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重视发动农民不仅仅因为毛泽东与农民有血脉渊源。他写此文时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两党原达成共识，国民军北伐同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孙中山主张“耕者有其田”，不能用暴力抢夺地主土地。当时勤俭的农民有可能上升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间具有穿行可能。     但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作“革命前锋”，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当时革命目标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把持农会。对“土豪劣绅”划线标准随机任意，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只要有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没人反对。有时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有群众审判中被当场枪决的，有被用梭镖刺死或在批斗会上被直接打死的……中国沿袭千年稳定的农村宗法制度构架崩溃，此一“斗争”模式也在其后的中国共产实验中一再延用。     中共利用流氓黑帮闹“革命”，成为看家本领之一，以此将更多草根民众挑动鼓励教唆成“痞子”，在历次运动中作主力。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中共依靠痞子，更以“打土豪、分田地”动员世代向往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跟从，他们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破裂后，国共爆发长达十年内战（1927-1937）。        实质是共产运动与中华民国制度之战。中共於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事”建立中共军队，后又建立了井冈山等红色根据地。     因国民党势力在北伐战争中无暇顾及地方尤其是南方，中共军队得以壮大。当时在湖南的毛泽东依靠痞子推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地权，换取农民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百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就在日军入侵后第五十天，中共在共产国际支援下，于江西瑞金建立了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对立，开始局部共产实验。         重温这段历史，关键点有三。          一、此中共割据政权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植入中国的。          二、此政权建立在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时，中共借侵华日军之手消耗国军实力。          三、此政权主张“各省市各民族有独立自决权”。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中共割据政权原赞成和践行“独立自决”得以栖身，其所在地几经迁徙后到延安，是今天中共政权的前身。而今天的中共政权却视民族自决、区域自决理念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挞伐防范。中共的言行不一、前后不一在95年历史上不胜枚举。          19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中又有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1945），这期间中共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更多消耗国军实力，为抗战胜利后内战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全国共产政权做准备。                   1942-1945年毛泽东为在党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展开所谓“延安整风”，与当时中央委员、统战部长王明争夺领导权。毛以恐怖手段清除异己，酷刑逼供信，制造普遍冤案。         前面谈到有富家子女、知识分子投身共运。因理想主义和教育背景，随后发现问题大失所望，但上船容易下船难。          “十月革命”同龄人韦君宜1917年10月生于北京，家境富裕，品学兼优，本可出国留学，她选择参加共运，晚年于病榻著《思痛录》谈及“延安整风”。        她回溯心路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 ”。         在“抢救运动”中，她看到被整肃的“特务” 从中学生到小学生都有，甚至有6岁的“小特务”，人人自危。         她的丈夫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长女因政治运动和生活困苦而夭折，韦君宜重病，还被当作“特务”家属侮辱。         她当时写诗《家》，其中说：              “家呀，      让我再呼唤这一声！      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      世界、人生、革命、      学来好大个聪明！      如今，已变成无家的流民，      夜晚寻不上宿头。      让我弹一曲没弦的琴，你听，      站在旷野里，      呆望着最远的星星。”           文字刻下一个投身共运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生命年轮和心路缩影。即便如此，她还是跟从共产党一直走到晚年，方才思痛。            抗战期间中共利用国民党“容共”，借机发展其党徒阵营及军事力量壮大自己。                         据《开放》资料室发表的数字，8年抗战中国民革命军500万，牺牲380万，至少牺牲95位將军。而共产党方面，抗战初期1937年改编為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是5.5万人，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已是127万。有历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军第四军在整个抗战中，沒有任何一个团级以上军官阵亡，只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而中共方历史学家坚称左权、彭雪枫死于战场。          据日本国公布二战在华阵亡的人数统计表：死于国军之手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             在国民党方面，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延伸，孙中山这一思想是他思想的硬伤。他不认识共产主义实质，他被尊为“国父”，“联俄、容共”的训诫，成中国国民党先天不足。以致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延误了将人类社会共产之癌彻底割除于初期的机会，而且容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民国中之共产国存在，终至十几年后大陆沦陷变色。                  中华民国退守台湾，痛定思痛38年后加之“江南案”引发，才开党禁报禁，民主得以复兴。          此后，中国国民党仍未表现出从根本上彻底认清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本质，国民党执政期间在两岸关系上暧昧妥协，以致第二次败选下台。当然这又是后话。          毛泽东的暴政：共产之癌出于苏联而甚于苏联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挂着自己画像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1927年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1949年实现了。政权基座下埋着两次内战中死亡的至少1，090万人的生命，远超苏联。         枪杆子里所出的不经全民直选授权和轮替的政权，必将不断以剥夺人权和人命加固政权。                  毛泽东1949年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共产学说和苏联实践本身携带各种共产“促癌基因”，而毛泽东深谙中国历代帝王弄权之术，毛对百姓欺骗愚弄和控制手法之多、政治运动之残酷超过苏联。中国人权、人的生命的失丧、所付各种代价之惨重比苏联更甚。         中共于 1948至1951年“镇反”残酷处决87.36万人，其中243位前国军抗日高级将领，显见中共对这些军事英才最怀戒心。                         1950年6月25日红色朝鲜越过二战胜利划定的“三八线”进攻民主韩国，韩战爆发。美军和联合国军参战支持韩国。中国派志愿军参战支持朝鲜，声称是“美军侵朝，抗美援朝”。苏联斯大林虽对异见者凶残，毕竟还稍吝惜本国人生命，对志愿军和朝鲜只予军事经济援助，并不出兵。  