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7年10 月

最后一次见何方先生

我说“何老您这辈子值了”。虽然经历了许多辛苦——去延安抗日却被“抓特务”、去年（2016）还被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函询”了，有一个光荣的起点，也有一个光荣的终点，然后又将它们写了出来，还什么也没耽误——《红楼梦》、《玉匣记》也看得不少。
老人家仰头笑了起来。
因为我的远行，老先生给我录了一幅字，诸葛亮的《诫子书》，何老并写道：“卫平远行，特录此以赠。既留作纪念，又可供我们用作传承中国文化之一份资料。(本刊首发)

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

50年前，中国曾发生过一场荒诞而惨烈的大饥荒。尽管这场饥荒的规模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也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但在中国的正式出版物上，特别是在教科书中，这场以无数农民的生命为主要殉葬品的饥馑的原因，至今仍然语焉未详。整整50年过去了，在这个经常教训周边国家要以史为鉴、并以拥有世界上最连续的书面历史记载而自傲的国家里，这场饥荒仍被顽固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于是，这场饥荒的责任便被转移到沉默无语而不会自我申辩的“老天爷”头上，当局一厢情愿地希望人相食的炼狱景象会被淡化为记忆中的一段“困难时期”。这当然无法使世人特别是邻国从内心尊重中国，并听从中国以史为鉴的教导。这种回避事实真相的态度更不利于中国自身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

“大跃进”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常常以“人民”的名义宣传鼓动，而官方媒体则大量报导“人民”对“大跃进”的“热烈拥护”。究竟中国的农民们当时对“大跃进”抱持什么态度？以往关于“大跃进”的研究，或者侧重分析上层的政策性争论，或者介绍“大跃进”在底层造成的惨烈后果，本文则重点介绍“人民公社化”初期农民的反应。

巴菲特表示失败者才会看衰美国

巴菲特指出，《福布斯》1982年首次公布美国富人400强的榜单（当时巴菲特的身家只有2.5亿美元）以来，上榜者大约有1,500人。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他说：“你在其中看不到买空型投资者。”他指的是那些认为股价会下跌的人。
巴菲特表示：“托马斯·杰弗森写下《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241年来，看空美国一直都是失败者的游戏。我可以预测，未来也依然如此。”

VOA连线(秦伟平)：经济学家警告美国股市可能大崩盘

时事大家谈连线：经济学家警告美国股市可能大崩盘
主持人：郑裕文
嘉宾：秦伟平，独立经济评论人士

近日来，部分美国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称美国股市可能重演30年前的大崩盘。被喻为“里根经济学之父”的大卫·斯多克曼表示，已经维持8年半荣景的美国股市目前面临崩盘的危险。他指出，美国政府拟议中的税务改革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这场危机的推手。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调整了数据，称中国经济缓降，不过仍然好于预期。我们现在连线独立经济评论人士秦伟平来进一步分析。

《出租车司机》：韩国之杯酒，难浇中国之块垒

《出租车司机》之所以打动人心，首先在于它所描述的主人公金四福，并非一开始就是志向高远的斗士，而是一个一心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辛苦奔忙、无暇也不愿关注政治，甚至对异议者极不理解和反感的普通人，只是后来机缘巧合，被军政府的粗暴和恣意所震动，人性的觉醒，才逐步由被动到主动地涉入到历史的进程中来，——而这恰恰更具普遍意义和真实感，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强权的铁蹄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中产贵胄。

而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片中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与人物际遇，更容易让中国人感到同病相怜、心有戚戚——而韩国人面对此片的心态，则恐怕更多是“忆苦思甜”。
此外，与该片紧密相关的、后来韩国成功转型，恐怕也更在潜意识里勾起了许多中国人无限的遐想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