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幻想，堅決抗爭（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香港民主運動回顧、總結、反思和前瞻這樣的文章，本應由香港民運領袖或學術精英來寫，可惜至今未見有鴻篇刊出。當此嚴峻形勢，筆者唯有班門弄斧一番，提綱挈領地寫幾點個人意見，但求抛磚引玉，以供參考。 （一）民主派取得四次成果： 第一次：2003年，中共開始試圖推進奪取「香港全面管治權」政策的第一步，香港特區政府公佈《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強硬推行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發「民間人權陣線」於7 月1 日發起聲勢浩大的黑衣大遊行，主辦團體估計有五十萬人參與，而據司徒華先生在回憶錄中記載，特區政府將所有用直升機拍得的鳥瞰錄影重新點算，得出數字是六十七萬五千人，是繼「八九民運」百萬人遊行後人數最多的一次，也是回歸後的首次。遊行規模超出原先各界預料。 之後，特首董建華提出修訂條文，並堅持提交立法會二讀草案。自由黨不接納修訂，主席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以示反對，導至草案無法如期通過，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宣佈押後立法。7 月9 日「民間人權陣線」於立法會附近再度靜坐集會，有五萬人參加。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及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相繼宣佈辭職。董建華於9 月5 日宣佈撤回草案，沒有定下再次立法的時間表。 有一說法應該糾正，就是認為做成中共日後政策日趨強硬是因五十萬人上街所致。這是倒果為因之論，事實卻是中共先發制人，提出為二十三條立法，是首次挑戰香港人的決心，香港人不肯就範才引發大遊行。當中共早己在黨內確立了落實全面管治香港的總方針時，便沒有所謂強硬或溫和路線之分，都是為了實現全面管治。 這是一次完全勝利的成果，影響深遠。在隨後的區議會選舉中，中共的外圍組織「民建聯」慘敗，議席減少三份之一，主席曾鈺成引咎辭職。民主黨大勝，更多民主派人士參政，產生不少新的議員。香港民主力量，公民力量空前壯大。董建華於2005年3 月辭職下台，自此至今，繼任的特首無人敢膽重推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這次成果證明有壓迫就要反抗，反抗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足可令專制者退縮。 第二次： 2010年6 月由民主黨主導的《區議會功能界別改良方案》獲立法會以超過近八成票數表決通過。該方案對民主派有利之處有三：1。增加五席直選議席2。五席區議會功能界別由選民直接投票選出3。廢除區議員委任制。此一改革後的選舉方案，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及完成特區政府進行本地立法後，經歷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各兩次選舉而實施至今。區議會選舉己經落實了真普選。 過程中，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5 月24 日就政改方案與民主黨核心成員何俊仁、劉慧卿及張文光會面。民主黨促請中央政府先為「確立終極普選原則和過渡路線」作出立場性表述。若中央政府接納這要求，民主黨同意接受改良方案。李剛亦曾就政改方案與七名「終極普選聯盟」代表馮偉華、黃碧雲、蔡耀昌、李卓人、湯家驊、陳健民及葉健民會面，也就政改方案與「民協」五名成員廖成利、馮檢基、譚國僑、莫嘉嫻及許錦成會面。李剛與民主派會面之舉，是因為「為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必需休養生息，稍停推進奪取「全面管治權」的步伐。這一會面也是民主派第一次正式承認中聯辦的角式，讓它首次出台參與了香港內部事務。 民主黨於6 月21 日召開會員大會，近八成會員支持通過「該黨立法會議員對特首選舉方案及立法會選舉方案投贊成票」。民主黨發表「告全港市民書」宣佈支持政改方案，認為爭取真普選，落實取消功能組別的同時，亦不要放棄取得階段性的，有實質進步的成果，再困在僵局中面對不斷惡化的社會撕裂，只會使支持民主的群眾感到無力和厭倦。 