历时3年多战争，双方重回“三八线 ”两侧。试想若世上没有共产实验，双方至少共130万名阵亡者不会失去生命。更可悲中国志愿军牺牲者不知自己是因抵抗民主自由而死，其父老兄妹还将为共产实验继续付出财产、权利、甚至生命。         韩战结束至今逾63年，现朝鲜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千5百万，在金正恩这样的世袭恶魔残酷统治下，国民毫无自由人权可言，且极度贫困，吃不饱饭。而韩国只有9万9千多平方公里，5千1百多万国民享有民主与尊严，韩国的文明富裕世人皆知，出口汽车、电器、韩剧等享誉世界。同文同种，两种制度。比较共产实验与否的结果，这是最好实例。                  中共建政后延续老解放区“土改”至全国。据专家保守估计，杀死200万名地主，有美国学者估计多达450万人死于土改。                  俄国历史学家记录斯大林时代受难者的人数、姓名、死亡情况等已精确到个位数： 1，345，796人。         而中国有关共产运动受难者的统计数字还只是以万计，并且各方提供的或研究推算出来的数字相差也很大。             《毛泽东选集》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阶级”而论“革命性”三六九等不同 。“土改”给每人划定“阶级成分”，血统相袭为后代“出身”，界定多年“阶级斗争”阵线。         “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不但财产被抢光，人或被杀、被关、被管，其子女甚至孙子女随身贴着“出身”标签成贱民，升学、就业、婚姻等备受歧视。而抢劫方世代享受血统赋予的各种优越。此政策在中国至少实行到1970年代末。         “土改”后旋即农业合作化，农民交出还没攥热的《土地证》，后“合作社” 、“人民公社”化，彻底消灭了中国秦汉以来农村宗祠社会，乡绅阶层被消灭。             中共1953年至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生产资料“公有”化。城市对资方企业先“公私合营”赎买 ，资本家们“白天敲锣打鼓，夜里流泪痛哭”，暂时拿着“股息”，被温水煮青蛙。共党称之为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          直到后来“文革”，在更残酷的强迫打压和威胁之下，完成了全部私有生产资料，包括私人拥有的不动产住房，一律没收，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         共产制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促癌基因”即“公有制”与民众心中的“原癌基因”——不患寡患不均，崇尚劫富济贫，杀富济贫，把充公、平分视为“平等合理”等种种毒谬交互作用，强力推动社会之癌激进生长。                   195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凌晨，代表们被紧急召到会议厅，赫鲁晓夫发表长达4小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这一报告逐渐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内公开。 这是共产国家领导人对共产制度某些弊端所作的第一次直面否定，对所有共产国家官民都具前所未有的震撼力。 “苏共二十大”刚刚闭幕，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动用军队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此时还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持不同政见者要求独立、民主和自由，苏联出动坦克镇压。 历史一再证明，共产制度机器因为拆除了民主要件，即使发现内部重大问题，哪怕是高层率先提出，内外共识，仍无力自行调转方向。           1957年毛泽东以“阳谋”“引蛇出洞”发动“反右”，与“苏共二十大”有因果关系。“苏共二十大” 召开次年1957年是中国现代史特别年份之一。学者朱正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毛泽东是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1957年的”。中共党魁毛泽东以“阳谋”欺骗发动“反右”，中国知识精英在毛“引蛇出洞”的“鸣放”中，直击共产制度之癌要害，都与“苏共二十大”有直接因果关系。        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丁抒博士接受我采访时曾说，他考证认为在“反右”运动中，至少有55万到60万人被打成“右派”。被戴上“右言”、“中右”、“疑似右派”等帽子的加起来也约60万。这120万戴有各种“帽子”者分别受到判刑、劳改、劳教、下放、监督劳动、开除公职等不同处罚。         近年亦有说，解密数字“反右”被整肃受到各种处罚者共317万。                  在这场历史性逆淘汰中，有真知灼见得肝炎之士被“清除”，紧跟当局检举揭发他人、落井下石者得到提拔重用。对中共干部队伍、民众行为方式的毒化影响极为深远，延续至今。         从“右派”言论中，随处可见揭示共产恶疾要害的真知灼见。          罗隆基先生说：“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毁灭人群的生命。”  罗隆基先生还有更深刻的追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藉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时隔六十年，如此犀利透彻的剖析直指共产之癌要害，更被今天的事实验证正确。     毛泽东通过“反右”发泄他对“重蹈斯大林覆辙”的恐惧，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步步超过斯大林的暴虐。          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没人敢再说话，人祸危机迅速逼近。          次年开始三年“大饥荒”。丁抒博士认为，“大饥荒”中至少饿死3，000万人。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正撞在毛泽东心结上。彭和支持者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一起被打成 “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被指“里通外国”与苏联和赫鲁晓夫有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其“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情结进一步爆发。结果“中国的赫鲁晓夫”帽子落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头上，一夜成“叛徒、内奸、工贼” 、“中国头号走资派”。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二，从6月2日全校停课到8月4日同学群殴斗争同学，5日学生群殴斗争校领导，致卞仲耘校长身亡（见敏一鸿：《卞仲耘致死案钩沉与省思》）。亲见17年共产教育“文火慢功”在两个月之内怎样燃成烈焰，将文弱女生变成法西斯暴徒的全过程。         对领袖的崇拜与神化和民众的愚昧化、法西斯化如影相随。        “文革”中，百姓每天每顿吃饭前要在毛泽东画像前挥着《毛泽东语录》“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文革”中的国人用“表忠心”、“跳忠字舞”“唱红歌”狂热颂赞毛泽东，称毛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表示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即使是因武斗而死、被杀害者、被迫自杀者，临死前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也不乏其人。          中共在“文革”史无前例的混乱中，借“红色恐怖”对人心理的震慑，趁势将原赎买资本家的“股息”停掉，“公私合营”的企业完全归公 。私人房产全部交公，包括自住私房。至于私人财物，“红卫兵”“破四旧”一轮又一轮任意对一切被说成“有问题”的人抄家“破四旧”——现金物品、书画古董，金银珠宝、日常衣物……片甲不留。其中珍贵文物被毁被付之一炬永远消失，幸存的成为日后拍卖会上“红二代”们的“第一桶金”。                    文革中，“血统论”藉暴力与恐怖大行其道，所谓“出身不好”者在城乡均被歧视、被打、被杀……青年工人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反对“血统论”被枪杀，年仅27岁。       “文革”中像遇罗克这样因呐喊抗争，被夺去生命者有很多：上海技工刘文辉1957年被划为“右派”，因反“文革”、反暴政被公开枪杀，30岁。原北京大学学生林昭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自定位“中国自由战士”，在狱中书写反对毛泽东的血書、日记和《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十四万言书），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枪杀，35岁……           这是一份很长的反对共产暴政英烈名单。        “文革”史无前例，共产各国不曾有。