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文盲”的文學素養 ——評析《習近平：我的文學情緣》

中國官媒將習近平的若干涉及文學藝術的講話綜合整理成萬字長文《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發表。“学习（此“習”亦爲習近平之“習”也）小组”特別加上編者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结号。重温总书记讲述过的他熟读文学经典、心系文艺工作的动人往事，愈加感受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力量，体会到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這幾句編者按語，語言方式沿襲文革時代毫無底線的諂媚與吹捧，讓人想到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如果真如外界傳說的那樣，在這場“新造神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學習小組”由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主導，甚至獨立於傳統的宣傳部門之外；那麽，這個在哈佛大學受過現代民主教育的年輕女性，為何滿腦子都是她未曾經歷過的文革的醬缸文化？聰慧如習明澤，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她的父親就是那個赤身裸體、赤膊上陣的國王嗎？ 在共產黨的宣傳模式中，人民是一個抽象的、缺席的概念，領袖才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人民的代表”。曾爲多名蘇聯領導人起草講稿的雅科夫列夫在回憶錄中說，“代領袖立言”的寫作生涯難度很大，“難就難在尋找某些新的話語，而且要漂亮話，樂觀主義的話語，然而，又要圍繞着人人都煩透了的那些思想和論點跳舞。體制本身斷然排斥一切新事物，竭盡全力鞏固極權主義的權力機制，卻要寫諸如社會主義民主繁榮、人民物質福利的不斷提高、人民對黨的無比擁護、對黨的熱愛之類無聊的廢話。無論費多大的力氣，荒謬還是荒謬。大糞做不成巧克力。”最後，連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情不自禁地向作為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抱怨說：“我好不容易才擺脫了，我恨死了這無聊玩意兒，不喜歡成天沒完沒了地絮叨……”可是，體制照樣要將總書記打造成光芒四射的“文學巨星”，而且總書記樂在其中、顧盼自雄。如今，中國的習近平離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僅有一步之遙：習近平雖然沒有讓槍手幫助完成若干“文學巨著”，卻有資格去指導作家和藝術家如何創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聲稱，他奉習近平爲“導師”。文革從來沒有來開中國，只是在鄧小平時代暫時成為潛流，在習近平時代再度破土而出。 大糞可以做成巧克力，只要習氏父女傾情合作。既然作為流氓的毛澤東可以成為偉大領袖，為什麼作為小丑的習近平就不能成為偉大領袖？對於《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這份活色生香的文本，有進一步評述和剖析之必要。破解中共的宣傳術，此文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典型案例。於是，我仿效柏楊點評《資治通鑒》的方式，用“余杰曰”逐段評論習近平的講話，希望“立此存照”，讓無論當世人還是後世人都能明白，習近平盤踞龍椅的時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習近平：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余杰曰：正宗的共產黨，應當以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爲主流意識形態。然而，“六四”屠殺之後，“馬恩列斯毛”這些“老祖宗”落花流水春去也，對民眾再無蠱惑力。中共只好改旗易幟，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重塑其統治合法性。習近平抬出岳飛爲新偶像，號稱以“精忠報國”爲“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民眾愚忠於皇上，培養以“忠孝”爲核心的臣民人格，如此共產黨的統治就能千秋萬載、穩如磐石。 然而，岳飛不是現代公民應當效仿之榜樣。岳飛從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而且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和食人族，所謂“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不是種族滅絕又是什麽呢？岳飛也是如假包換的“分裂主義者”，破壞“祖國統一”的千古罪人——既然中共的官方史觀肯定元帝國和清帝國開拓疆土的努力，那麽岳飛參與的無望的抗金戰鬥，不就是站在歷史的反面嗎？ 習近平用童年的閱讀經驗號召國人“學習岳飛好榜樣”，難怪今天中國會出現形形色色的“愛國賊”，有愛國怪人將國旗紋在臉上，也有愛國怪人到美國去升中國國旗，超級五毛司馬南公開宣稱：“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而在香港，西環地下政府甚至開始推動立法，要懲罰那些在升國旗、唱國歌時打屁的“不愛國者”了。   