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期許的“商人治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川普比所有美國及西方的左派都要聰明。儘管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以抹黑川普爲業，為此不惜犧牲學術和新聞的客觀公正性；但在“自媒體爲王”的時代，川普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自行與民眾對話，把握社會的細微脈動，讓傳統媒體無法阻隔他與民眾的交流，惱羞成怒的左派精英只好用“民粹”來攻擊之。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川普政府公布了美國人翹首以盼的減稅計畫，這是他在競選期間的主要承諾之一，也是選民投票給他的重要原因之一。該計劃主要包括將企業稅率由百分之三十五削減至百分之十五；個人所得稅等級，由七個減至三個，稅率大大降低；以及削減乃至廢除遺產稅等。此方案被稱為美國「史上最大幅度的減稅，及最大規模的稅改」，川普政府宣稱，其目的是令美國企業在全球具有最強競爭力，刺激美國經濟增長，及為美國的中產階級帶來工作及繁榮。 一直以來，只要是中國官方詆毀和攻擊的對象，必定代表正確和正義的方向。五月一日，中共喉舌新華社下屬的《瞭望智庫》刊登了一篇題為《川普剛宣布了件讓「中國難堪」的大事？你們歡呼的太早了》的評論文章，百般詆毀川普的減稅計劃。該文首先批評減稅計畫對美國人不公平，得益者只是富人和大公司。然後指出，「在我們中國官方看來，這個計畫也在國際上製造著巨大的不公平和風險呢」。文章引述另一家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說法，批川普降低美國企業稅至百分之十五這種做法“很自私”，挑起國際稅務戰，「導致那些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紛紛跟風加入大規模減稅的競爭中，最終不僅導致這些國家政府赤字高漲，債臺高筑，引發又一輪全球的經濟危機」。原來，這才是中國當局“粗暴干涉美國內政”的原因所在：川普的減稅計劃如同一劑感冒藥，要治癒奧巴馬政府執政八年來形成的、曠日持久的感冒頑疾，中國政府偏偏覺得這個醫療方案“動了自己的奶酪”——毫無疑問，一旦美國恢復生機和活力，中國的經濟奇跡就走到窮途末路。中共從來不害怕懦弱無能的奧巴馬，偏偏對敢作敢當的川普忌憚三分。 川普的治國思路，早在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暢銷書《川普清崎讓你賺大錢》（WHY WE WANT YOU TO BE RICH:TWO MEN ONE MESSAGE）中就完整地提出來。當時的讀者只是將其當作一本理財寶典閱讀，未能洞悉其背後的政治理念及文化價值。在這本書中，川普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美國和美國政府究竟是什麽模樣，跟他的另一本著作《我們該有什麽樣的國家》可以互相參照。川普看到了“美國病”的癥結所在，並提出一系列庖丁解牛式的解決方案。在“九一一”之前，他就對恐怖主義頗感擔憂，並對美國國債失控發出警告，他“不僅找出問題，而且提出了獨特的解決方案”。然而，世紀之交，歷史並沒有給川普下手解決這些難題的機會和權力，一直等到奧巴馬長達八年的胡作非為、倒行逆施，幾乎將美國帶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境地，美國選民才紛紛覺醒，選出敢下猛藥的川普來收拾這個亂攤子。   歧視商人是西方左派和中國儒家的致命傷   西方左派和中國儒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蔑視和敵視商人。 西方左派信奉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主義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他們言行脫節、自相矛盾：馬克思聲稱仇視資本主義，卻從不拒絕從繼承了資本家家族遺產的好朋友恩格斯那裡得到丰厚的資助；西方左派享受著學院和媒體的優厚待遇，然後紙上談兵、假裝清高。 中國儒家文化更是商業文明的對立面。數千年來，中國的统治阶级無不施行“重农抑商”政策，“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如此便于征兵打仗。在中国，资源配置是“掠夺性”的、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掠夺的方式，在“不能坐穩奴隸的時代”，是農民起義和暴亂，赤裸裸地奪天下；在“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然後“一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儒家學說支持“官本位”。《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歷史学家钱穆总结說，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以及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權融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文化，在不受制約的權力之下，商人或資本家儘管表面上富可敵國、風光無限，實際上卻既無尊嚴、也無安全。有一位民营企业大佬曾说过：“在官的眼里，我们什么也不是，就是一只蟑螂。他想把你打死就打死，想让你活就活。