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六四”想到韩国“六月民主运动”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时光如箭，日月如梭。发生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八年了。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当年出生的婴儿，如今已接近而立之年；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子，如今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人了；我这个当年稚嫩的高一学生，也已步入不惑之年了。然而，时至今日，一个令全球有着“六四”情结的人们感到不期然而然的事实是，“六四”至今已是二十八年了，真相仍未公开，责任仍未追究，正义仍未彰显，难属仍未得到抚慰，死难者也仍未得到一个公道，这不能不令所有纪念“六四”、关注“六四”的人们感到沮丧。一个冰冷的事实是，这二十八年来中国大陆当局一直视六四事件为洪水猛兽，他们对治下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苦心实施了一套抹去历史印迹的“遗忘工程”。就这样的，当年那场席卷了神州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似乎已湮没在岁月的云烟中了，如今在大陆只有少数人举行了零星的纪念活动。</div><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所幸在海外，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在对岸台湾，在香港澳门，都有一些关于六四的纪念活动。尤令人感佩的是，今年“六四”之际，在香港有数以万计的市民来到维园，进行年复一年的大规模烛光纪念活动，这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罕见的，它必将在人类争取自由公义、捍卫良知记忆的史册上占据一席之地。一个极权或威权政府动用军警，以武力镇压以和平集会方式争取自由的民众，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社会近当代的历史中并不鲜见，然而，结果却迥然有异。美国学者塞缪尔·F·亨廷顿有个有名的政治学定义，他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称之为“第三波民主化”。在这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全球许多国家都是通过民众的抗争，从而经历自由化、民主化、民主转型，部分甚至完成了民主巩固，而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因六四事件受挫，大陆的民主进程1989年之后呈现长期停滞，这对于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个悲伤的六月，我想拿同样发生在六月、距离六四事件很近的一场亚洲邻国民众抗争运动来做个对比，这就是发生于1987年的韩国民主运动，史称“六月民主运动”。韩国“六月民主运动”与六四事件有一些相似之处，结果却完全不同，两国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想，借鉴、反省韩国的那场民主化运动，对于中国大陆的民间抗争、公民社会及未来走向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场被人们称之为“六月民主运动”的大型民众抗争行动，指的是主要发生于1987年的6月10日至29日、在韩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韩国于1948年建国，同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在汉城宣布成立后，出现了两次震惊国内外的民众流血抗争，即1960年“四·一九革命”和1980年“光州事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百万韩国民众于1987年6月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要求民主化。在“六月民主运动”之前的二十多年前，1961年5月，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发动了“5·16”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执政的短命的张勉政府。从此，韩国建立起了长达30多年的军人政府权威统治。在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期间（1961年至1979年10月26日），韩国经济实现了起飞，进而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了教育，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战后美国政府长期对韩国施加影响，美国式的教育体制和美国民主价值观对韩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因素形成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群众基础，成为推动民主化转型的一支潜在政治力量。1976年12月，军界实力派人物全斗焕发动了“肃军政变”，军人政府再次上台。军人权威统治的继续引发了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从1980年3月到5月间发生了2300多次反对军事管制的游行示威活动，人数超过35万。举世闻名的“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至27日），将韩国人民示威的浪潮推到了顶点，以韩国全罗南道首府光州为中心发生了学生和市民反军事独裁的民主运动。在光州抗争中，学生和市民伤亡人数达到三千名左右，由于全斗焕动用军队进行武装残酷镇压而告终。