二，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習近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   余杰曰：“修齊治平”是儒家倫理，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習近平的言行舉止處處顯示他要做毛澤東第二，但他少年時代喜歡讀的並非枯燥無味的毛主席語錄，而是被標識爲“封建主義”的中國古書、被標識爲“修正主義”的蘇俄著作以及被標識爲“帝國主義”的西方著作。“封資修”的“毒草”人人愛，習近平也不例外——老毛的書房裡，沒有一本馬列著作，全部都是講厚黑學和權謀術的線裝書。 習近平一再渲染知青時代在鄉下讀書之難，為什麼無書可讀呢？不正是因為毛澤東掀起反文化、焚書坑儒的愚民運動嗎？毛時代的中國被阻隔於人類文明主潮之外，造就了幾代人精神的荒蕪。“於己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古代聖賢的教導，既然當年習近平知道無書可讀的痛苦，當他掌權之後為什麼還要鉗制文化、掃盪出版、壓制思想和言論自由呢？ 例證之一，中共教育部和宣傳部聯合下文，命令大學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系科不准使用西方教材。2017年9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在其主持的微信学术公众号“雅理读书”上披露：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日前在“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30届年会上发言，批评一些大学限制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讓中國大學孤絕於世界大潮之外。有些大学校方压缩教学课时、缩减教学课程，甚至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以清理审核为由，对凡是带有“西方”字样的书和杂志，全部停止向学生出借；还有部门突击抽查外国法制史教学，以防止老师在讲课中“过分赞赏、宣扬西方古典民主制度”。有分析认为，这是習近平以“七不讲”和“十六条”管控教师思想的體現，也是中国法学院自我“阉割”的第一步。習近平自詡爲讀書人，卻要將全體中國人塑造爲不讀書（尤其是不讀西方的書）、不思考的精神奴隸。   三，“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習近平：“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余杰曰：有趣的是，習近平在此透露了一個“國家機密”，他應當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逮捕查辦：文革潮起，早已是“死老虎”的習仲勛家族亦不能倖免，家人被安置在中央黨校“保護性監禁”。而即便在中央黨校，各類藏書也要集中起來封存。搬書過程中有一小小漏洞：本是“黑五類”的少年習近平被“拉壯丁”去搬書，順便“挑”（更準確地說是“偷”，因為那些書都是國家財產，不過，偷書不算偷也）了一些留下來自己看。 習近平挑選馮夢龍的“三言”來讀，一定不是因為其中隱藏有“革命星火”，也不是其“极摹世态人情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而是因為其中有不少關於明朝後期市井生活的描寫，尤其是有繪聲繪色的性愛、色情段落。處於性饑渴狀態的少年習近平，究竟是如何面紅耳赤地閱讀那些“動物兇猛”的段落的？當然習近平不會公開披露此類細節。 若習近平真的熟讀“三言”，難道他一點都沒有發現，如今中國社會人心之潰敗，比起明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魯迅在《忽然想到》中寫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那麽，不妨再添一句：滿洲兵是仁慈的，因為後來有共產黨打來了。共產黨統治中國七十年，中國人心之敗壞到了前所未有之低谷。國民黨時代只是官僚階層的敗壞，民間尚有生機與活力，尚有是非善惡之基本判斷；共產黨時代，則全社會各個階層一起崩壞，此爲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阻力。   四，读完《怎么办？》 睡光板炕炼毅力   習近平：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余杰曰：這一段習近平談蘇俄文學的影響，對於在文革前後成長起來的那一、兩代人而言，蘇俄幾乎就是全部的“外國”，蘇俄的部分文藝作品是當時惟一可以合法閱讀的書籍（在中蘇交惡之前）。正如年齡比習近平稍長幾嵗的作家蘇曉康所說：“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不過，即便是蘇俄文學，從習近平的讀書心得來看，他提及的若干著作，要麽根本沒有讀過一頁，要麽連皮毛都未讀懂。 比如，習近平讀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讀出來的居然是“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顯然是望文生義、南轅北轍。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雖然以“英雄”命名，書中卻“並無一人是英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乃是“反英雄”的經典。俄語書名中譯為“當代英雄”，並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更準確的名字應當是《當代主角》。