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幻想，坚决抗争——-中共治港二十年政策回顾

香港回歸中共政權的二十年，也是我寫作的二十年。我第一篇關於中共在港地下黨的文章於1997年2 月在《開放雜誌》刊出。現在回想，可以說是為了梁振英的上台和下台而寫。經過二十年對香港政情的分析和思考，特別是對梁振英五年管治的深入觀察，筆者現在可以明確無誤地相信，中共早於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前，己經在黨內訂定要把香港改造成可以為黨所控，為黨所用的偽資本主義特區的目標。換句話說，就是取得香港的全面統治權。中共有三大法寶：黨、軍隊和統一戰線。二十年來，運用建黨和統戰這兩大法寶（軍隊則作備用），中共己經成功地加速推進改造香港的目標，尤以近五年更見成效。這一切都是通過中共在港地下黨的作用而完成的。中共不是要把香港變成中國城市如上海，廣州，而是像澳門，可以讓賭業存在發展，容許有反對派和議會以及假民主選舉制度的偽資本主義城市。一個仍然豎起「一國兩制」招牌，暗地裏卻由中共全面管治，以中共的利益為先，特區政府完全馴服於中共的黨控的偽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中共的理想目標。<div> </div><div>為了說明這個結論，需要認識中共的特質和行為模式。首先，請看辛子陵在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中所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實行憲法的。1954年6 月14 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但是，同一年，毛澤東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後，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儍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筆者按：何清漣證實，毛澤東反憲講話的1954年版本，她曾於文革時期流傳的一本《毛主席內部文稿》上讀過。）據上述毛澤東的講話可以認定，他為共產黨確立了三層行為模式的範例，第一層是重現中共向有的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傳統。公開有一套，黨內另有一套。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另一層是公開的說法都是為了爭取民心，國際認同，也是為了將來實現革命目標製造條件。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需要。再一層是視一切憲法，法律和條約為約束黨領導的廢物，示範了如何蔑視，如何自行隨便演繹之的榜樣。嚴格來說，他們並不是說謊，並不是違諾，他們只是有做無賴的特質。綜上所述可知，當鄧小平為了爭取民心，為了實現未來將要改造香港的目標，公開地把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說得天花亂墜，信誓旦旦地保證「五十年不變」，令港人心花怒放，深信不疑，以為這就是中共的「承諾」，未來將會逐步民主化的時候，共產黨內部早己認定基本法就是約束黨的領導，而訂定了的回歸大計就是取消基本法，奪回黨的領導權，製造一個以「一國兩制」為招牌的偽資本主義香港。其次，中共早有「革命階段論」的說法（有別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因為中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放棄一次革命論，實行革命二階段論的建國理論（即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建黨初期所訂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提出是實現黨最低綱領的民主共和國，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立即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是為了更有利於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更有革命分上篇和下篇的說法。當共產黨未取得全面政權，不能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做或缺乏一些必備條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就需要這麼一個階段性，以便發展力量，創造機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這是現實考慮。1949年取得政權之際，毛澤東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分為「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階段時間是十五至二十年。他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起草共同綱領，組織聯合政府，似乎是真要發展資本主義。但於1953年，他便違反「承諾」，改口說「新民主主義」只是過渡時期，在二，三年時間內就推動了「一化三改」，即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及社會主義工業化。共產黨不會把政策和策略當作原則問題，而是當作權宜之計，目的是爭取時間，爭取群眾的支持，實現終極目標。