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學生會：三千選票造就一個本土學生組織

2017年9月5日，香港中文大學的新學期開始之際，俗稱“民主墻”的由大學設立的公開討論區上出現了“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港獨海報，引來一名外界稱為“白衣女生”的大陸研究生將其撕下，并先後用普通話和英文與持不同意見的香港同學爭辯。這段視頻由一間香港網媒發佈在網上，其後被其它媒體轉載，引發了陸港兩地網友熱議，同時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建制派與反對派意見激烈交鋒，由本土派學生控制的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紛紛聲援中大學生會，而各大學的校長及管理層反其道而行之，一致聲明反對港獨言論，維護民主墻的行政規範。這就是中大民主墻港獨風波。“白衣女生”事後表示，港獨是違法的，光天化日下貼這些違法東西感覺很不好，形容“好像如鯁在喉、眼中釘一樣，看著不是很舒服”。她指責中大學生會是港獨海報的始作俑者，強調中大學生會絕不代表中大學生的心聲。民主墻風波襲擾了近一個月後逐漸平息，但沒有達成共識，爭議雙方也沒有興訴行為發生。港獨標語是否違反基本法？港獨言論是否在言論自由範疇，各方各持己見。筆者近日訪問了處於民主墻風波浪尖的中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坐落在中心校區的游泳池和學生餐廳旁，一間約30平方米的房間，入門處的櫃檯專設有為學生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四周墻上的書架擺滿了書刊。本屆（第四十七屆）學生會外務秘書李文耀向筆者介紹了學生會的情況。學生會產生方式瘦弱身材的李文耀是大二學生，主修哲學，他在今年2月初成功作為當選的新一屆學生會內閣成員，他稱學生會工作佔據了他在校時間的10%還多根據學生會架構，設有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副會長及外務副會長），還設有財務秘書、幹事、內務秘書和外務秘書。整個學生會管理層（內閣）在選舉時整體捆綁競選，成功當選後便作為一個團隊運作。學生會內閣做一年，成員不限年級，每年的一月底二月初進行換屆選舉。任何學生都可以組團隊參加競選，按照一定的規範和程序，提出競選政綱，獲得多數支持票便可當選。學生會由全體在校學生投票選舉產生，章程規定投票率達六分之一為有效，支持的票數多過反對和棄權票即當選。學生會共有三個工作機構：學生會本部、校園電台、學生報。此外，在中大的九個書院中還有各自的學生會，專門為各書院的學生服務。根據校方數據，2016年中大共有全日制本科生16583名，包括大陸生2012人。本屆學生會換屆選舉的投票率略超20%，票源來自本地和外地學生，大概獲得三千多張票。由於本地學生佔多數，由本地生組成的學生會內閣自然有吸票優勢，但據觀察，整體投票率不算高，在一萬六千多學生中，3000多票選出的一個學生會是否能夠充分代表中大學生的意志？這也難怪“白衣女生”指責學生會不能代表學生的心聲。政治冷漠中的暗湧大學生的校園生活明顯區別於中小學生，主要是依靠自律、自修、自覺和自強模式，藉助高等學府的資源平台，造就自己的學術、世界觀和人生道路。中文大學是亞洲高等學府10強之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的強者才能夠分進入中大，在香港中學畢業生中平均每五個人才能有一個進入大學本科，而中大在香港高校中排名較前，因此這所山丘上濃蔭下的學府，集聚了高素質的學子。香港本地文化中，對政治的參與度一直不高，每年的議會選舉投票率都難以超過50%，何況一個小小的學生會，產生的門檻只是學生人數的六分之一。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動蕩中，本地學生比以往更多地被吸入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反對或支持普選、自決和港獨對立中的漩渦。根據一項調查，本地青年學生中讚成自決、獨立意識的佔多數，成為香港本土派中的主要力量。