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秦皇当文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作者按：当代大儒梁漱溟被誉为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开拓性人物，于中共建政初期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大庭广众之下和毛争议工农问题，说中国工人是在九天之上，农民是在九地之下，此说被毛当庭痛斥，梁被赶下讲台。从此梁被打入政治冷宫，二十年不与人闻。文革期间，梁被毛邀请重新出山批孔，梁说匹夫不可夺志，而他的好友冯友兰则欣然入世写下批孔大文章，以致后来后悔不迭。文革之后，梁被平反，恢复名誉，冯晚节不保而无颜以对梁，梁坚持名节而不辱于世。但奇怪的是，梁对毛依然是称赞有加，喻毛为周文王，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难道不知毛一直是自比秦皇？混淆秦皇和文王之别，岂不是历史之大谬？本文从文革后期毛批郭沫若的一首诗谈起，看看秦皇和文王的区别究竟何在？他们其实就是帝制和封建的区别。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林彪一派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拿历史说事，把毛泽东说成是秦始皇，毛泽东索性也自称是革命的秦始皇，在林彪事件后的多次讲话中，公开为秦始皇翻案。在该年8月，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107页）。此后，主席“呈”郭老的这首诗在党内公开并迅速在社会传播开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被印成大字本送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按主席的说法：“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江青作为首先见到这首诗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首诗的最权威的诠释者。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点名呵斥。她自己还宣读了一首据说也是主席写的打油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郭沫若读到毛泽东的诗后，他自己说是“春雷惊天地”，其实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五雷轰顶；他原先长期置身于中共党内斗争之外，这回却出乎意料地被卷入到一场政治风暴之中，当时已82岁高龄的老人，身心受到的压力之大，绝对是难以承受的。正是在这次被江青两次点名的会后，郭沫若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听说郭沫若病了，毛泽东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郭老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无疑有安抚之意；郭老也自然能够体会到伟大领袖的良苦用心，焦虑苦恼瞬时冰释，在养病中表示要将他的所有著作都付诸一炬，并回诗《呈毛主席》——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郭老后来还意犹未尽，在他写的另一首《春雷》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毛泽东拿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开涮，不仅郭没有想到，也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十批判书》作为一本史学名著，收集了郭沫若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写的十篇关于中国先秦学说的文章，涉及对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以及对孔墨、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前期法家、韩非子、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郭对本书极为看重，把它和他的另一本名著《青铜时代》相提并论，并有将这两本书合印成一书的想法。《十批判书》锋芒锐利，尽显史学大家气象，在当时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之作。郭沫若高于其他历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意识，他在抗战晚期写《十批判书》，除了学术上的兴趣之外，是有政治动机的；他是用提倡和肯定孔子的“仁政”思想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用对秦始皇的批判来影射攻击当时的独裁者蒋介石。他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直接用现代词汇来描绘秦始皇，把秦始皇说成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认为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是六国诸侯腐败的结果。在郭沫若看来，秦国如果实行吕不韦所主张的“仁政”的思想路线，也一定能够统一中国。郭沫若《十批判书》中的“尊孔”和“贬秦政”的立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的政治军事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无疑代表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社会进步势力的要求，郭沫若作为史学大家的政治素养也体现在这里。但时过境迁，“读书卅载探龙穴”的郭老，竟在一夜之间被废了武功，其中除了原有的那些历史主题——如尊孔还是反孔，秦皇历史功绩的重新认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发生变异以外，是否还能解读出其它的历史信息来呢？郭沫若一如既往，以诗明志，愿为主席肝脑涂地，”竭驾骀效策驱”，但其实他和江青之流一样，并未彻底明察主席的“圣意”。他们只看到毛泽东在诗中表达了“批孔”和为秦始皇翻案的意思，而在诗中所蕴含着的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性质和历史分期的思考却完全被忽略掉了。在“反孔”和“秦颂”的背面，体现着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更深一层的思索，他显然意识到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是有问题的，这是他在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得出的体会。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严格按照“唯物史观公式”提出来的，这个公式是斯大林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依次进化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历史描写成从原始社会依次通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相同过程。郭沫若据此认定，中国的“殷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战国”时期直至晚清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50年《十批判书》的改版后记中，郭自认他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是“铁案难移”。郭沫若的历史分期理论，特别是他对“封建”的理解，和中国实际的历史进程大相径庭。中国传统史学对秦之前和之后的制度性质其实早有公论，“封建”和“郡县”之别就是对以秦为界线的两种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精辟概括。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自此开始，两千年中国历史如谭嗣同所概括，皆“秦政”的历史，这也是毛泽东在他的诗中所言：“百代都行秦政法”。上古“三代”（夏商周）被中国传统史学公认为是“封建”的典型形态。秦行暴政，二世而亡，这和“三代”悠久的历史相比，似乎成了“封建制”优于“郡县制”的一个有力证据。