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自由主義遇上中國地緣經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中共十九大不管是今天看，抑或是10年後看，都肯定是中共和中國歷史的一個分水嶺──筆者說的不是習近平時代的來臨，而是西方對中國的看法的逆轉。十九大之前，西方無論對中共管治，以至「一帶一路」等中國的倡議與主張，基本上都予以全盤否定，然而十九大卻是一個wake up call，使西方不得不正視中國模式的有效性及中國未來的可能性，而緊隨而來的特朗普訪華，更是中美評價開始逆轉的一個重要「儀式」。儘管《時代雜誌》說「中國贏了」是個捧殺之計也說不定，但時局發展已給人大局底定之感。 西方對華評價逆轉 西方改變對中國的評價的一個重要依據，特別是對於中國全球影響力的迅速冒升，是他們終於發現了中國的戰略模式，與西方（特別是美國）所慣用的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具有不同的手段與邏輯──西方這種新理解對於香港重新了解國家戰略及自身定位，實際上是一體兩面，具有重大的參考與啟示作用。 西方一直對中國戰略最為大惑不解的一點，就是為何其全球影響力遠大於其經濟實力，且不說其軍事實力亦遠遜於美國。不久他們便發現原來中國的戰略是一套以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為主的戰略，主要是以地緣經濟帶動地緣政治的發展與突破。相比之下，俄羅斯的戰略傾向以地緣政治為主，地緣經濟為輔，而美國的則是政治及軍事為主，再輔以經濟制裁等手段。 自由主義成理解地緣經濟包袱 對美國而言，其自由經濟和法治的制度與傳統，令她難以把經濟政策用於外交和地緣政治之上，或令其外交政策和經濟戰略得以整合起來，所以美國一開始對中國這種沒有自由經濟傳統的包袱，並且善於結合地緣政治及經濟的戰略，是摸不着頭腦的，但理解過後才驚覺，原來中國是全球領先的地緣經濟實踐者，她在玩一種新的經濟遊戲，使之能夠處身於戰爭與政治對抗之外，傾全力去做買賣，這無疑是一種歷史悠久的經濟治國術（economic statecraft）──在美國已失傳已久，在中國卻如日方中；美國只懂得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卻忘記經濟也是政治的延續。 誠然，地緣經濟的回歸是有其客觀基礎的：目前大規模戰爭爆發的機會已大為降低，且不說沒有國家敢以大規模戰爭挑戰美國，相反，美國的對手卻會在地區層面、以不同的手段鈍化美國的全球優勢。另一方面，即使美國是軍事最強國，但明顯地軍事手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根本行不通，專家估計美國人最終須為兩場戰爭支付4萬億至6萬億美元。而2014年的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危機亦顯示俄羅斯的軍事與地緣戰略只風光一時，隨後即被美國與歐洲的制裁搞得焦頭爛額，經濟自此一蹶不振，證明了地緣經濟的優越性與反制性。 由此可見，香港實與美國同樣處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其情况可能比美國更難以調整與面對：一直以來，香港不用參與國家外交，亦毋須特別顧及國家戰略，因此不要說地緣經濟的邏輯與思維，就連地緣政治及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的思維也不太具備。現在香港需要緊貼國家政策與戰略，可是在不具備充分條件的同時，又被西方捧成經濟自由主義的最前沿，並且有逐漸教條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以致與國家及香港重新定位的需要背道而馳，遲遲都找不出一個方法與方向來。 誰說自由主義不可為國家利益服務？ 事實上，儘管香港一直以經濟自由主義安身立命，令港人以為以市場為主的自由經濟與重商主義式的國家干預是水火不容、互相對立，但如果我們回到大宗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裏，便知道這是一個錯誤解讀，甚至是西方刻意設下的意識形態陷阱。亞當‧斯密非但不認為自由貿易與國家以政治經濟手段追求富強有相悖之處，亦沒有將經濟理性凌駕於國家政治與外交之上──從來沒有人說過自由主義者不關心國家利益，只是他們認為自由放任才是追求國家利益的較佳手段而已；自由放任同樣也是地緣經濟的一種，只是手法上與重商主義不同，兩者均是嘗試藉經濟政策服務國家利益。由此可見，實行經濟自由主義便無法為國家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服務，實在是無稽之談，屬意識形態的偏見，不過港人對此一直毫無準備卻是事實。 目前中國作為獨步全球的地緣經濟大師，連西方也要亦步亦趨，香港本就近水樓台，實在好應率先精通此道並分一杯羹才是，特別是現在全球自由主義退潮，香港更須認真思考前路。從這角度來看，給港人灌輸地緣政治及政治經濟觀念，而非單純的愛國思想，可能是解開陸港不相容的死結的一個重要途徑。 發展一國兩制的雙向性 在十九大開幕習近平發表的報告中，我們可看出中共有意重執全球社會主義的牛耳，與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分庭抗禮，而一國兩制亦本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結合。當然，基本法保障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但這不代表社會主義由始至終必須單向地向資本主義學習──現在時移世易，東風開始壓倒西風，一國兩制也須具備相應的調節能力，讓香港得以反過來向國家取經，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者可達至有機整合與統一，期望成為日後行之有效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年前筆者曾指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標誌着自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航海抵達印度後，西方對亞洲的500年支配的終結，因而香港終須要「換軌」，由原本西方之路，轉回中國及亞洲之路。可是偏偏港人對此卻最缺乏自覺，以致回歸後進退失據，20年來屢屢錯過換軌的良機。再這樣下去，難保香港這代表西方對亞洲500年支配終結的象徵，會跟西方同樣踏上衰落一途，這將會是對香港最大的諷刺。 （作者為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