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政府，畸形国家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h1> </h1><div style="background: #ffffff; 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比较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美问题研究学者资中筠得出这样的结论：“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府与经济二位一体的结构，被一些人吹为举国经济体制，可以集中动员国家和政府力量办大事。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常态。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中国朝代社会主要模式，政府垄断盐铁等关键行业，用其作为国家（皇家）的“小钱柜”。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必须通过政府官员作为行政代理人扮演“政府”的角色。政府由具体的社会管理者构成。政府作为独特的“经济法人”，通过官员具体操作，难免不造成官员贪腐。政府作为“经济法人”与规矩制定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冲突决定了它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解决和处理政府经济与民间经济的矛盾。经济矛盾没有公平的仲裁，造成矛盾双方没有协调机制。政府直接介入经济运作，必然引发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明智的政府不应该用不公平竞争的手段与民夺利，与商人争利。全能政府作为“经济法人”直接进入市场，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空前；然而，全能政府引领的高速发展必然以牺牲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代价。全能政府与私营企业博弈，与民夺利、与商争利，必然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全能政府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与作为“经济法人”利益最大化的功能是一个内在结构和功能相互矛盾的政治经济体。全能政府为了它的管理人的不断增长的利益欲求，必须不断刺激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全能政府经济法人的权力不断膨胀，不断通过碾压社会细胞的个体权利扩大政府的权力，从而制造巨大的社会冲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半资本主义正在向新极权主义的全能政府回归。马云提出“新计划经济论“的观点。马云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义，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取数据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数据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所以，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荣剑评论说，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就在于离开特定的制度谈计划经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计划经济就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国家通过权力来控制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杨鲁军认为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目的是迎合今上向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的逆向回归，旨在建立一个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所有领域的全控型社会一一让高科技为专制安上千里眼顺风耳和超级脑，马的醉翁之意，岂止计划经济，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让我紧张和警惕：看来，富裕和阔绰起来的一代土豪阶级，人权、民主和法治并非他们的天然选项或必然要求，迎合朝廷倒向专制甚至为极权张目，可能是更符合其巨大商业利益和个人政治野心的功利选择。（来源：微信平台）如果说改开前的计划经济尚属于原始形态的计划经济，今天由大数据和电脑网络武装的大中央政府主导的“新计划经济”就是一种精致的计划经济。唯其精致，才将计划经济后面的全能政府的内在结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能政府由于自身“经济法人”的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不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社会冲突。全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人公正的角色的丧失，使得它一方面制造冲突，一方面又扮演现代政府不常扮演的维稳角色。于是，全能政府不得不用巨大的国家法律力量，动用国家经济资源，甚至国家武装力量，消弭社会矛盾，这就陷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冲突、相互破坏的状态，二者相冲相克，恶性循环。郭建龙提出“超级国家”的概念，认为超级国家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突然“脆断”现象与逻辑》）全能政府作为“经济法人”，必然剥夺普通公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言论权、知情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在《政府的性质》中描述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的社会状况：“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辛可将这种政府构成的国家称为“畸形国家”。现代社会，何为正常的国家，何为畸形的国家，判断标准很多，最简单的一条是，民众无底线歌颂政府，一定是专制畸形国家，无底线歌颂政府的民众是彻头彻尾的奴才。现代国家是基于契约建立起来的。人民为了保障和增进个人的权益，经过协商创建了国家和政府。每个国民的意愿是判断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辛可：《不要无底线地歌颂政府！》）畸形国家通过在践踏和剥夺公民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可能持续。畸形国家必须有大量的奴才，通过奴才和主子的配合互动完成国家治理。文逍遥提出奴才人格的概念。中国底层人的奴才人格造就了中国三千年的皇帝人格。奴才人格培养了贪官人格，培养了滋生贪官的社会制度。许多奴才在官员们的膝盖之下匍匐着，顶礼膜拜，把各级官员推向了神位。坐稳了奴才比坐稳了官员更有价值，奴才总有一天会摇身一变成为主子，享受着奴才的供奉。有朝一日，奴才一旦做了主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欺负原来的主子或者主子的子女和儿孙，以解心头之恨。所以说，许多官员都是近视眼，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孙子或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去做奴才。今天自己有多么威风，明天自己的子孙就会有多么窝囊和不堪。（文逍遥：《奴才人格比腐败更可怕》）畸形国家的形象表现就是当下中国无所不在的雾霾。网上有一个段子说：整整几千万人的北京，就在这样的天空下默默忍受，等风来，等肺癌，而大家并不想凑起来做点什么。柴静那时费力做个让大家正视和寻求解决方案的片子，还被很多人诟病用心、指出其技术上的缺陷。如今大家都发着恐怖的照片，调侃之外，只是开足空气净化器，在暗夜里进入自欺欺人的梦。几千万受害者连散沙都不如，也不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大家只是日渐进入和接受了官员的思维：和中国的很多问题一样，因为它的成因太过复杂、国情太过特殊、稳定太过重要、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就这么着吧。全能政府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大众的原子化。中国出现的雾霾固然是一个物理现象，但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大众原子化的气候表征。全能政府在制造无所不能的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制造一个彻底无能无力无助的社会大众群体，任由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上下其手，制造出举世无双的“雾霾社会”。雾霾社会不是通常人们说的互害社会，它不是群体之间的互害，而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自害”。雾霾社会也是自害社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造成自体伤害的雾霾，采取忽视、回避甚至调侃的态度，任由它一天一天把自己的身体杀死。雾霾社会对人体健康的“自害”象征着这个社会正在走向“自裁”— 任由加害社会的毒瘤扩散，直至病入膏肓。全能政府的权力并不是天赋的或者与政权俱来的。极权政治具有这样的统治能力，是人们在初始或者其他节点上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全能。尤其在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土壤中，对于政府充满全能式的期待本身已经为极权政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人们对政府的干预呼吁中所隐含的那种全能政府的渴望，为极权政治的挥斥备足了链条。承认政府的这种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意味着允许极权政治的所有行为，意味着允许极权政治不仅可以伸进政治、经济领域，还要伸进公民的私域空间以及精神生活。极权政治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不仅无限扩张其权力触角，还会以不断运动群众的形式无限折腾，以达自卫之目的。（左春和：《折腾是极权政治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全能政府经济结构造成的经济发展与弊端有目共睹，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峻挑战。为了寻找新的方法，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面检查中国宏观经济法规，意图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以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叶凡：《专家预测中国下个5年计划将继续经济转型和反腐》）。经济模式转变，首先要改变政府的“三种角色”叠加，结构功能矛盾导致社会冲突，只有从剖析政府三重角色的结构功能的矛盾入手，政府从经济参与者转转变为国民服务者，才是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