让你活是他赐你，让你死是重视你。”BBC记者在採訪逃亡富豪郭文貴時提問說：“你认为国内的腐败、黑暗，可以用官商勾结来形容吗？”郭文贵回答說：“不存在官商勾结。说官商勾结，太看得起中国的商人了。中国的官和商的关系，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夜总会里面的妈咪和小姐的关系！”對此，經濟學家何清漣評論說：“我相信这不是郭文贵一时气愤之言，而是他对企业（包括自己）与政府官员这些年来的浮沉荣辱认真思考过后的评价。” 與之相比，在美國這個由清教徒創建的國家，人們對商人和財富的看法截然不同。英國學者阿利斯特·麥恩拉斯在《加爾文傳：現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一書中指出：“加爾文的工作倫理影響了清教徒的經濟觀，在清教徒殖民的第一個一百年間，這些經濟觀促使了新英格蘭的擴張。……資本主義與企業文化之所以能產生新動力，主要還是因為加爾文的思想。”加爾文主義清除了商人和財富的汙名，賦予工作以侍奉上帝的神聖價值。貝拉在其個人主義與投身現代美國生活的研究中也表明，“天職或呼召的概念再造”是美國文化轉型的關鍵。 如同洛克菲勒二世所說，由於他的信心，上帝就賜予財富作為他的賞賜；也如同卡內基所說，個人及國家的財富是上帝特別恩待的記號；川普在書中有一段話也相當精彩：“擁有自己的事業就像種樹，那是活的有機體，經歷一年四季和狂風暴雨，度過美麗的夏日和冷冽的冬季卻還繼續生長，幾乎就是你自己的寫照。所以我才會這麽小心翼翼控制我做的事情的品質。如果某件事物代表你，你會希望它成為你所能找到活做到最好的代表，然後你甚至可以提高自己的標凖。”川普對自己商人的身份有一種充沛的自信，同時他又認為自己不是那種“為富不仁”的富人和“無商不奸“的商人，他說：“我知道，人們想到我這個人，就常想到：喔，那位身價數十億美元的富豪啊。但這種想法就像讓我吃閉門羹似的。我兒子小唐說過，我就像有錢的藍領階級。或許這個說法能讓人們比較瞭解其個性。” 川普相信，無論商業上的成就還是當選總統，都不是靠自己就能做到，“世界上有一股比人更偉大的力量，信念使你信心滿滿地走下去，也使你保持謙卑”。在談及宗教信仰時，川普說：“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被教導要尊重他人的信仰。”他特別提及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是蘇格蘭人後裔，“真心相信上帝，真實對待自己”。川普認可宗教信仰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性：“有某種深度信仰的人往往似乎比較踏實，也比較有生產力。他們擁有無法被摧毀的理念，而且不会輕易地懷憂喪志。宗教提供方向與寄托，是商業分析辦不到的。”川普說：“人們常寄聖經給我，有時因為他們認為我是老師，有時則因為他們認為我需要。”當然，他坦率地承認：“我知道我違背了一些教誨。”這種認罪之心，比奧巴馬、希拉蕊式的自以為義更接近上帝。川普說，聖經中的一句智慧之語是他剛好喜歡而奉行不渝的：“聰明如蛇，溫柔如鴿子。”這句話使他“經常反省自己的脾氣，並增進了智商”。   美國的危機及解決辦法   美國當前的危機並非始於奧巴馬將美國“社會主義化”的諸多政策，也並非始於“九一一”恐怖襲擊。在川普看來，美國當前的危機可以追溯到近一個世紀之前的羅斯福新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的危機在於：“花得比賺得多，貿易赤字猛增；政府變窮，國家外債猛增；弱勢美元使得錢愈來愈不值錢；不勞而獲心態，指望政府救助。”歐洲成為福利國家的犧牲品，美國不能重蹈覆轍。 那麽，如何將美國從這場重大危機中解救出來？首先，川普認為，惟有新型的領袖才能帶領美國走出危機。這種領袖如同商場的贏家，“保持赤子之心，制訂崇高目標，也有熱忱和計畫。他們的夢想可能太狂野，但是總比沒有夢想要好”。這種領袖以洞察力代替恐懼，“他們可以預測不可避免的事。他們本身的教育產生洞察力，有效替代了恐懼，因此大幅提高本身的成功幾率”。而“能夠爲自己思考的人，很少屬於任何群體”，他本人並不屬於華盛頓舊有的官僚體系和既得利益群體，所以才有可能提出根本性變革的方法。 同時，這種領袖應當有實踐的經驗和能力。雖然此前川普從未擔任過公職，但他在詭譎多變的商場打拼的經驗，可以平行移用到總統的職位上。在此意義上，川普比只擔任過參議員的、養尊處優的、“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奧巴馬更“接地氣”。川普說：“既會讀書又懂得生存之道是可能的，而且非這麽不可。我的優勢在於我從小跟父親一起工作和觀察他時，見識過不動產的艱苦：錢難賺。我學會在收房租時別站在門口正中央，以免被槍射到，我知道我面臨的社會是怎樣的。我父親深知生存之道，也很有生意頭腦，加上我讀的是沃頓商學院，所以我有最棒的理論跟實務面可供學習。” 其次，如中國古語所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川普執政以來，退出TPP，廢除奧巴馬醫改，廢除約翰遜法案，就像用剪刀一刀剪開一團亂麻，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那些最複雜的難題。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希望，政府是問題本身。清崎評價川普說：“川普喜歡用簡單的方法做事情。雖然他做的事情可能很複雜，但他知道如何將事情逐一分解。想蓋摩天大樓，就要從藍圖和地基開始著手。我知道，做事要花時間也要有耐心。”川普有相當的耐心和足夠的智慧應對朝鮮問題、美墨邊境修牆計劃以及與中國的貿易爭端。 川普本人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如何發揮“擴張性、創造性的思考”。