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滬寧會成為陳伯達第二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十九大上最大的“黑馬”，是三代黨魁的“大秘”、現年六十二嵗的王滬寧。此前，一位资深外国外交官称王沪宁将“卡尔•罗夫(Karl Rove)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集于一身”，因为王沪宁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他西方观察人士则更多地将他比作将一生献给皇帝的传统儒家士大夫。雖然如此，對於中國民眾來說，王滬寧是一個不苟言笑的“隱形人”，時常出現在黨魁身邊，卻如同影子一般。如今，這個從不對公眾發表演講的、極為低調的學者型官僚，在中南海中蟄伏二十二年之後，終於晉升為排名第五位的政治局常委，躋身正國級領導人之列。顯而易見，王滬寧將接替前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原來主管的任務，分管黨建和意識形態的工作。在中共的歷史上，以從未擔任過封疆大吏的“南書房行走”的身份而熬成政治局常委的，此前只有一個先例，那就是毛澤東的“大秘”陳伯達。 由於「入常效應」，王滬寧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政治的人生》（王滬寧個人日記）一書在網上被熱炒，好些網店將該書炒至幾千元人民幣，尚且一書難求，網民笑指“洛陽紙貴”。由於中共嚴密的新聞封鎖，民眾“可以知道”的領導人的資訊少得可憐，而王滬寧是極少數有日記類著作公開出版的領導人。找到其舊著、從中找出其生活和思想的蛛絲馬跡，就成了一門“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知識考古學”。不過，也有人權活動人士從中窺見中國國民之卑賤特性：“中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長生不老長命百歲，完全是因為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擁護。一個王滬寧升遷常委，舊作可以增值三百倍，一隻叫滬寧的股票可以炒至停板，你說有這樣的盲信百姓，中共怎可能會倒台？難怪習總想做皇帝。” 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奴在心者”的中國人對於“習式新政”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理由之一就是此次王滬寧的上位——他們認為，當年身為復旦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王滬寧，是一名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新保守主義者，對美國和西方有所研究；如今，他或許念念不忘作為“思想解放年代”的八十年代，進而引導習近平開啓政改之路？此種思維方式，用一句稍稍粗俗的話來形容就是：一個明明已經去勢二十二年的公公，你偏要他硬起來跟女人做愛，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其實，即便在尚未從政的學者時代，王滬寧也是中央集權、一黨專制、國有經濟等共產黨原教旨主義理念的支持者。比如，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一書中，他對美國完全是負面評價：“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不能忽视私有产权对政治民主的限制……美国重大经济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私人财团的手里。”由此，他對中國的願景提出規划：“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关键问题是：是否能在公有制制度下完成经济现代化进程？”這個問題，海耶克早已作出了否定式的回答。一九九五年，王滬寧在接受《探索与争鸣》杂志访谈時更明確指出：“中央集权是所有国家建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强调中央集权不是抵制市场经济，相反是促进市场经济。”若非這樣的立場，他怎麽可能進入中南海呢？ 此次王滬寧入常，不是王滬寧的勝利，而是習近平的勝利。王滬寧並不是外界傳說的“三代帝師”，帝王或許真有老師，中共的黨魁則只有“化妝師”，誰敢當中共的黨魁的老師呢，中共黨魁又怎麽可能將別人當作老師？王滬寧充其量就是“高級秘書”而已。江澤民、胡錦濤甚至包括鄧小平，都還沒有狂妄到將私人秘書提拔爲常委的地步，惟有毛澤東和習近平敢於這樣做。王滬寧成了中共權力體系中排名第五的常委，但並未改變他與習近平之間的“主奴”關係。習近平隨心所欲地讓“大秘”當常委，實際上是對常委這一身份的貶斥和羞辱，正如毛澤東將恐懼戰兢的陳伯達提拔爲常委，乃爲顯示政治局其他常委不是可以與之並肩的“戰友”，而是爲他服務的“弄臣”。 在這場爾虞我詐、招招見血的“權力的遊戲”中，“筆桿子”是最弱勢的環節。他們沒有主政一方的履歷，也沒有根深蔕固的派系，他們的升遷榮辱都系於主子一人。奴顔婢膝、察言觀色、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是其基本的生存術。