在全斗焕政权的高压政策下，学生的反独裁民主运动依然继续。之后，在野势力主张修宪和民主化的运动逐渐得到发展。1983年末，政府对民主活动的控制有所缓和，宣布了一些解禁措施，对著名的民主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也分别减刑和释放。这些有限的缓和使窒息已久的民主化运动再次高涨。以主张修宪的新韩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为主要契机，在韩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运动（1985年2月至1987年6月），这一运动到了1987年6月，达到了高潮。从当年6月10日到28日，大学生及一般市民在韩国全国各地举行了二千一百多次游行示威，参与人数达到了83万名之多。1987年，韩国当代政治发展史进入它的决定性阶段，学生运动和民众抗议斗争重新高涨起来，汉城各大学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全斗焕对汉城大学大三学生朴钟哲被拷打致死事件谢罪，韩国的中产阶级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6月，全国22个城市召开了有24万人参加的集会，要求全斗焕取消所谓“把修宪推迟到下届政府成立后的4·13护宪措施”，要求保障人权，反对残暴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全斗焕政权陷入全面被动之中，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已不可避免。直到1987年6月，釜山、马山、光州、全州、汉城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斗焕政权的存在危在旦夕。18日，全国16个城市再次示威，据国民运动本部统计参加者达150万人。当局投入10万警察进行镇压，有1487人被捕，并准备发布新的戒严令，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六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1988年奥运主办权。”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严厉警告，就像是敲在独裁者身上的丧钟，让全斗焕与卢泰愚不得不认清时势。为了不至于政权被摧垮，就必须向民意全面投降，顺应民意，作出历史性的选择。1987年6月29日，一出壮观的戏剧在汉城上演了，这出戏超出了政治预言家们最大限度的想象。执政的民正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通过电视，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即6·29特别宣言）。其内容是：采纳直接的总统选举制；赦免反体制人士金大中等人；扩大和保障人权；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实行地方自治；政府不得干涉大学、恢复政党活动自由；开展对话政治；进行社会改革。“六·二九”宣言揭开了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新纪元，开始了现代韩国的政治转型。10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第六共和国宪法，建立第六共和国（即目前的大韩民国）。12月19日，卢泰愚当选为韩国真正意义上的首位民选总统。尽管这幕戏是在不经意的时刻突然拉开的，但剧本却是广大韩国民众历经数十载用眼泪和汗水写成的。事态异常的转机，并非当权者慷慨的馈赠，而是民众几十年艰苦斗争的胜利果实。它是民众在长期的以中产阶级和大学生为标兵和主角的民主行军中的重大胜利。六月民主运动，被视为韩国民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20世纪后期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韩国实现了由权威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过渡，逐步实现了几代韩国民众矢志不绝的理想——民主政治。在回顾韩国八十年代民主运动时，前韩国国会议员、昔日工运领袖鲁会灿说：“在1987年修改《大韩民国宪法》由人民直接普选总统之前，韩国总统由完全不能代表民意的“小圈子选举”产生。当民意不能通过公平自由的选举过程表达出来，就会在街头抗争中爆发。被操纵的选举，不能代表民意的小圈子选举，最终激起民众的愤怒反弹。韩国实施完全无筛选的总统真普选以来，政治生态走进良性循环，暴力抗争销声匿迹。”鲁会灿认为，韩国的民主之树，在总统直选制的保护下健康生长了十几二十几年，早已走上良性循环，建立公民社会，民众能够命运自决，人人参政议政。”在这场波澜壮阔的1987年“六月民主运动”中，韩国学生和民众的抗议如潮水般汹涌，加上国际社会的压力，最终逼使当权者向民意低头，进而实现了民主转型。从此，包括“光州事件”在内的历次民众抗议运动获得平反，历史真相还原，罪责加以追究，伤口得以愈合，公义的原则得以确立。然而，两年后发生在另一个亚洲国家中国大陆的民众运动的走向，却是另外一种结果，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二十八个年头，正义的原则仍尚未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彰显。相较于邻国韩国来说，中国大陆的过去二十八年、以及未来若干年的民主历程无疑要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然而我始终坚信，人类对于自由的向往是一团不熄的火焰，人心对于自由的渴望是世上任何一个政权也浇不灭的，正如在16世纪末，英国国王詹姆斯六世威胁苏格兰学者、牧师安德鲁·梅尔维里，要把他绞死或放逐，梅尔维里正义凛然地回道：“你不能绞死或放逐真理。”写于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七日，“六四”二十八周年之际</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