書中的主人公畢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到處找不到生活目标，因此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将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变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不幸。與其說畢巧林是英雄，不如說他是“浪子”，萊蒙托夫特別以這個“非正面人物”來作為小說的主角，突破了古典主義文學的模式。畢巧林這個人物，開啓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找不到存在價值的“多餘人”群像。 至於說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影響了知青一代的“苦修主義”，當然不全然是誇張。然而，毛死後，文革退潮，當年的“苦修主義”瞬間變臉爲肉林酒池、紙醉金迷的制度性腐敗和享樂主義。知青一代佔據權力中心，變本加厲地要回他們在青年時代失去的一切。這是一個心理學中饒有趣味的“補償機制”。習近平卻不願思考“由儉入奢”的這一轉換是如何完成的。   五，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習近平：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   余杰曰：在這裡，習近平再次澄清說：“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會有人相信習近平訪問列國時，報出的長長書單上的書籍他全都讀過。很多書所擁有的深度和廣度，遠遠不是他這個尚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半文盲所能讀懂的，《浮士德》亦不例外。如果沒有對德國乃至歐洲的文化、宗教傳統的整體把握，不可能明瞭《浮士德》之主旨。 當年，在中國，一本《浮士德》要走三十里路才能借到，這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呢？無疑，這是一個反人類、反文明的國家。習近平掌權之後，試圖將中國拉回那個“道路以目”的時代：看看歷史學家高華在香港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在中國的可悲遭遇，就一清二楚了。 2017年2月10日，曾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營銷編輯的戴學林，因與他人合作在中國轉售香港、台灣書籍，包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被中國列為「非法出版物」的書籍過千本，被以「非法經營罪」罪名判5年監禁。戴學林自2016年5月起失去聯繫，至同年9月才確認被公安帶走。戴學林被判刑的罪名是，用微信號「禁忌的遊戲」出售《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港台書籍，當中被鑑定為「非法出版物」的金額23萬餘元人民幣。 而戴學林案發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前董事長何林夏因「受賄罪」被捕的案件幾乎同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創設「理想國」、「新民說」等圖書品牌，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力，但因其出版內容及各類論壇偏向自由化，引起有關部門注意。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11月曾出版高華的遺作《歷史學的境界》，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下架。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至今已重印數十次，高華於2011年底去世。2002年，律師朱元濤不滿北京首都機場沒收此書，告上法庭，指此書是嚴謹的黨史著作，不符合「詆毀國家領導人」等的「非法出版物」認定標準。他一審敗訴後再上訴，北京高院判其勝訴，但勝訴理由是海關作出處罰的手續不清，未涉及對該書性質的認定。外界曾有誤解，認為法院判決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已非禁書，不過事實是內地海關發現該書仍會沒收。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破除個人崇拜的最佳解毒劑，也是讓習近平寢食難安的“異端之書”。今天的中國人要讀到《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比當年習近平要讀到《浮士德》更加艱難。當年的習近平徒步走三十里路就能借到《浮士德》，而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買賣和傳閱《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卻需要付出坐牢的沉重代價。戴學林是真正愛書的人，他在網上買賣《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當然不是爲了獲取區區幾萬元的盈利，而是為了讓更多同胞讀過這本書之後“因真相得自由”。反之，標榜愛讀書的習近平，將戴學林關進監獄，表明他才是書的敵人，以及真相和真理的敵人。   六，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習近平：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余杰曰：習近平在此承認，美國的作品，他看得不多，他對美國文化是隔膜的，甚至仇視的。