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以「抗爭基金」重振「傘後」影響力

香港學聯的全稱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立於1958年，目的是代表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推動全港性學生活動及鼓勵同學關心和參與社會事務。學聯是香港對外最具代表性的學生團體，其最高權力架構為代表會議。1989年學聯更改架構並取消幹事會，在代表會下設立常務委員會，並設立最高行政機關的秘書處，向周年大會、代表會及常務委員會負責，以維護聯會制度並向學生會負責。 在香港學聯近60年的歷史中，參與社會運動，帶領大學生抗爭是主旋律，而校園的學生活動也常常以政治、社會議題為主要內容。從政治立場看，學聯的前30年基本是親中，後30年轉變為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催促香港民主進程，對中共的政策持批評態度。學聯的政治態度很大程度取決於學聯的成員組織領導層的立場。 學聯政治立場的轉變 1971年，由於美國政府決定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琉球群島管轄權移交日本，香港爆發了保釣運動，一些香港人成立了保釣委員會，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有21人被捕，包括7名大學生。 大陸文革期間，學聯常委會一直支持文化大革命，令部分同學不滿。學聯港大代表團成員之一的麥宗民，帶頭動議抗議中共違憲。麥宗民的議案被學聯代表會否決，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更批評麥宗民「反共反華」。 1984年，學聯由支持中共轉為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爭取香港民主。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學聯參與了中國大陸的示威和絕食行動。5月20日，過千學生在八號風球之下參與大遊行。6月4日，全香港各大學學生罷課。自此學聯每年都會舉辦紀念活動，並且拒絕再與中共來往。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學聯開始關注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不再只集中於教育和政治方面。1999年和2000年，學聯關注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於中國內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權問題，並舉行多次活動反對香港政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就有關問題的判決。學聯於2000年6月25日的「悼念人大釋法一周年」遊行，引發香港警方以胡椒噴霧暴力清場。後來警方拘捕包括學聯成員在內的一批參與遊行的人士，引起新一波的修改《公安條例》的運動。 2003年後，學聯每年均有參與七一遊行，甚至是遊行的主要參與者。2004年4月1日，學聯為抗議人大釋法，闖入政府總部大閘內靜坐示威，被警方武力清場。 2012年3月至4月，學聯抗議香港特首小圈子選舉，分別在3月24日選舉前夕舉行討論晚會，翌日到會場門外抗議；又在4月1日參與到中聯辦的遊行，聲討中方高調介入特首選舉，背棄港人治港的承諾，一度衝擊警方防線。 2012年9月11日，學聯發起大專生罷課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8000名大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集會抗議政府強推國教。 2013年10月13日，學聯回應「佔領中環」倡議，在七所大專院校舉行大專學界商討日，討論學界對政制改革運動的取態和訴求，有700名同學參與。 2014年9月26日，學聯為爭取普選及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政改的8.31決定而舉行了一星期「罷課不罷學」活動，結束時，學聯和學民思潮發動沖入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其後引發警方清場行動，並間接引發雨傘革命。 退聯風波後的鬆散合作 由於學聯在「雨傘運動」中的表現備受批評，加上學聯的內部管理問題，引起了一些成員學生會的退出風波。 2015年上半年，多間學聯成員學生會相繼發起退聯公投，導致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和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先後退出學聯。目前學聯只剩下4間成員學生會。 本屆（第60屆）學聯秘書長李軒朗對筆者說，退聯風波的主要原因是內部溝通不足，產生誤會造成。雖然一些退聯後的大學各自搞活動，但是學聯與它們互有合作和支援，根據不同的議題進行單項合作。 據觀察，退聯風波並沒有在香港的大學校園內產生針鋒相對的政治主張和偏向，13間大學學生會在政治路線上基本上屬於非建制派的光譜，訴求的激進性稍比傳統泛民黨派進取，本土味道多些，引發的社會爭論也伴隨著年輕人參與政治活動的特點來得更激烈些，更動蕩些。退聯的學生會更偏向各自校園內學生的想法和不受他人指點和指揮的自由型模式，而在大的政治方向上沒有與學聯存在根本的衝突。