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徘徊。」是天大的好事

鄧小平有句名言：「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徘徊。」「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党還在上海亭子間裡爭論不休。」鄧講的是事實。他的意思是說毛澤東是他們中共黨人能打天下坐天下，帶挈全体黨員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予取予攜，發展到今天無官不貪，「制度性貪腐」、「雪崩式腐敗」的第一功臣。全体共產黨員都應該感謝他、崇拜他。   可是對老百姓來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毛時代的三十年經濟停滯不前，「瀕臨破產邊緣」，就不會有毛時代的「肅反鎮反」、「反右」、「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七八千萬人枉死了。       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民國初立，封閉了數千年的國門大開，西方各种社會思潮、主義風擁而至，其中有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也有新潮的馬克思主義、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就有數十種之多，還有相對陌生、但卻傳播神速的無政府主義……。那時代無疑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最開放最自由的年代，據統計，當時中國組建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和政治團体超過1000個，民辦報紙如雨後春筍不計其數。   　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在報紙上展開各種宣傳和辯論，民智大開，其中知識分子階層勢必首當其衝。北京大學是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薈萃之地，又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這裡思想活躍，流派紛呈。其中有一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此學習和工作，他們對馬列主義的傳播及黨的創立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北大一批精英學生經過長時間的秘密醞釀，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思)學說研究會”，宣布本會“以研究關於馬克斯(思)派的著述為目的”;並表示“我們的意思在憑著這個單純的組織，漸次完成我們理想中應有的希望”[1]。“理想中應有的希望”是什麼呢?發起者當時沒有明說，但其意蘊應是清楚的，即由“研究會”“這個單純的組織”，進一步發展成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組織，開展革命斗爭，以求對中國社會作根本之改造。果然，在“研究會”成立剛剛半年之后，1920年10月[2]，“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即在北大成立[3]，成員3人，都是北大師生:教授李大釗，講師張申府，學生張國燾[4]。隨后，羅章龍、劉仁靜、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又一批北大進步學生相繼加入。1920年11月，小組舉行會議，決定將這個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5]。這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國北方的第一個中共支部，支部書記是李大釗，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據考証，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員共有12人，他們是:“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劫、朱務善、李駿、張太雷”[6]，其中除繆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生外，其他11人都是北大的師生。而繆伯英由於是何孟雄的戀人，常隨何一起在北大活動，受到李大釗的教誨，也可算做半個北大人。   　　眾所周知，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北大進步師生，在這一方文明沃土中，曾廣泛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學習、研究、講授、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積極進行准備。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又稱安那其主義Anarchism)在国内十分流行，“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3年，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有70多种”[10]，北大是其滥筋之地。“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11]，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陈德荣、朱谦之、张伯根、陈友琴等[12]。区声白、黄凌霜组织过“实社”，朱谦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实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何孟雄、魏建功[13]等都受过影响。甚至由北大学生会主办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面也充满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14]。学生会的机关刊物，几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曾代表北京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在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5]。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组织，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这对于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于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随后就开始了。   关于这次斗争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但其结果，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述的:“在去年十月产生(按指北京小组产生—作者)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16]。   亲身经历了此事的张国焘有较为具体的相似回忆:“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变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17]   尽管人们对这次斗争的情况，仍然还不能清楚了解，但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包括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   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经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立即毫不调和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   1919年8月，针对胡适鼓吹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即《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把胡适的理论驳得体无完肤。“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在斗争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并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区别开来。   从1920年2月起到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参加了中国早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反对鼓吹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挑起的关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论争。他在《新青年》上刊出他亲自汇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通信集，其中，他亲自写的《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和《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信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通信集的刊出，对当时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次大论争中，陈独秀还发表了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旗帜比较鲜明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时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   《谈政治》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建党以前反对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反驳了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了重要的工作。   