因此，自汉以来，鉴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历代都不断地有人试图重新恢复“三代”的封建制，如刘邦开国之初在“汉承秦制”的基础上实行郡县封国并具制度，王莽“新朝”篡汉实质是封建复辟，而西晋政权的统治者几乎完全恢复了西周的“分邦建国”制度，分封皇族子弟二十七人为王，每个封国均是拥有土地、人民、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独立国家。到了唐代，关于实行何种政治制度仍有争议，唐太宗就曾“复封建”廷议群臣。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针对这股封建复辟潮流而写的。柳宗元的核心观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由此破除对“三代”的长期迷信。在他看来，周“裂土田而瓜分之”乃时势之产物，是“生人之初”的惟一制度选择；而“周之败端”亦是“诸侯之盛强”的必然结果。他从封建制中看到了分裂的趋势，认为汉代郡国并存，“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而无叛州”。可见郡县制是防止国家分裂的有效制度安排。为根本矫正人们对封建制的传统理解，柳宗元发前人之未发之言论，用“公天下”的理念来理解“秦政”的制度性质，认为“封建”皆家族私袭，等级传承，不能使“贤者居上”；而郡县制破除了官员的世袭制，布衣可为卿相，贤者可治天下。据此，柳宗元把秦看作是“公天下之端”，主张强化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当代史学角度观察，也堪称精辟，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不是古今那些俗儒可以相比，宋人苏轼就感叹过：“宗元之论出，诸子之论废矣”。柳宗元对秦实行郡县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看法，无疑加强了毛泽东对秦始皇及其制度的历史意义的认识。从毛泽东对历史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言，他决不会限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来理解秦以后的中国历史，虽然他曾经支持过这样的说法。他劝郭老“莫从子厚返文王”，实际表达出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认识，这种认识虽然深刻地打着他个人鲜明的立场和倾向性，对当时深入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秦始皇的歌功颂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撇去附加在这首诗上过多的意识形态涵义，毛泽东在把握秦以来中国制度性质这一点上，比郭老和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真不知要高明多少。毛泽东在他诗中所提到的“文王”即周文王，是西周制度的开拓者，他在商朝晚期苦心经营“小邦周”，为其子姬发即周武王取代“大邑商”打下了坚实基础。史载武王克殷后，夜不能寐，考虑的是强大的商王朝何以会崩溃，其部族联盟何以会分崩离析，而新兴的周王朝“未定天宝”，又怎能避免前朝的下场？面对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武王和周公选择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可能是惟一的选择，也即是柳宗元所看到的“时势”所然。因为面对幅员辽阔的领土、被征服的“殷顽民”和散布四处的各个部族邦国，西周政权根本不可能迅速建立并实行后来秦始皇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统治，它只能采取“分权”的治理模式。由此就有了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的政治格局。西周的政治权力体系本质上是二元的，形成了天子之权和诸侯之权，是天子和诸侯的共治结构。周天子对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既是政治权力的下移，也是经济权利的某种让渡。诸侯在其受封的领地内行使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再次授封权，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变异和分化，最终必然导致分裂的社会态势。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认为：“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其根据是，从《春秋》终篇至“六国称王”的一百三十余年间，礼信尽废，不宗周王，不言氏族，不闻诗书，“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可谓“礼崩乐坏”（《日知录》）。确如顾炎武所概括的那样，自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开始东周历史以来，周王室日趋衰落，诸侯竞相争霸，西周遗留下来的封建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正是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孕育并最后促成了秦帝国的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由此开始了中国中央集权专制时代。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历经秦汉奠基、隋唐过渡、宋元明清的完成和成熟，从未被根本肢解，期间的一条历史主线就是反封建、反藩镇、反割据、反分裂，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完善其治理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政治上看，历届中央王朝都在制度的设置上对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分离势力予以限制，我谓之政治上“限权”，从汉至清，无不如此。从经济上看，汉武以来，历届王朝无不对土地兼并予以限制，我谓之经济上“限田”。从东汉光武帝实行“度田”措施起，到唐实行“均田制”，其实质是通过“限田”政策来达到“限权”的目的。“限田”和“限权”的实质就是限制封建。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央集权专制是和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历史和逻辑的产物，前者赖以生存的制度是后者制度性崩溃的必然结果，而后者的存在和蔓延必定是对前者的消解，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征：封建主义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其结果必定是国家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不同制度特征及其此消彼长的关系，表明二者不具有历史的共时性和制度功能的相兼性，它们是无解的历史悖论，它们的分别存在和更替关系实际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的时代：封建时代和帝国（郡县）时代。“封建”与“帝国”的巨大制度差异并未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足够重视与反省。建国以来，虽然中国史学界在确立中国封建制度起源时存在着巨大分歧，有着多种说法，如“西周”说、“战国”说、“秦统一”说、“魏晋”说等，最后以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定于一尊，但所有这些不同的说法有着一个共同的结论：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封建主义发展阶段。把秦的制度看作是文王的制度，真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包括笔者公开撰文质疑这种把“封建”普世化恒久化的历史观，当然也必定质疑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这些质疑仍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阻力主要还是来自于那些错把秦皇当文王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重温一下毛泽东呈郭老的诗，或许会有些启发。<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