中共的「革命階段論」完全建基於為達社會主義革命目的所需，「新民主主義」的提出是因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條件尚未成熟。「一國兩制」的提出正如當年的「新民主主義」一樣也是過渡期，地下黨未成氣候，不能擔起重任，中共尚未有足夠力量完全控制香港時，容忍「一國兩制」是權宜之計。明白這樣的行為模式可以適用於對中共治港過程的研究。香港回歸二十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由1997年至2001年是潛伏，觀望，摸索時期。基本上沿用五十年代共產黨內部傳達的「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對港政策。（後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提法）。董建華上台需要委任葉國華為特首特別顧問以便輔助執政。第二階段由2002年至2005年是牛刀小試，初嘗反抗時期。董建華在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催促下，公佈《實施基本法第23 條諮詢》文件，開始向民主派發動首次進攻，引發50萬人上街遊行反抗。中共進攻失敗，董建華辭職下台。第三階段由2006年至2012年7 月是表面韜光養晦，妥協讓步，實質養精蓄銳，積極發展秘密力量時期。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宣佈香港可於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香港可於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2020年立法會全部議員也可以普選產生的決定，是一種讓步。2010年民主黨首次接觸中聯辦，與副主任李剛討論政制改革，最終達成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在立法會通過，是中共的妥協。2012年7 月反國民教育運動迫使梁振英擱置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也是再次妥協。第四階段由2012年8 月至2016年是全面強硬進攻，打擊民主派，破壞核心價值的梁振英時期。2014年，因中共下達「一國兩制白皮書」和831 決定，激起民眾強列反抗，引發過百萬市民參與的「雨傘運動」，警方施放催淚彈鎮壓，運動失敗。其間政府派出林鄭月娥與學生代表談話。全程二十年可見，中共要改造香港的目標從未停止。每次推進目標，遭到民主派人士堅決抵抗時就退讓。中共四個階段的進或退，全繫於民眾的反抗程度，並非甚麼左或右路線所至。不過，改造香港目標至今未能完全得逞。至於2017年，中共為了平息民憤不准梁振英連任，卻沒有改變改造香港的目標，將會以另類手法繼續打壓，進迫民主派，令其就範。筆者就這幾個月的觀察認為，中共己在很多領域內發展了黨員，黨組和統戰對像，包括在法律界，大學，紀律部隊，港府等等之內，基本上可以直接指揮主要部門機構。中共正在初步嘗試，正式由以中聯辦這個公開招牌掩護下的地下「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以地下方式在各條戰線上實施全面管治香港一切事務，也就是香港工委書記，以中聯辦主任名義的掩護下成為香港的最高領導人。香港己經有一個「地下太上皇」了！共產黨己經直接統治香港了！（筆者按：中共工委是縣以上黨委派出的地區黨組織，接受派出他的黨委領導，其領導成員由派出他的黨委任命，工委書記是工委的主要負責人，與黨委和黨委書記的稱謂有所不同。許家屯在回憶錄中表白，他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港澳回歸後，港澳工委分為香港工委和澳門工委。）香港「太上皇」以中聯辦主任身份公開活動，發表演講，不會以工委書記之名走上地面，將會躲在中聯辦內透過地下黨，繞過林鄭月娥這個特首，向目前己能掌控的各種部門機構直接發出指令。林鄭不再是帶領方向，全面管治香港的特首，而是被降級為太上皇的屬下，位置像一個司局長那樣。執行配合工委書記下達的關鍵政策，如蔡若蓮的任命，「一地兩檢」的落實等是她的任務。最近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被拒入境一事正好是一個例證。筆者認為中央政府固然是拒絕羅哲斯入境的決策者，但卻不會事無巨細地直接向林鄭下達指令。香港評論界常常忽視地下黨在管治上的作用。這次事件是中央政府直接命令地下香港工委書記執行，他繞過或知會林鄭，直接指令入境事務處內的黨組織執行的，這個機構的黨組織己經有能力用不着特首去執行任務了。明顯地，拒絕入境的指令不是林鄭下達，所以我們看到她忙於切割，撇清關係，聲明事涉外交的入境事務是中央政府的責任。我們再也看不到梁振英那樣赤膞上陣發號施令，僭越工委書記職務，讓明眼人抓到把柄的現象。難怪潘小濤說社會出現許多爭議性事件，好像有雙無形的手在背後煽風點火。共產黨以這種特殊的方式統治香港，民主派己經感受到威權統治的氣息，會有使不上力的感覺，要盡快尋求新的鬥爭策略。高王凌在文章《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中有一段對中共性格分析的文字。他說：「共產黨的原型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政黨組織，其目標就是掌握政權，然後按照理想和方案對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共產黨這種革命組織本質上就是激進的，一旦出現某種機會，就會不遺餘力地推進革命，即使在條件不夠之時。」也許，這就是我們不應再存幻想的原因。2017年10 月1 日（本文原載《民主中國》）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