它爆发在“苏共二十大”反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十年之后，更见中共讳疾忌医、将错就错甚于苏联。        “文革”是中共政权常态的聚焦，不是变态的偶然。        虽然看上去“文革”有太多独特疯狂的现象——大、中、小学停课， 成立“红卫兵”、推出“血统论”、 “红八月”打砸抢杀、“ 一打三反”……         其实延续着中共建政后一以贯之的四条主线：         一是对毛泽东的登峰造极崇拜神化和毛权力甚于皇权的绝对集中，践踏人的尊严，阉割国人健康信仰能力。 二是土改以来阶级斗争的延伸与强化，统治阶级内部斗、群众分派文斗、武斗。           三是对中共治下国人私有财产、人权、思想权，及至部分人的生命权的彻底剥夺。         四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文物、道德、人心、人际和人伦亲情等关系全面的摧毁扭曲。仇视文化知识，互揭互害，家人成仇……           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是，反对过纳粹的也可能成为另类纳粹，共产纳粹即是。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情景最似当年希特勒时代纳粹党徒受阅。纪录影片显示当人类失去理性、“着魔”发烧、发病、发狂时是什么样子。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毛泽东一句“要武嘛！”又夺去千千万万人性命！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认为，“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恐怕要等中共机密档案公开后才有定论。但研究者们一致公认，至少约200万人。          “文革”使1966年全国在校学生停课失学，数千万中学生上山下乡。此后高校11年没正常招生，造成无法弥补的知识人才断层。         毛泽东诸多祸国殃民之举，这只是其一，中国十年知识断层，遗害几代人。古今中外，无任何一个帝王或元首敢做这样的事，毛泽东做了。         1976年9月9日“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死亡，“文革”随之结束 。但近年越来越多人说“‘文革’回来了”。还有人说“‘文革’一直没结束”。                                对共产制度机器改革修理，运转方向不会变                   1976年10月中共“怀仁堂事变”，称“粉碎四人帮”，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和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即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受审被判死缓、无期和20年有期徒刑不等。         江青当庭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文革”罪责至今不清。但国人讲实用主义——有所否定就好，一曲《祝酒歌》唱醉了从1970年代后期走向19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                       毛泽东逝世后的1970年代最后几年，在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汇处的西单体育场有一段约两米高、一两百米长的围墙，因人们在上面陆续贴出表达不同政见的大字报、小字报，被称为“西单民主墙”。“民主墙”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被称为“北京之春”。         “民主墙”的先驱们有：魏京生、刘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陈子明、胡平……等一大批志士仁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魏京生的在西单民主墙张贴的小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要求将政治民主化。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说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后被以“反革命罪和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当天，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要求此后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一律实名贴到月坛公园。                 同是在1979年3月底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公布，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顿感民主要求被釜底抽薪，大失所望。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常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时代开始的标志。现在回看，从公报发表到四项基本原则公布，只有三个月，魏京生就被抓、被判重刑15年。中共已经明显露出了底牌，却没有引起应有的足够警觉。从1979到1989，再到今天，38年后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        1980年9月，中共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月坛公园大字报也被取缔，这一期间，全中国上千人被拘、被审、被逮捕           1982年全国人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民间继续被“温水煮青蛙”。那时不知道“善解人意”的美德一旦转为“善解上意”，要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         至今高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原汁原味共产之癌剧毒之物、民主制度天敌、通向八九“六四”屠杀和今天全方位制度性腐败的路标与基石。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界向往民主的人们雀跃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常引用老祖宗名言“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相信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将汇入世界文明洪流；精神文明必随物质文明提升，民主也会随中产阶级成熟而成熟……以为需要的只是时间、实干和耐心。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因胡耀邦认为“有扩大化倾向”，原定三年的运动只维持了28天。似乎倒车已开不成，很多人忽略未计。                         知识界看到“文革”结束后进步的一面，仍感振奋。我本人身为“返城知青”，就曾由衷庆幸恢复高考提供新机会，感谢邓小平和“胡赵新政”。        1984年10月1日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小平你好！”横幅，我有共鸣。看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行善事平反“冤假错案”，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明白人”。看总理赵紫阳以“要吃粮找紫阳”著称，经济改革有一套，在国际事务中风度翩翩，是个“能耐人、得体人”……对中国满怀希望。                 再次大失所望是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文。其中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         此时的我已了解西方新闻观，热切希望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厌恶将“喉舌”与新闻业绑在一起。看胡耀邦文章的感受与得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类似。鉴于胡耀邦毕竟还提到“人民的喉舌”，又作“渐进改革”理解。         及至1986年学潮 ，才意识到通往民主的道路有很大障碍险阻。         1986年底、1987年初中国各地高校学潮连起，我正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读研。“八六学潮”抗议中共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民主选举和法律都是民主要件。全国学潮持续27天。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           痛省1980年代教训——虽逐步看清民主进程受阻，但“渐进总会改变”的一厢情愿阻碍认识民主制度实质，误以为努力即可推动社会进步，把戴着镣铐跳舞、扎实“打擦边球”当成使命。         中共当局的底牌已经露出，痴心于民主的人却视而不见。即使是注意了、震惊了，仍然不知道这张底牌的真意，那时的中国知识界究竟在想什么、干什么？          