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期待年輕世代的反作用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中環太子大廈的律師樓，公民黨主席梁家傑與筆者探討香港的本土主義、新世代年輕人以及政治博弈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他以大律師擅長的雄辯口才，謹慎的用詞和定義，經政壇磨礪的敏銳思維和犀利觀點，分析了香港目前有關港獨、自決、一國兩制中的迷思、謬誤、現象和本質。作為1998年就被認可的資深大律師，梁家傑曾經代表泛民主派參加過2007年的香港特首選舉，與爭取連任的特首曾蔭權展開一對一競選，兩人在電視直播辯論中針鋒相對，梁家傑詞鋒凌厲，常使對手疲於招架，令他名聲鵲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期間，他成為泛民會議的召集人，與佔中學生領袖們頻繁接觸，對新世代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和思想有深刻了解。年近花甲的梁家傑2001年至2003年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2004年首次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在12年的立法會議員生涯中，他身為被稱作「大狀黨」的公民黨成員及傳統泛民陣營的中堅分子，在議會中與建制派圍繞一國兩制的理念原則和香港各項重大政策展開經久不息的博弈，是泛民陣營中強硬派風格人物。2016年，他交棒給黨內的第二梯隊，卸下立法會議員和公民黨黨魁的擔子。泛民與本土派的合作梁家傑的觀點認為，本土的概念幾十年前就存在，那些富有香港特色的市民生活形態，都足以體現本土生活和社會特點，也是香港人在長久的文化、教育、制度、與外族融合中形成的。新世代年輕人和重視本土權益的中青年主張的自決，符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他們與港獨主張的派別是不同的，港獨屬於另一種類別，不是社會主流，也難以實現，因此不應該屬於本土派。自決派和港獨派的明顯分野是爭取香港獨立與否，泛民和本土派的區別則主要在於爭取民主的手段。據觀察，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新世代主張香港自決，與大陸區隔，有的甚至舉起獨立的旗幡，他們認為傳統泛民爭取民主的模式已經過時，30年來的抗爭沒有成效，遂以新的模式取代之，一時間造成新舊兩代反對建制力量的隔閡和相互排斥。非建制陣營內的多個黨派團體過去兩年內各自為政，使尚未成熟的本土派在2016年取得立法會選舉佳績之後馬上遭遇DQ（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厄運，喪失了6個議席。傳統泛民對本土派的支援礙於爭取民主方式上的分歧而力量分散，面對建制派陣營的集中力量壓制，本土派處於被動。梁家傑說，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事件」（即在香港高鐵總站內劃分有大陸邊檢管轄區域，實施大陸法律）後，本土派和泛民之間的合作出現了契機，一地兩檢關注組裡面有12個大專院校學生會參與，在近期的兩次會議上都有學生會的會長或副會長出席，這是一個大家重新團結，放下爭取民主手段上分歧的黃金機會。他說，那些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屬於本土自決派的代表人物，進入立法會後，明白議會內諸多限制，因此對傳統泛民的老傢伙們過去受到制約做事難以奏效，多了一份體諒和理解，加上最近一地兩檢事件後，兩派出現了好的合作契機，走到了一起。本土主義的發展未來梁家傑說，「如果中共繼續無視中英聯合聲明，以上壓下，一地兩檢事件中明目張膽要香港自閹，放棄司法管轄權，我相信這個立足香港本位的本土意識會越來越落地生根。張德江來港時，我對他說，如果你很擔心港獨這個偽命題，只要你給回我們一國兩制就行了。港獨的主張不會有人聽的。」梁家傑強調政治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問題，他說，如果中共繼續高壓，過橋抽板，就會引發不斷循環的政治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壓力越大，反彈越大。強權不能永遠勝過真理，我們現在只能靠自己，充實自己，學習歷史，了解中共建國後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看到原來的東歐共產國家衰亡，因此不用洩氣，強權的東西不會永遠得逞的。他說，本土主義發展的基礎還很薄弱，港獨主張的陳浩天、黃台仰、梁天琦、梁頌恒、游蕙禎等人起不了帶頭作用，成不了氣候，但是政治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我鼓勵年輕人讀多點歷史，很多時候歷史事件是有軌跡可循的，當你不太了解這個軌跡時，便很容易過度沮喪，甚至放棄，相反地有時會過度亢奮，等看清楚歷史，就會發現沒有值得特別亢奮的，也沒有值得特別沮喪的東西，只要我們不屈服，不忘初衷，不受統戰，在適當的時候，響應時代的召喚，迎接時代給我們的挑戰和任務，我們就可以面對自己，不枉生於此世、此時、此刻。反作用力的空間和來源當問到反作用力，也就是抗爭空間有多大時，梁家傑說，這個空間難以清楚估量，它不是一個靜態空間，分分秒秒都在動。北韓有個傻瓜在搞事，美國就有個瘋子在施壓。習近平採取強權壓倒一切真理，君臨天下的態度，必會面對一些困難。國際形勢瞬息萬變，習的這種做法，使世界列強坐實了他們的中國威脅論，對中國不是好事。花無百日紅，中國經濟是否還可以長期保持8%的GDP增長？我很懷疑，暫時來說，習近平很強，內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反作用力的空間要以靜態估量會失準。靜態的含義是，中共強，香港人疲弱，認命，很累，不作為。用靜態估量，這個空間不樂觀。對立的兩方面都是動態的，中共如何作用，香港這邊的反作用力也會隨之動起來，動態是千變萬化的。反作用力的來源在哪裡？梁家傑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他說，我們這些人的經歷與黃之鋒一代人非常不同，他們從18歲開始反國教，我們18歲時想做律師，希望在建制內為國家作貢獻。