王滬寧能夠青雲直上，不是因為他具備多麽強大的“理論創新”能力——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胡錦濤時代的“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夢”、“新時代”，如果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作為政治人物的競選口號，都是貽笑大方、無人問津的笑料而已，這些浮誇而虛假的詞彙只能在中國這個“動物農莊”裡欺騙那些只需要吃飽飯的豬群；王滬寧之所以連續三朝而不倒，且節節高升，靠的是一流的演技——比主子更聰明的奴才是活不長的，他一直假裝跟主子一樣愚蠢，最後終於真的變得跟主子一樣愚蠢了。 那麽，王滬寧未來的命運會比陳伯達更好嗎？陈伯达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成為政治斗争的主角。陳伯達的學歷雖然不如王滬寧，但其才情和理論功底卻遠勝於王滬寧——當年，陳伯達所寫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文章，篇篇膾炙人口，在國共內戰中勝過千軍萬馬，幫助中共擄獲不少民心，連斯大林也讚不絕口，甚至引起毛澤東之嫉妒。王滬寧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來，王滬寧爲習近平起草的、讀一遍需要三個半小時的十九大報告，如同小腳老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聽得與會者昏昏欲睡。 陳伯達只服侍過毛澤東一個人，而王滬寧先後服侍了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個人，論忠誠度，陳伯達比王滬寧更忠誠。陳伯達當了毛澤東的首席秘書長達三十一年之久，在晚年寫回憶錄時，對死去多年的毛仍然崇拜得五體投地，對毛將他無情拋棄和拔除毫無怨恨。但毛從來不曾尊重和禮遇陳，始終是“倡優蓄之”，如衛生紙一般用完就扔掉。同樣當過毛的秘書的李锐披露說：“毛對秘書并无恩义，只是使用，因他对于知识分子从骨子里不信任。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关怀警卫、司机这些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这些人也更容易崇拜毛。”在這一點上，習近平倒是跟毛非常相似。 不過，畢竟是“天子近臣”，陳伯達在黨內升遷極快。一九四九年，陈成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所谓“五大秘书”，排名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上，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之初，陈伯达更进一步成为政治局常委，並担任中央文革组长。雖然排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是名義上的第四號人物（比王滬寧靠前一位），他在文革小組內卻飽受江青及其走卒王、關、戚三人的羞辱。深知自己沒有權力基礎，陈伯达平易近人，不论见到高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是双手一抱拳，如此开场。他到地方上視察，輕車簡從，粗茶淡飯，以此博得人們的好感。 然而，高處不勝寒，這個“小小老百姓”，終因靠向林彪集團，而被毛澤東視為“大大野心家”。陳伯達的垮臺，讓林彪感到“唇亡齒寒”，成為其折戟沉沙的導火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判陳伯達為“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那麽重用陳伯達多年的毛澤東難道就有多麽英明嗎？而鄧小平對陳伯達的評價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可見，陳伯達在毛的面前唯唯諾諾、謹小慎微，但在其他黨國大員、尤其是“不能文”的官員面前，還是頗爲自己“能文”而自豪。 爬得越高，跌得越慘。文革結束後，已被關押多年的陳伯達，作為失敗者一方出庭受審，判刑十八年。獄中條件惡劣，染上一身病痛。一九八八年出獄後，陳伯達在接受作家葉永烈採訪時表示：“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極，負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我的人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我不過是一個不足齒數的小小的「小人」之輩，我仍願永遠地批評自己，以求能夠稍稍彌補我的罪過……”誰能想到權傾一時的常委，會自我作賤如汙泥呢？今天躊躇滿志的王滬寧，或許無法體會陳伯達大夢初醒後萬念俱灰的心態。那麽，習近平會像毛澤東那樣無情無義、心狠手辣嗎？王滬寧會像陳伯達那樣被黑暗吞噬而無力掙扎嗎？將來有一天，曾經在中共三代黨魁身邊助紂為虐的王滬寧，會不會發現“中國夢”其實是一場揮之不去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