川普在加州擁有一個帶宴會廳的高爾夫俱樂部。宴會廳可以俯瞰太平洋美景，可以舉辦很多活動，但只能容納三百人。管理團隊認為，應當擴建大樓。他們擬好擴建計劃交給川普，該計劃需要數百萬美金和許多時間。川普跟團隊開會討論此計劃，他們一起站起來巡視宴會廳。川普發現有位女士很難從椅子上起身，因為椅子太大了，而宴會廳裡都是過大的椅子。他馬上想到，宴會廳需要新椅子，體積更小的椅子。這個構想不僅省下數百萬美元，甚至還能賺錢。他們將舊椅子賣掉，扣掉購買新椅子的錢，還綽綽有餘。如今宴會廳的座位超過四百五十個，空間更舒適，舉辦大型活動的數目增加，營業收入也增加。不但不需要擴建大樓，也不必因為施工而歇業。把原本可能花掉數百萬美元的事，轉變爲獲利。若將這種思路用在治國上，則是國民之幸。     第三，川普知道從歷史中尋求答案，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他說：“我是那種不需要太多睡眠的人，每晚只睡三或四個小時，所以我可能比別人更有優勢。我用這些多出來的時間閱讀，瞭解世界事件，並閱讀歷史。”他強調研究歷史對於決策者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向歷史學習，向組成目前世界史的文明與帝國學習。以歷史爲指南，不再重複同樣的錯誤。記得奧斯曼帝國嗎？記得這個帝國統治多久嗎？這個帝國如何消失？為什麼消失？”     就美國歷史而言，川普在羅斯福新政中看到的是失敗和謊言，是政府的擴張和對自由的損害；他在雷根新政中看到的是卻成功和榮耀，是美國精神的回歸和信心的重建。那麽，川普有沒有可能像雷根那樣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呢？   為什麼川普喜歡印度，而不喜歡中國？   川普對美國之外的世界的看法，在本書中亦初見端倪。從目前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來看，與他當初的想法一脈相承。川普在世紀之交就已發現，歐洲已然無可挽回地走向衰微，亞太地區正在勃然興起。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如果美國忽略亞太地區崛起的趨勢，將會在未來的競爭中遭受損失。 對於那些潛在的競爭對手，川普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完全依賴能源出口，俄羅斯在科技和人力資源方面都缺乏競爭力，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俄羅斯不可能像昔日的蘇聯那樣挑戰美國和西方。川普絕非美國左派媒體所污衊的那樣，是“親俄派”，靠俄羅斯暗中幫助在大選中獲勝。與其說他是“親俄派”（親近之親），不如說他是“輕俄派”（輕視之輕）。而伊斯蘭世界表面上看咄咄逼人，但其用恐怖主義的方式對西方的挑戰不可能長久維持，伊斯蘭世界與俄羅斯一樣，嚴重缺乏內在的活力。 川普發現，未來有可能與美國形成競爭關係的是兩個亞洲大國：中國和印度。關於中國，他只有簡短的幾句泛泛而談：“中國的星巴克已經超過美國，上海的摩天大樓已經超過紐約。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比歐洲少。中國勢力龐大，人口眾多。必須研究中國。”當然，他未涉及中國社會的最大問題，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獨裁暴政。如果此一政治痼疾不根除，中國的崛起就是曇花一現的。近代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政治專制的國家不可能維持長久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納粹德國和蘇聯一度在經濟增長和某些領域的技術發展上取得驚人成就，但最後都無以為繼、一敗塗地。 對於印度，川普給予更為正面、積極和樂觀的評估。川普指出：“印度是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印度從未侵略任何國家，最大的民主政體，不靠暴力獲得獨立。梵文是歐洲語言的根源。英國入侵印度之前，印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印度人發明了數字系統，代數和三角微積分、圓周率，印度還是最大的英語系國家。”印度的崛起，與美國會有競爭性，但川普更把印度看作是值得信賴的盟友。那麽，川普對中國和印度的看法為何有如此重大的差異呢？ 按照丘吉爾的說法，英語不僅是一種語言，更是一套信仰和價值系統，說英語的國家能夠構成“英語國家”或“英語民族”。印度在地理意義上是亞洲國家，但在文化和精神的意義上已屬於英美體系，印度比日本更快速、更全面地實現了“脫亞入歐”。對此，川普敏銳地指出：“美國有百分之三十八的醫生，百分之十二的科學家具有印度血統。印度人強調教育，許多美國大企業和全球企業，都有印度人經營管理。對我們對未來及身為關注全球發展的公民而言，印度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花時間瞭解這個既迷人又生機勃勃的國家。”確實，在過去一個多世紀裡，印度爲世界提供的文化、技術和人物，讓中國望塵莫及：泰戈爾、甘地、阿馬蒂亞·森、奈保爾……這張名單可以一直開下去，而中國則是令人羞愧的空白。 關於中國與印度的競爭，也就是所謂的“龍象之爭”，不同立場和背景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川普的答案斬釘截鐵、發人深省。當川普的思路成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之後，必將對亞太地區帶來新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