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銷一地兩檢隨時翻船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林鄭月娥曾經表示，她的政府將以「聆聽、關心、行動」達至以人為本的施政目標。問題是「聆聽」和「聽到」是兩回事，英文所謂「listen but not hear 」。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引起關注，林鄭表示不應將事件政治化和妖魔化，又批評若干反對一地兩檢的觀點極端甚至荒謬。這樣說本來只是講出事實：不管是「割地賣港」論，還是「港人被拉進西九站遭內地法律整治」說，都是不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 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是滋生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甚或給予它們一定可信性的社會焦慮和集體恐懼。這是特區政府向香港人「銷售」一地兩檢的最大挑戰，不是擺出一副鄙夷不屑和難以置信的樣子就可以令市民釋懷。無疑今日泛民作為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勢力已大不如前，以壹傳媒為首的反政府媒體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但瀰漫社會的恐共和反大陸化情緒不是反對派虛構出來的。政府若然過分自信地「硬銷」一地兩檢，隨時陰溝裏翻船。 10年前，時任特首曾蔭權建議興建廣深港高鐵，他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動員「80後」上街、凝聚各方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anizing issue）。 訴諸經濟理性不合時宜 對此，林鄭月娥必須引以為戒。政府的管治班子為一地兩檢全力護航，他們訴諸的是香港人的經濟理性，強調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這看來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記，在一個貧富懸殊、經濟利益分配嚴重失衡，以及少數人擁有壓倒性不公平優勢（overwhelming unfair advantage）的社會，政府遲早會被人民從奢談整體利益的道德高地上拉下來。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用整體利益作為推行政策的理據，假設是水漲必定導致（所有）船高（a rising tide raises all boats）。可是，香港人從痛苦的經驗知道，水漲固然可以讓某些人乘風破浪、馳騁萬里，但另一些人卻會在當中沒頂。樓價的升幅就是好例子：樓價愈升愈高，業主的財富像滾雪球般愈積愈大，但本來已經買不起樓的人卻益發絕望。 若只談經濟理性，一地兩檢事在必行，根本不需要費腦筋討論，英文所謂「no-brainer」。問題是香港社會自九七之後已經大變，特區政府再不能只用「香港人是經濟人」這套邏輯思維去指點江山和施政管治。要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尋找方向和選擇道路，不僅需要新思維，也需要一套新說法。 「經濟人」的假設將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一切行為都假設為自利行為，目的在於力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香港長期被視為對政治冷漠、對歷史無知和對文化敵視的所謂「經濟城市」。這個標籤從來沒有多大的現實基礎，尤其是九七回歸後更不適用。再說，任何學派的經濟學家都無法否認，「經濟人」的假設只是假設而已。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在他的「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所言，人的動機和需要是一種由低而高、逐級實現的層次結構。人在解決生活和安全的基本需要後，自然會花更多氣力，嘗試滿足愛、尊重、身分認同和自我實現這些較高層次的需要。 回歸後香港仍然保有她的法治與自由，但她與大陸的經濟聯繫不斷加強，兩地的文化差異逐步縮小。在不少港人心目中，香港獨特的文化身分已經岌岌可危。於是，恐懼、焦慮和警覺性取代經濟理性和謀利動機，成為理解現實和討論問題的主導情緒。在他們的眼中，沒有什麼將香港與大陸主要城市串聯成一個緊湊整體的高鐵更有力、更戲劇性地突顯香港「只是另一個大陸城市」的命運。 關乎自主與恐懼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7年前反對興建高鐵與今日反對實行一地兩檢，所反對的其實是無法逆轉的香港與大陸進一步融合的大趨勢。他們要保衛的，是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香港核心價值和獨特身分。反對一地兩檢人士的邏輯和分析，以及他們採用的語言和策略，當然大有可議之處。然而他們在一件關鍵的事情上是對的：一地兩檢不止是個能為旅客提供多少方便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乎香港的自主與香港人的恐懼的問題。特區政府建議實施一地兩檢也許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但建議變成政策自有其政治後果。 這所以林鄭與其班子，與今日已成弱勢的泛民討論一地兩檢，應該顯示更大的諒解、包容和同理心。執政者權力的傲慢，會令由年輕人領導的對抗式政治激進化。處理不當，一地兩檢可以發展成一場管治危機，政府勿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