但是，一批以黃毓民為首的「社民連」人士不接受結果，誣衊民主黨「枱底交易」、「出賣香港人」、「出賣民主」。在公開場合「踩場」、「狙擊」和辱罵民主黨領導層。當時筆者看到梁國雄向參加七一遊行，身患重病的司徒華先生撒溪錢，咒罵他癌病上腦的殘忍惡毒的一幕，想起意大利哲學家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 在羅馬遭受火刑，被押上廣場活活燒死的情景，被受凌辱的司徒先生也像他一樣正被推上刑場受死。我悲從中來，至今未能忘記。 這次政制改革，民主派成功爭取到增加民主成份的方案，是階段性的，有實質進步的成果，是中共及民主派雙方均作出妥協而得。有兩點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 其一：司徒華先生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在鬥爭中，能夠贏多少就多少，必需審時度勢。主要視乎能否達成目的，這才是最重要。」「我們確實沒有出賣民主，只是有理，有利，有節去爭取民主。」如果有關注司徒華先生於1973年所領導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和1978年的「金禧事件」就會明白他的經驗是多麼重要。兩個事件因他極力主張作出妥協而最終獲得成果。他說：「要在不同階段爭取勝利就需要運用不同的策略」，「對話從來都是理性解決問題的重要方式，文憑教師能夠爭取合理薪酬就是靠對話來達致成果」，「如果死抱『金禧復校』原則僵持下去，錯失最好時機，便會勢孤力弱，草草收場。必需在適當時機以務實態度解決事情。」 這次政改，民主黨充份地實踐了司徒先生的經驗——談判與妥協。何俊仁勇於承擔，忍辱負重，沉着應戰還押上黨主席身份。劉慧卿也押上政治前途。務實理性談判不是出賣民主，而是對付中共的最好辦法，民主黨勇敢而機智地抓緊機會與李剛會談提出政改方案是明智之舉。可惜這些寶貴的經驗並沒有作出總結成為民主派的共識，作為日後民主運動的指引。 其二：一股極具破壞力的逆流在這次政制改革中開始出現，做成民主派的分裂。民主黨遭踐踏攻擊，失去光環而變得日趨自我保護。當時民主派人士完全看不透這批人的目的，不願意相信多種蛛絲馬跡經己顯示，他們與中共地下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對他們的破壞視而不見。許多人聽信了他們似是而非的理論，不分青紅皂白地參與對民主黨的攻擊和譴責，令民主陣營內公義不彰。只有司徒先生能洞悉其奸，在「五區請辭，變相公投」一役中己經察覺。他在回憶錄中說：「社民連的目的是想搶奪民主派的領導地位」。（請注意：不是搶奪司徒華的領導地位）。 由於民主派並未認識在香港爭取民主的對手，不是港府而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謊話連篇，懂得變身裝假，善長設計陰謀詭計，使後來的運動增加了困難度，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未能分辨誰是真民主，誰是假民主，是最大的教訓需要反思。 首先，民主陣營內應為民主黨取回公道，正面肯定他們的貢獻，曾經傷害過他們的人應向他們道歉，然後才能達成真正的團結。 「社民連」後來分裂了，分裂出來的成員發展成後來的「熱普城集團」， 他們也喊追求民主，也高叫打倒共產黨，繼續破壞民主運動。最卑鄙的有兩件：一是另起爐灶舉行假六四晚會，分裂香港支聯會。一是在兩傘運動中搶奪領導權。終於，這個集團在去年立法會選舉中大敗，為選民所唾棄而瓦解，是香港的大幸。 第三次：為了向學生灌輸愛國感情，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的自豪感，香港政府教育局計劃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於2011年5 月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引起社會強烈反響，被民主派批評為洗腦教育。5月29 日以黃之峰為召集人的中學生關注國民教育科組織「學民思潮」成立，主張撤回此科。該組織由數十人發展到數百會員，進行遊行，街站宣傳，追擊教育局長吳克儉。事件演變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本土運動。 包括「學民思潮」、「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共約二十個團體所組成的「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於2012年7 月29 日發起九萬人參與的「全民行動，反對洗腦」大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7 月30 日「學民思潮」發起「全民行動，十區街站，收集簽名」運動，有二十萬人參與聯署。