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话语成了知识分子政治思考中较少有风险的领域,且可以同时满足政府的需要、社会自我表达的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渴望。随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本文试图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之原因和特点,并且讨论它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关系。

从两份材料看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的批判

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官方教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写了两份内部用大批判材料,题为《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之说,是中国民众相当熟悉的话语。这两份材料是“阶级斗争”年代的产物,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中国学者,对那种横加罪名、造作假话、断章取义的作法,当然格外熟悉。从此前的胡风“反革命”材料(三批)及毛泽东亲加的按语,到“文革”时期“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通过“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而营造“文字狱”,曾经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过来人无不记忆犹新。本文通过对这两份材料的分析来看当年官方基督教会对历史上基督教会活动的批判有哪些偏误。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和“新中国”

因患卢伽雷氏病而已经步入生命末期的毛泽东声称,自己有两项成就:领导共产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准确指出这两件事,他证实了自己一生当中对革命和国家权力的矛盾态度。
毛泽东塑造了共产主义,使其与自己扮演的两个角色相契合。用中国人的话说,他既是一只老虎,又是一个猴王。

要强起来,中国得先慢下来

现在,2017年的共产党大会已经确定了习近平会在接下来五年全面掌权,问题是他如何利用这种势力来追求中国的最终目标:赶上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超级大国。答案取决于习近平是否认识到,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增长,就必须放慢速度。为了匆匆赶上美国,中国一直把增长放在首位,对于一个正在成熟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雄心勃勃的增长。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北京一直在为旧时代中国留下的国有企业注入创纪录的债务。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和习近平的超级大国野心来说,那些债务是眼下最大的威胁。

法新:习近平的“新时代”没有自由空间

习近平在19大开幕式的长河讲话中,没有露出任何宽松统治的希望。他在前五年的执政期间,已经加强了独裁主义。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我们所有人都要捍卫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坚决反对任何可能破坏这个权威的言行。习近平向他的同志们宣布:中国进入“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真君子,数胡适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