1980年代，确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脚踏实地致力于本专业领域与外部世界接轨，探讨“文化与制度关系”“促中国民主进程”类问题的“沙龙”也随处可见，很多关注中国命运前途的知识界朋友们彼此相识、集结、联手，一般都相信只要大方向正确，渐进可以逐步达致民主的完善。           记得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作编辑、记者时，每天12点半节目播完，若半小时内编辑部没接到“中办”电话，没被指“错误、不当”，即为“擦边成功”。         此前因关注中国现实与未来，我感到知识分子地位、普通教育发展、人的心灵健康等都关系中国命运，曾花一、两年课余时间调查走访多所中小学、几十位教师、精神病院医生、病人 ……后与作家苏晓康先生合着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和《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作家冰心老人读《神圣忧思录》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请求》，赵紫阳因而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给全国中小学教师提高工资百分之十。当时我觉得中国有好领导，朝野可以互动推动社会进步。哪知无论如赵紫阳、胡耀邦之高官、还是如我之小民，都正宿命走在终将被“逆淘汰”出局的路上。         也绝想不到三十年后中国普通教育加入全民腐败洪流乱收费，教师不认真上课，靠补课赚“外块”；学生作文写理想是“当贪官”已不足奇……国人罹患精神疾病比例更是激增，从1980年代中期占总人口约百分之一，到三十年后今天占总人口约百分之十五。共产之癌荼毒心灵，共产教育伤及头脑，加之高墙封锁信息造成“脑残”比例更大。                   回眸痛省，从“文革”噩梦结束，到民主理想再燃。以为制度机器正在更新，亲见社会巨变，但不知，诸如部分私有化不是真私有化，部分市场经济不是真市场经济……不集中于整部制度机器重组，太多的付出和努力成了无用功。         不寻回全部民主要件，这架制度机器在根本上仍是旧的，仍向着原先的方向转动，历史重演随时方便。         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           现在忆往，平心而论，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共产制度根源的反思，没有达到当年一些“右派”言论的水平。一切都被两个字所淹没，那就是“渐进”。“知足感恩”、“中庸之道”本不是恶，各有其合理成份，但用于对政治、对经济，一厢情愿地相信“渐进”就是前进，“量变可以引起质变”，“渐进”可日臻完美……   结果究竟如何？          看中国怎样走到1989年。                                   八九“六四”屠杀再露中共底牌与暴政真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中国各地学生和民众请愿游行，主要口号有“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等。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起决定作用派军队“六四”屠杀。         我身为“八九民运”中“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起人之一，对从“民运”到屠杀过程有一定了解和关注。         有关八九真相、屠杀决策， 27年多来存在诸多悬疑。         例如，当局与广场请愿学生市民僵持50多天，邓小平为什么既不采纳赵紫阳意见“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也不采纳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先生等57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研究解决？至迟 6月20日即要举行人大常委例行会议，为什么等不了这17天，一定要杀人？！         再如，当人们等待人大常委开会，广场上人已渐少，为什么从6月2日下午起人数骤增，仅30小时后当局就下手屠杀？         “六四”至今流行说法，诸如“当局出于不得已平暴”。而世人看到武装部队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何暴之有的学生和市民。         再有说“学生不知进退，激怒当局”。书生和平请愿怎么就能激怒当局屠城？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邓小平动杀机并非出于无奈，早在学运初期，就军车满载军人在长安街上往复而行。广传邓小平说“死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符合邓的逻辑——杀人为既得利益集团贪腐保驾护航。其后中国的走向说明了一切。           丁子霖女士等 “六四”难属现已寻访到202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        中国当局至今没公布死难者和伤残者数字名单。中国红十字会曾报死亡人数在2，600至3，000之间，此数字也曾在白宫文件出现。当年6月，美国驻港总领馆接中方戒严部队线人引中共内部文件，共10，454人被杀。                  仅从手边一本书——香港“九十年代”杂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公布的当时所查明的96位遇难者（至今已查明202位）的身份看，约百分之八十五为男士。年龄最小的9岁，年龄最大的56岁，约百分之七十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大、中学生（另有一名小学生）约占三分之一。各界市民约占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工人、助研、大学教师、幼儿园教师、公司职员、记者、医生、工程师、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图书馆员、司机、服务员、公司经理、个体户、离退休人员、复转军人……         他们之中有过马路被枪杀、在楼顶照相被枪杀、躲进胡同被追杀、在居住的院内乘凉被扫射身亡、在街边摆西瓜摊中弹、出门买早点被坦克扫射身亡、撤离广场在六部口被坦克从身后压碎，还有4日凌晨去广场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者……          全世界都看到，中共“六四”屠杀的枪口对准的是各阶层人民的诉求与各阶层人民的生命。                 中共在历史上一次次发动所谓“人民战争”对准“阶级”敌人，例如“土改”，对准“地主、富农”；“肃反”、“镇反”，对准“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改造”，对准“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反右”运动，对准“右派分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准“四不清分子”；“文革”，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到1989年“六四”屠杀，中国当局声称是针对“暴徒暴乱”的“平暴”，全世界都看见，明明是持续五十多天的和平请愿，哪里有“暴乱”？再看看现已查明的遇难者名单和目击者证词，“暴徒”在哪里？         中共“六四”屠杀，对各阶层市民的扫射追杀，撕下了它建党68年戴过的各种面具，露出底牌、真相和本质——与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为敌，与全体人民为敌。        “六四”屠杀，是对和平居民的宣战与杀戮，是中共及其党卫军对人民的战争。“六四”后至今持枪禁言、持枪掠夺、持枪镇压各阶层一切反抗，这场战争一直在持续，党国与人民至今仍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的一方，党国，武装到牙齿，占有一切资源，为所欲为，而另一方，人民，赤手空拳，权利和财产皆无保障。          世人震惊于“六四”屠杀的残酷，国人一夜完成从“小平你好！”到“小平你好狠！”的认知，我亦然。明白了邓小平直到85岁仍紧抓双料“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不撒手之意。         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反对者，他是另一版本的毛泽东。                           “六四”前表示不同意屠城、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后被软禁15年至逝世，他没为自己反对屠杀而“认错”，在中共领导人中难能可贵。但他在中国历史千钧一发之际，身居高位没能再向前一步站到民众一边，迫使屠夫不敢下手以避免屠杀，没成为如后来苏联叶利钦式人物，是赵紫阳个人的局限、更是历史的遗憾。                赵紫阳的助手、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因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支持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思路，1989年5月28日被捕。1992年3月被撤销中央委员，开除党籍。7月，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6年5月刑满出狱，至今生活在软禁中。     “六四”屠杀后经整肃与清洗，各阶层各行各业有民主理念者被逆淘汰“清洗”，极权专制的打手和拥护者得以进身。     曾在1980年代专注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工作的鲍彤先生2001年接受我采访时说：“我只能这样说，我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出有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迹象”。当时鲍彤先生如是说。          又是十六年过去，现在的中国有政治改革迹象吗？           近28年来，有关八九“六四”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言论出版禁区，年轻一代若不“翻墙”获取信息，对此历史大事件几乎全无所知。   回看“六四”屠杀后最初两年半，中国万马齐喑。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 自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合法获利本是社会发展动力。但若社会听任非法获利，甚至必须藉助权贵走腐败黑道才能获大利，那么这个“促癌基因”刺激人类欲壑难平的“原癌基因”，必使全社会是非黑白不分全面堕落。         邓小平深谙此道，以“经济发展”掩盖滔天大罪，以全国上下“向钱看”“整合”调动人的趋利欲望。于是国人无视邓屠夫手上血迹，不去清点遇难者人数，盛赞着“南巡讲话”，跟着用枪杆子撑腰的独裁者又出发了。         尚未放弃民主期待的国人则痴心不改，仍希望经济发展能带来民主，寄望“中产阶级成长，逐渐有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带动公民社会成熟”生长出民主的树与果。         “渐进民主”、“和平理性非暴力”、“朝野互动” 热议几番，争论几番，结果又如何？                                      转轨中的俄国 及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决”一瞥                  我滞留居住在莫斯科20个月，看到一些前苏联共产遗迹和新制度起步的艰难。         曾去一位前苏联劳动模范“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家作客，听他讲当年劳动竞赛工作量怎样大得难以承受，一位工友旷工3天，被判刑3年，服刑期逃跑，又被加刑至15年。         说到共产制度下的劳动竞赛，我们都是亲历者……超负荷“连轴转”，长期睡眠不足…… 与“苏联老大哥”面对面，有不少共同话题。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论，若马翁在世，会怎样论证共产制度下“剩余价值”去了哪里 ？         敲骨吸髓的榨取使苏联重工业、军工、航天事业长足发展，但直到苏联解体，日用工业品一直匮乏，中国热水瓶仍是抢手货。商店摆着中国五、六十年代我小时见过的简陋用品，似时光倒流。                 而在社会生活很多方面，情况比中国好。         苏联没搞过“文革”。人们很有礼貌，公交车上虽拥挤，我所见男士无例外遵守“女士优先”原则。地铁车厢里人们静静看书，无人喧哗。         莫斯科居民都住在有电、煤气灶、浴室和冷热水供应的公寓中，但几家合住一个单元非常普遍。住国家分配房，租金和水电费仅占工资收入约百分之二、三。         从前苏联到解体后的俄国，皆全民免费医疗。         俄国当时社会风尚比中国好很多。         中国人初来俄国做生意，边境检查货物时试图行贿求手下留情，对方普遍拒绝贿赂。到我离开时，“中国式病毒”已迅速蔓延，有俄方边检人员开始受贿。                我亲历俄国私有化过程。简言之即对前苏联时名义“全民所有”资产评估总值，以“资产券”按人口平分，登记某截止日前出生的所有城乡居民，各发一万卢布“资产券”。可交易换钱、收购资产券到一定数量可购买工厂企业。         我好奇地问俄国人：“苏联一夜变天，官员们不抗拒吗？他们何以为生？”         俄国朋友说：“苏联是他们自己搞垮的，他们早知道要垮。不当官员，都回自己专业就是。”         我问：“没专业的怎么办？比方复转军人？”         “做管理者要大学毕业。没上过大学的复转军人可以当官？不可能。”         我想，这是俄国较平稳过渡的原因之一。                 1993年我亲历“俄罗斯白宫十月事件”。         10月3日晚，莫斯科电视台被反叶利钦的军人攻占，电视节目一个个变成静止画面。彼得堡电视台公布电话号码，请观众打电话告知莫斯科情况。         4日天还没亮，我被开往市中心的坦克车队“嘎拉拉”的履带声震醒。电视上CNN在市中心实况直播。下午见效忠叶利钦的军队向议会大厦“白宫”占领者所在窗口一炮炮轰去。          “白宫”前坦克边有市民围观，孩子们在捡弹壳。想到日前街上游行反叶利钦的人不少，竟没人担心坦克和炮弹会伤及他们。炮口始终只对准反宪政民主的议会大厦占领者。         我为俄国军人不向百姓开枪深深感动，这是中国和俄国最大的区别。   本文前面谈到，1918年1月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力解散全民直选的立宪会议，称“一月巨变”。75年后1993年“十月事件”叶利钦用武力保卫了民主议会，俄国找回走上历史歧路的关节点，作为新的起点，保证了两个月后顺利公投，新宪法通过。             我在莫斯科图书馆读到梁启超先生1902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梁任公九十年前文章、讲演词处处像在针砭当今中国时弊，极令我惊奇，用笔抄录了一段又一段……更感时伤事——历史在哪里停住了脚步？         也读到王明《中共五十年与叛徒毛泽东》。王明久居苏联，以前我绝无机会读到王明一面之词，看中共党内所谓“路线斗争”的险恶和毛泽东的痞子嘴脸。         前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图书馆开设“美国角”，介绍美国政治文化，有美国期刊报纸……         电视播放着政论片《怪兽》（Monster），以各种史料，文字音影等记录梳理共产运动和前苏联历史。         居住莫斯科20个月，我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六四”屠杀枪声响过的祖国故土，走向民主自由的广阔世界。                  之后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又居住20个月。适逢魁北克人要求独立运动，我在街上见识了“要求独立”和“反对独立”市民和平游行，双方有时在街道两侧反向而行，旗帜标语各异，人们脸上印着红白加拿大旗，或蓝白魁北克旗……有口号，有交谈，没争吵，更没有肢体冲突。触景生情，我马上想到“独立”二字在中国的遭遇。        1995年10月30日魁北克省全民公投，我和当地人一起度过那个紧盯电视直播屏幕的决定性夜晚。结果49.42%认同魁北克脱离加拿大，50.58%反对，反对方险胜。        我在魁北克学习认知何为“国家”、“自决权”和“区域自决”。                                      瞭望: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及其意义                            1996年底我在美国上学期间开始兼作中文短波广播特约记者。1998年7月毕业后全职主持访谈节目，记录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现实。                进入21世纪，中国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在政治高压严控下，再次寻求推动中国进步。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即是社会各方寻求共识的尝试——以中共国现有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中共所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目标，以观后效。         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严正学“民告官等一波波通过大量依法诉讼案件维权。例如，基督教牧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法轮功受迫害案、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山东临沂“暴力计生”案……         始料不及的是，比诸多案件得不到依法裁决更令人关注的竟是为当事人维权的律师和法律人本身的遭遇：被当局吊销执照、殴打、非法监禁，拘捕、判刑，被酷刑、被失踪……         高智晟律师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和《2017年，起来中国》披露他所遭受的生不如死的迫害，清楚表明中共极权下依法维权之路不通。        2015年“709事件”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访民及其亲属突遭公安逮捕、传唤、刑拘……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涉及23省（市）。                 农民维权案很多。2010年12月25日维权村长钱云会被惨死车轮下。2011年广东乌坎村民维权领头人薛锦波被死狱中。乌坎地处海陆丰，曾是中共土地革命时著名根据地。现乌坎村支书林祖恋（林祖銮）被捕，只因准备召开村民大会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归还被侵占土地。