他們於8 月30 日再把行動升級，發起「埋單計數，撤回課程，佔領政總」集會，逼使政府讓步，高峰時有十二萬人參加。10 月8 日政府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這次反國教運動獲得毫無爭議，完全勝利的結果。當時只有十四歲的黃之峰領導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一馬當先，衝鋒陷陣，令全城的成年人動容，紛紛加入支持運動。不過，國民教育這個幽靈陰魂不散，正在借屍還魂。初中中史科課程大綱，國歌法，請學校直播李飛演講等等，正在步步進迫。國民教育是中共全面管治香港的核心環節，不會輕易放手，我們要作好準備再次出戰了。 第四次：香港特首梁振英因中共中央不准他爭取連任而憤然下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勝利。這是全港市民，包括民主派、親共自由派如田北俊和地下黨員如曾鈺成等通力合作的成果。筆者於2010 年曾有文章指出：中共圖謀安排一個地下黨員當特首，梁振英上台就是計劃之內。我當時大聲吶喊：反對地下黨員當特首。（請參閲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250及254）梁振英五年統治失敗，說明中共實施地下共產黨員當特首的政策是行不通的。 （二）對雨傘運動的反思 2014年，為反對「一國兩制白皮書」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 月31 日通過的「香港政制改革決定」， 為爭取真普選，香港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雨傘運動，從9 曰28  日至12 月3 日，歷時七十九天。市民在運動中進一步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和欺騙性，確立了命運自主的信念，堅定了反抗的決心，深刻認識了公民抗命的理論和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重要性。傘後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成長，公民社會在社區中生根，市民對爭取自由民主的覺醒在香港史上首見。然而，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中共現正進行秋後算賬，抗爭參與者一批批被捕，被囚，付出沉重的代價。雙學三子（即學聯及學民思潮）周永康、黃之峰、羅冠聰分別被判入獄作出犠牲。佔中三子（即佔領中環）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牧師也將會進行一場「公民抗命」的法庭鬥爭。這樣一場近百萬人參與的運動，未能獲得任何實質性成果而宣告失敗，原因何在？反思是必需的，是時候了。 運動中，有兩個關口需要檢討：一個是當雙學發動學生衝進公民廣場然後被捕的一刻，當佔中三子的戴耀廷同時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然後被困在大台上，沒有擴音器材可供指揮之用的一刻，同時亦是市民衝出街道集結， 警方發射七十九枚催淚彈的一刻，這一刻，其實運動領導層處於真空狀態。這時「熱普城集團」人馬乘虛而入，迅速佔領街道搶奪運動領導權，種下後來 叫囂「拆大台」，「你不代表我」等否定領袖言論的機會，甚至發展成港獨思潮。一個規模宏大的運動竟然不要指揮者，真是匪夷所思。 我的問題是：雙學有必要衝進公民廣場嗎？戴耀廷有必要宣佈啟動嗎？這是誰騎劫了誰？由佔領中環，到位佔領公民廣場，到佔領街道，一步步地把運動推向激烈是不是我們的初衷？ 後來的演變，學聯似乎是成為了運動的指揮者，10 月21 日以周永康為首的學聯代表與以林鄭月娥為首的政府官員會面，是另一個關口。為甚麼是學聯而不是組成一個包括佔中三子和民主黨派領袖的聯盟代表去會面？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白白錯失了一個街上坐着幾十萬人作為籌碼的唯一的機會，我當時非常失望。筆者希望有關人士作出反思。 學聯代表實際上只是與官員對話，並非談判。他們沒有準備好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方案，當政府作出四點回應時，也沒有即時抓着機會要求定下落實的步驟。