不要認為他早年訪問過美國，就認為他比前任胡錦濤更有“國際眼光”。習近平探訪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足跡，偏偏是去古巴——古巴這個美國的敵國，是習近平心中的友邦。他擁抱古巴獨裁者卡斯特羅的時候，簡直就像太子拜見父皇誠惶誠恐。古人說得好，“臭味相投，狼狽為姦”，判斷一個人究竟是怎樣的人，看他交什麽樣的朋友就知道了。   七，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習近平：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余杰曰：文學，即便是偉大的文學，亦不一定能讓一顆卑賤的心脫胎換骨、趨嚮崇高。我們不可過高估計“文學的力量”。讀過若干文學名著的人仍然會是可惡的獨裁者，希特勒就是手不釋卷的讀書人。 習近平讚揚《悲惨世界》中“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但他是否認識到，那不是人的力量，那背後是來自上帝的愛與寬恕的力量？遺憾的是，被“震撼”過的習近平，偏偏選擇充當窮凶極惡的“敵基督者”的角色——習近平命令浙江等省的心腹、走卒們，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拆毀教堂和十字架的運動，數千家教堂及其十字架遭到官方的暴力破壞和焚燒，中國的基督教會遭遇到自義和團和文革之後的第三次大劫難。 習近平聲稱喜歡讀雨果，但雨果並不是一名鼓吹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或痞子革命的作家。如果習近平真的讀過《九三年》，就應當知道雨果借書中主人公郭文之口說過：“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換言之，如果革命違背人道主義原則、泯滅人性，雨果就會反對之、唾棄之。雨果不可能認同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種族屠殺、階級屠殺，雨果不可能支持蘇俄的古拉格和中國的勞改營。那麽，雨果這樣的作家如果生活在今日的中國，一定會像劉曉波那樣被習近平囚禁至死。習近平不要再“習公好龍”了。   8、 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習近平：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   余杰曰：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時的政績工程“榮國府”，如今已破敗不堪。當年，習近平拉來御用學者馮其庸爲其背書，說曹雪芹是正定人，真讓人啼笑皆非。習近平對《紅樓夢》不感興趣，對文化也不感興趣，他只是想達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目標。這是八零年代以來中國地方官員屢試不爽的一套把戲：豈止是爭奪曹雪芹的“原產地”，從老子到諸葛亮的“原籍”，都有兩個甚至三個地方為此打得頭破血流。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習近平：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余杰曰：我對王願堅這個三流的御用作家不感興趣，只是對習近平“不忘初心”的說法感到可笑。若“初心”是美善的，且能“不忘初心”，那麽習近平為什麼不將姐姐姐夫巧取豪奪來的億萬財產充公、分給貧窮百姓呢？那麽習近平為什麼不將女兒送到延安鄉村像他當年那樣當幾年知青，卻將女兒送到帝國主義的心臟——美國哈佛大學——去唸書呢？不要再說“不忘初心”這套鬼話了，共產黨從剛一成立時，其“初心”就是邪惡的，就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共產黨不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之後才“逐漸變壞”的，共產黨的根子就爛透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王願堅向習近平提起前輩作家柳青。柳青的《創業史》是毛時代無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作，今天當然不會有人去閱讀——除了研究毛時代文學的專家。習近平標榜柳青深入基層的作風，但刻意回避的事實是：柳青一生命運多舛，不由自主地捲入政治運動，屢次受到當局的批判和打擊。柳青曾遭到紅衛兵的拳打腳踢，紅衛兵逼迫其承認《創業史》是“毒草”。然後，晚年患上癌症，鬱鬱而終。習近平若是讀過柳青的女兒刘可凤所寫的《柳青传》，就會知道如下細節：六十年代初，柳青甘冒风险面见在陝西任職的胡耀邦，大胆质疑“社教”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胡耀邦同柳青交心，说：“柳青同志啊，你最了解农村情况，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接着说：“我也在受审查、挨批判。”最后气愤地说：“权大压死人啊！”   十，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   習近平：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   余杰曰：習近平將賈大山跟賈平凹併列爲中國當代文學的“二賈”。然而，即便是專門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博士生，大都不知道有個名叫賈大山的作家、也不知道這位作家寫過哪些作品。 習近平提拔賈大山當文化局長，跟馬英九提拔龍應臺當文化局長倒是有一比，可以成為兩岸互相呼應的“佳話”。   