林祖銮（林祖恋）被捕前与妻子离婚，不要老妻收尸。武警围村对农民施暴……         从毛泽东起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中共建政后农村户籍备受歧视……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90年来的命运与历史轮回。           与“十月革命”同龄生于1917年的前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先生学生时代追求民主自由投身共运，助推过共产实验，批评过共党错误，当过中共高官，坐过中共监狱……晚年大彻大悟，发出“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的呐喊。         李锐老多年著书记史，不被允许在大陆出版。香港出版后，在美国的女儿李南央带书回家，被北京海关非法扣押。李南央依法告状维权，立案两年多至今不审不判，是反映当今中共司法现状又一例。                    2016年有“雷洋案”震动中国，海内外网友对中共“权大于法”威胁每个国人生命又有更深认知……         10多年来中国民间维权运动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所呈现诸多个案得不到依法裁决，律师、法律人遭迫害，看清中共制度下无司法独立,“依法维权”被当局无法无天所终结，必须转变为“改制维权”。彻底改变中共极权体制，建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有可能维护每个中国人的天赋权利。                             中国共产之癌在转移扩散中                    2016年10月1日中共建政67周年，城楼挂着毛像、纪念堂停着毛尸的天安门广场军警密布……         现代“共和制”概念即“共和民主制” ，普适地被理解为在此政体下，最高执政者不是君主，而是依宪法由公民选举产生。宪法确定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侵犯，同时国家的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中共建政后，国人从未在真正的“共和国”生活过。人民在毛泽东及其继任者治下也从未真正站起来。         无论是非对错怎样颠来倒去，操纵机器者怎样更换，毛泽东像一直挂在天安门上，那是这部机器的原装标牌。               几十年论 “阶级”分“敌我”，风水轮流转，中共曾依靠的“最光荣、最革命”的“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现在是“社会底层”代名词。         几十年身价一路飙升的只有赵家“红二代”。         “文革” 中“血统论”、“红八月”是后来中国的预表和预演。血统关乎权力继承，权力带来巨额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曾被寄厚望的中产阶级，在从未真正市场化的中国向权力寻租，与手眼通天的“红二代”周旋，朝不保夕，成长不出有民主要求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                再看中国财富分布——2014年北京大学研究报告，中国占人口1%的顶端家庭，占据中国1/3财产；而占人口1/4处于底层的家庭，仅拥有全国1%的财富。巨大贫富差距造成持续社会动荡和更大隐患，40年改革开放现已没有可持续性。         共产党许诺的“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天堂”在哪里？         中共把百姓血汗聚敛到自身的利益集团，再作“私人财产” 转移出国。拿国库钱“大撒币”赠友邦，斥数万亿买“朋友”，便宜了“白眼儿狼”枉作冤大头。         农民因无养老金与医保，老人不愿拖累儿女而自杀的渐多……         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看到今天的一切，会做一篇怎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姓“党”的官媒一如既往唱着  “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颂歌。         城乡广场上唱“红歌”、跳“红舞”的多是红色中国同龄人、共产实验制成品。“长身体时正挨饿，要升学时就停课，十年下乡献青春，回城没有好工作，身体渐差人渐老，公费医疗取消了，买房看病都没钱，下岗偏又轮到咱……”                “文革”使偌大中国当时所有在校大中小学生于1966年夏天突然中断学业，以后是十一年全中国高等院校没有正常招生。毛泽东实行愚民政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在“文革”中摧毁大学以后，一度提出“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言外之意是文科大学可以不办。毛泽东惧怕文科，他要用马列主义政治课取代文科，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2年中国一百位作家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凸显了共产极权箝制人思想心灵、扼杀文学艺术……换汤不换药的一脉相承。                尽管随着毛泽东的逝世，1977年恢复高考，1977、1978级录取的新生中包括部分老三届，这并不意味着十一年没正常招生的空白就此得到了填补。当时流行的鼓舞人心的说法，如“‘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重获上大学的机会”、“把‘文革’的损失夺回来”等等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后来一些“老三届”进大学，不过是占了本应在1987、1988年入学的年轻人的位置。“文革”中高校十一年没正常招生是一段绝对的空白，它无可挽回的最终吞噬了数以百万计中国人今生今世上大学的机会。                 以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总数273，000乘以11作粗略估算（本应以1965年加1977年再除以2平均，暂未查到1965年确切数字），可粗知，当代中国人中约有两百万本来可以进大学的人，只因赶上十年“文革”，结果终身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本有的学习能力和各种天资禀赋被无声无息埋没，在多年务农做工之后，最先被抛入下岗失业大军。即使没人确切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可以确知，在无法抹煞的数字背后，一定有至少两百万个（粗估数，若按动态统计。十一年高校 正常发展，可容纳学生人数会逐年递增）被十年“文革”完全改写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个人际遇、社会地位，每天的工作、生活内容因此才成了后来的样子。         今天，他们就在“唱红歌”大军中。                 中国城乡“唱红歌、跳红舞”人们所代表的群体，既是共产制度的受害者，也是红色病毒的携带者。他们一生被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所戏弄，但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毛粉”。          敬畏心狠手辣的独夫，崇拜枭雄，认可“无毒不丈夫”……或许是更具中国特色的“原癌基因”。         习惯了逆来顺受、唯上是从，这些共产制度的受害者们早早下岗退休，闲来无事，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眼见当局不允许上街上广场游行喊冤，却听任人成群结队在街头广场 “唱红歌、跳红舞”，于是乎，管它歌颂还是反讽，或许为健身，为消遣，或许只是为宣泄一辈子的憋屈……他们经年累月，成就了中国这不乏怪诞的一景。                也有从“知青”堆爬出的昧良心文人，高调意淫着“青春无悔”、“岁月甘泉”，帮共产当局抹欠账……        更有至今仍沉湎于“文革”造反快感中人，半世纪来似乎未曾受到普世价值光照，仍如醉如痴踩着“文革”屈死者的尸体堆，杜撰着“文革”的“伟大意义”……          中共现最高领导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中共制度机器生产的标准件，逆淘汰的登顶者。其父习仲勋系从共党恶斗“绞肉机”幸存者，对毛泽东的错误和制度弊端有所批评。没文化的假博士习近平不像习仲勋的儿子，倒像毛泽东的孙子。         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三版毛泽东。                 中共“十八大”全方位“请回”毛泽东亡魂，奠定“习核心”走向神坛的基础。         在制度性腐败、塌方式腐败中，习近平以“打虎肃贪” 清除异己，一只“大老虎”贪腐额几百亿元人民币以上。“老虎”成群，查处千亿万亿民脂民膏现在究竟落在谁的名下？习近平亲信圈被保护的“老虎”们聚敛的财富谁知又有多少？             贪官污吏治下的中国环境恶化，水和空气污染，野生物种濒危或灭绝……         以色列及中美学者共同研究发现，雾霾导致中国北方人均寿命缩短5.5年以上。空气污染提升肺癌、心脏病和中风发病率。另有国外科学家从中国雾霾样本中发现已知抗生素都不能消灭的“超级耐药细菌”，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有不可逆转的致命危害。            中国造假上行下效，只认权力金钱、互骗互害、残忍冷酷，车碾幼童没人管、老人摔倒不敢扶……共产制度之癌导致人心灵、肌体癌变，加速走向死亡。 