後來的事實證明，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二十多歲的青年學生擔當不起這個重任。他們心智未成熟，沒有實戰經驗，實在太年輕了。我們要認清學生運動的特點，勇敢但盲動，不能持久。學生運動應及時轉化為全民運動，組成老中青大聯盟，才能有勇有謀，有策略地控制大局。雨傘運動最大的教訓是未能孕育出一個民運領導層，令我想起「八九民運」，實在太相似了。二十年香港民主運動是沒有反思與承傳的運動。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共產黨在這次運動中不敢開槍，這是與「八九民運」不同之處，因為這是習近平的新時代。 （三）當前局勢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講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實沒有甚麼新意。所謂「中國特色」即黨控特色，黨領導一切，而所謂「社會主義」則是掩蓋走資的招牌，是多年前己有的說法，何清漣索性稱之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倒是「新時代」的提法可以多說一下。習近平就是互聯網新時代的毛澤東，一個怪胎。他一樣獨裁，一樣集權，一樣搞個人崇拜，一樣要殺人。 只是在互聯網新時代殺人要更技巧，更精練。不能是滿清的午門斬首，不能是毛澤東的槍斃示眾，更不能是鄧小平的坦克屠殺，弄虛作假，精心設計，借癌殺人才是最符合新時代的方法。習近平新時代更是高度技巧的欺騙時代。他們也講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也自稱有選舉，有庭審，有議會，卻全由黨委領導控制。總之，我們曾經有過只要中國富起來，就會轉向民主的幻想，可以幻滅了。我們曾經以為習近平集權一身之後會轉向民主的幻想，也可以幻滅了。 習近平關於香港的另一句話「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是早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前己經在黨內確定了。現在由黨總書記公開一說，只是證明和落實的宣示而己。他又說：「必需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好一句「有機結合」，是語言偽術的典範。習近平把明明是一對矛盾的「全面管治」與「高度自治」強行結合，也就是說，你的高度自治是在全面管治下，全面管治賜給你高度自治所以沒有矛盾。總之，我們曾經太愛國，以為可以在民主基楚上回歸的幻想，可以幻滅了。我們因為生長於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自然地產生「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承諾」的幻想，也可以幻滅了。 那麼，中共如何落實這個「全面管治權」呢？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安排地下黨員當特首統一領導全港，過去五年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實驗過，行不通。一個是現正實施的，由香港工委書記透過地下黨直接管治。我曾稱這種現象為地下毒蟒蛇的躥動，神不知鬼不覺。以後民主派遊行示威的訴求應直接向工委書記追討，香港傳媒應把王志民稱做工委書記，以正其名。把他從地下請上地面，不要再弄愚市民了。 自視很高，非常自信的特首林鄭月娥竟然甘心情願接受地下香港工委的指示，自我降級為半個特首，把另一半賣給香港工委。我們對她要有新的對策，既監督批判，又要學點中共的統戰術，敲動她的良心，把她統回民主派這一邊。 （四）我們的對策——抗爭從總結開始 組織一個「真民主大聯盟」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事項。這個「真」字非常重要。現在，人人講民主，連習近平也講民主，分辨真假民主，防止假民主滲透到這個組織之中是必要的。大聯盟組成後，經由民主程序產生領導層及負責人，帶領大家總結過去，尋找未來方向。大聯盟將統一民主派對中共或港府各項政策，如「一地兩檢」，「國民教育」等的共識和對策，領導全港重大民主進程，比如籌辦來年補選及區議會選舉的初選。初選是民主選舉的機制必需採用，棄選則不是選舉機制，很大程度是個人的選擇。 有人來電訪問：香港還有沒有希望？我說：黑暗中會有星星，我們要學會在黑暗中尋找星光。香港仍是有希望的，香港的希望在民間，民間的覺醒呼喚堅強勇敢的領袖。