但是真正站在本土力量抗爭前沿的學生並不像統計數字中那麼多，絕大多數學生更多的是存有一種本土心態，而並不身體力行地投身街頭抗爭。這就是所謂的香港人政治冷感，冷感中包含的暗湧左右著民情輿情傾向。李文耀說，外地學生對學生會事務習慣上比較冷淡，較為專注個人學業，而中大的學生會有獨特的參選門檻，必須是操中文（並沒有限定粵語和普通話）為主要語言的候選人。本地生基數大，對校務的關注度自然比外地生要高，這就造成了學生會的本地化優勢。據觀察，中大的兩千大陸生如果按照其圈子文化認同和歸宿感，動員票數的能力應該比較強，但是多數大陸生對學生會事務比較冷淡，重視學業，考慮出路。據悉，兩年前，曾經有大陸學生組閣參選學生會，但是因為不熟悉程序，沒有通過審核，因此沒能參選。本屆3000多張選票，有多少本地生和外地生投票，沒有分類統計，但李文耀的印象是，投票的學生仍以本地生為絕大多數，大陸生投票很少。在一個開放性的學生會選舉中，大陸生註定沒有優勢，而只能夠對學生會採取不認同、不參與，不對抗、不關事的態度。這種情況在香港的其它高校普遍存在。本地學生對學額的抱怨在香港本土主義思潮和相關抗爭中，年輕人抱怨的比較多的是大學學位分配的偏頗，各大學存在不合理比例的學額留給了外地生，使本地生上大學的機會被削弱。雖然港府提供了副學士課程以及今年增加了自資大學補貼，但是還是沒有改變本地中學畢業生上大學超不過一半的現象。香港每年大約一萬六千個大學本科學位供本地生考取，考生大概七、八萬人，能夠上大學本科的大概只佔五分之一。李文耀說，大陸生“入侵”最嚴重的是浸會大學，90%的外地生都是大陸生，而該大學的外地生佔了整體學生的20%。遭到本地生詬病的是，大學當局用校內資源來補貼外地生，外地生的學費一般是8-10萬港元一年，但是學校對每名學生四年的培養費用投入超過100萬港元，換言之，外地生受到了政府和香港納稅人的補貼，對於本地生不公平。這就很容易理解大學校園內本地生和大陸生之間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是因為陸港兩地的基礎教育差異，本地生與大陸生相比在學業成績方面存在弱勢，大學的國際化水平並沒有給本地生帶來原生優勢，而是與大陸生同在一條起跑線；另一方面是陸港兩地的制度背景不同產生的價值觀分野，對香港政治和經濟的未來發展，香港的政制改革方向，陸港兩地融合，香港本地人的主導權等，帶來不同的解析和判斷。從更深的層次看，在香港學習的大陸生中，他們畢業後有相當部分會留在香港就業，因為具備兩文三語的優勢以及對大陸的熟悉，大陸生的職場前景容易超越本地生而成為企業的骨幹甚至成為香港未來的管治精英，這一點對於本土情結濃厚的本地生來說，是心中的陰霾，引用那位“白衣女生”的話，是如鯁在喉的感覺。因此，本地生正試圖努力掌控對未來的話語權，對香港治理的優先權，保住香港的原有制度和優勢，本地生在大學學額分配上的訴求，多少也表達了對外來競爭者的憂慮，對當局偏袒外地生，忽視本地生權益的厭惡。本地學生組織覺得需要表達一種排除異端的自決立場，衍生的港獨議題無疑是宣洩一種累積的不滿。學生會成為本土運動的基層組織中大民主墻風波所暴露的問題性質，並不是對公開討論區的具體管理措施有爭議，而是香港社會本土思潮在大專院校的反響，可以說是第二波本土運動，第一波是2014年開始的傘後組織，如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黨的活動，目前處於低潮和蟄伏期。校園內這種“野貓式”的游擊本土運動還沒有達到公開透明，真刀真槍的較量程度，張貼港獨海報的人始終沒有露面和承認，建制派找不到具體的攻擊目標，而要求港獨和自決的人藏在芸芸學生中。即使本屆學生會在2017年4月份搞的討論港獨的論壇，學生們也是以自由言論表達自己的看法，並沒有對具體的抗爭行動有任何背書和倡議。據觀察，中大學生會與其它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一樣，已經成為本土主義運動的基層組織。李文耀說，在意識形態方面，香港的學生會與大學管理層差異很大，校方對於學生會權限和學生自治方面態度比較保守，中大民主墻風波中，校方的立場基本是站在學生會的對立面，其實校方可以用行政手段來規範民主墻的張貼，如正常表達意見、實名、不相互侮辱等，學生對此可以接受，但是這次風波中，校方給出的反對理由是：港獨訴求和言論違反基本法，違反學校一貫的立場。