贪官及家属卷钱外逃大潮更加汹涌。         破败的农村，脑残的百姓，沦丧的道德，污染的环境，空置的鬼楼，被掏空的中国……最后这片大陆还能剩下什么？                     有人怀念1950年代“没这么多贪腐、没这么大贫富差别”。殊不知真回到50年代，前面又是“文革浩劫”！         有人怀念80年代“政治开明，充满希望”。殊不知真回到80年代，前面又是“六四屠杀”！         中共极权体制有自身发展逻辑，万变不离其宗循环。                      “十月革命”百年临近，中共再次擦拭其“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件“宝器”，画出自画像：姓“党”的黑恶独裁政权，一手拿钱“统战”天下，一手拿枪“武装”恐吓。         此共产幽灵产物，体制之癌已病入膏肓全身转移，并向世界扩散。                                                百年痛省与前瞻 中国民主三步走     前瞻第一步：聚焦转轨目标，多方式多途径促中共政权松动崩溃            解析上述中共自画像：对党来说，枪重于钱。党从第一天起，靠枪抢钱，拿枪护权，靠枪保命。彻底摘除中共这枚巨大的制度之癌，不缴其械不行。          “缴械”谈何容易！连民众购买菜刀也要“实名制”的今天，即使有夺枪、造枪、攻取火药库之勇，也无法改变官民武力天壤悬殊。          中共仅有一根“主心骨”即军队，要害在于枪口对着谁。          近年来，连连有退伍军人集结维权，今天的“党卫军”看到昔日“党卫军”现在的处境，促其醒悟。          忆苏东共产末日，母亲们教育孩子，或者告诫街上士兵“上司让你向百姓开枪时，把枪口抬高一寸”。此经验最值得国人借鉴，也是八九“六四”最大教训——百姓的血汗养活军队，百姓的孩子组成军队，独裁者命令军队向百姓开枪，独裁者是百姓的敌人，百姓不是军人的敌人。当军人心里种下“绝不向百姓开枪”的种子，凭良知抬高枪口、调转枪口，等于缴了独裁者的枪。军人在保护百姓生命的同时，也迎来自己和父老光明的未来。                   近期有人提出“党主立宪”，或拥护习近平转身作“总统”。         中共国从1954年到现在的《宪法》不都是党主“立”的“宪”吗？法学界很清楚，中共主导制定的每部宪法都是不自洽的宪法，立宪基础只是共产党意志的体现。         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到哪里去找这个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中国各级领导职位上又有几人是工人？他们在怎样实行着“人民民主专政”？   看中国的现实，工人阶级在哪儿？他们怎样领导实施着专政？在八九“六四”屠杀中遇难的平民、被警方打死的雷洋……他们是不是人民？他们究竟是“专政”的主体还是对象？所谓“人民民主”，究竟是在实行中？还是在被绞杀中？ 那些身家数亿、数百亿的贪官权贵、红二代、官二代，在中国《宪法》语境和现实社会中，究竟属于什么阶级？他们与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又是什么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句中，倒是可以找到中共书面所谓“工人阶级”的影子，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中，有多少人属于工人阶级？国人或许看不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从大量事实一定能看出他们是贪污腐化先锋队。           中共党章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这样一个宣称是所有人的“先锋队”、“三个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的党所主导立的《宪法 》之下，我们看到的正是今天恶癌缠身病入膏肓的中国。            “党主立宪”之说借“立宪”二字，似乎就自带着正义性。话说回来，如果真要立“宪政”的宪，行啊！假如中共哪天主导一部包括所有宪政民主制度要件的《宪法草案》交全民制宪会议讨论通过实行，以低成本、不流血开启宪政民主新时代，当然好啊！关键在于民主要件必须齐全！         再看“让习近平转身当总统”之说，宪政民主制度下总统应由全民选出，岂是独裁者转身而成？若依宪政民主宪法全民直选，习能当选，当然好！那也要看他是否接受宪政民主的全部要件。         我认为，促中共专制松动垮台多方多途都可尝试，在努力中等待，也有日可期。无论什么路线方针，前提和分野在于是否锁定宪政民主目标，还是想方设法换个名目敷衍、帮中共极权延寿。                    又有争论“口炮”与“行动”各派对错好坏，我看走向中国民主第一步，凡能促中共政权松动崩溃，各行其是，都对，都好。          但须警惕貌似“理念相同，路线方法不同”者，有的已被中共“统战”收买，与之有特殊利益关系。若认识不清被误导，真反对派付出的代价和要走的弯路极大。         民主不是口号，不是招牌，不是聚义厅、忠义堂、产业链……民主是公开、透明、严密的制约制度。任何以民主名义组成的群体，若对内对外不建立透明规则，无制约机制，跟人不跟理，不准批评，谎话连篇、黑道运作……衍生出的弊病都离中共更近，离民主更远。   前瞻第二步：绘制集合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图纸，拿出各版本未来宪法草案稿，利用现有言论平台充分讨论，亦作为切实的公民教育                  讨论中共政权垮台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比讨论中共政权何时垮台也许对中国未来更具决定性。中共政权一旦倒了，留下这个烂摊子，还有新生的可能吗？看今日中国，真没有再走弯路的本钱，良性选择已经不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两千三百年前的屈原留下他忧国忧民的名句投了汨罗江。他是否听见，是否想到两千三百年后忧国忧民之士仍在继续上下求索，掩涕太息？           连日来，因上访维权无门，有多位冤民在街头喝农药自杀抗议。屈原的后人们能不能走出自沉汨罗江的死循环？！          两千三百年的求索之路还不够漫长吗？看今日世界，现代文明之路何其清晰！           无论如何，让我们相信一次宪政民主制度的力量！再相信一次祖先所说“事在人为”！ 有“素质论”者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传统论”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主因素，回归传统文化即可救国”；“完美主义者”论证“西方民主有缺点，不适合照搬，要创造更完美的制度”…… 若没有充分比较、讨论，历史机遇到来前不取得一定共识，会再失良机。          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制度“最好”是复杂问题，但世界迄今什么制度“最不坏”，看看“官二代”、“富二代”往哪里去就清楚。先求“不坏”，再求“最好”。同族在哪里过得比较好，最具参照意义。         “十月革命”100年，“中华民国”106岁，虽历经弯路有太多历史教训，今天台湾的民主毕竟是我族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一盏路灯。台湾全民直选、政党轮替，汇入普世价值世界潮流，有力驳斥了“华人不适合民主”之说。         百年共产实验下来，国人素质确实较差，提高国人素质与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孰先孰后？在互为因果的怪圈里，着手解套总要排个先后顺序。极权专制下，国人素质已经和必将越来越差，有目共睹；宪政民主制度有助于改进国人素质，也许是别无选择的排序根据。                 近年，海内外有识之士先后提出几版供讨论修改的未来民主中国宪法草案。         我认为，国人对未来宪政民主制新宪法内容的关注度，标志着中国与民主制度的距离。现阶段对多版本宪法草案稿比较研讨的过程，也是传播民主理念、增强公民意识的过程。准备好一部民主要件俱全的宪法草案，即是未来宪政民主制度蓝图。   前瞻第三步：当松动和崩溃到来，立即召开全民代表制宪会议通过宪法，起动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机器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要求“真普选”，选准了公民维权最佳切入点，也是大陆走向民主的起点。香港若不能真普选，大陆真普选更遥遥无期。不经真普选授权的政权，皆非法政权。         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说：“候选人决不能是指派的” 。         72年后今天中国所谓“选举”，候选人仍是指派的。牺牲了几千万人生命，竟没能换来这张选票！选票如此贵重，国人必须瞄准这一票。         毫无疑问，或早些或晚些中共政权必会以我们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形式松动崩溃，这点已经没有悬念。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准备好在那一刻到来时，怎样立即着手全民直选各界代表，召开制宪会议，拿出有共识基础的宪政民主宪法草案稿，讨论通过新宪法，随即实施，启动具有全部民主要件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机器，掀开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                              结 语           “十月革命”百年痛省。国人误信了太多谎言、许诺、改良、渐进……却没有认清共产制度是一部要件齐全的反民主机器。 共产之癌诸多“促癌基因”是这部机器的要件，刺激人类“原癌基因”而发病，我们须痛省自身罪性和弱点。