在陈独秀的影响带动下，上海地区的共产党人也纷纷配合，一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外，《共产党》月刊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大量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此自然有所反驳，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又据理反击，陈独秀本人即多次发表文章，包括直接致函（公开信）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至1922年夏，论争另一方的代表人物黄凌霜致函（公开信）陈独秀，表示信服陈独秀的理论主张，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由此表明陈独秀发起的这场论战取得胜利。   201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筆者得香港政府藝發局資助在港出版回憶錄「往事如煙」，查閱并記錄下筆者袓父容伯挺在一、二十年代的政治活動。其中有他主辦的當時中國南方發行量及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廣東中華新報》自1919年6月到12月登載同為留日學生，中共現稱「中國南方與北方李大釗并列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宣傳者楊匏安」40多篇共10余萬字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文章，其中「馬克思主一一又稱科學社會主義」連載19天，祖父容伯挺社長親自撰寫序言，使該報成為中國南方第一份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報紙。   经过几年论战，一批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方向，政治思想日益成熟，很快完成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共事，凭借北京大学的舞台，由北京大学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国，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张国焘等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这样，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於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的牽頭、張國燾等積极組織活動下，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當年在北大只是個臨時工圖書館登記員，沒能參加北大教授李大釗、陳獨秀、張申府和北大學生張國燾、羅章龍等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活動和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其恩師北大教授楊昌濟去世後，毛回湖南活動，此時以湖南代表身份出席并拉上同鄉朋友何叔衡同往，結果何被與會代表指非共產主義者被退會，毛領了數十大洋(當年毛在北大圖書館月薪僅8大洋)匆匆與會後取道杭州會他的初戀情人陶斯詠去了。   共產黨成立初期，陳獨秀、瞿秋白時代、直到三十年代初王明博古時代，他們确實只是在上海亭子間里策划宣傳政綱而「爭論不休」。只是後來當孫中山走上一條列宁主義「暴力革命」的錯誤道路，依靠蘇俄的援助建立「黃埔軍校」，用武力去實現「革命理想」，先是實行「聯俄容共」讓共產黨參加到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中來，讓他們体驗了武裝革命，後又「清党」把他們赶出去、赶盡殺絕，讓共產黨痛感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勢必「我為魚肉」，從而於1927年舉行八七會議把陳獨秀趕下台，終止了和平競爭、議會門爭的路線，轉而實行「武裝革命」的暴力鬥爭路線。從此，數千年中國歷史中首次出現走西方全民普選、和平競爭的民主政治曙光被徹底消滅，中國大陸從此「有槍便是草頭王」，你方唱罷我登場，各路軍隊各种武裝你來我往連番廝殺，老百姓深陷戰亂，苟活於炮火之中。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自然也脫离不了中國的政治現實，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一班鄉村邊緣小知識分子、破落家庭子弟以及彭德怀、賀龍等一大邦流氓兵痞混入党內，從此那個「在上海亭子間爭論不休」的和平政黨變成了一個暴戾的暴力党。适逢當時的中國只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神州大地的小農經濟為這种成王敗冦的暴力革命提供了适宜的士壤和廣闊的舞台。其後的中國現代史大家己有目共睹了，毛澤東共產黨武力奪取了全國政權(不需要再「在黑暗中排徊」了)并實行高壓統治，共產黨一黨專制，無需「共議國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毛澤東大權獨攬，一言九鼎，一拍腦門一聲令下，億萬臣民赴湯蹈火，再無需「在上海亭子間裡爭論不休」了。可是「空想社會主義」結果如何呢？空前規模的人類社會變革大試驗，數千萬無辜的老百姓慘死，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倒退了几十年，人民生活陷水深火熱之中，共產黨自己承認「國民經濟到破產邊緣」。   那么，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一如鄧小平所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今天還在黑暗中排徊」.   「我們黨還在上海亭子間爭論不休」，那這個「今天」就太好了，國家有福，人民有幸了！首先如果「我們今天還在黑暗中排徊」，那就是說共產黨還不能靠暴力取得政權、也不能靠暴力進行統治維持政權，那么毛澤東共產黨所有的胡作非為，從「土改」、「肅反鎮反」、「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大飢荒到「文化大革命」….都不會發生，數千萬人不至枉死，國家不至於貪窮落後。   其次，如果「我們黨還在上海亭子間爭論不休」，那就意味著中國今天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各黨各派各种主義思想可以自由討論和平競爭，中國有望「與世界接軌」走上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而不是現實中的今天中國大陸一黨專制，沒有自由，更無民主。   鄧小平站在一黨之私的立場上慶幸共產黨出了一個毛澤東，帶領一班痞子流氓土匪欺騙了中國成千上萬渾渾噩噩的農民武裝革命奪取政權，造就了一個士匪流氓世襲的特權社會，廣大人民老百姓至今仍被剝奪自由，成了這邦土匪流氓的奴隸。這正是國家民族最不幸最可悲之處。 鄧小平的「慶幸」，實在是人民的不幸！    <div>参考资料：</div> [1]《发起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2]《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去年十月产生时”。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 [4]参见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5]张国焘者:《我的回亿》第1册，第108页。 [6]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至1922年在北大转读哲学。邓中夏，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学习，1920年转人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亚。罗章龙，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后转入文预科，又升入经济系学习，1924年毕业。刘仁静，1918年至1920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20年至1923年升入哲学系学习，1923至1925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高君宇，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升入地质系学习，1922年毕业。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政治系学习，1925年离开北大。缪伯英，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结识何孟雄，加入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秋写何孟雄结婚。范鸿劼，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1920年升入经济系学习，1925年毕业。李又骏，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叛变。张太雷1915年秋考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半年。1920年3月，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张太雷加入，是通讯会员。参见中共北京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8页。   [10]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1]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71年)，《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5页。 [12]黄凌霜，五四时期北大外文系学生。区声白，192。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朱谦之，1917年北大哲学门学习。陈德荣，1918年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是旁听生。张伯根，1927年北大哲学系毕业。陈友琴，1925年北大经济系毕业。 [13]魏建功，1919年入北大文预科学习，1921年升入中文系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倾向进步，曾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脱离。语言学家。 [14]参阅《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第2号至第17号各期内容。 [15]张国熹:《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 [16]《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3页。 [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7,108页。  12/7/2017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