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第一次听说诚品书店，大约是十七、八年前，好像是一位台湾的出版人对我们说起的。那时，季风在陕西南路的总店刚开不久，各地来拜访的出版人络绎不绝。这位出版人先是说起在台湾过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想找一家书店躲清静，结果，只有“7／11”里还有几本杂志可以翻。“现在好了”，这位出版人接着说，“诚品现在开了二十四小时的书店，过年躲清静就再不用去7／11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诚品书店，在那位台湾出版人颇为赞叹的描述中，一种新型的、代表着时尚的文化生活的书店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书店的老板原是个成功的销售洁具后来又做房地产的商人，商海沉浮之后为了表达对社会的善意，决心以最大的敬意来构筑一家书店，将原本美丽却素朴的图书放到不亚于五星级宾馆的奢华空间，并且用最贵的设计和装饰来陪衬那些伟大的却仍然朴素的图书。说实话，当时听完后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感，只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某些个人的报复性自赎。当时，我已经见过北美的大型连锁书店，像巴诺、鲍德斯那样的，明亮、现代，空气中还隐隐地有着咖啡的香味。但巴诺和鲍德斯预示的是消费社会来临之后的新商业模式，尽管这也是六十年代的狂飙之后，从嬉皮到雅皮的“美丽新世界”的幻象，但总不比诚品那么夸张，它指向大众消费的那一面虽然庸俗，却还依旧让你有某种亲切感，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大陆独立书店的创办人而言，诚品与我们的距离就更远了。在1990年代，书店于我们而言还是争取自由的一部分，更遑论独立出版，但在台湾，诚品所带动的，却是自由实现之后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虽然它其中也蕴含着对知识的敬意及审美的进步。我们各自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两者之间，常常，并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上世纪90年代，随着邓南巡市场经济开放，台湾商人蜂拥而至，这才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小共同体，意识到它的文化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对照起我们青年时代“造反有理”的斗争岁月，我们在台湾的同龄人是在“仁义礼智信”的校训中长大的，柔软的台湾国语中渗透着与我们少年时信奉的斗争哲学相对立的“温良恭俭让”。虽然他们也有着我们这个种族的基本特点，十足的世俗理性、没有超越性的信仰；他们的社会礼仪在现代权利兴起之后，多半也失去了实质性的内涵，但他们还剩下的那点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却是在我们曾经的革命大潮中被彻底扫荡的。时至今日，当大陆的某些书店也日益奢华、日益远离书店朴素的本质时，诚品隐藏在骨子里的“温良恭俭让”的气息，依然是躲在无可挑剔的光滑外表背后与大陆书店的最大区别。然而，这些差别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大陆的独立书店几乎就像是《大护法者》中的隐婆，成为隐性地引导进步启蒙的一部分。它做不到无视历史进程中正在降临的巨大是非，而仅仅成为消费景观的共谋，亦或，成为国家资本修饰社会沧桑的化妆品。大陆的独立书店们也曾期待成为塑造现代精神的城市空间，然而这期待本身就成为招致敌意的残酷战场。所有这一切，都不仅意味着我们与诚品在实践上的距离，还意味着我们在精神上所面对的全然不同的世界，以及，由此而来的各自精神的巨大差异。前天，诚品的创办人吴清友去世了，这个我曾在知道了诚品自创办以后连续亏损了十五年时，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的人，去世时竟才67岁。虽然，多年前的敬意随着诚品近几年以书店的名义介入大陆地产已慢慢淡去，但我们对岸的这位同代书人啊，却很可能是有着与我们共同命运的同龄人，在古滕堡革命之后的最终岁月里，我们都曾作为末代的书店同人在这个时代挣扎过、坚守过，为了——“老理想和旧观念”的再生。而在吴清友而言，他的“一书一世界”，甚至，已然圆满。 2017.07.20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