我不覺得我們這代人可以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對於新世代年輕人來說，自由的空間在恐懼中維持，他們的抗爭一開始就涉足公共事務，已經習慣面對苛刻的打壓環境，自然比我們要適應。對自決和港獨的看法梁家傑不支持港獨主張，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他追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希望基本法承諾的秩序能夠落實執行，他支持自決派的主張。他說，中英談判談妥了香港政治中的三角凳，中、英、港人確立回歸後的安排，缺一不可，但實際上只是中英在談，把香港人排除在外，最後強迫香港人接受談判結果。2047前途談判有必要，不能不讓香港人決定2047後香港以什麼狀態存在，自決派提出2047後前途談判，香港人一定要參與。97前我們沒有參與，搞得現在一團糟。梁家傑說，中共認為自決就是港獨，那是它的片面說法。梁振英和中共製造了一個港獨的偽命題，三年前梁振英拿「民族論」在立法會宣讀，開始製造偽命題，不斷升溫，撕裂香港，在原來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頭上澆冰水，用港獨來攻擊反對派，這個伎倆我們很清楚。從中共的角度，任何人不聽它的話，都會歸納為港獨。今天先打黃台仰、梁天琦、陳浩天，打完後就打公民黨，然後打民主黨，在泛民陣營里，有人過度責難自決派，這些人應該明白，我們是同一陣營的，你把自決派打得過頭，最終自己都是受害人，正如德國著名神學家馬丁尼莫拉的《懺悔文》，描述了因為忽視與自己無關的團體最終給自己造成的危害。這些事情在維權和極權的歷史中，我們屢屢見到。誰對一國兩制背信棄義梁家傑對於中方逐漸背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則十分不滿，他說，李飛說反對派是亂黨，民主派的人內心不接受回歸，抗拒主權，搞得香港很亂。我說，你有沒有看過1993年魯平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講的，香港回歸之後，也就是2007-8年，選舉制度由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決定，中央沒有角色。魯平講過的，姬鵬飛講過的，喬曉陽講過的，現在全部不算數。他說，年輕人沒有經過這段歷史，就需要讀歷史，如果不知道歷史，李飛之流就會橫行，就會被騙。當然，政客言論反復無常是政治骯髒的一種表現，但不等於可以這樣做。任何一個握有公權力的人，都要為他的背信棄義負上責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負上了一些代價，西方政治始終是透明的，如果有人背信棄義，就會千夫所指，會有媒體收拾你，這是極權和民主政權的分別。民主制度中，有選票在手就可以把講假話的政客選下去，民主制度有它的自我修復功能。對香港民主進程的看法香港民主進程何時看到曙光？梁家傑認為既沒有理由樂觀也沒有理由悲觀。他說，中共如此作為，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但現在的形勢暫時沒有看到壓制者的敗象，何時出現物極必反，不知道。不悲觀是因為我所接觸的參與佔中的學生領袖，他們是睿智的，思考全面和深入，最難得的是無私的付出，如果有這些人存在，雖然為數不多，是可以改變社會的。縱觀歷史，要推動歷史前進，變革社會，有時是不需要人多的，必然有其他人的跟隨。很難說何時有轉折點，那些不忘記普世價值，不忘香港一國兩制初衷的人，能夠做的是不屈服，不受統，熟讀歷史，不忘民族苦難，對於大陸的政權，存有戒心，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準備好，至於改變的時刻，估計不到。中外很多歷史事件，不是計算的，是偶然和意外發生的，只要我們自己不迷失，堅持初衷，有底線，有原則，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相信普世價值最終會得勝。每個人的環境不同，可以付出的不同，但是其數量是可以為改變香港建立基礎的，這其中也包括了支持泛民的55%的選民。一國兩制的前景梁家傑談到對一國兩制前景的看法。他說，一國兩制的前景現在看當然很暗淡。一國兩制是建基於基本法，一個約束中共無上權力的文件，現在變成了一個為中共全面行使主權開綠燈的文件。從這個角度看，一國兩制的前景是暗淡的。但還是我說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關係。他說，對一國兩制，也不是完全絕望，2003年為何那麼多人出來遊行，這就是反作用力，我對於香港人，尤其是那些55%支持民主派的選民，很有信心，反作用力何時出現，以多大的力度，以什麼形式出現，我估計不了，但我始終覺得，香港不是澳門，有一群民智已開的人，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在自己的行業內執牛耳，他們不差過世界上的同行，香港在國際社會有自己的地位，有網絡，有朋友，世界企業在香港有大的投資，很多他們的國民僑居香港，香港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不可能封閉，不可能變成澳門。為何回歸20年都搞不定香港？香港是一個獨特的地方，是一個華洋雜處中西薈萃的城市，過去100多年，香港的窗口是從外到內，海外的東西進入中國。如果真正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香港不失為一個好窗口，中國可以透過這個窗口，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的成就，人民的精神，成為中國的東西向外輸出，展示中國現代文明的窗口。遺憾的是，中共沒有能夠很好地拿捏這個地位，把香港變成了上海，失之交臂。這是非常痛心可惜的事。梁家傑對於香港目前的一國兩制落實現狀不滿意，責其變形變樣，在此環境下，民間只能積蓄反作用力，未來只能寄望年輕人的變革力量。從他對香港的愛和不捨，從他執著的抗爭看出，他帶領公民黨，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他所思所想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初衷回歸，為了香港的民主進程早日回到既定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