然而對於學聯來說，客觀上影響了它的資源分配，越少成員學生會，學聯的活動經費就越少，所產生的活動能量和影響力也會相對削弱。 學聯路線中的共識制 由於學聯的成員是由各大學學生會組成，因此內部共識是行動和計劃的基礎。共識制是彰顯學生會團結一致，獨立自主的決策模式。學聯作為聯會，立場及方向由學生會定立。 學聯每年換屆會議及常委會第一次會議，都會檢討並確立來年學生會間的決策是否仍執行共識制。如果學生會有共識，可選擇共同行事或者各自行事，並決定是否以學聯名義行動。如成員院校行使否決權，達不成共識，則不會用學聯名義行動，學生會自行決定是否獨自行事，方式彈性，全由學生會決定，可獨立行事、分頭並進，同時互相補足，壯大學界力量。 每年都換屆的學聯常委會由當年的各成員學生會管理層派出代表組成，這就造成學聯的決策共識化和民主化，一經確定來年的方針和計劃，常設的秘書處人員就會起到執行功能，而不能以個人的好惡來行事。 據了解，學聯採取幹事會制，每年選舉一個班子，秘書長作為常務負責人，架構上有四層：1）週年大會（相當於代表大會，由各成員的大學派5-7人的代表參加，根據學校的規模派出相應人員，每年一次，換屆的兩套班子都參加）；2）代表會；3）常委會（每間院校的首席代表，一般是外務副會長或者會長，定期開會處理日常事務）：4）秘書處（1988年從幹事會改為秘書處，秘書長、副秘書長組成）。後來取消了週年大會，目前只是三層架構。 百萬抗爭基金 學聯秘書長李軒朗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他談了學聯今年做的兩件事：一是年底前舉行一個大型的有關香港前途的論壇，把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切入點，以學術的形式，邀請著名的專家學者作為演講嘉賓。二是成立了抗爭基金。 這兩個活動都是以學聯的名義舉行的，背後當然是成員學生會的意思。在學聯經歷了傘後的組織工作低潮後，這兩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活動可以重振學聯的影響力，畢竟一個有60年歷史的學生組織需要維繫多邊學生力量，保持住一定的號召力和權威性。 對於學聯的“抗爭者支援基金”，筆者了解到，這是由學聯早前提出的設想，直到10月19日召開的學聯代表會第三次特別會議，委任了抗爭基金的管理委員會委員，此基金才正式開始運作。學聯自成立以來儲備有上千萬港元的資金，抗爭基金只用了十分之一，百萬的抗爭基金要應付被捕入獄或者官司在身的學生和青年抗爭者遠遠不夠，還需要另外募捐籌集。 據介紹，抗爭基金旨在向因抗爭行動而面臨訴訟或監禁者提供經濟支援，資助非牟利組織或個別抗爭者。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制訂申請須知、審核撥款申請，並對外宣傳基金。理念是支持為社會運動而付出的人，無論是面對訴訟還是牢獄，就是基金的受眾。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由3名學生代表及3名社會人士組成，並由學聯代表會副主席劉昕雋擔任主席。抗爭基金已經在10月1日啟動，抗爭基金管理委員會新近於19日正式組成。 李軒朗說，僅僅靠抗爭基金是不夠的，學聯還會與社會上現存的兩個類似基金合作。 今年9月4日成立的“在囚抗爭者支援基金”，主要資助對象是抗議新界東北發展的13名抗爭者，以及重奪公民廣場的3名抗爭者因預算及資源問題，只會集中援助16名在囚抗爭者。當籌款達到目標的400萬，便會停止接受捐贈。基金的主要用途是向每名在囚者提供每月1萬元定額支援、支付支援物資及探訪交通費、訴訟費或法援分擔費、以及基金日常運作費用。 “星火同盟”的組織，屬於一個傘後組織，不算是一個基金，但是接受捐款，資助抗爭者。它主要支援初一旺角暴亂中的“在囚義士”。 李軒朗說，學聯與這兩個組織的資助能力相輔相成，如果兩個組織照顧不到的，像星火同盟這樣的組織如果籌資能力不足，資助出現困難，學聯爭取包底支援。學聯的當務之急是籌集盡可能多的款項。 本土主義思維的「倒潮」 李軒朗說，自己不會自我定義為本土派，所有事情都應是因時制宜，現在怕的是「倒潮」，自雨傘運動以來，整個大專院校學界的風潮有所轉向，恐難以持續保持本土思潮。現在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當時在雨傘運動中也就是中學生，那時候他們對社會有好奇心，太年輕，未定性，難以掌控複雜的社會議題。從現在看，再過一段時間，大學的學生會能否維持現有思維，掌控未來思潮的發展趨勢，是個嚴重的潛在問題。 他說，目前看到的情況是，各個學生會的運作有波動，有高有低，現在狀況是擺向低處，學生會不能只在學運和社運高潮時運作，還需要恒常運作，要不斷傳承，要有持續性，不能出現斷節點，一場運動如果不能持續，出現斷層的話，重新啟動就會事倍功半。 他認為，從本土思潮的角度看，目前整個學界是最外向的，既有激進，也有溫和，毫不遮掩地講出自己的主張。學聯的角色是一個大型平台組織，學聯的立場就是各學生會的立場，最主要的工作是讓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溝通，自己不需要有很鮮明的立場，應該是服從常委會的決定。 對全面管治權的看法 對於近日最時髦的「全面管治權」的提法，李軒朗顯得不以為然。他說，中共都是黨八股，香港年輕人將因時制宜，與中共鬥長命，要做更多扎實工作，由下而上，要對有志改變社會的同學說，努力讀書，關心社會關心政治。對一國兩制的前景，香港人和公民社會需要探索，有多種可能性。 他認為很多人提到移民，但自己不會移民，一國兩制是否變了形，視乎你原先期待的如何，當然與很多人原先的期待不一樣。香港還是有希望的，因為大家都會繼續堅持，都在做事，失去的東西是可以一點一點奪回來的，失去的支持，也可以逐條街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