因此學生會對此不能接受，認為港獨言論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如同要求修改基本法是正常的言論自由表達，不應視為違反基本法。民主墻的言論代表了部分學生的情緒，這與雨傘運動中和之後社會上不時有巨幅橫額表達“我要真普選”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本土派學生的情緒近來還受到雙學三子的改判入獄，六名立法會議員被史無前例地取消資格的刺激，自動生成的一種激烈不滿而採取的行動。奇怪的是，民主墻風波發生地的中大，學生普遍對此事的反應冷淡。李文耀說，學生會所收到的學生反饋少，很多學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或不主動了解情況，或一知半解，或知道整件事，但是無動於衷。風波引起社會很大反應但是在校園內卻沒有引起相對廣泛的關注，風波引發的校內學生關注，大概只有20%多。事後學生會做過反思，認為學生會應該改善其工作，應更多的接觸學生，更多地向學生解釋這件事情，加大動員能力，使更多學生關注事件，而不是單靠學生會組織幾個小規模的研討會。風波期間，學生會搞過論壇，只有幾十名學生參加。走向街頭政治香港獨立作為選項一般來講，學生會主務以關注校務及學生福利為主，但中大學生會對於社會政治的投入比較熱衷。新一屆學生會啟動以來，積極參與全港性的政治運動，參與過擺街站，紀念沙士14週年期間，辦過講座，派傳單，比較側重校外的活動。李文耀承認這是學生會工作的不足，他認為在校內的活動應該包括收集學生意見，創新議題，多聚焦校內議題，膳食住宿等。由於學生會已成為一個本土運動的基層組織，必然要涉及參與社會整體意識形態的論述和抗爭，在學生會的競選政綱中，在幾個重大政治議題上表達了立場，其中包括特首選舉、人大釋法、六四事件、香港前途、港中關係、警權、單程證審批權、性別、勞工議題、土地議題、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等。對於特首選舉，學生會不承認任何一位於現時制度下所產生的香港政府行政機關首長，認為一個理想的民主選舉制度，不應先由人大委任，公民應有平等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學生會反對人大釋法，認為人大不應有釋法權力，而終審法院亦不應主動尋求人大釋法，最終釋法權應交由香港人，實現港人治港。對於“六四事件”，學生會認為，支聯會提出的綱領“建設民主中國”及“追究屠城責任”，並非港人必然責任，“結束一黨專政”亦與香港民主並非直接掛鉤。而且紀念方式行禮如儀，早已淪為政黨工具，以消費六四去維持政治力量，在理念和形式上都與學生會立場有違。應以港人為本位，籍六四事件反思香港前途和未來民主運動。中大學生會對香港前途問題，採取了本土派的立場，認為2047年香港前途問題迫在眉睫，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早已名存實亡，港人必須立即就2047前途問題展開討論，盡快凝聚共識，在2047大限前建構一套屬於香港人的憲法，彰顯港人意願和保障港人利益。為了確保港人能享有民主、法治和自由，香港獨立亦不失為其中一個選項。學生會還認為，人大釋法、普教中、單程證審批權等議案皆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制之侵犯，香港無論在政制、語言、文化等皆與中國截然不同，其獨特性顯著，因此主張港中區隔，讓香港真正屬於香港人。中大學生會與泛民的政治理念區別在於：泛民爭取民主的方式已經過時，大中學界關注所有為政治理念，香港前途坐牢的人，而不是泛民在遊行中聚焦的特點人物。學生會政治化是香港各大學在可見將來的趨勢，象牙塔里一心治學的傳統現象不復存在，大學的學生組織將與社會變遷的過程和各種思潮的產生密切互動，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在不同的學生結構中產生。據說大陸在港學生也組織了聯合會之類的組織，似乎要與不同政治立場的本地學生抗衡，本土派的本地學生與大中華派的大陸學生在校園意識形態方面的較量在未來的發展如何，我們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