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中国访民在美国维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续上文）   三，剧目创新：视频喊话与跨国起诉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民对官员失职、渎职和侵害权利等问题进行检举或投诉，层层上访，这些传统的“弱者的武器”，在顽固的专制国家权力面前统统失效。几十位逃出中国的访民，在美国展示了惊险的拦车抗议剧目，获得了世界性的新闻价值。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   历经磨难的访民需要剧目的创新，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之途径。为此，在中共十九大前，美国的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面向国内，以录制视频的方式，组织了一个“百访民向习近平说心里话”的活动（<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qanAA3dCc">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qanAA3dCc</a>）。   有124名国内访民参与了这次录制小视频的活动。他们在每人一两分钟的时间里掏心掏肺，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冤屈，向当年的资深访民习近平请求援救。这个活动历时两个月，有不少志愿拍摄小视频的国内义工受到警告。最后，由美国的访民抱团取暖基金会推出长达两小时的视频。视频发布后，仍然有不少国内访民表示希望加入。   在中国经历了自己被殴打、孩子被抢走等暴力打压事件，原上海企业家袁建斌在美国获得了自由与尊严。他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企业，并不断地上访和抗议，还去美国国会听证会告洋状。对其他前来美国的访民，袁建斌都视为父老兄弟姐妹。他经常给访民捐款和发红包，为他们打抱不平仗义执言。不久前，袁建斌出资成立了“访民抱团基金”，准备建立能在美国接待新访民的基地。   探讨中国访民的困境与出路，袁建斌等访民团还寻求在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今年六月，他们举办了《纽约论坛》，原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旅美访民的抗议方式和定位提出了建议，他谈到美国的“人权法案问责中心”，该中心收集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将材料提交给美国国务院，请求制裁。被制裁的官员和家属将被美国冻结资金和禁止入境。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Oct/10202017us-teng1-topbox.jpg" width="620" height="443" alt="" /> </div>  原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div style="color: #222222; font-size: 12.8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nsimsun, monospace;"><blockquote style="margin: 0px 0px 0px 40px; border: none; padding: 0px;"><div style="font-family: nsimsun, monospace;"> </div></blockquote></div><div style="color: #222222; font-size: 12.8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 font-family: nsimsun, monospace;"><blockquote style="margin: 0px 0px 0px 40px; border: none; padding: 0px;"><div style="font-family: nsimsun, monospace;"></div></blockquote></div><div></div>今年九月，袁建斌代表“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访民陈黛莉、蔡文君、袁建斌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酷刑一案，已在美国联邦南区法院立案并送达了传票，目前在等待法庭开庭通知。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访民们已聘请美国律师，正在用美国法律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僚告上法庭。目前他们在收集各种信息，为那些对访民使用酷刑的中国官僚建立数据库，以作玛格尼茨基人权法案追责的依据。袁建斌等还与美国平权基金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并建立资金募集渠道，以保障调查和诉讼顺利进行       四，从古代帝制和西方民主看上访     那么，被本国访民在美国喊口号拦车的习近平，被本国访民在美国法庭起诉的李克强，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他们会有一点震惊或反省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习近平真想处理二千万访民的棘手问题，他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否则一切措施都将是徒劳。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如此庞大的访民大军？为什么当局对解决访民问题毫无办法？一些国内学者说：这是因为陈情或者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在他们看来，这个信访问题似乎只是一道沟渠，有一点小小的堵塞，疏通疏通就好了。   其实，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的出现，是中共制度的专制性质造成的。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比一下，看中国古代和当代西方国家怎样处理民众冤情。   当今中共的信访制度可以是中国上千年专制制度的遗留。中国自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就立即受理民众的申诉之状。这种“击鼓鸣冤”的作用是“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缇萦上书救父”的感人故事，汉文帝从善如流，其宽松的直诉制度——“告御状”为人称颂。   那么，当今中共为何也设立这样一个类似古代“告御状”的信访制度呢？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说这是走群众路线，为了克服地方官僚主义。其实，和古代专制王朝一样，这个上访制度虽然有了解民情、显现“青天”形象的作用，但主要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用以控制地方官员的政治手段。   同样是为了中央集权控制地方，为什么古代王朝的上访制度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民众怨愤？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中国古代王朝注重儒家的道德教化，官员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有赖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下级官员都害怕民众进京上访闹事，尽可能按照法律公平“息讼”。二，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确立了三纲五常一类的行为准则，封建家族内部可以处理一些矛盾与争执，有益于“息讼”。   但是，当今中共官员集体贪赃枉法的规模之大，其态度之穷凶极恶，完全不能与古代饱读诗书的清廉官员相比。那么西方呢？我在欧洲二十几年，从未听说过有大规模的上访问题。其原因是，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制度，与中国重人治反法治的信访制度完全相反，任何民众的纠纷与冤屈都可以就地解决。     @ 我在瑞典“上访”解决劳资纠纷     例如，我本人曾在2014年，与我所在的瑞典工作单位——“母语中心”发生劳资纠纷。当时我向本市教育局投诉，引用《教育法》和《劳动雇佣合同》的一些条款，指控“母语中心”在工资与转正方面歧视移民教师。由于市教育局不作为，而我又不愿花钱花时间请律师上劳工法庭，就转向市议会的反对党、议会反歧视监察专员、教师工会和民间反歧视组织求助。   那个夏天，我整理好投诉的瑞典文材料，走到市议会门口向议员散发。反对党议员们收到我的投诉时，一个个笑逐颜开。很快，感到压力的执政党市政府就委托法律顾问找我谈判。结果是：教师工会代表为我争取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还有市政府给我的正式道歉书。由于我的个人投诉揭露了普遍的问题，本市“母语中心”的十八位移民教师立即获得转正，三十几位移民教师获得加薪。  <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Oct/10202017进入会议厅的议员每人一份.jpg" width="614" height="809" alt="" /> </div><div>茉莉在瑞典市议会向议员散发投诉材料</div><div> </div><div> </div> 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件令自己得意的事情，我似乎既有勇气又有读懂瑞典法律的能力。但仔细想来，这个胜利与我本人性格能力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为，瑞典这个仁慈的民主法治国家早已制定保护雇员的各种法律，设立了多党制，官方民间都建立了监督机构，使弱势群体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在本地就能获得多方面的有力援助，并不需要“进京上访”。此外，瑞典人普遍有正义感，我曾得到一些瑞典朋友的真诚支持，为此我深怀感恩。   尽管我在中国自学过多门法律课程，但我于1989被判刑三年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几乎没有申诉的可能。从这一点看，我和中国二千万饱受冤屈的的访民，承受了同一种命运。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百访民对习近平说心里话”，看着他们创痛甚深的面孔，我知道，在每一个访民的声音里，都饱含一个家庭、一个村庄或一个企业的希望。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他们的诉说，关注他们持久而坚韧的维权抗争。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