十一，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習近平：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   余杰曰：跟習近平同輩的上海知青作家葉辛，早就因為剽竊他人作品而在文壇聲名狼藉。但共產黨偏偏就是要任用此類名聲不佳的人，因為這類走投無路人才會因為黨的“破格錄用”而忠心耿耿。 習近平對葉辛的欣賞，不單單因為他們有共同的知青生涯，更因為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也是剽竊而來。官痞愛文痞，古今亦然。   十二，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習近平：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   余杰曰：中共政權是一個好戰的政權，從其宣傳術語就能看出其“戰時心態”。然而，無論習近平如何鼓吹軍旅文學的軍味、戰味，中國軍隊之腐敗仍然無法遏制。中國的軍隊從來不是國防軍，而是共產黨的黨軍，如今又迅速蛻化成“習家軍”。   十三，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習近平：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余杰曰：習近平說他欣賞李雪健那句名言“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其實，李雪健和習近平都不相信這句話。中国的问题早就在一个苏联人的段子中讲透了，胡耀帮的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春节茶话会上特別針對中國的現狀講了這個段子：一个苏联人如此形容他們的生活：“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習近平知道李雪健在說謊，李雪健也知道習近平知道他在說謊，在座的那些作家和藝術家們個個都知道習近平和李雪健在唱雙簧，而觀看電視直播的民眾也都知道這樣的會議是“一場遊戲一場夢”。在今天的中國，不說謊的下場會是怎樣呢？劉曉波的命運就是一個警示，不說謊的人被說謊的人千夫所指、寢皮食肉。 全國上下所有人都在說謊、而且如此理直氣壯的國家，大概除了北朝鮮就是“西朝鮮”了。習胖與金胖如出一轍，西朝鮮與北朝鮮交相輝映。   十四，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習近平：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余杰曰：這段話中提及的《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才是習近平的“精神底色”，習近平最愛的還是文革中的樣板戲。習近平“精神上的父親”是毛澤東，“精神上的母親”是江青，習仲勛和齊心都要退避三舍，江青若堅持活到習近平掌權的時代，或許能在此登臺編導“第九個樣板戲”。 習近平還是老老實實地唱紅歌吧，不要再拿《戰爭與和平》、《復活》、《悲慘世界》、《九三年》、《浮士德》、《老人與海》這些西方文學巨著來給自己臉上貼金了。   十五，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習近平：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余杰曰：讓建筑長一張“中國臉”，比起當年北京市長陳希同命令北京的標誌性建筑必須“戴帽子”來，又更上一層樓。乾脆，習近平不要穿代表西方文化的西裝，穿長袍馬褂吧。不，長袍馬褂是滿人入關之後帶進來的，不是純正的“漢服”。要找到真正“根正苗紅”的漢服，不妨翻一翻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   習近平跟文學藝術並無“情緣”可言。習近平的文學素養究竟有多高，從他如何對待幽默就能看出來。 前些時候，在北京景山公园，几名外地游客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把吃剩下的一个包子装进食品袋后，用一根细绳吊挂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們就被警察拘留了。他們被冠以什麽罪名呢？是文革中使用過的“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嗎？ 有人評論說，这几名游客的想像力真是太丰富了。当从手机上看到别人转来的这则图文并茂的“世说新语”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既佩服這几名游客也佩服后来拘留他们的警察——双方都多么有想像力：至少都知道那段明史，或者说都知道明末最后一任皇帝是怎么死的，据说吊死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雖然那棵樹已經不存在了，但景山附近的每一棵樹都容易讓人生發某種特別的聯想。 不知是游人或是“朝阳群众”举报，还是被警察看到：如果是游人或“朝阳群众”举报，说明他们警惕性高，也非常爱领袖爱核心爱主席。如果是警察责任心强，他自己发现而联想到的，表明这警察是个“有心人”，一见这情形就联想到行为艺术，就知道那几名游人想表达什么，拘留他们是警察职责所在，否则一旦被上面知道，他的饭碗就有可能不保。 習近平親自參與創作了這個舉世無雙的小品，他才是這個行為藝術的總導演。關於中國的現狀，這個故事是最好的闡釋。這個故事可以載入當代的《世說新語》，習近平則可以榮穫高於諾貝爾文學獎的“習近平文學獎”。 一個不能容忍幽默和嘲諷的統治者，必定是暴君；一個沒有幽默和嘲諷的生存空間的國家，當然無法產生一流的文學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