一切对现有共产机器的 “改良”、“改进” 都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无关；任何对中共主导下“渐进民主”的期待，已经和终将继续被证明是错觉和盲点。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度错过确切定位真正民主制度目标所得到的教训。    无论如何，国人同属人类，造物主给了我们每个人良心、良知、良能等各种“健康基因”、“抑癌基因”。        《世界人权宣言》共三十条，其中至少有26条以“人人”作前提，此外多处强调各项权利属“每个人”、“任何人”，与中国《宪法》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之说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人的群体有可能坐在一起研讨制定并通过执行严格制约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与权力的规矩。因为人人都有罪性，所以人的群体必须坐在一起研讨制定并通过执行严格制约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的罪与权力的规矩。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军总司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率领大陆军团赢得美国独立。他拒绝一些同僚怂恿他领导军事政权的提议，1789年经选举团投票获全部选举人票当选美國第一任总统，是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而且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无异议投票当选的总统。1792年他再次全票当选连任。他在两届任期中设立许多在美国持续到今天的政策和传统。两届任职期满，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回复平民身份。          乔治.华盛顿与美国立国先贤们所做的努力和留下的成果，证明人类良知可以超越人的罪性，并设法制约人的罪性与权力。         就在军队总司令出身的乔治华盛顿1789年遵循美国宪法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整整二百年的那一年，1989年中共国双料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戒严部队用机枪和坦克在首都北京街头扫射碾压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这是美国与中国的根本区别，这是宪政民主与共产极权的根本区别。               歴百年共产实验后痛省，国人亟需普遍认识到人人受造平等，生而具有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明了自己受造即具有的权利，并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自己权利的边界。         亟需重新界定人与人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信仰的关系……为确保所有人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必须以制度维护人权，反对侵权，组装并启动与当今普世价值中诸多“抑癌基因”与人类原有的健康基因作全方位良性呼应与互动的制度机器。        我个人愚见，宪政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件，亦即人类社会有力量抵御共产十大“促癌基因”的“抑癌基因”至少有：           1 .从“阶级论”回归“人人”。让人人知道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 2. 变“假普选”为一人一票全民直选。确立政府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同意。         3. 制定宪法保障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多党制衡。军队国家化。         4. 完成“公有财产私有化”。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完成土地私有化，允许土地买卖。         5. 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竞争公平。         6. 取缔“防火墙”，民间办报，实现新闻出版、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         7. 保护少数人免受多数人压迫。民族自决、区域自决解决争端争议。         8. 摘掉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安葬毛遗体。永远禁绝一切形式个人崇拜。        9. 实现从小学到高中义务教育，重新编写所有教材，与普世价值和先进文明接轨。        10. 重奖保存共产时期档案有功者，还原历史真相，依法除垢。           寻回不少于以上十大民主要件，组装起宪政民主制度机器。在割除共产之癌后，进行彻底的社会治愈与修复，实现中国宪政民主。借鉴当代民主国家制度机器在运行中调节、纠错、完善的经验。           当下海内外不乏给病入膏肓的中国开药方之士，其实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和现实一再显明，抵御、铲除共产之癌的各种验方、复方版本和效果记录齐全，国人的任务不过是从中筛选在人类实践中被证明共同有效的那几味药。                 在此重大历史关头，每每谈到有关文明与文化、宗教信仰与普世价值，国人争议异常激烈，颇多冲突。百年共产之癌严重摧残了国人的文化传承和人的宗教信仰能力。因此，我赞成文明求同，文化存异；普世价值求同，宗教信仰存异。                 所谓普世价值，顾名思义，普遍的“普”，世界的“世”，普世价值被当今世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者所认同。秉持普世价值，以制度最大限度制约人的罪与权力，建立起当今世界上最不坏的宪政民主制度。我相信这是所有国人利益最大化、冲突最小化的选择。            走笔至此，“十月革命”100周年临近，中国和国人何去何从？ 是铲除共产之癌绝处逢生？还是继续演绎最后的共产实验样本？若国人坚持自外于普世价值，以“中国特殊论”顽强展示此族群确有更特殊的“原癌基因”。或仍寄望于对共产机器小修小改，热衷宫廷八卦，向上寻找代理人，任其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么可以肯定，前方不但是自身的万劫不复，恶化中的共产之癌还会继续以加速度向全世界转移、扩散、毒化全球。         此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又一次选择关头。                                                                                                                                                                                                                                 2017年1月9日                   作者简介：敏一鸿，本名张鸿敏，张敏，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法学硕士、美国台福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 “文革”中自北京师大女附中下乡到“北大荒”十年。后作过北京一五六中学勤杂工、北京二龙路中学历史教师、全国妇联权益部调研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记者、编辑、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访问学者。现为美国自由亚州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1980年代与苏晓康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        近年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张敏著《走向开端——一个中国人的寻找与仰望》，及其采编的多卷本访谈录《穿墙的短波》第一卷《记录红色中国》、第二卷《红潮沉浮录》。以上三本書均被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张敏曾获美国妇女广播电视基金会27和29届“Gracie Allen奖”、美国第10届“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纽约广播节（New York Festivals International Radio Programs Awards）”两枚世界铜奖等多项新闻、广播奖。                         【说明】 本文缩写版首发在2017年3月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孟浪主编：《致命的列宁（<共同体>：文学、思想、批判> 创刊卷）》。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